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出版时间:2003-1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王宇信  页数: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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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1999年在我国河南安阳召开的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百余篇论文,内容广泛,涉及甲骨的发现,甲骨文研究的历史,文字的考辨,对前人缺谬的匡正补充,殷商史和周代史研究,古代经济、社会、历法、宗教研究,古代文明的横向比较研究以及甲骨学的发展前瞻等。作者为来自国内各地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国际知名的香港、台湾学者,以及日本、韩国、美国等国的著名学者。篇篇文章,论证严谨,资料翔实,创见迭出,填补了研究的空白,有很高学术价值。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100年来,从王国维到郭沫若,再到出席今天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甲骨文研究取得了卓著成绩,甲骨学已经成为一门成熟学科。  在甲骨文研究和甲骨学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历时10年的15次大规模科学发掘中,发现了王陵区、宫殿宗庙区等等重要遗迹和大批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白陶、玉器等珍贵遗物。殷墟科学发掘不仅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发展,还为今日考古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学术界一批享誉世界的考古学家,就是在殷墟的磨炼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怀念与尊重!   甲骨文的发现为20世纪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初,王国维等学者利用甲骨文,把其中的殷先公先王剔发出来,从而使《史记·殷本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同时也纠正了《史记》对个别殷代王世记载的失误。因此,甲骨文的发现,一下子便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提了一千年。这对以往学术界的“东周以上无史”论和某些外国学者主张“中国文明只能上溯至公元前7、8世纪”的错误看法,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驳。郭沫若全面地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高屋建瓴研究甲骨文,从而完成了他的划时代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和《奴隶制时代》,成功地主编了《中国史稿》等书,大大地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  甲骨文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文字,它同古埃及的纸草文和古巴比伦的泥板文书交相辉映,在世界文明宝库中大放异彩。遗憾的是,纸草文字和泥板文字都已失传,而中国的甲骨文几经变异,一脉相承,终于成为现在中国通行的文字。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凝聚力,而且记录了中华民族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史。由于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甲骨文被发现以后,很快就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注意。他们或收集著录,或考释文字,或研究甲骨文蕴藏的古代社会奥秘,或探索甲骨文自身的演变规律,无不取得了可喜成绩。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流散在世界12个国家和地区的甲骨文都已著录发表,为甲骨学和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增加了新的资料。海外学者的努力和追求,不仅为甲骨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使甲骨学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宣扬中国古代文明做了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对所有热爱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各国学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今天,有来自欧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出席我们的盛会,就是甲骨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的最好说明。我们虽然语言不同,但甲骨文却是我们的共同语言。请允许我对远道而来、追求真理、追求学术、追求友谊的各国朋友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和发掘。毛泽东同志曾经亲临安阳殷墟,并多次讲到甲骨文。江泽民主席也到过殷墟考察,并说“殷墟的学问很深”。早在1950年,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困难情况下,我们就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50年来,殷墟的科学发掘工作从未中断,1973年在小屯南地出土甲骨7千余片,1991年在花园庄东地出土甲骨600余片,这是继1936年127甲骨储藏坑后的两次集中发现。为了全面整理甲骨等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在1956年制定国家12年科学研究远景规划时,历史研究所就提出编纂、整理甲骨文的计划。在主编郭沫若、总编辑胡厚宣和10多位年轻学者锲而不舍的努力下,终于在1982年将《甲骨文合集》13巨册全部出齐。这部被誉为甲骨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发展。为了全面总结甲骨学100年来的成就,推动新世纪甲骨学研究的再辉煌,1996年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了重点项目“甲骨学一百年”。经过课题组全体同志的努力,现在这个项目的成果以《甲骨学一百年》、《甲骨文合集补编》和《百年甲骨学论著目》三部书的形式,奉献给海内外学术界,并作为向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和建国50周年的献礼!  100年来,我们的甲骨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辉煌成绩,硕果累累,令人欣喜。但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在发展,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我十分赞成一些专家的意见,他们认为,“甲骨学当前的课题还有许多”,“甲骨学的研究不是已经完成,而是刚刚开始”。因此,停止的观点和无所作为的观点都是要不得的。在新的百年里,我们的甲骨学家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任重道远,大有作为。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和国家需要一批站在世界学术前沿的甲骨学专家、古文字专家和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我们理所当然要挑起这副担子。

书籍目录

弘扬优秀文化传统 促进中华民族振兴——在“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代序)回顾与展望  甲骨学研究一百年  廿一世纪中国文字的走向与发展  近二十年来的甲骨文研究  回眸与展望: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铜器铭文比较研究  百年来的殷商历法研究  董作宾(彦堂)与第一次殷墟发掘  日本人研究甲骨的先驱——林泰辅  刘朝阳与殷商历法研究  我五十年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王宇信对甲骨学的贡献甲骨文研究  介绍一片四方风名刻辞骨——兼论习字骨与“典型法刻”的关系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购藏甲骨选释(三)  东北师大所藏甲骨选释  殷墟甲骨拾遗(续)  卜辞“(声殳)门不往领(今隹)“解——殷礼提纲之一 释“厄” 甲骨文、释读辨析  “”字的形音义  “妇”字本义试探  殷墟卜辞中的“火”——兼说“去火”  殷墟卜辞“”乃“敦”之初文考  说卜辞*字的几个词语及失、宾两字  说“大甲姊珏” 甲骨文“戎”字通释 释冉、再、冓、爯、僅 读契答记 释甲骨文字中的“乍”及相关文字 酒、(酉彡)辨 卜辞中所见“亚”字释义 论甲骨文造字方法  商代文字可释字形的初步整理  《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字形总表的校订与整理  殷墟卜辞命辞语言本质及其语气研究述评  甲骨文动词介词的为动用法和祭祀对象认定  关于甲文中若干记时名词的考察  甲骨文所见时间表现法之特征  说“方”(提要)  殷墟甲骨文写刻与解读之省察  屯南H24卜骨补缀暨释读  《甲骨文合集》的反顾与《甲骨文合集补编》的编纂  关于前辞有“贞”的无名组卜辞  考古地层学与历组卜辞断代  卜骨的象征意义  论商代甲骨卜用后的处置  甲骨文与纳西东巴文(提要)商史研究  甲骨文中反映的农业礼俗  殷代支配阶级的主食  甲骨文所记商朝贡纳及所显示的相关制度  商父庚罍铭文试解  说“使人”  甲骨文中的“男”为爵称说  论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子”  商代诸妇的宗教地位  再论卜辞中的“众”——《众考》补正之一  上帝崇拜在商代宗教信仰中的地位  卜辞裸祭与卜祭用日  商代的御祭  卜辞诸宗考(提要)  商代学校教育(提要)  重新审视汤居亳的若干问题  “景毫”新考  ……殷商考古研究附录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古文献中对夏、商、周三代的岁首,有所谓“三正”之说,即周正建子,殷正建丑,夏正建寅;也即周代以子月十一月为岁首,商代以丑月十二月为岁首,夏代以寅月一月为岁首。董作宾深信“三正”说,他在1945年出版的《殷历谱》一书中,力图用甲骨卜辞证明“殷正建丑”说是正确的。但自80年代起,陆续有学者对“殷正建丑”说提出质疑:常正光主张“夏四月乃是殷历的一月”,即殷正建巳;温少峰、袁庭栋认为殷人认“夏历三月为其岁首”,即殷正建辰;郑慧生论证“殷正建末”,即殷人认夏六月为其岁首;张培瑜、孟世凯提出殷代岁首没有严格的固定,是建申、建酉、建戌,即是在夏历七月、八月、九月即秋季的几个月内;王晖、常玉芝论证夏历五月是殷历的一月,即殷正建午。其各家的观点及论证情况是:    董作宾深信“殷正建丑”的“坚证”是“卜辞所载武丁时代之庚申月食,在其十二月望,次列十三月。今推算是年子月节大雪在十三月十一日,中气冬至在二十七日。下月当有丑月之节,中,亦当为殷之一月。是为武丁时正月(即一月)建丑之坚证。故本谱全用殷正,以建丑之月为一月及正月”。常正光指出,由于某些学者因袭殷正建丑的传统观念,所以在处理卜辞中有关气象与农作物种植日期等方面的材料时,争论起殷代气温的高低问题。他说:“根据卜辞材料,可以看出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是如以殷正为建丑,则在冬春之际是多雨的。对待这些材料,董作宾先生认为,这只能说明正因为这时期是少雨的,所以才要卜雨。卜雨是反映了‘殷人在一月盼雨的迫切,常常希望下,希望多下’,从而否定了卜辞中在一、二、三月卜大雨或多雨的材料。然如果追问一下殷人为什么在这时期那样迫切地盼雨呢?如果不存在多雨的可能性,殷人能够缘木求鱼妄行卜雨吗?”常正光利用卜辞种黍在正月、二月间,而崔富《四时月令》说“四月蚕人簇,时雨降,可种黍禾”,证明殷历的一月是夏历的四月;又利用卜辞“月一正日食麦”(《后·下》1·5),而根据北魏时的农书《齐民要术·种谷篇》:“四月、五月种者为樨禾”,“所以称之为樨,是因为‘刈麦以后所种者为樨’,可知麦收也是夏历四月之事,卜辞的一月食麦相当于夏历四月刈麦后出现的活动”;又说殷人是认大辰星(大火)昏见以后的夏四月开始农耕的。因此他认为夏历四月乃是殷历的一月,即殷正建巳。温少峰、袁庭栋就董作宾在《殷历谱》中主张“全殷代皆认建丑之月为正月”,“小寒为丑月之节气,凡某一太阳月内含有小寒之节,即认其月为建丑,亦即认其月为殷之正月”的说法,批驳说:“这是没有根据的武断之论。在卜辞材料中,二十四节气远未齐备,根本无‘小寒’的痕迹,怎能确定‘小寒’,而且有意识地以‘小寒’所在之月为正月呢?”温、袁二先生提出下版卜辞证明殷代的岁首:    (25)已巳卜,争(贞):火,今一月其雨。    火,今一月其雨。    火,今一(月)不其雨。    (《合集》12488甲乙)说:此辞之火非燃烧之火,应当是指天上的“大火”星。“此辞当是‘大火’昏见,春天已到,农事将兴”,故卜问是否有雨。“武丁时期(该辞为武丁卜辞——引者按)  ‘大火’星昏见之时节约当清明、谷雨之间,即夏历之三月。所以,殷人很可能以‘大火’昏见之月之夏历三月为其岁首,即一月”,即殷正建辰。郑慧生“从‘年’字构造的推测,从‘月一正日食麦’的推论,证明了殷正建未,殷历的正月,相当于夏历的六月,”又说:“商人以大火星纪时,《毛诗》时代大火星出现于南方中天在夏历六月,商代距《毛诗》时代为近;因此说,商代一年时序的开始应在夏历六月,即建未之月。”郑氏又以卜辞所记的各月气象情况,如雨、水患、雹、虹与殷正建未进行对照,结果都符合;又根据卜受年、*年的月份;根据下面三条卜种黍的卜辞进行论证:(26)一月。贞:王立黍,受午。    立黍,弗其受年。    (《乙》2217+6964)    郑氏说:“‘立黍’是种黍的意思。殷历一月,王问种黍;而后人种黍在几月呢?《说文》:‘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种’。大暑在夏历六月。夏历六月当殷一月。”    (27)*小臣令众黍。一月。    (《前》4·30·2)郑氏说:“商人‘黍’在一月、二月。当夏历六、七月,正是大暑之后黍子的生长管理季节”。总之,郑慧生认为夏历六月乃是殷历的一月,即殷正建未。张培瑜、孟世凯统计了卜辞中记有月名的有关雨、雷、雪、雾、水患的卜辞,得出结论:“商代多雨水的时间大多在岁首和年终的几个月内。”张、孟二人又从占卜农事的卜辞探讨了月名和季节的关系,得出结论:“岁首和岁终的月较多,特别是在岁首的三个月内。”又由卜雷的月份得知:“武丁时期雷电多发生在岁首前后一月左右。这也说明商代历法不是以万物复生,冬尽春回的时候来作一岁之开始。”他们是从卜辞中日月食的情况来探讨商代历法中的岁首的,得出结论说:“由纪月的武丁时期月食考证出商代历法是以冬至前二月作为岁首”,“商代历法的岁首很可能是在主要农作物收获前后的秋季,即建申,建酉,建戌,含今立秋至寒露、霜降三个月中”。王晖从卜辞中以农作物为主的植物物候现象和卜辞中的气象资料两方面来论是殷历的岁首,在以卜辞中植物物候现象论述时,王晖首先例举了“月一正日食麦”的卜辞(《合集》24440,即《后·下》1.5),引《管子·轻重乙》说“夏至而麦熟”,认为卜辞的月一正食麦约当在夏历五月。其次例举了下面六条种黍的卜辞:(29)癸卯卜,古贞,王于黍侯,受黍年。十三月。    (《合集》9934正)(30)贞:惟小臣令众黍。一月。    (《合集》12)(31)贞:乎妇姘黍,受年。(一月)。    (《合集》40079反+40079正)(32)戊寅卜,宾贞:王往以众黍于网。   ……教,一月。    (《合集》10)(33)己未卜,贞:黍在龙囿菜,受有年。二月。    (《合集》9525)    (34)贞:王立黍,受年。一月立黍,弗其受年。    (《合集》9525正)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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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6条)

 
 

  •   早就想买的一本书,终于买到手,甲骨文的书要慢慢品味,值得收藏。
  •   百年研讨会 ,交流远古文字心得,共同分享彼此经验,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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