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纪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方炜  页数：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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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孔子纪（学术思想的启门与文化制度的创设）》从历史元典出发，结合近年来的出土文献研究，对孔子的家世、生平进行了新的考订，在很多关键点上找出了以往的孔子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未发现的证据，作出了合乎历史文化逻辑的全新推论。《孔子纪（学术思想的启门与文化制度的创设）》的重要学术思想贡献在于深入辨析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在元典中找到并论证了前人未曾发现的孔子删述、整理“六经”的一系列历史证据，并对《尚书》《春秋》《易经》在两千多年的传承过程中被遮蔽的文化和思想内涵进行了新的探讨和论述——《尚书》中所蕴含的一种完美的政治伦理结构：“天一天子一民”三者之间的循环监督制约关系；孔子作《春秋》的两条证据链：“祝史正辞”与“诸侯之策”的历史背景与相应的制度沿革，厘清了孔子作《春秋》的礼乐冲动和史料来源；《周易》是人类文明史上迄今未能得到充分认知的神秘而又完美的形式逻辑系统，孔门传《易》所带来的礼乐之“定”与易学之“变”之间的紧张互动关系。

作者简介

刘方炜(1957－  )，职业作家、学者。山东曲阜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历史文化著作若干。近年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文明与现代中国之关系。

书籍目录

绪论启门者第一章 孔子之前的“天下”第二章 孔子的先祖第三章 孔子的诞生第四章 童年与少年第五章 弱冠孔子第六章 三十而立第七章 快乐的孔子第八章 孔子与老子第九章 去鲁适齐第十章 处于“不惑”与“知天命”之间第十一章 孔子之于《诗》第十二章 孔子之于《乐》第十三章 孔子之于《礼》第十四章 孔子之于《书》第十五章 孔子相鲁第十六章 周游列国(上)第十七章 周游列国(下)第十八章 孔子之于《易》第十九章 晚年在鲁第二十章 孔子之于《春秋》第二十一章 孔子之死第二十二章 孔子身后结语 创设者附录一 孔子年谱附录二 孔子的天命与儒者的宿命跋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孔子之前的“天下”在孔子之前，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心，经过几千年、乃至上万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冲突与融合，先民们已经形成了以“华夏”为共同归属概念的大的族群。在地理概念上，华夏族群居住的这块辽阔的土地被称之为“天下”。对于人类文明来说，那是一个朦胧的历史时期，因其朦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搭乘时光飞船回溯到那个年代，也许会发觉那时的中国比之今天更加可爱也更加有趣一些。研究历史气候变迁的学者们为我们大致勾勒出了那个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先民们的生存环境一一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中国处在“仰韶暖期”，与当时全球性的“大西洋气候期”相对应。黄河流域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大约3℃。那时的夏天冬天温差小，雨水充沛，草木茂盛，和现在长江流域的亚热带气候相当。而当时长江流域气候则与现在珠江流域气候相当，为热带雨林所覆盖。考古学家罗振玉在《五十日梦痕录》中记载了他于1916年春天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搜求殷墟甲骨的时候，收集到了象匕、象蹄、象牙、象齿等殷代先人遗物。古生物学家杨钟键在出版于1936年《中国古生物学志》中也提到，在河南安阳殷墟（约前1400-前1100）遗址中发现了象、貘、水牛等属于热带动物的遗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不少关于象的记载。在当代的气候条件下，亚洲象只能生活在云南南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巾，而野生貘的生存环境则局限在东南亚的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的沼泽和森林中。这些只能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的古动物遗骸出现在中原地带的殷墟，有力地证明了当时黄河流域气候的温暖和潮湿程度超出今天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我国上古时期流传着“十日并出，羿射九日”的神话。《诗经》里不断出现歌颂黄河流域各诸侯国的水稻和桑田诗句，稻子需要种在水田里，虽然今天黄河流域没多少水田，主要的农作物是麦子和玉米这些旱地作物，但西周乃至更早的年代情况则不然，《诗经•豳风•七月》里唱道：“八月剥枣，十月获稻。”《诗经•唐风•鸨羽》则控诉道：“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看来，当时黄河流域的确与今天大不相同，完全是一派江南水乡的风光。至于当时的长江流域，因为实在太热，所以史籍上有“岛夷卉服”的记载（岛夷即当时的扬州人，也被称为“越人”），当时的越人热得只好整天光着膀子，“断发文身”，用长满树叶的树枝做成“衣服”遮住羞处，其气候环境和今天的南洋诸岛很有一比。比气候的温暖更加有趣的是，那时候我们的原始汉语还在形成的过程中，肃慎、勿吉、靺鞨、女真等通古斯部落（他们都是以鸟为图腾的部落，与东夷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东夷部落似乎也属于通古斯民族，与以龙图腾为主要崇拜物的华夏部族有所区别），东胡系统的乌桓、鲜卑、柔然、契丹部族等，还有严允、熏鬻、鬼方、匈奴等部族都频繁活动在黄河流域，与尧舜禹汤的华夏部落联盟密切互动，有的或者干脆就是尧舜禹汤华夏部落联盟的组成部分。他们用各种语言进行交流，语言不能准确地表达意思就代之以手势，属于阿尔泰语系和通古斯语系的原始复合音节词句与属于缅藏语系的原始单音节词句交替使用，竞争激烈。直到形象思维发达的中国上古先民们发明了原始汉字（古代典籍的记载把这一伟大发明归功于黄帝的史臣“苍颉”，但“苍颉”这个名字本身就让人浮想联翩，“苍”形容草色，可以引申为众多之意，“颉”乃直项，可以引申为高贵的头颅，众多高贵的头颅，就是当时承担祭祀的巫师阶层，巫师阶层是原始部族的精神领袖和实际上的管理者），使用单音节原始汉语的先民们才在语言的交流和族群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因为原始汉字的单字整体结构形式与原始汉语单音节的发音是统一而和谐的。这种属于缅藏语系的原始汉语和记录这种原始汉语的原始汉字遂成为中原华夏部落联盟的统治语言和文字，用于祭祀和占卜，用于与天神和祖宗神主交流沟通，并代替天神和祖宗神主传达他们对于人间社会的指令和意志。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原始汉语和原始文字就是孔子后来所说“雅言”的前身。但是，历史似乎告诉我们，包括通古斯语言在内的其他语系的上古原始语言并没有马上在中原退出，它们与作为后来形成“雅言”主体的原始汉语被中原华夏民族共同使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且使得很多复合音节语言词汇成功地融入后来的“雅言”之中。使用复合音节语言的上古先民大概也曾经试图用原始汉字去系统地纪录这些复合音节语言，就像后来的日本民族和朝鲜民族使用汉字去系统地纪录他们的复合音节语言一样。这些记录了部分复合音节语言的原始汉字文本与记录原始汉语的《尚书》一样被留存了下来，司马迁的时代还能看到这些文本。所以太史公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即使是很有学问的学者（荐绅先生），也已经没有能力去辨认这种记录着上古复合音节语言的“百家”文本了。语言体系的成熟和原始汉字的发明与使用，使得华夏族群获得了有效的信息交流与传递的能力。这种掌握和传递信息的能力使得华夏族群获得了空前的凝聚力，也使得他们在与其他族群的竞争（包括和平的和暴力的）中占有了不可逆转的优势。他们使用这种信息方式与天地祖宗沟通，并代表天地祖宗表达意志；他们使用这种信息方式组织族群、划分等级、规范秩序、记载历史、交流经验、传递知识、认识自然、开发技术、扩大生产、改善生活……他们由之在生产、生活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和领先优势，一个以华夏为共同概念的庞大族群联盟变得紧密与强大起来。这个族群联盟的中心就是以龙图腾为主要崇拜物的黄帝部落。是他们首先发明并开始使用原始汉字，从而拥有了与天地祖宗对话的特权。这个部落的核心是巫师阶层，而那位被称为“黄帝”的人，是在与天地祖宗的对话中最有灵验的巫师，是天地祖宗诸神的代言人，是“天的儿子”。这个族群的四周，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等众多部落群体，具体数目不详．但绝不是用“东西南北”这样四个方向性名词所能概括得了的。实际上，即使在黄河中下流域的中心地带，也依然是一种“华、戎”杂处或者是“华、夷”杂处的局面。钱穆先生论日：“所谓诸夏与戎狄，其实只是生活上的一种界线，乃耕稼城郭诸邦与游牧部落之不同……惟其为耕稼的社会，故有城郭、宫室、宗庙、社稷、衣冠、礼乐、车马、货贿，此则为诸夏。惟其为游牧的社会，故无上述城郭、宫室诸文物，而饮食、衣服种种与诸夏异，而成其为蛮夷戎狄。耕稼与游牧，只是一种经济上、文化上之区别，故日：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华夏部族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除却错落散处的几十个乃至百数十个城郭耕稼区域以外，同时还存有不少游牧部落纵横出没，只不侵犯到城郭诸邦的封疆以内，双方可以相安无事”。钱穆先生所论应大致符合上古时代的情景，但还需详加分疏，才能更加贴近上古的真实状态。实际上，东南西北之“夷狄蛮戎”，不能统而论之，不能把他们都统称为“游牧部落”；即使生活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与“诸夏”杂处的“戎狄”也不能统而论之，更不能用“游牧部落”概括之。当时“诸夏”部族先民眼中所谓的“南蛮”，实际上是指当时生活在黄河流域以南的长江流域的先民。近代出土的文物证据完全可以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那里已经发展出成熟的农业文明，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几乎同时期发展的良渚文化，主要以雕刻精美、造型独特的玉石作为礼器。到了黄河流域进入以青铜器为标志的夏商礼乐时代，那些地区先民在同时发展出了与黄河流域礼乐文明相媲美的成熟的礼乐文明社会，并且与黄河流域建立了往来密切的关系。近年来的出土文物和古文化研究都证明，长江流域的太湖地区是夏禹活动的主要地域之一，属于禹夏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断发文身”、“岛夷卉服”，只是因特殊的气候条件形成的特殊装束而已，并不代表他们的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原。他们的生存方式既然早就以农耕为主，当然不能把他们称之为“游牧部落”。至于处于东方海岱（齐鲁）地区“东夷”之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部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与“诸夏”融为一体，成为“诸夏”的一部分，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龙山文化对应的东夷虞舜部落作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部落时期）内主导着“诸夏”文化。“夷”的字形是人携带着弓，这说明早在远古时期，海岱（齐鲁）地区的居民是以渔猎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是一个由众多善于射猎的部落组合成部族群体。公元前4100-前3000年的“大汶口文化”和紧随其后的（前3000-前2000）龙山文化就是崇拜鸟图腾的“东夷”文化。有出土文物和相关研究表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直到龙山文化的鼎盛期，“东夷”人发展出了以“空足鬻”为标志的酒礼文化（酒礼文化出现的前提是粮食的丰收，即农耕技术的提高），把中国的古礼文明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且以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向西推进，直接影响了庙底沟二期文化（位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的形成与发展（以陶斝为标志），并把影响延伸到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酒礼制度是夏商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内容。从礼制体系上看，龙山时期与夏商时期一脉相承，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大致相同……龙山与夏商时期是使用酒礼器的阶段。而夏商时期的突出变化是青铜酒礼器的出现。”

编辑推荐

《孔子纪(学术思想的启门与文化制度的创设)》：感时阅世步太史公之后尘，披史揽文还孔夫子之真身。孔子，中国第一知识人，千古无人堪与比伦：集其生前数千年文化积累之大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启门；开其身后数千年文化制度之创设，建立中国文化理想之道统。斯书行文流畅，深入浅出，既有学术思想之辨析，又有人物形象之塑造，还原经典文献所记载的其时其境，体味其人其事的温度与气氛，在深厚复杂的历史文化层面上，再现了真实、鲜活而充满人情、人心的孔子形象。作者对孔子研究及上古史作出了一系列新发见与新论证——孔子系野合而生乃是出自上古时代之“高裸”制度；根据“周礼”关于“男子二十而冠”以及“冠礼”之后才能举行“昏礼”的规定，论证孔子的生年应为公元前552年，而不是现在官方认定的公元前551年；论证孔子造就中国的“士”阶层，开创了以布衣之身积极入世、担当天下的知识人精神；论证孔子所开创的孔门所特有的认过改过之学……我们在与孔子亲近的同时，能够获得历史与思想的崭新体验。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还没来得及看，但书的品相很好，很喜欢
•   側重於考據和評論 第三人稱客觀評論和敘述孔子一生 遠超其他相關作品 但是是嚴肅著作 喜歡好看的就別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