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出版时间：2011-9-19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赵鼎新  页数：223  译者：夏江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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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中华帝国怎么会诞生于这样一个天子衰微。诸侯力征，灾乒频仍的时代？这本赵鼎新著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给出独特的答案。《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作者分析了春秋时期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指出正是那个时“低烈度的、局部的、非毁灭性的长期战争促进了华夏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的理性化，从而为中国日后两千多年的社会结构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作者简介

赵鼎新，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获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昆虫生态学硕士，1990年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取昆虫生态学博士。后改攻社会学。并于1995年在麦基尔大学获取社会学博士学位。他自1996年起执教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引论 第二章本书论点的进一步阐述 第三章相关研究回顾 第四章本书的理论及其渊源 第五章西周体制及其衰落 第六章东周历史的分期 第七章霸主时期（公元前770—前546年） 第八章转型期（公元前546—前413年） 第九章全民战争期（公元前419—前211年） 第十章儒法国家的形成 第十一章中国历史的模式 附录一：本书对东周时期战争信息的计量方法 附录二：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 附录三：战争与社会的非期然性“发展” 主要原始文献 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申国被征服后中原已咫尺可见。东边一路则直指大别山。楚国在这个方向北上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地处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随国。《左传》记载了楚、随两国之间所进行的三次重要战争（公元前706年、公元前704年和公元前690年），经过三次较量，在鲁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楚国最终迫使随国臣服。其后，楚国挺兵出山消灭了位于中原南端的息（约公元前685年）并挥师北上，公元前684年，也就是在“蔡侯、郑伯会于邓，，二十六年之后，楚国攻打了蔡国并俘虏了蔡哀侯。在鲁庄公十六年（公元前678年），楚的军队终于兵临郑国都城之下，把它的势力插入了中原腹地。 在楚国往中原发展的同时，秦、晋二国也在扩张。作为这种军事扩张的一个反映，大国在这段时间内都灭掉了大量小国。据记载，在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的这段时间内，齐桓公灭了35个国家，晋献公灭了17个国家，秦穆公灭了12个国家，楚庄王灭了26个国家（Hsu，1999：第567页）。这四个地区性大国军事扩张的另一个证据，是交战国中进攻一方的进军距离在这段时间内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从图一可以看出（见本书第53页），在公元前700年左右，春秋时代进攻一方军队平均每次进军距离才100多公里，而到公元前650年前后则猛增到400公里上下。这种战争距离的增加不仅体现了主要大国国家能力的增强，更重要的是，这标志着四个区域性大国之间的冲突在加强、春秋初期大体分割的四个战争区域在逐渐合并归一。 于是，面对楚国咄咄逼人之势，身为中原霸主的齐桓公在公元前656年（鲁僖公四年）亲率中原八国军队南下征讨楚国，尽管这一军事行动最后以楚、齐邵陵之盟而告终，但对本书来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原战区与南方战区的合并。如果用现代体育比赛来打比方，这就意味着争霸赛进入了半决赛阶段。正当齐、楚两国在南边角逐之际，秦、晋两国在北方的冲突也在升级。公元前645年（鲁僖公十五年），秦穆公率领秦军在韩原（今山西省河津与万荣两县之间的黄河东岸一带）击败晋军。晋惠公被秦军所擒，秦的势力深入到河东地区。这次失利促使晋国增加军事税赋，并改革兵制以图强（即所谓的“作爰田”、“作州兵”）。此后，秦、晋两国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晋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着优势。欲称霸中原，秦国必须借道晋国，于是，晋国成为秦国势力扩张途中的主要障碍。 公元前643年（鲁僖公十七年），齐桓公去世，随后引发了齐国公室的政变和君位继承危机，齐国的霸主地位迅速下降。齐国国力的中衰为楚国继续北扩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楚国与北方霸主晋国、西方霸主秦国遭遇。从晋文公元年到秦穆公去世这段时间可能是霸主政治时期最为华美绚烂的一章。楚、晋、秦三国分别在英明国君的统率下，投身到扑朔迷离的国际争斗之中，上演了一幕幕中原逐鹿的大戏。

编辑推荐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由赵鼎新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中华帝国怎么会诞生于这样一个天子衰微。诸侯力征，灾乒频仍的时代？《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给出独特的答案。

用户评论 (总计53条)

•   思想很深入，但在阐述的时候过于简短，若真想明白书中所讲，至少读两遍，不错的书
•   书不厚，观点挺有意思的，深度不深。提出了一个以攻击长度衡量军事实力的统计方式，有点社会学家的智慧。不过总体的立论来看，如果用历史学角度看似乎也并无太多新意。总体说，很值得一读，价格也不高，挺好看的。
•   书的包装好 干净 书的内容好
•   喜欢东周历史的同学，也会喜欢这本书的，历史如此演变，自有其个中道理，这书娓娓道来。作者，就如这封面一样质朴，不浮夸，踏实做学问，值得尊敬。不像当下所谓的一些畅销书
•   观点很新颖，内容不错
•   很考据的作品，参考了东西方的各种观点，很有趣的书，但是不适合当小说看，想轻松阅读的还是思考一下吧
•   明年去上大神老师的课，拿着他自己写的书，唉压力来着
•   写的很有趣，很值得一读。
•   作者是严谨的学者和社会学家，对于这个课题有着长期的思考和研究。在将其论述全面展开之际，出版中译本以对未来的学术研究进行一个规划和纲要性的介绍。对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感兴趣的读者有机会可以读一读！
•   结论和论证过程都比较有意思，把战争的消耗以及强度都用距离量化了。
•   网上购书还八折以上似乎没啥竞争力降价吧
•   起码得七五折以下吧。
•   封建制度的解读
•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视角比较不错
•   好书。没得说。
•   　　这本书当然不是经典类型的，但是作为搞学问的良心作品还是够格的。
  　　
  　　当初是在学校图书馆看的，零几年有个流行趋势，风骚的一塌糊涂，就是用数学模型心理学实验社群实验那一套去梳理中国历史。当然这个创意不是那几年发明的，但是确实就火在那几年了。一本叫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初稿大约在80年代的书引领了当时风潮，那里面就用几个章节做数学模型。
  　　
  　　我有个特傲娇的数学老师曾经说一切称得上的科学的学科都是以数学为基础，标准就是能否通过数学建模来验证理论。
  　　
  　　今天爱好哲学的同好们，有几个能看下去罗素那一堆混杂着数理逻辑的哲学思辨，还有可怕的词源学？喜欢社会学的，又有几个人能把那些大堆的社群观察文本和群体实验文本都看完？
  　　
  　　我们这些边缘爱好者很多时候乐见的就是一堆有技巧的自圆其说，摆几个花哨的例证，给一个貌似洞彻天光的结论。
  　　
  　　我觉得这书作为作者记录思想的一本小册子还算是踏实的，人家本来也不是易中天大爷，不需要那么多捧彩的
•   　　 按照正规的学术著作标准来衡量，《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开篇就犯了一个当今美国社会学界的大忌：切入口过大，一股脑儿抛出几个涉及两千年帝制中国史之基本特征的大问题，且数据来源受历史条件限制因而难以保证数量和质量。乍一看，这本野心勃勃的书简直就给自己挖了个填不得的天坑。但换一个角度，分工过细而碎片化也是时下美国社会学界的一大弊病。此外，谁说科学家的严谨和教条化的方法中心论不可能被一个理性化后不断自我强化的科层体制所用、转而来窒息创新的出现和新领域的拓生？这也是我认为赵老师的这本《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之意义的所在。虽然，他在这200字不到的篇幅内为帝制中国的庞杂特征所提供的解释，或此或彼令人生疑，但他引入西方政治社会学（尤其是Michael Mann的权力理论）以解释中国帝制国家的科层化过程本身就在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交叉点上极具的想象力，而他在条件受限时对若干数据的处理也灵光频现。总的来说，这是一本论证不足、但充满启发性的好书。
  　　
  　　 赵归纳认为，帝制中国主要有以下七个特点：1、帝国政体自公元前221年正式建立后，其基本形态延运续祚绵延不绝，一直至1911年方息；2、秦灭六国前后便出现了科层制政府，并逐渐发展了科层选拔体制，远早于其他任何文明；3、强国家的传统；4、军队由文官控制，武将的军事权力受限；5、主要通过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的汉化来实现帝国在北方的扩张；6、宽容异教；7、商人阶级不具有重要或独立的政治地位。赵提出的问题便是，帝制中国的以上特征以及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理性化现象是如何形成的。他在解释时参考了西方学者对欧洲封建战争和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提出了两个解释机制：1、战争驱动型冲突（war-driven conflict）催生了效率导向型行为的发展，进而影响宏观社会演变；2、政治权力与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之间的关系，导致战争驱动型社会变迁在中西方的封建战争中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第一~四章）
  　　
  　　 在历史断代上，赵将春秋战国时代（B.C.771 – B.C.221）分为三个阶段，霸主时期（B.C.770 – B.C.546），转型期（B.C.546 – B.C.413），和全民战争时期（B.C.419 – B.C.221）。西周政权建立后，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周王派遣王室成员及其盟友到各处战略要地建立军事移民据点，这些据点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城邑-国家。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诸侯国与周王之间的血脉纽带变得日益松弛脆弱。而他们也从周人处学得了生产和组织社会的基本知识，逐步取得相对于周的优势，为日后的诸侯混战埋下伏笔。（第五~六章）
  　　
  　　 随着西蛮犬戎联合申、缙洗劫镐京灭亡西周，迁都后的周王室不再有能力对诸侯国事实有效控制，野心勃勃的诸侯国开始扩张自身的领土和势力范围，开启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序幕。在最初的霸主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力还较为弱小，战争也一般在邻国之间展开，行军距离较短。当时战争的目的是掠夺战利品和夺取霸权。战败后的诸侯国沦为霸主国的属国，其内政外交往往被霸主国把持，后者还要求其提供后勤及军事支持。而一个诸侯国一旦成为霸主国，会选择通过保护周王室来获得合法性。由于难以尽心远距离作战，赵认为在中国大地上存在四大战区：东方（中原）战区——以齐为主，南方战区——以楚为主，北方战区——以晋为主，西方战区——以秦为主。不同于《春秋》、《左传》的记载，赵认为鲁国史官的记录受其自身国家利益的限制，在短距离作战为主的时代并不关注远方的威胁，因而在开始时过度强调了鲁周边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为了史书中的偏差，赵指出郑国与相邻的晋、楚的结盟时间基本等长，也就意味着晋并未如《春秋》记载、取得相对于楚的绝对优势，且从行军距离上看更可能落于下风。由此，赵认为春秋时期基本维持了大国间的平衡，很少出现如今日美国的独霸局面。这一部分的论述有证据不足之嫌，虽然以行军距离为指标考察当时一国的作战能力乃至综合实力具有令人赞叹的想象力及洞察力（在春秋时代生产力普遍落后的条件下，长途作战需要的后勤补给以来较之别国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但由此否定大国间此消彼长之可能性的存在，却是不足的。战争的一个后果，是效率驱动型文化的兴起。“大国逐利弃礼于前，小国群起而效尤于后”。“不重伤、不擒二毛”的宋襄公战败命陨于泓水。赵国更是摇摆于晋、楚之间，“唯强是从”。周礼衰败，实用主义的政治文化成为诸侯国立足于乱世的不二选择。对于新占的领土，强国的管理方式于此时出现了两条路径。一种是延续封建制，即诸侯王分封公室家族成员或公卿大夫，赵称为“二级封建化”、“三级封建化”。很显然，这种方式使封建制固有的危机进一步深化，引发诸侯国君与世卿贵族间的冲突。另一种是（郡）县制，即诸侯国君委任官员（县尹）进行管理。作为最初去封建化的科层制形式的萌芽，（郡）县制在当时却并未能完全避免封建危机。因为最初的县既是行政管理单位，又是军事单位，为县尹坐大提供了可能。随着这些矛盾的日益显著，历史沿着其逻辑由霸主时期向新的时期过度。（第七章）
  　　
  　　 封建危机、贵族分权最后埋葬了霸主时期。不同于传统史家，赵提出霸主时代结束于晋楚弭兵。他以召集会盟次数和参加国的多寡、战争卷入国数为衡量国家实力的指标，并结合地缘政治的劣势，认为之后崛起的吴、越并不具备比肩之前霸主的实力。在转型期，法家改革率先在地缘政治形势极其不利的魏国打响。提升国力后的魏国对周边诸侯国形成威胁，刺激了这些国家的改革，而相继而来的改革增强了诸侯国的军事能力及扩张欲望——即，战争驱动型改革。（第八章）
  　　
  　　 改革后科层制逐步发展起来的诸侯国将不断提升的国力投入到新一轮的战争中，时代也由此进入全民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的战争目的由争夺霸权转为扩张土地，因而也发生了多次屠杀上万的战争。在春秋战国时期的20次死亡超过2万人的战争中，15次发生于这一时代。由于战争的需要与激发，法家改革导向了强势国家的兴起。如吴为入主中原而兴修邗沟、菏水。也是由于战争的高昂成本，当时的诸侯国力行经济改革，弃责薄敛，通商宽农，轻关易通，导致了一批商业城市的涌现。但为何商业城市的崛起在中世纪欧洲形成了一股有效制衡国家政治权力的经济权力，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国家权力却能将经济权力纳于控制之下？赵认为，关键在于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先于国家的集权化进程发展为商贸中心，当军事冲突上升时，能力微弱的国家只能通过与城市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妥协的方式筹措军费、征募雇佣军，由此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相互妥协的关系。而在中国，商人阶级从未组织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商业城市也从未能独立于国家之外，反而成为诸侯国战争的争夺对象。商人（以吕不韦为例）试图从体制内部获得权力，因而与政治权力形成零和博弈的局势，并最终溃败。（第九章）
  　　
  　　 自秦以降，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大一统的帝制时代。随着战乱的结束，政权的稳定性越来越维系于统治阶层与科层制精英、科层制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常规性合作。乱世不受见待的儒家思想立刻变成极具吸引力、能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来源的意识形态学说。董仲舒将天命观引入正统儒家体系后，儒法国家逐渐凝固为帝制国家的主要国家形式。意识形态上，儒家学说充任合法性基础；实践层面上，法家学说作为政治权术得到大用。国家政权进一步与儒士结盟，这一基本形态也虽有断续仍绵延不绝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史。在讨论资本主义为何未能在帝制中国兴起时，赵提出了资本主义兴起的政治条件，即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自治型经济城市。这一条件在宋朝相对具备，却随着元灭南宋而终结。（第十~十一章）
  　　
  　　 对于开头提出的问题，即帝制中国的特征和科层化、理性化的趋势如何在东周时代逐步形成的，本书提供的回答在质量上并不一致。首先，对于科层化趋势在诸侯国的蔓延，赵主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加以解释，即一个地缘不利、境外军事威胁严重的国家，最有动力厉行改革，摈弃周礼，更加实用主义、理性化地管理国家、提升国力。当然，县制早在西周便有，之后作为军事扩张的产物，更多地为霸主国家采行（如楚、晋）。随着战争不断进行，且科层制、理性化管理的优势不断显现后，为各国所竞相效法，而受威胁越大的诸侯国，改革的动力越足。由于可以理解的、史料上的匮乏，赵未能真正解释——哪怕是描述——科层化的县制是如何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也未能描述，是什么导致了部分诸侯国选择二次封建化的同时，另一部分选择了郡县制。一个可能的猜测是与一国新征服领地的多寡及国内贵族势力的强弱有关。对于商人阶级为何在中国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本书也给出了有一定说服力的回答。商业城市兴起相对于国家集权化进程的早晚及二者之间的实力对比强弱，对形塑二者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儒士）的结盟解释了文官相对于武官在朝中的核心地位，但另一方面，帝制中国的意识形态权力为何能够与政权长期结盟？军事权力的相对劣势地位究竟该如何解释？这个问题恐怕并不是本文能够回答的，或许还要从帝制中国的地缘优势角度加以分析。显然，和平年代武将在朝中影响力微弱，而一旦战事连绵，武将便有功高震主的可能。一个合理的逻辑推论是，军事权力的重要性使其作为潜在的替代者，而与在位的帝王处于竞争状态，而相反，意识形态权力因不具有抗衡政治权力的可能性，而被推向了与之结盟。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在提问、立论上最大的问题在于第一章和最后一章。赵分析的对象是东周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及国家制度建设，当其将分析这一历史阶段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用以纵览整个帝制中国史时，他得出的简单机制（外儒内法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盟，科层化后中央集权的政体）在浩渺的历史长卷面前，开始显得单薄。这并非是说他的机制不具有解释力，但证明其解释力显然已超出了本书的能力范围。不过，本书提供的一个很有研究潜力的视角，是将Mann的权力理论引入了对中国国家构建史的分析。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从这四者之间的强弱变化关系，确实可以透视中国国家的强势和衰弱，尤其在明清一朝，国家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对思想的格外严苛，及近代中国相对于欧洲民族国家的落后，赵都提供了可能性的解释。即使跳过他的通篇立论及对传统史家共识的大胆挑战，这个视角依旧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想象力的源泉。此外，赵的研究也暗示，在对战争的社会学研究中，后勤保障及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应比前线统帅的运筹能力更加受到重视。
  　　
•   　　东周战争历史的图景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论学术上的严谨性，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的著作《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远不能被归为上类。作者本人在序言中承认了其在学术论述上的不足，如概念定义不精确、史料引证比较粗略、对战国时期各国强大战争能力的经济基础的考证十分薄弱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提到“本书缘起于一篇本来没有想过要发表的文章或是一本书的写作提纲” ，作者所指应该是《霸权迭兴的神话：东周战争和政治发展》，发表于2006年2月的《学术月刊》。而本书中译本出版于2006年8月，书中内容基本是文章的补充论证。因为上述原因，作者承认本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这大抵和仓促出版有关。如此著作而成的作品，确实有失严肃，值得怀疑，但是这本书本身的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经过后期的修正，作者认为自己的根本性观点没有改变，即战争在东周的政治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霸权格局的更迭、封建制的瓦解、意识形态的选择，都无以战争为原动力。这同传统的经济决定论大相径庭，而且作者的一套逻辑体系总体而言能够证明这一观点，其观点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对作者研究方法的质疑
  　　本书对核心观点的正式论述起始于第五章“西周体制及其衰落”，本章节分析阐述了东周政治发展形成的历史背景。《周礼》中对周朝的政治结构描述只是“应然”状态，而事实上，西周的政治格局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紧密相连，每一寸土地都受到统治。相反，“野人”（即原理城邑而居的人）证明了不受统治的地域和人口的存在。这一证据从侧面证明了西周国家政权格局的破碎，国家和城邑权力的薄弱，将东周的争霸和战争在这种背景基础上加以解释，逻辑上的障碍较小，笔者认为这一章节的内容安排十分必要。
  　　紧随第五章，作者在第六章探讨了东周的分期，这一问题的探讨毫无疑问是本书整体结构的总括，其后三章分别对作者所划分的“霸主时期”、“转型时期”和“全民战争时期”进行详细分析阐述。作者所提出的“霸主时期-转型时期-全面战争时期”的三段分期法，对传统的“春秋-战国”二分法提出了修正，对整个东周的政治局势作了更加细化的分类描述。
  　　笔者在这里比较感兴趣的是本书作者对“霸主时期”的政治格局的描述。霸主时期以“晋楚弭兵”为终结，作者认为，在晋楚弭兵之后，不再有强有力的霸主，整个霸主体系也渐呈瓦解之势，封建危机深化，进入转型期。在“霸主时期”中，作者对整体政治格局形态的判断是：东周的霸主时期并不存在一个如同今天美国一样一超独强的霸主国家，而更多的是几大霸主并存的局势，战争主要发生于领国之间，并没有独霸中原的情形出现。作者将当时的中国分为东西南北四大战区，分别齐、秦、楚、晋为中心。作者用了一个有趣的类比：四大战区的战争就像是现代体育中的小组赛，而齐、秦、楚、晋是涌现出来的小组冠军，晋楚争霸则是“半决赛”。
  　　晋楚争霸之中，一般认为“晋强楚弱”，作者在本章中进行了批驳，结论是晋国并不占优势——这确实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作者在这里所采用的论证方法，窃难以苟同：
  　　首先，作者以晋楚之间利益攸关的郑国为参考系判断晋楚两国的实力对比。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郑国不得不在楚国和晋国之间反复选择盟主，从齐桓公死后到弭兵大会，郑国与晋国结盟时间为48年，与楚国结盟时间为49年，以此得出结论晋国并不占优势。
  　　然而，笔者以为，把结盟作为判断强弱的标准，其可靠性值得商榷。借用国际政治中Walt的同盟理论，“结盟”这一行为主要分为两类：以权力均衡为目的的结盟（balance of power）和以“附势”为目的的结盟（bandwagon）。在前一种情况中，一国倾向于同较弱的一方结盟，以平衡另一方的实力；后一种情况一般适用于较弱的国家，它们选择同相对较强的一方结盟，以寻求安全保护或者“搭便车”（free-ride）获取利益。显然，本书的作者只考虑到了后一种结盟模式，即认为郑国会倾向于和较强的一方结盟以寻求保护，争取到郑国的一方在彼时占优势地位。但是，郑国虽然在当时实力不及晋楚，但也称得上一个二流强国，它不需要完全像弱小国家一样一味寻求庇护，“赵晋暮楚”未必是必然的附势行为，以结盟判断晋楚强弱的方法则容易失效。作者在这里采用的分析方法简化了国家战略选择的复杂因素，恐陷入了单一逻辑的误区。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根据史书的记载，到了后期，郑国的结盟政策愈发实用主义，简而言之，谁来打郑国，就跟谁结盟（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 ），子驷、子展在对结盟政策的解释中说到“唯强是从”（这或许是作者结论的依据之一），但“主动进攻”这和实力强弱是否有必然联系？这就牵涉到作者采用的另一个参照变量。
  　　作者采用的第二个变量是主动发生战争的次数。书中指出，在整个春秋史中，楚国主动发动战争的次数为111次，而晋国仅有90次，所以楚国的军事实力或许更胜一筹。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假设是：一个国家主动进攻他国的次数越多，其军事实力则可能越大。但是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笔者这里再次借用国际关系领域知识加以类比，在国际关系历史中，一个国家的攻击性强弱往往是由战略目标、地缘因素、民族性格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所以，军事实力强未必意味着主动进攻。比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德国挑起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的军事实力必然强于英法俄乃至美国等其他国家，德国挑起战争更多是出于地缘政治及其资源目标。虽然国际关系历史未必适用于东周的情形，但是即使从逻辑上看，以进攻次数判断军事实力的方法也未必是站得住脚的，即使能够证明楚国发动111次主动进攻证明了其军事实力强大，也无从证明晋国没有楚国比其多出的21次战争是因为实力不足。
  　　作者采用的第三个证明晋楚实力不相上下的变量是行军路程的对比。所依靠的前提与上条类似，即战争中的平均路程越长，这个国家的军事能力越强。本书作者发现，齐桓公死后，在四个“小组冠军”中，楚国的行军路线是最长的。这种解释路径确实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楚国行军路线长也可能是因其地理位置。楚国是当时唯一的南方大国，而其欲称霸势必要向中原地区扩张，行军路程相对较远是情理之中；而晋国相较而言受敌面更多，其敌手的地理位置或许对其行军路程会造成影响。当然，笔者的推测只是依据春秋地图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否有足够说服力，也有待进一步的阅读和研究。
  　　其实，笔者对本书作者所得出的结论大抵是认同的，基本同意东周不存在一个单独霸主独霸中原的时期，几大霸主势均力敌不分上下。但是，对于作者偏向实证主义的论证方法，笔者表示不信任。虽然如作者所言，现有的其他学者的判断过多依靠《春秋》和《左传》，得出的“晋强楚弱”的结论很可能不符合事实。作者的理科背景或许也促使其倾向于实证研究，但是试图通过科学性过强、过于模式化、数值化的实证研究方法证明变化莫测的列国关系、政治格局，未免有些冒险。笔者认为史料依然比数据模型可靠，但是要更准确描绘春秋局势，则需要更多的、更全面、更具体的史料支持，而非抽象的数据统计，当然这需要更多的阅读和探索，笔者也自知以目前的知识储备，在此文中难以建立成体系的结论。
  　　
  　　礼崩乐坏——效率驱动型文化的兴起
  　　在霸权时期的后期，封建体系的瓦解已成必然之势。笔者还对本书中对“效率驱动型文化”的分析阐述十分感兴趣。西周王朝创建者所制定的一套复杂的礼仪体系以及背后的礼乐秩序以及濒临瓦解，最显著的表现则是在战争上。春秋早期的战争还讲求胜之以“武”，不搞偷袭之类的行动，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像是仪式性的活动，按一套礼法规章按部就班，和我们所理解的战争大不相同。不过随着战争的延续，尤其到了作者所分的“转型期”和“全民战争期”乃至“霸主时期”的后期，礼仪在战争中的影响就日渐减小了，所谓“不伤二毛”之类的规定不再得到遵守，号称重视礼仪的《左传》中，“曹刿论战”“子鱼论战”这样“胜之不武”的论述也受到褒扬，前文中提到的郑国“朝晋暮楚”的情形，若是遵守礼仪要求，是万不可能发生的。作者把这一变化归因于战争的驱动，“为了在延绵的战争中存活下来” ，各国被迫改首要目标为生存，而原有的礼仪规范显然不能使得这种目标的实现达到最大化，于是在战争的驱动下，一种以战争效率为导向的理性政治文化逐渐兴起而替代原有的礼仪政治文化，作者称之为“效率驱动型的工具理性文化”。
  　　礼崩乐坏不仅由战争的“必需”所导致，也受战争的后果所影响，这里的后果，不是简单的谁胜谁负，还牵扯到战后治理的问题。在争霸过程中，霸主国的地盘不断扩大，但是现有的管理结构并不足以支持扩大了的疆土，于是一国一般采取两种形式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将扩张的土地分封给贵族臣子，这就是所谓的“二级封建化”，这是春秋战国时期非常引人注意的一种现象。笔者认为，这种形式的“封建化”只是形式上的分封，它只继承了封建制的“形”，而封建制背后的政治文化秩序非但没有延续，而且君臣原本的等级由于贵族军事权力的增强在实质上也受到了破坏。从“三家分晋”的历史结局来看，“二级封建化”留下的后患是无穷的。
  　　还有一种则是实行郡县制，当然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郡县制形态也是各不相同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很多“县长官”是有军事力量的，这无疑对诸侯国的政权构成威胁，楚国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有趣的是，在古罗马人的理念中，对占领地的人民进行武装是会巩固统治的，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提到古罗马人的治理理念就说，占领一个地区后最核心的措施应是训练军队、武装臣民，他认为这样才能维持统治，而不至于沾染被占领区的恶习。 而罗马帝国的解体似乎更多是奴隶起义和外族入侵造成，地方的武装似乎并没有威胁到中央政权。
  　　
  　　统一源于战争？
  　　毫无疑问的是，东周时代的二级封建化和郡县制对加速封建制的解体起着催化的作用，而究其根本，是战争在驱动着整个过程。作者在此的分析可以说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但是，作者在此书中似乎又过分地强调了战争的主导作用，将公共事业发展、国家统一的历史现象都归因于战争，却过于简单，就像朱大可把中国社会文化的种种现象都总结为“流氓文化”一样，似乎是不可取的。
  　　比如作者在第九章之中摆出观点：“秦国统一中国是法家改革之后战争性质发生改变的直接产物”。其后作者说明了法家思想从两方面改变战争性质，成年男子及其他资源的增加及诸侯扩张欲望的膨胀。接着，他又分析了为何不是其余六国统一中国的因素，也是从军事的角度。作者的这一系列论述，是为了驳斥“秦统一天下是由于当时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民众渴望获得一个和平的环境”的说法。这种说法确实带有史学家一厢情愿的意味，但是，因为战争性质变化导致统一的判断恐怕同样没有足够说服力。况且，作者在书中还将诸国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行为归因于战争需要，淡化自然灾害、经济发展等因素，笔者认为这也是欠妥当的。
  　　笔者比较信服的是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的解释。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借用地理知识，从黄河沿岸的地理气候条件着手解释政治统一的趋势。黄河裹挟着大量泥沙，经常淤塞河床引起泛滥，所以最后又一个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并有威望动员所有资源，消除灾害；而中国地区的降雨又极具季节性，锋面雨可能导致霪雨成灾，封建割据的政治局势极易造成“以邻为壑”的水利工程，所以孟子说“定于一”，只有统一，才有安定，就是遵循的这个道理。 笔者认为，黄仁宇的“自然驱动”的解释比本书作者的“战争驱动”层次更深，说服力更强，在统一的过程中，战争更多还是充当一种手段，而不是动因。
  　　
  　　总之，赵鼎新先生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提供了一幅东周历史的图景，其战争驱动的核心思想在解释有关东周历史的很多问题上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的，但是，笔者对其研究方法和解释逻辑存在一些质疑，在此略陈一二，至于更深此的探究，需要更深刻的探究，在此并无能解剖透彻，有不足之处，见谅。
  　　
  　　
  　　参考文献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赵鼎新：《霸权迭兴的神话：东周战争和政治发展》，《学术月刊》，2006年2月。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马基雅维利：《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
  　　
•   　　很明显的，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渗透了很多自然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论。这本身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做派。
  　　
  　　作者的中心论点：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正是在这类特殊类型的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冲突，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进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却为国家所驯服。进而，在秦朝统一中国后的八十年中，或者说，在西汉时期，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而武官和商贾阶层被推至社会权力格局的边缘。
  　　
  　　这一论点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如何去论证它呢？作者动用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去试图说服我们，可惜的是，这一点做得并不是很好。或者可以像韦伯一样把它写成极具哲学色彩的解读文字；可是作者分明在尝试用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它、解释它。
  　　
  　　也许是因为这本书原本就只是一个刚要而已，很多理论没有有来得及展开。这妨碍了我们对赵的理解。真这样的话，我们对他最后的文本拭目以待。
•   　　作者在自序中这样阐述全书的中心论点：“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正是在这类特殊类型的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冲突，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进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却为国家所驯服。进而，在秦朝统一中国后的八十年中，或者说，在西汉时期，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而武官和商贾阶层被推至社会权力格局的边缘。”---这是什么逻辑？历史学者似乎很少使用这样开宗明义的富含“逻辑”的直白方式来论述一个宏观性问题。
  　　
  　　什么叫做特殊类型的战争？“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就是特殊类型的战争？那么非特殊的战争是什么？什么是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这样的概念能否适用于先秦时代？总之，此书在用词方面读起来磕磕绊绊，像在走一条高低不平的崎岖的路，很是拗口，而我自己则满腹狐疑。而在论证方面，我读不下去，总之，我想说历史著作不应该是这样写的，这不是写理科论文。
  　　
  　　ps: 前段时间浏览过赵先生的《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一文，感觉这种超级大问题是很难说清楚的，虽不能说这样的问题不值得去研究，然而我总觉得试图用严密的逻辑论证去研究此类宏观问题，方向上是有问题的。
•   　　这本书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战争驱动的效率导向性发展（war-driven efficiency）在欧洲最终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而相似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却以秦帝国的大一统和国家力量的一家独大而告终？至于用意识形态权力（儒家学说）和政治权力合一的政治制度来解释中国的七项特征，并非原创。这本书最有力的地方是对战争的分析，而其论证其核心观点“战争与法家意识形态的相互增强，使得国家权力一家独大，国家集权性进程获得压倒性优势”，尚显薄弱。其方法论值得注意。
  　　
  　　怀疑：第一，儒法国家还是儒学国家？法家的学说是在重刑明赏，作为一种统治技术，它在“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中占何地位？还有，“长老统治”跟法家有何关系？第二，中国的哲学思想来源真的很贫乏吗？[百家出于周官] 来源很贫乏，但是思想贫乏吗？
  　　
  　　如果能有赋税数据，那就很完美，可惜这样的数据基本不可能找到。
•   　　赵先生这本书，或者说这篇论文，思想的出发点更多是来自种群生物学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传统的历史和社会学。所以里面常常有数据的详细统计和分析，理论假设的提出和验证，推理层层扣在一起。当然，他已经是社会学家，秉承的知识背景已经从昆虫繁殖置换成了人文科学。这样的置换和交流的前提不是研究者对两个部门都很熟悉，误打误撞做出成果的大有人在，而是他的研究方法，在置换过去之后，在新的领域里还能有效，并且能在某种角度上超越以前的思考方法。
  　　
  　　但是这样对分析本身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让分析有效，赵先生必须选择一个小的范围和相对清晰的社会脉络来避免过度简化，必须选择一个演化出来而不是某些若干变量影响的非决定性模型来避免理论本身的不稳定。演化还必须满足某些规则来提供一个人工分析的入口，而不是需要计算机演算和模拟。
  　　
  　　而这些方法本质上来说对战国时代是没有效果的，问题出在赵先生对基本的社会规范和历史常识不熟悉，直接把史书拿来作为original source。如果赵先生对那些材料有着基本的了解，他应该能看出来其中那些是可靠的，那些是不可靠的，那些是重复的，那些可靠的背后的来源很模糊，微观的种种讨论是省略不掉的。不幸的是赵先生这样一刀切下去，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要继续分析的材料就被直接分类，统计，几句话处理掉了。原来可以做到有着丰富内蕴的一篇文章就被精简成了普通意义不大的论文。赵先生为了这篇文章相信做了很多，材料上的堆积和整理，思想上的碰撞和探索，但是分析上一旦存在漏洞，对历史论文来说其意义就直接消解了。
  　　
  　　这本书本来有希望成为一部”经典著作“的，现在它只是一篇本科生水平失败的论文。赵先生不是不用功，他只是忘记了，读书和思考，最重要的不在理论和方法，而是事实。这也许可以作为交叉学科研究失败的一个典型例子，从它的错误当中中能给未来研究者借鉴的应该还有许多。
•   　　第一次看见此书,是在书店漫翻，当时看了一下作者的自序，觉得很有新意！当时就买下！
  　　
  　　 回家2天就把书读完，作者可谓仔细爬梳了当时的资料，以自己的理解，并采用了西方学术界的工具方法，如对臣弑君的数据回归分析，如对国家攻击距离的核算作为国力体现的定量分析，诠释了弥兵大会的前因后果，子产铸刑鼎的来历，郡县制和封建制的分歧，秦国的崛起和统一等等的原因。
  　　 该书揭示理论之一，一个诸侯国当时的终极目标，都是指向如何发挥自己所控制的资源的最优效用，以在竞争中获胜。这也是春秋无义战隐藏在背后的根本动因，也是春秋战国走出无序竞争而迈入统一的原因，也是中国历史后来呈现大一统集权制的预演，提供了后代经验和典范。企业何尝不是如此！
  　　
  　　老赵学的是生物学，大概将生物学的理念拉到人类社会中，正好人就是社会性生物。大家还可以看看老赵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清华出的，也是一本不错的书！
  　　
  　　
  　　
•   　　第13页第二段：
  　　
  　　维多利亚.回（Hui, 2001），其实是维多利亚.许。许在香港拼音里作Hui，作者在附录里也提到该作者名字是许田波。
  　　
  　　第30页第二段：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结合上下文，作者的意思应该是“接下来的问题”。“接踵而来”特指“接下来的（东西）在数量上很多、纷至沓来的“，出自成语“摩肩接踵“。
  　　
  　　——或许是我吹毛求疵，但是真的不愿意在这样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看到因为译者的疏漏而犯下的低级错误。
  　　
  　　刚看完此书，觉得作者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上颇有自己的见解，可以结合作者的另一本书《社会运动讲义》来读。另外，文中在论述主要观点同时，对于韦伯、Michael Mann的回应，以及对于后现代理论的批评，都值得作延伸阅读。但是总体感觉历史叙事上还是比较薄弱（毕竟是一部写作提纲），过于强调追求解释学内在逻辑的严密性。
  　　
  　　最后，阅读给我带来很多启发性思考。显然，延续两千年的儒法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在20世纪的中国受到深刻冲击，虽然书中的核心概念——国家－社会关系在当代还是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是，掩卷思量，还是不禁问：我们是不是又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关口呢？
  　　
•   　　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在那以后，中国由封建制国家走向了大一统的帝国制国家；在那以后，儒家和法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统治者的主导思想，尤其是前者更是中国近两千年历史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关于这样一段重要历史的研究目前还是一段空白，除了大量考古资料的分析或者通史方面的介绍，系统性的历史研究还没有出现。
  　　
  　　这本书按照作者书中所说是一本书的写作提纲，所以里面的论证都浅尝辄止，书的最后一章基本上没有论证过程，都是结论性的东西。但是这没有贬低这本书的价值，在书中，作者运用了社会学的最新理论（参见书中第四章：本书的理论及其渊源），从战争（持续的、非毁灭性的战争）这一推动当时社会变革（累积性发展）最基本的动力出发，以春秋战国时代特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为基础（基于迈克尔.曼的理论），从西周末的封建制到春秋中期二级封建制再到战国时期科层制国家的出现，每一步论证都充满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这本书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基础，一本难得的好书，希望作者能完成这本专著。
•   　　
  　　今天上午刚看完这本书。总的感觉是不过瘾。很多细节之处，我与作者颇有共鸣，或者说我对作者的见解拍案叫好，但总体上，却感觉说服力不够。
  　　全书的精华在于最后一章的最后几段文字。不过如果前面不看，光看最后几句，是很难有什么收获的。
  　　就这些了。
•   看过此篇评论，购买此书之欲消矣。
•   很有启发。但是我觉得赵老师并没有过分强调战争的作用。他甚至在前面就指出战争是他研究的出发点而绝非决定性作用。另外赵老师并非不注重生态作用，甚至在《天安门的力量》中生态视角是他的一个特色。另黄仁宇倒有过分强调生态之嫌。农田水利可以是诱因可以是结果，甚至很多时候，确如赵老师所说，是结果。
•   我对黄和赵的书都不太了解，对lz的评论再评论几句。
  黄仁宇的理论似乎更适合于说明为何统一局面一旦形成就能够持久，而不能说明是什么促成了从分割走向统一。领土扩张作为一种目的，则能够说明后者。此外，战争作为一种巨大的资源消耗，也对统治者急于提高生产力的原因做出了解释，若无战争的刺激，统治者对于提高生产力就缺乏紧迫感。相比之下，黄仁宇的解释则有些过于经济决定论的味道了。
•   术语问题没有办法，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比如科层制，其实就是官僚等级、选拔、任用制度等等。
  “在西汉时期，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而武官和商贾阶层被推至社会权力格局的边缘。”————这话不难理解。
  书的欠缺可能是只围绕战争了，而忽视了区域差异的风俗、文化吧。
•   历史问题应该是怎么写的？
  我感觉赵的写法就是赤裸裸的唯物史观，把春秋战国的中国当成蒸汽机或者狼群来研究
•   我一直没有明白的是，赵先生在这部书中反复提及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春秋战国之后之所以发展成了一个稳定的科层制的社会，是因为在东周时期因为灭国战争的需要而爆发出的以法家为代表的崇尚理性和实效的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集权化运动发生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之前，所以商人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从而未能形成对国家力量的牵制。那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让经济发展落在了战争驱动的国家集权的后面，使得商人必须在政府内部而不是外部去寻求权力呢？赵先生对这个关键问题似乎只字未提。
•   “为什么战争驱动的效率导向性发展（war-driven efficiency）在欧洲最终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而相似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却以秦帝国的大一统和国家力量的一家独大而告终？”
  《枪炮、病菌与钢铁》里有解释，中原六国地缘平坦地理障碍少利于统一，欧洲地缘破碎地理障碍多不利于统一。
•   促我思考~
•   楼主的评论正合我意
•   战争理性化，能从书中看出点眉目。
  只是楼主的评论以空打空，能否给些教证、理证之类。毕竟后辈也没怎么接触original source，“明眼人”具体怎么看的呢？
  谢谢
•   看来研究历史的同时,多接触点原版历史是很有必要的
•   同表示楼主的评论以空打空。另感觉楼主好像也误解了赵老师。
•   这本还是高中时读的书。如果以后得写正式的书评可能得重新读一遍吧。不过看看案头上的书可能也没有时间重读了。
  　　
  “以空打空”,“误解” 这样的意见并不恰当 - 记录个人思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得到理解。我倒是很惊讶361个读者没有一个写这篇短评里的逻辑错误，或许是太明显不值得写吧。
•   就是以空打空嘛，楼主有兴趣的话应该更长一点或更简练一点，搞评论的话还是认真对待吧
•   如果要写正式的书评(book review)，那按照现在英美一般的写作规范(writing style)，势必得总结论点(arguments)，提供论据(evidence), 考虑不同观点(perspective), 分析可能影响(analyze), 之后说明自己的的看法(viewpoint), 阐明相关的理由(justification). 总之，需要做到通过缜密，有力的叙述和分析让读者理解作者的想法，让读者赞同自己的想法(exploited through rhetoric and analysis to convince readers that the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favors one side over another).最后当然需要有引文目录(bibliography)等以示自己的工作的立足点。
  但是这正是我所不赞同的，也是小文章不应当做的。它的体裁已经如此泛滥，以至于不遵循这新八股文反而显得不合体统。它的读者因为能够轻易见到陈述中各个论点和自己观点的不同，就容易以为了解到了论者和笔者真正的意见。往往因此动辄批评，自鸣得意，见到一些不同的观点就加以批驳以示自己的立场。
  然而，在这种训练下的评论者和读者都往往失去了对文章本身读解的耐心。我不认为这种形式适合非正式的书评。我不相信有着深切个人经历和思考的文章可以被轻易精简到这样的状况；我也不相信读者总能“正确的理解”著者的观点。相反，我们应当承认“误解”是普遍的，即使是作者本人的解释也无法代替对作品的各种读解；作品本身的内蕴是难以被逻辑分析清楚的，即使是数学论文，它存在的意义也依赖于读者对它的思考。我们把一个模糊的印象当做了一个清晰的图景，结果是不断地在各种阐释的尝试中不能自拔。我以为这种状况是荒唐的。我绝不认为自己的这篇充满逻辑错误，不合体裁，“误解”的小文是“以空打空”。尽管它对我早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因为，文章往往是用血泪写成的。
•   同意楼主观点。这本书看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就看不下去了。特别是用到社会学的定量化的方法去研究这种宏大问题，总感觉太缺乏说服力了。
•   思想的出发点更多是来自种群生物学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传统的历史和社会学……
  计量历史学现在正流行好吧，楼上可以质疑这种方法的说服力，但这书好像也并没有把数学模型研究的结果当成最后结论吧，只是在用自己的理论解释而已。这种宏大的问题作者也说了，不是一个或几个原因造成的，他只指出了某些方面，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   作者其实提到了一个先秦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传世文献的成书年代和可信度。史料当然需要辨别，但老实说，辨别不出来了。硬要分析的话，只会陷入先秦历史不可考的怪圈。你会发现，什么都是不能相信的。除了出土文献，一切传世史料都不怎么能让人信服，可是出土文献那么少。
•   Ignorance is less remote from the truth than prejudice.
•   确实是这样。在许多数字面前缺乏考证，而又直接饮用他们作为一些结论的主要证据，先不说真实性，仅仅是逻辑性就缺乏必要的讨论。例如赵先生在引用一些战争盟友的数字就得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霸主的相对实力，显然这是过分简单化的，没有说服力。
•   批评完全不得要领，先秦文献的考证分析不是赵先生的任务。那些所谓的丰富的历史内涵，也不是赵先生关注的对象。
•   谢谢您的细心阅读，这对我们做书是一种监督和督促。
•   最后一段文字正是马克斯.韦伯思想的精华之所在。
•   此书所用史料太过草率，其观点也没什么创新。
•   作者真正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国家权力一家独大，这里有些有兴味的地方。所谓解释中国七项特征云云，观点确实没有什么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