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的轨迹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社：季羡林、 中华文化 昆仑出版社 (2010-06出版)  作者：季羡林  页数：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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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所谓“世纪”和“世纪末”，本来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非若大自然中的春、夏、秋、冬，秩序井然，不可更易，而且每岁皆然，决不失信。“世纪”则不同，没有耶稣，何来“世纪”？没有“世纪”，何来“世纪末”？道理极明白易懂。然而一旦创造了出来，它就产生了影响，就有了威力。上一个“世纪末”，19世纪的“世纪末”，在西方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就出现过许多怪异现象，甚至有了“世纪末病”这样的名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待辩论与争论。当前这一个“世纪末”怎样呢？我看也不例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政治方面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不平静。文化或文明的辩论或争论就很突出。平常时候，人们非不关心文化问题，只是时机似乎没到，争论不算激烈。而今一到世纪之末，人们非常敏感起来，似乎是憬然醒悟，于是东西各国的文人学士讨论文化的兴趣突然浓烈起来，写的文章和开的会议突然多了起来。许多不同的意见，如悬河泄水，滔滔不绝，五光十色，纷然杂陈。这样就形成了所谓“文化热”。在这一股难以抗御的“文化热”中，我以孤陋寡闻的“野狐”之身，虽无意随喜，却实已被卷入其中。我是一个有话不说辄如骨鲠在喉的人，在许多会议上，在许多文章中，大放厥词，多次谈到我对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以及东方文化在未来的新世纪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等等的看法。颇引起了一些不同的反响。

内容概要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分为两编——国内编和国际编，《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为国内编，又称《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作者从糖这种人人口常所用而又微不足道的东西的发展中，向世人揭示出一部十分具体、生动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作者用数年时间，翻阅了自周秦以来浩如烟海的中外群籍，从“糖”字的演变到甘蔗种植、制糖业的发展，引用了大量例证，用以说明：文化交流而使科技得以发展，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进步，这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

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2009），山东临清人。1934年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1935年就学于德国哥廷根大学，1941年获哲学博上学位。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和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季羡林学识广博、著作等身，有《季羡林文集》问世（共24卷），内容包括：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2.佛教史研究。3.吐火罗语研究。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及印度文学研究。7.比较文学研究。8.东方文化研究。9.散文创作等。

书籍目录

《东方文化集成》编辑委员会《东方文化集成》总序《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自序引言第一章 飴餳餳餹第二章 周秦至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飴餳餳餹以及甘蔗和蔗浆第三章 石蜜第四章 蔗糖的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第五章 唐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术(六一八至九○七)附关于唐代制糖法的一点小考证第六章 宋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霜术(辽金附)(九六○至一二七九)第七章 元代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一二○六至一三六八)第八章 明代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一三六八至-六四四)第九章 白糖问题第十章 清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术(一六一六至一九一一)附录一 清代糖史部分资料索引(杨宝霖制)附录二 浅述明朝、清前期广东的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杨国儒)

章节摘录

对于吉敦谕同志的这个看法，吴德铎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江汉学报》1962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副标题是：《与吉敦谕先生商榷》。他说：“吉先生所提供的这四方面的证据，全不可靠。”他首先指出，陶弘景的原书早已失传。吉文中引的那段，根据唐本《新修本草》，是夹注，而非正文。也就是说，“今”指的是唐代，不是梁代。“这则材料反而成了只有唐朝时才有‘沙糖’这个名称的有力的反证。”（第43页第一栏）至于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出大量事实，证明此书非嵇含原作。所谓汉杨孚的《异物志》，只是吉敦谕同志认为是这样。以《异物志》命名的书多得很，实在无法证明此书是汉杨孚所撰。清曾钊辑佚本认为是杨孚所作，是很有问题的。书中有关糖的一条，曾钊辑自《齐民要术》卷十，但《齐民要术》中根本没有注明这是杨孚的著作，只有《异物志》三个字。而且《齐民要术》卷十全是“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因此吴德铎同志说：“吉先生提出的这一证据，似乎只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指‘黄河流域’），不但不能制蔗糖，甚至连甘蔗都没有。”至于吉敦谕同志所引的《凉州异物志》，是根据清张澍的辑佚本，张澍并没有肯定说，这确实是宋膺所撰。吴德铎同志最后的结论是：“我国开始炼取蔗糖的时间是唐朝，并不是像吉先生所说的‘始于汉代’。”18年以后，吉敦谕同志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糖辨》。吴德铎同志在同一个刊物上，1981年第2期，发表了《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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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是在今年研究生入学教育大会上听说这本书的，当场就手机下单买了一本。买回来果然没有失望。书里面有很多古文的引述，虽然不能完全看懂，但看到这么多古代关于白糖的记载，还是很有意思的。
•   糖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细微的物品，但是一部糖史就是一部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史。该书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