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名校

出版时间：2003-9-1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国祥  页数：214  

前言

　　序　　一百多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充分显示：名校和名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为高等教育做出卓越贡献的著名教育家们，其教育思想和创造性思维体现于他们曾经耕耘过的高等学园中。由此我便想到，如果有人写出百年来我国的名人与名校，仔细剖析二者间的血肉联系，从一个新的角度（一个侧面）去写我国高等教育史（不受“史”体例的局限），一定会引起教育界同人的极大兴趣。　　当人们正在这样热切盼望的时候，王国祥主编了这组关于名人与名校的专题文章。这些文章的题目使人有亲切感，如《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郭沫若与中国科技大学》，等等。这些名人大都是学者兼教育家，有些则是社会活动家兼教育家，然而文章的主题要求写出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其他可以略而不论，或者一笔带过。在提炼他们的教育思想时，不能只是进行理论性阐述，而必须与他们所在高校的学科建设、学术成就和人才培养诸方面结合起来，使读者能获得具体形象的感知。要做到以上两点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我读收在《名人与名校》一书中的13篇文章，获得的印象是：“人”与“校”相融为一个整体，既见人又见校；体现了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统一，是高等教育个性与共性的结合。我觉得这些就是该书的价值所在。在文字表述上，没有任何泛论和口号，将人与校的关系娓娓道来，如叙家常，这肯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下，《名人与名校》一书中，不仅“名校”有个性，有自身的学术风格，而且“名人”也都是有独特个性的人。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充满个性化。我读了这部书稿，获益最多的一点就是名人与名校的个性化。所谓“个性化”，　　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特点、特色——这些才是创新的结晶。如果高校“千校一面”，那有什么创新性可言呢？当然，“名校”的特色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而是在岁月沧桑的历程中由教育家们、教职工们和莘莘学子共同创造的。教育家中最有创造性的人物就是该书所说的“名人”。　　该书所收13篇文章中记述的“名人”都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们给高校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彩；后人会在他们创造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和创新。举例来看，本书中收有《陈嘉庚与厦门大学》一文，作者满怀深情地来写这篇文章，我们跟着他的笔走进优美的厦门大学校园，我们感受到这里的一草一木以及厦大的学科特色等都凝聚着陈嘉庚先生的心血，现有的成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拓展。《竺可桢与浙江大学》一文，读了以后，我们仿佛看到竺可桢先生今天仍然在浙大校园漫步，他为今天浙大的发展而感到无比欣慰……是的，精神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带有一定的永恒性，它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动力，激发人们去创新去开拓。如果一所著名的高校没有类似于此的永恒性，没有一种精神力量，那么，她的“名”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国高等学校应当注意自身特色的形成和再创造，注意培养自己的个性并使个性得到发展。众所周知，共性存在于个性中。如果没有个性，也就失去了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名人与名校》一书的一名读者，我觉得该书有助于唤醒并加强人们的个性教育意识，这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21世纪，这种意识将成为教育界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在这个时候，该书的出版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张岂之　　于清华大学

内容概要

　　名人办名校，名校育名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以名人名校为基建起，校因人显，人因校存，一所所名校即是一座座矗立千年的丰碑，铭记着中华文明转型时期教育家们的种种开创性探索。 书中，不仅“名校”有个性，有自身的学术风格，而且“名人”也都是有独特个性的人。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充满个性化。“人”与“校”相融为一个整体，既见人又见校；体现了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统一，是高等教育个性与共性的结合。这些就是该书的价值所在。

书籍目录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网罗百家     → 教授治校     →教育平民     →招收女生     →倡导“四育”   →革新史学     →贯通文理      →融合中西     →支持研究     →扶植社团   →建学生军     →创道德会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完善工程教育     →引导留学观念     →延揽中外大师    →注重发展“五育”陈垣与北京师范大学   →融入辅仁，长任校长     →慧眼觅才，扶植启功     →宽容砺志，爱国拒日   →普及文史，为师垂范吴玉章与中国人民大学   →革命育人，与时俱进    →筹建人大，不负重托    →以严治校，以严执教   →发展函授，普及教育张伯苓与南开大学       →借鉴欧美，服务中国    →强调应用，开发能力    →折毁烟枪，以身作则   →大兴体育，砺炼品质张学良与东北大学   →巨资办学，礼聘名士    →完善教育，体育为先    →严明学制，塑造人格       →保家救亡，时代先驱成仿吾与东北师范大学   →兴起听课之风    →自我培养师资    →实践革命教育    →完善师范教育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大办工厂，学以致用    →严肃学风，严明校纪   →配套办学，择优留洋马相伯与复旦大学   →倾尽家产，创办震旦    →诀离教会，再起复旦    →首开军训，自授博士   →大兴演讲，唤民救国竺可桢与浙江大学   →呼唤自由求是    →创建导师制度    →健全学术机构    →流转不废教学李达与武汉大学   →办千人夜校    →同主席争论    →引各方名师    →建哲学名系郭沫若与中国科技大学   →鼓励全面发展    →院校所系结合    →面向尖端科技    →探索超常教育陈嘉庚与厦门大学   →苦心经营，南方之强    →面向海洋，注重实用    →变卖大厦，维持厦大   →倾力以赴，终生奉献

章节摘录

书摘    辛亥革命后，清末建立的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并曾进行过一些初步的改革。但由于官僚积习很深，改革极不彻底，校政仍相当腐败。不少人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陈陈相因，敷衍塞责。这时的北大缺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封建复古主义的陈腐思想泛滥。    1916年9月，蔡元培在国外接到当时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促其归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回到上海后，不少友人劝他不要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认为弄不好反会坏了自己的名声。但他也得到另外一些友人的赞同，特别是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对蔡元培十分了解和信任，认为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蔡元培同意出任北大校长，也出于他的教育救国思想。他抱定了整顿和改革的决心，于1917年1月4日就任北大校长。就职后，他多次到欧美各国留学、考察，着重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受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影响，在政治制度上，他赞成议会制和内阁制，反对专制独裁；在学校体制上，他反对校长权力过分集中，成为国内最早提倡教授治校的人。他到校后锐意改革，首先就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革新了学校的领导体制。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主持设立了评议会，作为学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校长和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并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分别推举两名教授为评议员。1919年后，改为每五名教授选一人的办法，一年改选一次。评议会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拥有很大的权力，凡大学立法均须经评议会通过。评议会有权决定学科的废立，有权审核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负责提出学校的预决算费用。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实际上是一个教授会，是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评议会民主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李书华教授后来回忆这一时期评议会工作情景时说：“我曾被选作评议员，目睹开会时对于各种议案的争辩，有时极为激烈。”由于受蔡元培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影响，新派人物在评议会中占有相当数量，因此这一时期北大评议会在政治上曾起过进步作用。它曾多次发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宣言，支持过学生的爱国运动，并曾几次宣布和北京政府教育部脱离关系。    1917年12月，蔡元培还根据评议会通过的教授会组织法，分别按学科门类主持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选定、教授法的改进、学生选科的指导和学生成绩的考核等。    蔡元培对校政改革的设想，是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由有关教授分别领导，统一管理。他要求做到“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开始他采取加强各科学长职责的办法，由学长分别负责领导各科的行政和教务。五四运动后，除原有评议会司立法外，还建立行政会议及各行政委员会司行政；设教务处、各学系教授会、预科委员会和研究所等司教务；设总务处司事务。这就基本上确立和健全了教授治校的领导体制。蔡元培在工作中作风民主，凡事都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对各方面的人员一经任定，就信任他们，把全部工作交给他们负责，不多去干涉，所以能人尽其才，使学人们充分施展自己的本领。这种教授治校的原则，在当时封建军阀统治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是尤其具有进步意义的，对学校的建设也起了积极的作用。顾孟余对这种领导方法曾称赞道：“先生长北大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依赖校长，此制度不易进行也。”    在健全学校领导体制的同时，蔡元培还对北大学科的设置进行了改革。他从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出发，十分推崇理论科学的独特作用，因而致力于把北大办成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成为研究学理的中心。北大原先是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没有重点。蔡元培大力扩充文、理两科，文科原来仅有国文、哲学、英国文学三门，他陆续增设了中国史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和俄国文学；理科则除原有的数学、物理、化学三门外，1917年增设了地质学科。废止商、工两科。法科原计划与法专合并组成法科大学，后因法科方面反对没有实现。蔡元培还主张要融通文、理两科，使一科学生能兼习另一科中的某些门；认为划清学科门类的办法，易造成文理两科之间的界限，也往往出现习文者轻理、学理者轻文的倾向。1919年起，北大采取了分系制，废去文、理、法科的名称，改门为系。全校共设14个系。经过改革，北大成了一所以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蔡元培投身教育事业后，就积极倡言平民教育，主张让更多的人有受教育的机会。他反对那种把大学看做“只有大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不能进去”的观念和做法。他对北大原来的招生制度进行了改革，坚持以考生学业成绩的优劣作为录取学生的标准，而不看资格和出身，这使那些出身贫寒、学业优秀的有为青年有机会进人北大学习。同时，他还主张学校的学术活动和课堂的教学活动都可以向社会公开，学校要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由于这一制度的实行，京津以至远近省份的知识青年来北大听讲学习的很多，他们利用北大的课堂、图书馆，刻苦攻读，并且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除了正式办了手续的旁听生外，还有一些是没有办手续的。他们当中有中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报社编辑和失业失学青年。他们或是慕名而来听某教授的课，或是长期和本科生一起听讲。这些旁听生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革命者或在学术上有造诣的人。此外，在蔡元培的积极倡导和赞助下，北大还在1918年4月开办了校役夜班，全校230多名工友也得到业余读书的机会。一些学生也创办了平民夜校，开展平民教育。    1920年春，蔡元培在北大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国立大学教育中男女同校之先河。大学实行男女同校是对旧礼教的一次大冲击，它势必引起封建卫道者的恐惧和仇恨。教育部曾发公函对北大指责，大总统徐世昌也为此对北大进行所谓“告诫”。这时控制北京政府的直奉两系军阀，对蔡元培极为不满，男女同校问题也竟然成为他们对他进行迫害的一个口实。但是，男女同校一经北大首倡，迅速形成潮流，全国各地学校纷起仿效。这是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的革新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陈垣字援庵，曾用星藩、援国、园庵等名，在家族中属“宗”字辈，大名道宗，因父亲号励耘，遂称自己的书斋为励耘书屋。他于1880年生于广东新会石头乡，祖父海学、父亲维启都是远近闻名的大药材商人，家财饶富，但他自幼无意经商，立志为学。    陈垣6岁时随父亲来到广州，跟着塾师诵读四书五经，开始了他的科举之路。13岁那年，偶然得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眼界大开，才知道除四书五经之外，中国典籍竟然如此丰富！从此以后，按照《书目答问》的提示买书、读书，进而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初步奠定了治学的基础。    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垣满怀信心地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虽然文章写得很精彩，但因为不合八股程式，落榜而归。此事对他刺激很大。回到广州后，陈垣买回十科《直省闱墨》，仔细研读，不久就将八股文练得非常纯熟，加之博览群书，注意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在当时颇引人注目，21岁那年获得县试第一。不久，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度，不再以八股取士，这对本来就不喜欢八股文的陈垣是一个解放。    这一时期，在内忧外患的巨大冲击之下，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已经开始，腐朽的满清统治岌岌可危，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迅速传播，而广东正得风气之先。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陈垣，很快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以满腔热情投身到推翻满清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运动之中。要推翻满清的腐朽统治，就要唤起民众，于是，陈垣开始了他的革命报人生涯。    光绪三十年（1904),24岁的陈垣在广州参与《时事画报》的筹办，次年正式创刊。陈垣作为《时事画报》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以其坚决的反清态度和犀利的文笔，赢得了广州革命者的尊敬。    同许多早期革命者一样，陈垣也曾经有过医学救国的思想。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准备学习西医。由于无法忍受美国教师对中国师生的歧视，他和朋友集资创办了光华医学院，自己成为光华医学院的第一批学生，毕业后留在学院任教。医学院取名“光华”，是“光我华夏”之意，这也是他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    陈垣在从事医学教学和研究的同时，并没有中止反清斗争。1911年2月，他与康仲荦等利用天主教教会经费创办《震旦日报》，并担任主编。《震早日报》有一个重要副刊《鸡鸣录》，取《诗经·国风》“风雨如晦，鸡鸣未已”之意，也由他主笔。他以“大我”等笔名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满清统治之腐朽，支持民主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913年国会召开。陈垣由于在长期的反清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在广东报界享有很高声望，因此被新闻界以“革命报人”的身份推选为众议院议员，于是他开始了短暂的从政生涯。    陈垣于1913年初赴北京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从此在北京定居，直到1971年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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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百多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充分显示：名校和名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为高等教育做出卓越贡献的著名教育家们，其教育思想和创造性思维体现于他们曾经耕耘过的高等学园中。由此我便想到，如果有人写出百年来我国的名人与名校，仔细剖析二者间的血肉联系，从一个新的角度(一个侧面)去写我国高等教育史(不受“史”体例的局限)，一定会引起教育界同人的极大兴趣。    当人们正在这样热切盼望的时候，王国祥主编了这组关于名人与名校的专题文章。这些文章的题目使人有亲切感，如《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郭沫若与中国科技大学》，等等。这些名人大都是学者兼教育家，有些则是社会活动家兼教育家，然而文章的主题要求写出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其他可以略而不论，或者一笔带过。在提炼他们的教育思想时，不能只是进行理论性阐述，而必须与他们所在高校的学科建设、学术成就和人才培养诸方面结合起来，使读者能获得具体形象的感知。要做到以上两点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我读收在《名人与名校》一书中的13篇文章，获得的印象是：“人”与“校”相融为一个整体，既见人又见校；体现了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统一，是高等教育个性与共性的结合。我觉得这些就是该书的价值所在。在文字表述上，没有任何泛论和口号，将人与校的关系娓娓道来，如叙家常，这肯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下，《名人与名校》一书中，不仅“名校”有个性，有自身的学术风格，而且“名人”也都是有独特个性的人。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充满个性化。我读了这部书稿，获益最多的一点就是名人与名校的个性化。所谓“个性化”，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特点、特色——这些才是创新的结晶。如果高校“千校一面”，那有什么创新性可言呢?当然，“名校”的特色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而是在岁月沧桑的历程中由教育家们、教职工们和莘莘学子共同创造的。教育家中最有创造性的人物就是该书所说的“名人”。    该书所收13篇文章中记述的“名人”都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们给高校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彩；后人会在他们创造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和创新。举例来看，本书中收有《陈嘉庚与厦门大学》一文，作者满怀深情地来写这篇文章，我们跟着他的笔走进优美的厦门大学校园，我们感受到这里的一草一木以及厦大的学科特色等都凝聚着陈嘉庚先生的心血，现有的成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拓展。《竺可桢与浙江大学》一文，读了以后，我们仿佛看到竺可桢先生今天仍然在浙大校园漫步，他为今天浙大的发展而感到无比欣慰……是的，精神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带有一定的永恒性，它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动力，激发人们去创新去开拓。如果一所著名的高校没有类似于此的永恒性，没有一种精神力量，那么，她的“名”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国高等学校应当注意自身特色的形成和再创造，注意培养自己的个性并使个性得到发展。众所周知，共性存在于个性中。如果没有个性，也就失去了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名人与名校》一书的一名读者，我觉得该书有助于唤醒并加强人们的个性教育意识，这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21世纪，这种意识将成为教育界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在这个时候，该书的出版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张岂之                                                 于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