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见证

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波兰) 切斯瓦夫·米沃什  页数：192  译者：黄灿然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诗的见证》中收录的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六个讲座的重量和意义怎样高估都不为过。《诗的见证》以其浓缩和简洁阐述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一把了解米沃什诗学历史哲学、哲学和美学的钥匙。当然，米沃什全部著作提供了对二十世纪困境的最深刻反应之一。他反对各种一般见识，这些见识认为我们文明是没有前景的，而文化的异化则是可无逆转的事实。他的反对，对他的波兰读者来说似乎可能更自然。毕竟，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当代诗歌不止一次地证明它是社会的存在不可或缺的；它发挥见证现实、抵抗压迫和成为希望来源的作用，这作用不是抽象原理，而是很多人具体和亲身的经验。

作者简介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taw
Mitosz)，波兰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1911年出生于波兰第一共和国的立陶宛。“二战”期间在华沙从事地下反法西斯活动。“二战”后在波兰外交部供职，曾在波兰驻美国及法国使馆任文化专员和一等秘书。1950年护照被吊销，后选择了政治流亡的道路。先在法国获得居留权。1960年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1961年起定居美国。
主要作品有诗集《关于凝冻时代的诗篇》(1932)、《第三个冬天》(1936)、《白昼之光》(1953)、《太阳从何方升起，在何方沉落》(1974)、《在河岸上》(1994)、《路边的小狗》(1997)、《这》(2000)、《第二空间》(2002)、《俄尔甫斯和欧律狄刻》(2002)等二十余部；政论集《被禁锢的头脑》(1953)和散文集《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幻象》(1969)共十余部；...
(展开全部)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波兰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1911年出生于波兰第一共和国的立陶宛。“二战”期间在华沙从事地下反法西斯活动。“二战”后在波兰外交部供职，曾在波兰驻美国及法国使馆任文化专员和一等秘书。1950年护照被吊销，后选择了政治流亡的道路。先在法国获得居留权。1960年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1961年起定居美国。
主要作品有诗集《关于凝冻时代的诗篇》(1932)、《第三个冬天》(1936)、《白昼之光》(1953)、《太阳从何方升起，在何方沉落》(1974)、《在河岸上》(1994)、《路边的小狗》(1997)、《这》(2000)、《第二空间》(2002)、《俄尔甫斯和欧律狄刻》(2002)等二十余部；政论集《被禁锢的头脑》(1953)和散文集《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幻象》(1969)共十余部；长篇小说《伊萨谷》等两部；《波兰文学史》以及多部译著。
曾荣获波兰雅盖沃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等近十座世界知名学府的荣誉博士学位及各种勋章。1978年获俗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对他的授奖词中说：“他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2004年8月在波兰克拉科夫逝世，享年93岁。

书籍目录

一、从我的欧洲开始
二、诗人与人类大家庭
三、生物学课
四、与古典主义争吵
五、废墟与诗歌
六、论希望
译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确实，有什么差别呢？当听说某些地方一些人类遭另一些人类残暴对待时，我们内心的抗议之声回荡在空虚中，而且没有任何正当性，除了抗议之声本身。虽然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死去的数百万男女老幼至今依然被哀悼，但我们很难不想到一种日益强大的趋势，这趋势就是把人类与苍蝇和蟑螂等同起来；我们可以假设，某个恰如其分的崇高目标可为灭绝苍蝇提供正当理由，而那些未受打扰的人则对此毫无感觉。一个二十世纪的诗人，就像一个孩子，他被成年人训练去尊重赤裸裸的事实，而成年人自己也是在一种极其残酷的环境中成长的。这个诗人会希望根据某个基本原则来说是或说不，但要这样做的话，他就必须承认在现象的互相作用背后存在着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结构，而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是与这个结构密切联系的。然而，一切都联合起来摧毁这个假定，仿佛它是我们对奇迹的信仰的残余。这是否意味着人类通过以科学为指导，现在已达到成熟阶段了？这是可能的。但尚有另一种可能性。社会组织以某种滞后的方式消化科学的副作用，于是发生这种情况，也即十九世纪科学产生的概念和观念直到现在才刚刚抵达。

后记

米沃什的《诗的见证》，我二十年前就买了，我还在扉页上注明“一九九。年香港辰冲图书公司”，并在内文里划了很多横线和纵线，写了若干眉批。想不到就像一些我看过后来又由我翻译的书一样，这本诗论集的中译竟然又落到我手上。更想不到的是，这本书是如此适合我现在重读、细读、深究，使得我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这是因为，书中很多问题也都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尤其是我写诗已有二十多年，心智也已成熟，恰恰来到了有足够基础和经验去感受、领会和体认米沃什诗观的状态。而我不能不说，才华洋溢、智力超群的诗论家实在不少，包括我即将翻译的布罗茨基和希尼，以及我翻译过的曼德尔施塔姆，还有我敬佩的瓦莱里、艾略特和奥登——但是，我真感到米沃什是二十世纪最头脑清醒的诗人，而且也是最勇敢的，简直是孤身奋战，近于先知，至少可以说，他的预见力是惊人的。    我这个结论，如果结合米沃什一生经历和他写作《诗的见证》的背景来看，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米沃什活到九十多岁，几乎成为一个完整的二十世纪人：童年和青年时代经历两场世界大战，又经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统治，然后流亡法国，在流亡法国十年间又必须面对法国知识分子替苏联辩护的压力。一九六一年他五十岁时移居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斯拉夫语言和文学。在美国，他又差不多默默无闻了二十年。这个时期，他仅以《被禁锢的头脑》为人所知。这是一本描述极权制度下作家被权力诱惑的专著。这本震惊西方知识界的书，在中国读者看来，实在平平无奇——这算什么！因为这类情况简直是司空见惯，小菜一碟。但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应该好好看一看这本书，因为我们愈是觉得它浅显或不值一提，就愈是可以用它来衡量我们麻木的深度！    直到他一九八。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诗才开始引起真正的注意。而这个时候他可以说已是波兰的民族诗人——他的著作在波兰长期被禁，都是通过地下渠道流传的。    米沃什自称是一个神灵附体的诗人，故不轻易谈诗。他写了很多散文和评论，评论所谈的，大多数是广义的文学问题和文学以外的哲学、宗教问题。《诗的见证》是他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担任哈佛诗歌教授期间写的，这也是第一位斯拉夫人担任诺顿讲座教授。这个时候，他已写了一生的大部分著作，过了七十岁。这本诗论集的一些观点，已散见于他一些散文和访谈，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但这一次他可以说是一方面总结一生的经验，另一方面总结二十世纪诗歌的经验，正式地、集中地、浓缩地谈诗。在诗歌经验方面，米沃什青年时代接受古典主义和神学训练，又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影响，又去过法国游学。在游学期间他不仅亲眼目睹文学艺术首都巴黎的风貌，而且主要还接受他的远房表兄奥斯卡·米沃什的教诲。奥斯卡是一位杰出但隐遁的法国诗人和神秘主义者，在法国诗坛他可以说是置身其中又置身其外，他留给年轻的米沃什的诗学遗产是弥足珍贵的，因为那是一个真正内行人的诗学。而米沃什本人也变成这样一位真正的内行人。    米沃什提出的问题，概括地说，是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问题，换个角度看，也就是这三者各自构成的樊笼，以及诗人如何应付或突破这些樊笼。古典主义问题在于传统手法变成惯例，容易造成诗人缺乏原创性，因而脱离现实。现实主义问题在于缺乏距离感和容易流于琐碎，以及导致诗人在面对大灾难时变得哑口无言或诉诸陈腔滥调。现代主义问题则是一个更大问题，它音调阴郁、色彩昏暗，为写作而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脱离现实而且也是陈腔滥调和自我复制。与此相关的是三条线索。第一，诗人与人类大家庭分离，变成一个孤独者、隔世者，没有读者，没有听众，这也基本上是现代主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另两条线索，也即(第二)追求真实、正视客观世界和(第三)超越阴郁和颓废的末日论，怀着希望。    第二条线索也是米沃什关于诗歌的定义“对真实的热情追求”的核心，这真实，在某种程度上即是现实主义，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已。因为，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中，现实主义已变成一个陈腔滥调的肤浅概念。米沃什心目中的真实是世界的真相。因而，它可以说是无边的，而现实主义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应是一种无边的实现主义，而不是我们现时所见的中国新文学以来的狭窄现实主义或亡p国新文学以来对外国现实主义的狭窄理解。在米沃什看来，现实如果不是完全无法捕捉的，至少也是非常不容易捕捉的。事实上可能正因为如此，古典主义才那么吸引人，甚至可以说，现代主义也才那么吸引人。正因为现实是如此难以捉摸，我们才必须警惕掉人肤浅的现实主义的陷阱——这方面，米沃什以波兰诗歌的战时题材为焦点，做了非常令人信服的剖析，证明现实是需要距离的，否则就容易陷入跟古典主义相同的陈规。我们常常听人说，诗人要关注现实，尤其是发生大灾难的时候。可是米沃什提出警告：“我们也不免要怀疑，某些现实区域究竟能不能成为诗或小说的题材。”他指的是一些非常残酷的现实例如大屠杀。但是，与现实保持距离，需要巨大的勇气，米沃什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说中就说：“对现实的拥抱如果要达到把它一切善与恶、绝望与希望的古老纠结都保存下来的程度，则可能只有距离才做得到，只有飞升至现实上空才做得到——但这样一来，又会变得像是道德背叛。”    第三条线索是超越阴郁的悲观音调。在本书中，米沃什有两个似乎互相矛盾的说法。一方面他说诗歌就应当是末世论的，另一方面他对现代诗的末日论音调表示不满。我的理解是，末世论是怀着期待和希望的，相信一切阴郁的事情过去之后，将会有人性和文艺的复兴，而末日论则是深陷于主观性之中，看不到任何未来。这就像我们都深陷于某种长期的困境或黑暗中，很多人完全被这个环境所左右和摆布，但也有少数人坚韧不拔，在同样的困境中挺住，不仅怀着希望而且为新的复兴做好准备。米沃什非常动人地说：“如果解体就是发展的一个功能，如果发展就是解体的一个功能，那么两者之间的竞争也许很有机会以解体的胜利告终。在很长时间内，但不是永远——而这儿正是希望进入之处。”正是在这里，米沃什显示出他的智慧。而他坚韧不拔的生命历程，本身即是这种希望的见证。这智慧，也见诸米沃什在刚才这段引文中对阴郁音调的充分理解，如同他在本书别处也都对他诗学的对立面有充分理解，因为他也常常站在他自己的对立面中。他并不是简单地站在绝望的对立面提出希望，而是他本人就站在这绝望中，他的希望是靠消化大量绝望来维持的，因而像他这样一种怀着希望的人是要比绝望的人艰难好几倍的。美国诗人、米沃什诗歌长期英译者罗伯特·哈斯曾说，米沃什“对生活有着巨大的胃口，但他见过的恐怖是如此多，以致他不觉得他应该喜欢生活”。    作为中国读者，我们不免要问，一个中国诗人，站在中国写作的语境中，该如何对待米沃什这本书中提出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现代主义呢？首先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这是肯定的，我们整个古典传统中的伟大诗人也都是真实的热情追求者。由于真实的含义是非常广的，我们恰恰可以利用它的无所不包来修正和拓宽我们对现实和现实主义这些概念的理解。例如当我们看到人们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时，我们从人们谈论的内容看，他们所谓的现实主义只是社会承担而已，而社会承担是一个十分狭窄而且常常是太过功利的概念，米沃什对此也是十分警惕的。但如果我们说杜甫的诗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那就完全正确了。    至于古典主义，我们新诗是告别中国古典主义诗歌的产物，它的语言是相对幼嫩的，它主要是受外国浪漫主义和一小部分现代主义的影响，到八十年代以后才较大部分地受外国现代主义影响。外国古典主义如同中国的古典主义，对新诗影响似乎不大，部分原因是外国古典主义的格律和音韵难以翻译过来，外国古典主义的“传统手法”，包括大量典故，也不是中国读者熟悉的。在这种没有外国古典主义作强大后盾的环境下，外国浪漫主义对中国诗歌的影响基本上是无效的，如果不是负面的。如此一来，剩下的就是现代主义了。而纵观新诗的成就，主要正是现代主义影响的结果。没错，米沃什眼中负面和消极的现代主义，在中国恰恰是正面和积极的。在四十年代的战乱和五十年代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压力下，新诗所使用的语言很快就变成教条语言。现代主义对语言的关注一方面使新诗语言坚固起来，另一方面有效地抵抗了官方教条。即使就绝望而言，在官方的虚假希望和虚假乐观主义统治之下，绝望恰恰是更真实的，甚至可以说还绝望得不够深。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绝望或阴郁主调反而变成对真实的热情追求。但更幸运的是，绝望和阴郁音调并非中国现代主义的主旋律，反而是对语言的可能性的探索，对语言的魅力本身的追求。这种对语言的重视，或者一定程度上对“纯诗”的重视，本身反而变成了对真实的热情追求的一部分。    总之，现代主义遗产是中国新诗的营养液。但现代主义包括纯诗和对语言的关注，如今在中国似乎也已来到穷途末路，进入米沃什所担忧的处境。这也正是米沃什这本诗论集对我们的意义所在。米沃什在一篇论文《反对难懂之诗》中说：“西方诗歌已如此深地走入主观性的道路，以致它已停止承认客观规律。它甚至似乎认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只是感觉，没有客观世界这回事。在这种情况下，你爱说什么都可以，完全失去控制。”他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说中则对为写作而写作或者说“不及物”写作的政治后果提出警告：“在文学作为书写的理论，也即语言以自身为食的理论，与极权主义国家的增长之间，似乎有某种隐蔽的联系。”他进而说：“一个国家没有理由不容忍一种只包含创造实验性诗歌和散文的活动……只有当我们假设一个诗人不懈地努力把自己从借来的风格中解放出来，追求现实，他才是危险的。”    我认为，现代主义已像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样，是既成事实，而且就像我所说的，对我们新诗来说还是一份重要遗产。因此，拒绝它是徒劳的。我们完全可以继续活用它，就像我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继续活用，在我看来就是把现代主义当成像西方古典主义那样来训练诗人的基本功。这训练无疑将充满各种现代主义的“传统手法”和陈腔滥调，但这儿也是希望进入之处：一、在经过长时间训练之后，诗人也许会像波兰诗人科哈诺夫斯基那样，在个人生活发生巨变时顺势写出足以留传后世的真实的诗歌，但这仍是被动的，尚有更主动的，也即二、在经过长时间训练之后，诗人有意识地突破自己的学徒训练期，朝着“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努力和奋进。当诗人已站在“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这块坚实的土地上时，尚有更广阔的领域等待他去开采，这就是尽可能吸取中国古典主义和西方古典主义的丰富成果。这个处方，也即寄居现代主义，然后立足“对真实的热情追求”，以及进一步迈向古典主义，还可以作相应加减：立足“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兼顾对现代主义和对古典主义的热情吸取；或仅仅立足“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兼顾对古典主义的热情吸取。    米沃什的“希望进入之处”，是非常迷人的说法，这本身就给人以希望。虽然他针对的是二十世纪西方诗歌，但是非常有可能的是，这希望并不是在西方现代诗的阴郁或绝望之处进入，这复兴也并不一定产生于已有过文艺复兴的西方。这希望，这复兴，完全有可能产生于中国，而此时此刻的我们，可能正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好一切准备。至少，我是一直这样相信的。    感谢魏东先生约我译这本书，使我得以深入了解它；感谢编辑们提出很多有益的修改意见；感谢朋友邓宁立小姐帮我找出个别漏译的字眼。    译者    二0一一年九月于香港

编辑推荐

　　1.米沃什乃198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作品国内仅有《拆散的笔记簿》、《米沃什诗选》及《米沃什词典》，其散文代表作尚无系统译介，本次推出“米沃什作品选”主要是其散文作品。米沃什其创作在道德意识上的探索吸引了众多读者，经由著名诗人如王家新、翻译家、诗评家如黄灿然等推介，已是大名鼎鼎。本书特别延请知名诗人、学者、翻译家黄灿然先生翻译，可谓名著名译，保证了本书原汁原味地传达米沃什的精义，提升了出版品质。　　2.哈佛诺顿讲座在西方非常知名，许多知名作家、学者应邀前往开讲，并由哈佛大学出版社结集成书，国内已引进过一部分这类作品。　　3.米沃什以诗歌知名，但其散文的成就也很高，本书相当于其诗歌自传，对于喜欢米沃什或西方诗歌的读者很有诱惑力，同时本书借由诗歌表达对于二十世纪的反省也很有力度，值得再三品读。

用户评论 (总计78条)

•   诗歌是这个世界最后的梦想。在抛弃了各种浮华与看似坚不可摧却不堪一击的外壳后，只剩下这一光荣的梦想。米沃什关于诗歌的见证功能的阐释极其精辟。借助这本小册子，米沃什论述了诗歌之于时代的重要性。米氏所言并非老生常谈，他提醒世人关注的恰恰是诗歌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同时对于二十世纪的反省为这一思考维度提供了更为明晰的指向。
•   刚收到书，还没翻呢。非常喜欢米沃什的诗，有一本漓江版的《散的笔记簿》，有一首《缓流的河》：“好久好久没有一个春天，象这个春天一样美丽。马上就要修剪的草，厚厚的，被露水浸湿了……”这首诗轻轻的读，感觉非常好。前苏联流亡到美国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因喜欢米沃什的诗而学习波兰文，自己也成了著名诗人。二人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   米沃什的诗歌见解，值得一读。
•   米沃什的诗歌，不会令人失望。
•   好书。米沃什的诗学，像钉子敲入坚硬的理论之墙，说出最为实在且具穿透力的体会，看了有启示。
•   因为米沃什，所以没有任何考虑而读了这部作品。
•   包装完好，发货极快。米沃什作品收集大作战。
•   丰富的米沃什，深刻的文字
•   本书就是好书的见证
•   六篇演讲深入总结了20世纪诗歌的经验，堪称关于诗歌的经典之作
•   一本讲座关于诗歌之书
•   现在有货的书赶紧收。还有《被禁锢的头脑》待收。
•   ：）爱读诗歌~~慢慢看~~
•   刚刚收到，读了之后再评。
•   很喜欢的一本书，大师的作品
•   实话是 这本还没看完
•   一句好的是 看书 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   希望他的书国内能多一点再多一点。
•   朋友说不错，买来读一读喽。
•   帮同事买的，他说非常的好。
•   认真读过两遍，特别的身份，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思想，给你特别的震动。
•   太棒了，无论图书装帧还是内容，都非常不错。
•   这本书令人深思，读起来很有收获.
•   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
•   非常喜欢，已经收藏了很多本
•   有思想的，别致
•   都是很值得去细读的好书，吐血推荐！！！
•   喜欢但我买重复了好像
•   翻译的也好
•   正要读的书，排上议程~\(≧▽≦)/~啦啦啦
•   还没有更深的体会，可能时间未到
•   喜欢黄灿然的译笔
•   看别的书介绍，所以买了。
•   好看，极具文学性
•   喜欢这类，没办法，就是纸质有待提高。
•   米沃什名声与中译的作品间有差距，无论诗还是随笔
•   挺不错的，对米沃什的诗可以更加深入了解。
•   之前买过一本《米沃什词典》，再买一本，米沃什不孤单了！
•   还没看呢，不过米沃什 质量有保障啊
•   米沃什的诗作在孔夫子旧书网上都炒疯了，因此这部书没有附上一些诗作，显得美中不足。
•   在这本讲座中，一位长者带领我们去寻找诗的见证
•   诗的见证，历史的见证！
•   诗是文化乃至人类精神文化的明珠
•   不错的诗歌学习者读物
•   一位书友推荐的书，买回来，看起来还不错。以前很少看波兰人写的书。
•   有阅读价值的好书
•   读来受益。
•   等老爸看了再说吧不过这次的书包装都还好，上次我U的书硬壳包装都磨破了，当当真是的
•   发现蛰伏的心思
•   怎么说呢。并算不得好看的书，至少我是这样觉得的。黄灿然的英译还是可以的。之前买过他译的里尔克的“哀歌”，但人家原诗是用德语写的。发现这点后让人觉得~~坑人啊~~
•   需要评论与诗篇的共同震撼~
•   作者是个诗人，也可算个学者，有些观点还不错！
•   收货并确认
•   一般啦，内容就不用说了，但是印刷和纸质真的不怎么样，不能沾水的哦，不好保存，建议想收藏的朋友要慎重哦
•   刚看完，一本了不起的书。每一个写诗和读诗的人都应该读的书。
•   看是米沃什的，又是黄灿然翻译的。但读不下去，觉得把诗歌和政治联系得太密切了。
•   在亚马逊买超值！下次还来！
•   等看了再评价吧，想必是一本不错的书。
•   老公要，帮他买的，他很喜欢。
•   不错，还想在买他其他的书。
•   《诗的见证》见证了社会生活以及在这个社会中万象的人；同时也是社会生活对诗歌重新构造的见证。
•   不愧一代大师，虽经中文翻译仍不失其思想犀利的光芒。
•   已收到。米沃什作品系列计划出2种。另一种何时出。等着收！
•   很不错！有机会见到这种才思活跃者的言谈。
•   豆瓣看到的
•   帮朋友买的，质量很好，很给力，朋友满意。
•   广西师大版米沃什作品
•   黄灿然的翻译
•   米沃什的诗论
•   　　李文倩
  　　
  　　本文将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即文学与政治之间，有何种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已有相当多的人，进行过激烈的争鸣。从现实的层面看，在这样的问题上，其实很难达成所谓的共识。因为争论而改变立场的，更是近乎于零。这里涉及的，其实有一个说理的限度问题。理性的论争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说理的过程，而说理采用的最有效的方式或手段，无非事实加逻辑。但问题在于，在对文学、政治等问题的看法上，人们并不仅仅基于事实和逻辑来形成判断，其中渗透着诸多个体性的领悟和匪夷所思。
  　　
  　　如此一来，在一定的时间段内，针对某个特定的个体，以说理的方式所能取得的效果，从根本上说是无法预期的。这样说来，是不是意味着，在这一问题上，说理本身孱弱无力，甚至毫无必要。我并不这样看。因为在我看来，一是说理的目的本身，并非仅仅在于说服某个特定的人，而在于把道理本身讲清楚，至于最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完全是说理以外的事。二是说理活动在某一特定的语言系统中，因为依托于一套比较稳固的概念框架，因此并非是完全主观的。关于这一问题，陈德中在《政治现实主义》一书中写道：“相对于一定的讨论，一旦概念之间的相对关系或者说概念的重要程度被逐步依序甄别，则这种相对于该讨论而形成的概念分别构成了一个相对确定的说理地图。这样一个相对确定的说理地图贡献了说理的方式，也同时确定了概念的轻重，这样一个状况本身因而将会是相对稳固的。这一相对稳固的说理框架体现了理论的客观性。理性因为不同框架的相对有序而变得不再那样的主观了。”这样的界定，至少在某一程度上表明：说理活动本身，对于具备健全理性的人而言，具备参与的开放性和结果的可接受性。或者用更直白的话说：在竞争性的说理活动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参与者说理的质量；因为在理想的意义上，优质的、可经受更多批评的道理，将得到更多人的赞同。正是基于如上信念，我才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完成这篇小文的写作。
  　　
  　　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相当多的人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大致是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进行的。如此说来，在最大的意义上，人们可能承认说，讨论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至少让参与者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意识，来妥善处理作家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这样看来，这一问题的讨论，跟文学本身的问题，是毫无关联的；或者说即使有关联，也只是在一个相当表层的意义上。作家们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至少表述在口头上，多是一些热爱艺术超过生命的人。让这样一些具有远大抱负的人，参与如此庸俗的讨论，本身就是对艺术的不敬。我想：以上诸种看法，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有其道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对文学和政治的技术性理解；此种理解方式本身，在我们这个时代，无疑是相当流行的。在不少作家的眼中，所谓文学，就是写作的技艺。在这个问题上，作家们放低身段，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手工艺人：手工艺人运用树枝或丝线，织就花篮或饰品；而作家们呢，遵循大致相近的工作原理，编织词语的织品，将其卖给远方的朋友们。如果我们以大致相近的思路，来理解政治，结论显而易见：政治不过是一套治理术，并不承载任何意义或价值。如此一来，人们对待政治，就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加入治人者的团伙分赃；一种是看穿了政治的血腥和肮脏，至少保持表面上的疏离。
  　　
  　　如上流行的观点，我不大赞同。关于文学写作，我当然赞同有其技术性的一面，因为无论何种伟大的东西，都须以某种方式成型。而且，一种成型的方式，也并不外在于作品本身，它就是作品的形式或外观。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将文学写作理解为一种生产活动，则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文学关乎价值、理想，关乎人对自身的希望和确信，它并不以满足某一特定需求为目的。从这一角度看，文学从来都和那些伟大的理想连在一起。当然，我在这里讨论此问题，基于一个基本的信念，即对伟大文学的殷切期待。不错，关于文学作品的评判，有无价值是一回事，价值大小是另一回事。满足于所谓的有价值，意味着低要求、没出息。何况这里的有价值，在不少情况下，不过意味着有市场价值；或者说，有谄媚于强权的价值。在当代中国，戴着政治正确性的有色眼镜，并以此来漠视、否定独立写作的美学价值，是大陆官方文学界一个心照不宣的阴谋。研究者如此，创作者亦然。康正果在《为了写作的自由》一文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寄生在文学创作上的作家们所划定的文学的边界对写作自由也构成了一种限制。长期以来，他们脆弱的文学神经根本经不起真实的刺激，因此他们才放弃了写作自身的自由。”
  　　
  　　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一书中写道，诗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在这里，如果我们将诗理解为文学，也完全讲得通。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显现，即如何理解这里的“真实”？二十世纪以来的思潮，倾向于将这里的“真实”理解为内心的真实。相当明显，这里所谓内心的真实，其实就是远离公共生活，不断地向内缩。以这种观念来看，内心的纯粹才是最高的真实。表现在诗歌领域，米沃什指出：“二十世纪诗歌遭受了‘贫乏和狭窄’是因为其兴趣局限于‘一种美学的、且几乎总是个人主义的风气’。换句话说，它退出所有人共有的领域，而进入主观主义的封闭圈。”这一思潮具有强大的辐射性，在创作者之外，有力地塑造出读者的细小胃口。于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市侩们，一个个成为名副其实的小清新。汉娜•阿伦特说：“问题在于他遁入了一个‘纯诗’的领地，以便使自己的生活脱离现实（比如马铃薯饥荒之类‘散文化的’现实），或者通过‘甜美和光明’的面纱来看现实。”（《文化的危机：社会的和政治的意义》）创作者和接受者，在此达成了亲密而稳固的“共识”。在文学研究和批评界，所谓纯文学的陈词滥调，亦极为流行；这在处于后极权社会的当代中国，既能规避政治上的风险，又与消费主义这一时代主潮具有极强的亲和性，因此而广为官方学者、批评家们所接受和推举。对此现象，学者李亚东批评说：分明是墨守陈规，却自命坚持原则。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一方面，我相信大部分人认为，文学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这一看法没错。另一方面，集体向内转的作者们宣称，最高的真实不在于外部世界，而在于人内在的心灵；但问题在于，人们遁入“纯诗”的领地，即未带给心灵以秩序，亦未能为生活在黑暗世界中的人们带来希望。生活在暴政统治下的人们，因为无法取得与人类大家庭的联系，而感到他们的生活本身，处于极度不真实的状态。一个人就是一座孤岛，多少个长夜漫漫。更有甚者，某些以纯文学观念来自我标榜的作者，在暴政统治的时代，自觉充当体制的性奴和夜莺，为权势者带去安慰和赞美。人们在声称追求真实的同时，恰恰失去了真实生活的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这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之前热情追求的所谓真实，其实并非是整全的，而最多不过是真实的某个片断？而片断的真实是不够的，因为那已不再是真实本身。
  　　
  　　 而且在我看来，对于这里的真实本身，我们其实并不能给出正面的描述。如果能给出正面描述，则意味着我们已追求到真实；但问题在于，真实并不是一个苹果，我们可以经过努力，从苹果树上摘下来。就此而言，热情追求真实的正当路径，就是对种种虚假进行持续而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是双向的，即指向外部世界，也指向写作者自身。具体说来，一个追求真实的作家，当其生活在一个虚假、肮脏的国度中，面对一桩桩虚假、丑陋的事件或事物时，他不能就此扭过头去，转而歌颂这个世界的光明一面。而在反抗外部世界的同时，写作者亦在反抗着存在于自己内心中的种种幻象，反抗自身的懦弱、沮丧和垂头丧气。之所以在这里强调写作者内部的争战，是因为那种近乎虚无的无力感，在很多情况下，其所具有的腐蚀性，并不比暴政更弱。在这方面，作家廖亦武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康正果评论说：“真要从廖亦武的肉体叩问出更为具体的意义，那就是他不反胃、不过敏、敢逐臭、能化粪的生理-心理素质”。（《破碎的受难》）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相信，这种强健的生理—心理素质，就是在不断的反抗中磨砺出来的。这种反抗，即针对外部世界的不义，亦针对内部世界的黑暗。
  　　
  　　通过如上的简单分析，我相信已大致表明，文学与政治间的关系，并不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而正是文学内部的问题。但本文的题目，并非“文学与反抗”，而是“写作与反抗”，这里的问题，在于我相信：写作这一概念，具有比文学更为宽广的指向。正如康正果所言：“写作永远高于文学，它远比文学广阔和开放，因此更具走向自由的强大动力和深厚的潜力。”（《为了写作的自由》，载《平庸的恶》一书）如果我们以自由为指向，那么讨论某一作品是否在文学的家族之中，可能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最后强调一点，即我这里所谓的反抗，并非是指为反抗而反抗，因为那只可能带来无尽的灾难；反抗虚假与奴役，就是通往真实和自由。因此，写作上的反抗，是积极生活的一种形式，它所竭力指向的，是一个更为真实、更为自由的广阔世界。
  　　
  　　二○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本文首发于《天堂桌子丛刊•第三辑》：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4824473.html]
  　　
•   　　 陈词滥调——诗的敌人
  　　
  　　 凌 越
  　　
  　　 在《诗的见证》第二章《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中，米沃什以极为尊崇的语气介绍了自己的堂兄奥斯卡·米沃什，这位出生于立陶宛的法籍诗人，显然在米沃什上世纪三十年代旅居巴黎时给了他深刻影响：“我从不掩饰我青年时代对他作品的熟悉，以及我们的个人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自己做诗人的方式，使我倾向于抵制文学时尚。”
  　　
  　　　　这是怎样的文学时尚呢？在米沃什另一部著作《故乡，对自我限定的追求》一书中有更详尽的描写。在这本书中，米沃什回忆了和奥斯卡·米沃什交往的许多细节，而且饱含深情：他们在意大利餐馆吃早餐；他们和奥斯卡·米沃什的一位仰慕者某“男爵夫人”在蒙梭公园沿着沙砾小路散步；米沃什回波兰时，他的这位堂兄来给他送行，“站在地铁‘歌剧院站’的台阶上，像一只文雅的老鹰”，“我跑下楼梯，又一次转过身来，然后把他狭窄的侧影衬托天空的形象映入我的记忆中”。映入二十三岁的米沃什记忆中的，当然不仅仅是他堂兄的形象，还有奥斯卡·米沃什近乎完整的诗学思想。因为堂兄的影响，米沃什对象征主义诗歌以来的现代诗歌的艳羡被强行扭转为质疑乃至不屑。
  　　
  　　　　
  　　
  　　　　“现代诗歌带有一个颓废时代的烙印，是不应当太当真的：一个作者坐在窗前，试图用以捕捉凌乱的感觉印象的那些聪明的文字纺织物，又能表现什么呢？”几十年后，米沃什依然清楚地记得他堂兄当年跟他说的话，可见这些话对他影响之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米沃什所抵制的文学时尚其实正是整个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鉴于波德莱尔、马拉美等现代派诗歌主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早已取得几乎难以撼动的经典地位，这种质疑本身就充满勇气，甚至带有那么一点悲壮色彩。奥斯卡·米沃什作为诗人的命运即是明证，虽然有几位作家欣赏他，但他显然为那些创立文学新风尚的人所藐视和嘲弄，以至当米沃什1981年在哈佛的讲坛上介绍奥斯卡·米沃什的思想时，不得不首先对他的生平做了简单介绍，因为讲坛下的美国学生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诗人雷克斯洛什曾经翻译过他的一本薄薄的诗集。
  　　
  　　　　米沃什在演讲中分析的是奥斯卡·米沃什二十世纪初的一个作品《关于诗歌的一些话》，文中对现代派诗人的嘲弄犀利、直率、毫不掩饰：“这种小小的孤独练习，在一千个诗人中的九百九十九个诗人身上带来的结果，不超过某些纯粹的词语发现，这些发现不外乎由词语意料不到的联系构成，并没有表达任何内在的、精神的或灵性的活动。”与此相反，他赞赏并且召唤的是一位现代荷马、莎士比亚或但丁，这位未来的大诗人将把现代诗人从狭小的微不足道的自我中解脱出来，“加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更富生机和更痛苦的劳动大众那深刻的秘密”。这样的声音在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诗歌的鼎盛时期，确实犹如空谷回声，难能可贵。
  　　
  　　　　可是，由于我对波德莱尔、兰波等现代派诗人由来已久的热爱，我在阅读《诗的见证》的前几章时一直持一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我欣赏奥斯卡·米沃什和薇依话语中透露出的道德热情，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人类所经受的种种磨难的背景下；另一方面，我也觉得他们对现代派诗歌的抨击实际上是以简化后的现代诗歌——或者说是现代诗歌中的拙劣作品——作为靶子，其实屏蔽了现代诗歌中最精深的那一部分作品和思考。没错，现代派诗歌肇始于现代诗人语言意识的觉醒（以马拉美为最突出者），但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语言并不和社会相对立，正相反，现代派诗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语言和物（社会）的互动关系，当你在表达你的社会观点、哲学思想甚至宗教思想时，你别无他途——只能通过语言。在这个意义上，如何运用语言这个典型的形式问题，其实也就是如何表达社会思想和社会关怀这一典型的内容问题，形式和内容这一古老的对立在此合二为一，因此现代诗歌的主将瓦雷里曾经说过：“对任何人都是‘形式’，对我则是‘内容’的问题。”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其特技只掌握在少数杰出诗人手中，现代诗歌的问题也在于这种平衡的失却，现代派的拙劣诗人由于过度着迷于语词效果，从而简化了诗歌语言的内涵，使得语言从它们所依赖的物中漂浮起来，变得轻佻无力。对词与物的永恒的矛盾，法国诗人谢阁兰曾用精辟的话语完美地归纳过：“词语与物轮流将唯一的存在据为己有。”可以想象，任何一方长时间的缺席都会带来紊乱，并且必然会引发抨击之声。
  　　
  　　　　我注意到米沃什在引述奥斯卡·米沃什的观点之后，马上加以解释：“《关于诗歌的一些话》的作者，绝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话不应被视为呼吁有社会承担的诗歌。”我也注意到米沃什在引述薇依观点时激赏之下的犹疑：“引用西蒙娜·薇依是一种危险的尝试，她的思维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格格不入，而她使用的概念，例如善与恶，可能很容易使某个引用她的人被贴上反动分子的标签。”这说明米沃什拥有一种高度的词语敏感性，这种特质使他对所有言之凿凿的观点都存有一份怀疑，哪怕他在情感上对这样的观点是多么认同。这将使他最终坠入一种复杂性之中，而他的深刻亦在这种复杂性中得以完成。
  　　
  　　　　
  　　
  　　　　并不让人意外地，在第四、第五章《与古典主义争吵》和《废墟与诗歌》中，当米沃什列举作为宏大见证的具体诗歌文本时，米沃什的敏感充分展示了出来：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对真实的热情追求），但他经常从自己的对立面去观察和调整自己的观点，以使其吻合“真实”，哪怕这时他的观点不再是泾渭分明、清晰可辨的。这两章无疑是全书的核心章节，其论述的精微是其他章节不能比拟的。第四章《与古典主义争吵》可算是“诗的见证”的反面例证，米沃什首先强调由于历史上很多时候诗人多半来自于特权阶层，“权力和财富使他们对生命的感觉变得舒适。”（这一点，我也不能完全认同，因为疾病和死亡立刻就会让这种舒适荡然无存，无论你是出自哪个阶层。）然后，米沃什笔锋一转——即使他们想要表达苦难，但也会遇到一个以语言形式出现的障碍，这障碍凝结在传统的表达方式中，当你习惯性地借用这些传统方式时，它就是一种障碍，因为它根本无力反映永远难以预料的现实。
  　　
  　　　　随后米沃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些被纳粹残杀者临刑前的作品为例，“我们似乎觉得那些由被剥夺了希望的人在巨大感情压力下写出的作品，一定会打破所有传统手法才对，但情况并非如此。”受害者用来表达自己悲惨遭遇的语言，有很多陈词滥调。学者博尔维奇有专著《纳粹占领下被判处死刑者作品》，分析了从几个国家但主要是从波兰搜集来的大量文本，他充分肯定这些文本作为社会文献的意义，但对它们的艺术性，他的结论非常悲观：“没有哪怕一篇作品是值得注意的，所谓值得注意是指作者试图通过超越传统的沟通性语言或通过瓦解传统的沟通性语言来表达恐怖。”由此不难看出，米沃什所谓“与古典主义争吵”的主语应该是“现实”，他进而又说，这场冲突永不会终止，并且第一种倾向（指形式）永远以这样那样的变体成为主宰，第二种倾向（现实诉求）则永远是一种抗议的声音。米沃什让人稍感意外地激烈抨击了以道德要挟文学的做法：“任何人求助于种族灭绝、饥饿或我们同类的其他肉体痛苦来攻击诗歌或绘画，都是在进行蛊惑人心的煽动。”实在说，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是优秀诗人必然要面对的困局，只有在他们最好（没有办法，必须得亮出对于“效果”的评判）的作品中，形势和内容纠缠不清的局面才会有所缓解。
  　　
  　　　　正如博尔维奇的著作所显示的，其实抱有“见证”意愿的诗人和写作者不在少数，为什么其作品值得“注意”的比例如此之小？这个问题，米沃什没有深究，而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可能比仅仅简单呼吁诗歌应该具备道德诉求更重要。一般来说，诗人和艺术家是“细微末节”方面的专家，因为和人们的直觉相反，正是寻常的生活场景和事件给作者提供了更大的道德空间，而不是相反。一个杰出的作家，完全有可能把一次散步或者理发写得惊心动魄，但是当他面对太过深重的苦难，他却有可能发不出声音来——痛苦让他失语，这是常有的事。面对苦难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此时，情感里如果夹杂一丝反讽都会让我们羞愧万分，遑论其他了。当然，难度构成更大的诱惑，一旦有所突破，带来的冲击也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在这里，又是道德家们反感的“技艺”凸显出来，并被置于诗人们优先考虑的紧迫地位。还是诗人庞德总结得巧妙——技巧考验真诚，他将两个似乎总是对立的观念绑在了一根线上，而且是如此和谐。
  　　
  　　　　米沃什对现代诗歌倾向于形式实验的责难，在更高的层次上，可以被便当地视为道德家对艺术家的责难。道德家通常总是倾向于不信任艺术家，因为这些艺术家不可救药地执著于美执著于效果（在死亡的关头，他们似乎也有闲心去考虑分寸和尺度）。但是道德家们不要忘了，生命的良好品行只会来自对日常生活的良好梳理和反应，语言的分寸感和美感，其实总是对应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行为的得体与否，而行为的是否得体当然也就更直接地对应着善与恶了。从这个角度我们又可以回到庞德的那句名言，一个技艺高超的诗人，他的道德感也总是最敏锐的，哪怕他在书写一只小鸟的死亡，他也有能力反映出整个人类的宿命感。反之，一个忽略技艺的道德家也总是会被他随身携带的苦难压垮，语言破碎不堪，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更别说去见证什么了。好在，米沃什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一个有良知和道德感的诗人，他敏锐的直觉使他避免坠入自己挖掘的道德陷阱，从而为语言的完美组织提供了机会，并最终使他的良知在黑暗的时代发出感人的光芒。
  　　
  　　　　
  　　
  　　　　《诗的见证》中译本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近年来，中国诗坛也有一股愈来愈强势的道德呼声，要求诗人反映时代反映社会甚至于反映某个具体的灾难。这种呼声一方面反映出中国众多让人匪夷所思的现实状况所引发的广泛的道德义愤，另一方面它们恰恰也是这个社会道德状况堪忧的表征之一——正确的声音如果过度也会转向暴力。米沃什是当代世界诗坛中强调诗人社会抱负和责任的最著名的诗人，可是他在《诗的见证》中对诗人承担社会责任的种种副作用的警醒，以及对寻求表现暴力经验形式之困难的充分估计，都足堪为中国诗人所借鉴。在我看来，诗人最重要也是最本分的任务就是反对陈词滥调，诗人们通过提供表达的多元来拓展社会的民主空间，当然诗人们最终免不了要和专制的腐败的政府发生冲突，那是因为专制政府恰恰是陈词滥调最大的主顾。诗人们调整着诗句里的字眼务求顺畅有力，这种貌似玩弄字句的雕虫小技，其实蕴含着对文化基因的改造。反抗造就众人瞩目的英雄，但是恶的反作用力也总是很容易制造暴力，诗作为宏大的见证这种态度本身就已经把诗人置于观察者的角度，在那里诗人也许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去揭露所有的暴力和一元论，并提醒人们注意事物的复杂性，以及任何“正确”的观念都可能携带的副作用。相反，过于直白的杜绝美感的宣言式写作，反倒容易被恶拖入泥潭，而且最要命的是和美好的初衷相悖，最终沦为恶的帮凶。
  　　
  　　　　米沃什引用的奥斯卡·米沃什的一句话，我印象深刻：“诗歌始终紧跟着人民那伟大灵魂的种种神秘运动，充分意识到自己那可怕的责任。”责任之前的修饰词“可怕”非常精辟准确：一方面它显示出这种责任之重大，另一方面它也在提醒承担这种责任之困难。表态总是容易的，道德热情在感动他人的同时也容易让自己感动，但对敏感的诗人而言，在强调社会责任的同时避免被责任所异化所吞噬，大概也是他不可推卸的艰巨任务之一。只有以此为前提，诗人的道德热情才能真正转化为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而不被它的反作用力所扭曲。
  　　
•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1448.html
  　　
  　　死亡并非是最大威胁；奴役常常才是。
  　　
  　　其实，“那片空白”早就没有了诗歌，它在地理标注之上，仅仅如此，“里面帝国纷纷崩溃，曾经活着的人现在已经/死去”，这是欧洲呈现的没落，这是诗歌文明在现代技术世界里的没落，切斯瓦夫·米沃什已经走出了二十世纪的波兰，走出了“那片空白”，可是我们还是听到了他的声音：“只有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碰触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
  　　
  　　时间的向度，对于切斯瓦夫·米沃什来说，是生命和信仰的维护，也是死亡和奴役的威胁，那些“所爱的事物”，已经在诗歌里成为一种持久的力量，跨越技术、语言、战争和一切的异端，在“对真实的热情追求”中完成了伟大的见证。黄灿然称作“近于先知”的切斯瓦夫·米沃什，一定是在时间中听到了那些声音，传递过来，复活了某种被贬谪、被奴役、被威胁的诗歌情怀：
  　　
  　　当重要的不是作品的完美，而是表达本身，即“一个碎语”，那么一切便都成了所谓的“书写”。
  　　
  　　书写的一定是我们忽视的“声音”，是被时间覆盖的“声音”，就像Bill Woodrow的《Listening to History》作品一样，呈现了一个被我们忽视的、用非感官呈现的“声音”，来自历史，进入民族的血液，在这件1995年的铜雕作品中，一颗头颅与一本书被绳子紧紧捆在一起，书贴在头颅左耳的位置。看不到头颅的表情，一双眼睛被遮蔽了就是把所有的表情遮蔽了，就是把可能的真实遮蔽了，而那本书，像是不能打开的寓言，是的，只要听，从历史深处听，一个被遮蔽的头颅会在历史的“聆听”中微笑或者愤怒，狂喜或者悲哀，据说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用的也是这个雕塑，只不过拍摄角度比《诗的见证》封面更压抑一些。
  　　
  　　“被禁锢的头脑”或许更适合这样的主题，一个是被动接受，一个是主动走入历史，在米沃什看来，只要见证，便是历史的出路，这个在祖国波兰著作被禁的诗人其实就是在寻找历史的“见证”，而这些历史的见证就是“诗歌的见证”，“不是因为我们见证诗歌，而是因为诗歌见证我们。”诗歌是历史之外的存在，是时间向度之上的存在，所以在颠簸的诗歌之路上，米沃什一直没有放弃对诗歌的虔诚，像信仰一般。看一看米沃什的人生之路：1911年出生于波兰第一共和国的立陶宛，“二战”期间在华沙从事地下反法西斯活动，“二战”后在波兰外交部供职，曾在波兰驻美国及法国使馆任文化专员和一等秘书，1950年护照被吊销，后选择了政治流亡的道路，先在法国获得居留权，1960年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1961年起定居美国。2004年逝世。
  　　
  　　从立陶宛到波兰，从法国到美国，从出生到死亡，这条生命曲线中，我们会看到和波兰诗歌一样的曲折历程，而中间的198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说：“他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这种威胁就是米沃什所说的对于“爱的事物”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是“大写的历史带来的直接压力”，所以，这是一个被历史压迫着寻找诗歌之路的斗士，在大灾难，政治迫害，个人的不幸，种种这些，都成为诗人扼腕不断成就“表达”的需要，完成诗歌真正的“书写”。
  　　
  　　那个少年，他是否已经在怀疑
  　　美永远在别处而且永远是错觉？
  　　
  　　其实，对于米沃什来说，祖国波兰也是漂泊的人，流浪在地理版图和政治漩涡中，所以这本关于诗歌的册子第一章就是“从我的欧洲开始”，这是诗人对自己以及波兰的生存根本的母体怀疑，而“那片空白”就是“欧洲的那个角落”：“它塑造我，而我也通过用童年所讲的母语来保持我对它的忠诚。”母语的忠诚其实在更大程度上是历史的一个玩笑，比如选择斯拉夫语而不是法语，比如在南欧版图而不是在罗马或者拜占庭，所以对于波兰诗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欧洲的角落保持对“古典主义”的忠诚，如何又保持对习俗的坚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另外的选择，是“历史深处”的焦虑，它甚至高于“诗人的焦虑”，“推动一块石头砸向草丛中一条蜷缩的水蛇。”作为波兰神物的水蛇，已经“蜷缩”起来，被外力所砸伤，异教、侵犯神圣事物而产生的罪疚感已经让那个“欧洲的角落”产生了耻辱和耻辱之后的忏悔。
  　　
  　　所以，实际上这不是一个语言的困境，而是历史深处信仰的困境，所以在米沃什看来，对于诗歌和诗人的解救，必须从信仰开始，从诗人“与人类大家庭”开始，也就是如何从孤独、英雄主义中融合进来，在“人类大家庭”中抛弃错觉和罪疚感。而在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到道路选择上，米沃什一直采取比较中和的方式，稳妥地审视历史，审视欧洲，审视诗歌本身，他引用远亲奥斯卡·米沃什的《关于诗歌的一些话》，表达对于“闹哄哄”丑陋时代的鄙视：“他与当代诗歌保持距离，他在当代诗歌中看到的是一个全然混乱的形象。”而对于这样的“混乱现象”，米沃什指出了是科学和知识的进化论造成了持久、焦虑，这是古典主义时代的弊病，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命的非人性造成文学艺术中人的形象阴暗；而在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二十世纪，完全造成了“主观主义封闭圈”和诗人的坏，而这种“坏品味也许在东墓园那些墓碑上达到高峰”，他抨击了现代诗学的一个宗旨，而这个宗旨被法国象征主义者们编成法典，那就是“认为真正的艺术不能为普通人所理解”，也就是诗人脱离“人类大家庭”，这种脱离也造成了“灵魂和肉体的双重性”，造成了“留名和遗忘的双重性”，最终导致诗歌在“为艺术而艺术”（art as art）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其实，米沃什并不是把这些问题归结为某种理论，某种流派，而完全是技术时代造成的信仰缺失，人类最求的物质文明造成了“诗人的焦虑”，诗人已经完全剥离在普通人之外，没有了根基，精英与普通市民之间充满了敌意，而“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分裂消失”，诗人只能嘲笑、迎合，以及强迫性操作，而二十世纪的末日思想最后把诗歌带向了一个“严酷”的生存规则：“做一个二十世纪的诗人意味着要接受各种悲观主义、讽刺、苦涩、训练的怀疑。”对于诗人来说，二十世纪的象征是“死亡集中营”，是“有刺铁丝网”，以及战争和奴役，面对波兰国家的生死存亡，“波兰发生的事情，等于是一位欧洲诗人遭遇的二十世纪的地狱，而且不是地狱的第一圈，而且要深得多。”而在战争结束之后，诗歌再次面临政治灾难，仿佛“世界之火”在燃烧，“一柱火焰，看上去那么可爱，一碰就会烧伤手指；一只甩出桌面的玻璃杯，不是停留在空中，而是摔得粉碎。”而在战争之后，米沃什说到了耶日·格罗托夫斯基，他把斯坦尼斯瓦夫·维斯皮安斯克写于一九〇四年的戏剧《卫城》搬上了舞台，而在这个戏中，都是穿着囚服的囚徒在演出，所有对于命运的悲悯都是假的，在这个戏里，“只有酷刑是真的，演员背诵的诗歌的崇高语言在对比之下充满讽刺色彩。”这或许就是诗歌“被工具化”的一个标志，所以在战争之后，诗歌面临着更大的信仰重建危机，面临着“爱的事物”受到威胁的困境，这种危机和困境，米沃什用了“解体”这个词，在他看来，“解体”是对文化的不信任，对语言的不信任，是对神的不信任，他认为，受保护的需要是“存在似乎是被必然和偶然统治着”：
  　　
  　　它暴烈地把自己分成一个末日和一个拯救，
  　　分成一个处罚和一个奖赏，分成曾经是和
  　　将是
  　　
  　　米沃什引用波兰诗人希姆博尔斯卡诗歌《白切》，指出世界和诗人的分裂，指出在末日威胁下诗人的自救和他救，这种拯救可以是英雄主义的，但是按照尼采的“权力意志”，所谓的英雄主义是不可靠的，是被迫的的超人，实际上只是一种“虚无主义”，而通过技术拯救的那些颓废派们，“写的悲观诗歌也许就是被编成密码并被昏暗地看到的未来”。而诗歌的“新希望”是存在的，远亲奥斯卡·米沃什曾经就坚持坚持太平盛世主义，也“相信新纪元将会到来”，而这个新纪元就是布莱克心目中的“新耶路撒冷”或欧洲大陆浪漫派心目中的“精神时代”。而这个新时代“将在一场末日式的大灾难之后出现”。在世界经历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末日式的大灾难之后，诗歌就是走向了这样的新希望。米沃什认真分析了“二十世纪诗歌有如此阴郁、末日式音调的原因：
  　　
  　　诗人与人类大家庭的分离；当我们被禁锢在我们个人的短暂性所形成的忧伤里时，便逐渐变得明显起来的主观化；文学结构的自动作用，或仅仅是时尚的自动作用。
  　　
  　　这些原因其实就是一个：诗人只是一个单向度的人，所谓的信仰、责任、民族和国家，在他身上可能都是一个表达，一个碎片，抛弃奴役和技术时代留下的影子，抛弃英雄主义和超人理论的狂想，诗歌从废墟走向狂喜时代，走向乐观主义，走向”我的欧洲“新的秩序，新的时间。他通过卡瓦菲斯的《大硫士》说：“一个单向度的人。希望通过穿戴其他时代的面具和衣服，体验其他时代的感情方式和思想方式，来获得其他新向度。”
  　　
  　　“使过去的事物显现于眼前”，这是米沃什对于诗歌未来所指出的一条道路，在时间的向度中，或许是在寻找真正的历史，真正书写波兰民族或者整个欧洲角落的那种神谕，那种“神圣事物”，那条蜷缩的水蛇开始从草丛中钻出来了：“人类作为一股意识到自己超越自然的基本力量，因为人类是靠对自己的记忆而活的，即是说，活在历史中。”
•   　　米沃什《诗的见证》这本书，源自1981年至1982年间的哈佛大学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这个诞生于1925年的年度诗学讲座，除了二战期间稍有中断外，几乎每年都会邀请一位当世最值得尊敬的艺术大师，给他们六次演讲的时间，和世人自由分享他们对于最广阔意义上的诗的理解。我们最熟悉的则应该是卡尔维诺，他在1985年精心准备诺顿讲座期间辞世，留给我们一本没有完成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更多的诺顿讲座，则首先以录音的形式被保存，只是这些讲座录音的命运各不相同，有些会随即被整理出版，如1932年的T.S.艾略特、1952年的e.e.肯明斯；但有些则会先放在图书馆储藏室里囤积尘埃，如约翰•阿什贝利1989年讲授的《另外的传统》（other tradions），就要拖延至2000年方才出版，比较夸张的是博尔赫斯，他1967年在诺顿讲座上的谈诗论艺，竟然最终是和阿什贝利一起重见天日。
  　　
  　　这种延宕，我倒也不反感，因为大凡好书总要能经得起类似的周折，进而，在延宕背后隐隐还有一种我们当下的讲座出版物里看不到的骄傲。这骄傲，一半属于哈佛大学出版社，它有自己的节奏；另一半，属于演讲者本人，对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他们的一生在这一刻已基本完成，诺顿六讲只是画外的一笔，要努力画好，却不必着死急地兑现为成果。我非常喜欢诺顿六讲的书，但凡有中译本必收集之，因为都是轻盈凝练的小书，并且“六”这个数字，又暗合了中国的易经，所谓“六画而成卦”、“六位而成章”，每番诺顿六讲，都可视为一位大师终身致力的诗学之象。
  　　
  　　米沃什是波兰人，近代以来，波兰乃至整个中欧文学，有三点一直吸引着中国的读书人：源自西罗马天主教传统的浪漫主义遗产，在数百年大帝国倾轧下惺惺相惜的民族意识，以及经历20世纪极权主义禁锢后的政治境遇和人的境遇。到了米沃什这里，事实上是最后这一点为他赢得了最早的中国读者，他们将他视为与今天的中国人同呼吸共命运的大诗人。因此，当米沃什在《诗的见证》的第一讲“从我的欧洲开始”中，谈及他青少年时期受过的拉丁古典主义和神学训练，说道“如果我诗歌的一个主题是宗教想象力的奇怪命运，以及当诗歌开始获得取代宗教的地位时诗歌的命运，那恰恰是因为我在高级中学时曾多年研读厚厚的课本中的罗马教会历史和各种教义……另外，我既着迷又讨厌的古典主义，包括其源头上的贺拉斯、维吉尔乃至奥维德，他们都是我在班上研读和翻译的作者”，并进而满怀热情地回忆几个世纪之前的波兰古典诗人对他的滋养，我会觉得有一丝惊讶和陌生，但随后便是深深的释怀。
  　　
  　　大诗人从来不会抱怨传统的断裂，更不会坚持这种断裂，因为对断裂的抱怨或坚持，很多时候都只是在为自己的不学无术寻找借口。相反，如艾略特和博尔赫斯早已意识到的，大诗人拥抱这种断裂，他犹如克利画中的新天使，背朝着未来，目光穿透横亘在眼前的废墟残垣，触及更遥远的过去，正因为他的存在，这种断裂得以弥补，进而，大诗人得以创造自己的传统。拉丁古典主义，法国古典主义，俄罗斯弥赛亚主义，启蒙运动以来弥漫整个欧洲的对理性和科学的乐观崇拜，以及随后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你来我往，种种这些相互交织、混杂、冲突乃至斗争的传统，甚至说的严重一些，种种古今东西传统的废墟，在米沃什这里，都成为滋养，形成“他的欧洲”。
  　　
  　　诗所能够见证的，在米沃什这里，正是承接过往无数传统的个人，在剧变的20世纪给予的无数断裂的直接经验下，所能够发现和理解的新向度。此后数讲，他致力梳理直接经验到的各种断裂和冲突的诗学传统，如面向公众的诗和面向个人的诗，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工具化与纯诗，等等，就理论层面而言，米沃什要谈的问题都是些老问题，并且他的梳理不能让我眼前一亮，但他能完全用自己的方式去重新理解和面对这些老问题，这是真正触动我的地方。这所谓自己的方式，不仅仅意味着身体的经验，比如从他的远亲奥斯卡•米沃什的诗学观念着手，比如分析他亲历的二战期间的波兰诗歌；所谓自己的方式，更意味着思想的探险，即主动和努力地去钻研真正的诗学传统。在《诗的见证》中，我意外地看到米沃什竟然会引用埃里希•奥芬巴赫的学术名著《摹仿论》，当然，这大概也和他长期在大学教课有关。
  　　
  　　在面对人类大灾难期间的诗歌状况时，米沃什体现出令人动容的诚实。他一方面承认，当灾难降临整个社群，例如纳粹占领波兰，“诗人和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分裂就消失了，诗歌变得和面包一样必不可少”；但另一方面，他又有些残酷地指出，“受害者用来表达自己的遭遇的语言，有很多陈腔滥调”，在很多状况下，那些被判处死刑者的作品，“其中没有哪怕一篇作品是值得注意的，所谓值得注意是指作者试图通过超越传统的沟通性语言或通过瓦解传统的沟通性语言来表达恐怖”。这一点，作为中国读者，且不用去联想数十年前的广场诗歌，就单单想想前几年汶川大地震时的全民诗歌热，就足以对米沃什的看法心领神会。
  　　
  　　大灾难，政治迫害，个人的不幸，种种这些，令诗人扼腕，却不能让诗的标准为之低头。米沃什通过叙述波兰女诗人斯维尔什琴斯卡的诗歌变化，精彩地描绘出一幅诗所能够见证的令人宽慰的图景。在战前，斯维尔什琴斯卡是一位优雅的中世纪诗歌的迷恋者，战争期间，她住在华沙，参加了华沙起义，她目睹一条条街道的摧毁，一个个生命的死亡，以及幸存者的被放逐，战后她企图把这些永远忘不了的经历写成诗，但并不成功，直到三十年后，她才终于找到一种满意的风格，即放弃比较和隐喻，放弃哀叹和感伤，完全采用一种速写式的微型报告风格，“这是一种最谦卑的摹仿艺术：被记忆的现实，是至高无上的，并支配表达手段”。它产生的效果是相当惊人的，而这效果的产生，没有任何投机取巧，也不可复制，因为它既是生命的要求，却也正是诗的要求，它指向诗人的过去，也指向人类的过去。
  　　
  　　在第六讲也是最后一讲“论希望”中，米沃什援引在历史沉思中写作当代诗篇的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在《大琉士》一诗中，卡瓦菲斯虚构了一位古代诗人斐纳齐斯，他正在构思一首关于大琉士的史诗，但这时候，战争爆发了，罗马人入侵了他的国家，现实的紧张骚动与构思诗歌的紧张骚动，在那一刻同时占据斐纳齐斯的心灵，然而，这两者却是不分胜负的，他感受着他的敌人罗马人此刻应有的感情，傲慢与陶醉，并将之赋予他诗歌中的历史人物，波斯国王大琉士。米沃什对此评论道，“诗人斐纳齐斯透露了诗歌事业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在米沃什随后援引的西蒙娜•薇依的格言里，也在《诗的见证》的最后一句话里：“人类是靠对自己的记忆而活的，即，活在历史中。”
  　　
  　　这个历史，不仅仅是一两代人咀嚼反刍伤口的历史，而是整个文明的历史。如西蒙娜•薇依所言，整个文明的历史中留存两样不可能被简化成任何理性主义的东西， 即时间与美。
  　　
  　　（刊载于《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2011.12.25）
•   　　虽然作者和译者都是我很尊敬和喜欢的诗人，但是这本书却似乎缺乏内容的重量。只能说开卷有益了。
  　　p91 只有在我们的时代，人类才开始设想同时发生的现象，并因此感到一种道德焦虑。。。。那些知道而不说的人；那些说而不知道的人。
  　　p126 小卵石的坚固与人的软弱。
•   好文，“在强调社会责任的同时避免被责任所异化所吞噬，大概也是他不可推卸的艰巨任务之一”，又何止是诗人呢？
•   整个文明的历史中留存两样不可能被简化成任何理性主义的东西， 即时间与美。
•   我意外地看到米沃什竟然会引用埃里希•奥芬巴赫的学术名著《摹仿论》，当然，这大概也和他长期在大学教课有关。
  是奥尔巴赫Auerbach，不是奥芬巴赫
•   "这本书却似乎缺乏内容的重量"-----此言差矣，这是一本重量级的书，看看其中的《废墟与诗歌》那一篇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