走过青春

出版时间：2006-7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黑明  页数：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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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100位知青，到现在我还没有读完。经常是读一个就哭一回，再大夫一再警告：有心脏病的人，情绪千万不要过于激动。所以，在哭过几遍以后，只好暂停。等缓过气以后再看，再哭。　　摄影评论家——狄源沧　　看了《走过青春》，我被深深地打动，曾彻夜细读，泪读满面。这些肖像拍得很精彩，把肖像置入情节场景中，使作品表情刻划与故事性并重，让人；从一帧照片的有限瞬间中，能够感知人物在几十年时间跨度中的内涵，有些照片是拍得幽默有趣，唯幽默，更让人心酸。　　艺术评论家——栗宪庭　　黑明的影像追踪更是他对知青的记忆。在他的镜头前，知青们一个个老去，他们苦笑、成熟，或面无表情，岁月留驻并同时抹去了他们被污辱、被损害的印记，既不像当年的知青，也不像世代的农民——这是人的容颜，超越了意识形态、浪漫情怀与伤感主义，也超越了知青自己的记忆。　　老知青 画家——陈丹青　　当我们透过这些已经不再年轻的，甚至几近苍老的面庞回忆我们的青春时，悔与无悔都近于多余，因为这些照片要我们记起和思想的，并不固定是谁的青春，而是青春，是所有的青春，是青春必然的身影、路途或消息。　　作家——史铁生　　黑明是盛世难得的优秀作者。镜头幽远精锐，文字力透纸背。《走过青春》以一代青年的无谓牺牲为镜，促人反省，是中国进步的动力。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　　新华社高级图片编辑陈小波说：“黑明不喜欢重复，他似乎没有影像标杆，也没有固定模式。”的确，黑明的影像在不同时期根据题材有着完全不同的变化，仅《走过青春》《少年僧人》《100年的新窑子》《西藏影像》摄影集，就充分证实了他运用和把握多种影像的实力　　平遥国际摄影节创始人——司苏实　　这是第一次以独立的表达方式，来体现对知青群体命运的关注。不管人们对这段历史如何评价，它总会为社会的未来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缺失了图片记录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历史，这便是我看重黑明工作的意义所在。　　中国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陈幼民　　《走过青春》朴实无华的图像让人忘记了艺术的存在，当我们随着黑明的图像沉浸在那些人物命运变迁之中时，视觉表达的艺术价值便充分体现出来，越是朴华无实的视觉语言，越是激动人心，当然也更见功力。　　VISION青年视觉杂志社社长——王林　　令人感动的堪称佳作，令人震撼的应为绝品，而黑明的《走地青春》正是难得的一本震撼人心的书！当梦想碰撞残酷现实，当青春遭遇凄凉风暴，上一代人的命运，揪住这一代人的心。它让人不忍卒读，却又无法放下……　　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副局长——彭波　　毛泽东当年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知识青年”这个词日后会成为一个群体的符号。当今天再谈起知青们面对过、逃离过、爱过、归过、奋斗过、失败过的黄土地时，当他们百感交集成语言之时，多变得平常如水，但给人的感觉却凝重如山。　　中央宣传部培训中心副主任——李子壮　　　　有一段共和国颠簸的断代史。　　有一代人以理想主义为起点，却在现实中辗转起落。今天的他们，既有普通工人，也有科学家；有的默默无闻，也有的驰名中外；有的去了陕北就再也没有离开，还有的出国就像串门；有穷困潦倒的，也有腰缠万贯的……　　100位知青的人生历程，其中可有你曾走过的？你无法遗忘的？或者，是你无法忽视想要了解的？他们是极度精彩又极度无奈的那一代人生缩影。　　名家史铁生在本书的序中写道：“每一代人都是独特的，有其史无前例的困境、伤疤和创造。”　　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而书中的照片和文字已留下了他们的深深足迹。

章节摘录

　　赵丽媛我这一生回北京是没有可能了，我希望儿女长大后能体谅我，等我死后将我的骨灰送回北京陪伴父母亲，也就心满意足了。　　赵丽媛，女，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50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原本留京的赵丽媛听从名好伙伴的请求，带着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情于1969年1月初来到了延安县万花山公社罗崖大队插了队。由于该村水质的原因，当地不少人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延安县有关部门以照顾来自毛主席身边的革命小将为由，当年将赵丽媛调到了柳林公社延河大队。第二年县里对知青大调整时又把她换到了廿里铺大队柳树巷生产队。虽然她两年换了3个村，可是所干的农活儿并没有什么变化。下地干活儿，她始终走在婆姨们的前面。　　1972年底延安县开始招工了，老支书认为她接受再教育速度快．首先推荐她去当工人。报上去审查没几天，她第一个被卡了下来，随后的几次招工在政审时还是没有过关。她认为是自己个性强，说话不让人，有一次得罪了住队干部，所以她比别人多接受了好几年的再教育。一次次的招工受阻使她彻底失去了信心，她觉得命运驱使自己将要长时间留在农村。为了有个依靠．她在村里和延安知青郭安交上了朋友，从此，他帮助她、关心她、也保护着她。她深深地爱上了他，1974年初她嫁给了郭安。　　1976年初赵丽媛因病住院，按规定是应该退回北京，但郭安为了保住那个三口之家，把她办好的回京户口迁移证偷偷落到了延安县南市派出所。她没有回成北京，由一名农村青年变成了已婚的城镇待业青年，整天在家里看孩子。1978年底，延安县再次招工，她终于被招进了综合公司，并安排在百货门市部成了一名集体所有制营业员。在此期间，她工作积极肯干，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不久当上了百货门市部的主任。1986年按有关文件规定，凡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北京知青律可转为全民所有制工人，没想到公司领导以集体单位不能存在全民职工为由，要求她调走。正在她焦急的时候，不慎摔伤，造成腰椎间盘突出，住进了医院。出院后，她的工作早被别人接替。她没能找到国营单位接收，自然又成了一名待业人员。　　10年来，她没有单位上班，也没有分钱的工资。她曾无数次向有关部门递交书面申请，要求安排工作，以保证正常生活，可是至今得不到解决，也无人问津。赵丽媛说“我爱人多年来一直在离延安百余里路的延长县工作，也常不回家，他觉得10年来我分钱工资也不挣，心理很不平衡，近两年，我们的夫妻感情已出现了严重危机，如果他一旦不给我生活费，我就无法生存了。这些年我真正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是什么。”她还说：“我这一生回北京是没有可能了，我希望儿女长大后能体谅我，等我死后将我的骨灰送回北京陪伴父母亲，也就心满意足了。”　　1995.9.30采访于延安　　2006.5.2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