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相中人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作者：汪曾祺,汪广松编选  页数：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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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年旨，我在上海宝山果园生活区。那段时间，是我读汪曾祺的小说、散文最多最集中的时候。后来，我就买了一本《汪曾祺自选集》。十年间变动很大，果园时期买的书绝大部分都在一次次地搬迁中逐渐散失了，而《汪曾祺自选集》一直留在了身边。　　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来编一本关于汪曾祺的选集，这既是对自己多年来读汪曾祺的一些散碎想法的整理，也是对已逝时光的寻找和怀念。　　汪曾祺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20年至1949年。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旧式家庭。祖父是清朝末年的“拔贡”，父亲中学毕业，性情温和，多才多艺。汪曾祺三岁时生母去世，后来，先后有两位继母。　　在家乡，汪曾祺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师从沈从文等著名作家和学者。离开联大后在云南、上海做了几年中学老师，同时也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引起文坛注意。　　1948年3月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平，1949年1月北平宣告解放。这年春，他和施松卿结婚。　　这头一个三十年的家庭和教育奠定了汪曾祺一生学问事业的根基。他有一个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在战乱年代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殊属不易，又得遇明师，在动荡年代始终延续了一种安然的人生状态，从“十五有志于学”，走到“三十而立”。　　第二个阶段：1949年至1979年。1949年3月他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南下，同年5月，汪曾祺在武汉接收了几个学校，第二年回到北京，在市文联工作。1958年被划为右派，同年下放到河北。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工作。“文革”发生后，他被关进“牛棚”，接收“劳动改造”。　　1968年因江青需要创作、修改样板戏，下令解放汪曾祺，但要求“控制使用”。以后，汪曾祺参加了《沙家浜》剧本的定稿工作，还参与了《杜鹃山》等一系列编剧工作。“文革”结束以后，汪曾祺还因此受到过“审查”，直到1979年他才真正“解放”。　　这个三十年是汪曾祺的多事之秋。他从文学领域转到京剧领域，又在运动中接受批判；从右派到“解放”，又到“控制使用”，参与样板戏的创作和修改；从不惑之年，走到天命之年，他终于透彻认识到自己的性情，在大时代的沉浮中始终能够随遇而安。　　第三个阶段：1980年至1997年5月，这是汪曾祺人生的最后阶段。　　1980年汪曾祺写作、发表了《受戒》、《岁寒三友》等小说，一时洛阳纸贵。此后，汪曾祺佳作不断，直到1997年5月在北京去世，他发表了大量小说和散文，“现代抒情小说在他手上死里回生”，在当代文坛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　　耳顺之年，汪曾祺在文坛上重新崛起，他的主要代表性作品在这个阶段写就。又以古稀之年，辛勤笔耕，随笔、小品层出不穷，谈人，谈吃，谈花草虫鱼，可谓随心所欲，“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他是“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然“实非平淡，绚烂之极也。”这是大器晚成所开的生命之花，红于二月之花。　　汪曾祺一生的经历比较平淡，他说要不是被划为右派，他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这和他的性情有关。对汪曾祺来说，这个性情就是随遇而安。　　本书共分三辑，第一辑就是随遇而安。这部分选了自传体文章，这是汪曾祺笔下人物世界的核心，是内层，是汪曾祺自身的历史，也是汪曾祺的性情形成史。　　《随遇而安》写他被打成右派的经历，在平反以后，有人见他精神不错，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回答说：“随遇而安。”他认为丁玲当右派时的“逆来顺受”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这是汪曾祺对自己性情的透彻认识。汪曾祺自己也说，他不是一个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不是一个闯世界的人。“我不能设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着命运摆布。”那么怎么办呢？汪曾祺说：　　“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　　“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　　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对于所遇，安也如此，不安也如此，那么索性就想开些，采取了一种好玩的态度，这样反倒是真安了。“性是天给的，客观条件是否合就是命。对于命，不可问到底，就是要能安。”(潘雨廷先生语)　　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以后，下放到沙子岭，他的工作是“画画”。他天性喜欢画画，所遇恰好能合一点点，所以，汪曾祺认为自己这个右派是很幸运的。他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白天画画，晚上就看自己带去的几本书，“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他有两句诗写这段时间的生活状况，诗云：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旧病杂忆》写他的“牙疼”，牙疼是老毛病，汪曾祺最后决心装假牙，从拔牙到装上假牙，一共才用了两个星期，而且一次成功，这是很少见的。秘诀是什么呢？他总结经验说：“凡事都是这样，要能适应、习惯、凑合。”这个多年来适应了的、习惯了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节律，就是他的性情。凑合，就是用客观条件去凑合天性，是一种主观调节，能凑合就是能安。　　这就是汪曾祺的随遇而安，就是他的性情，也就是他的生活方式。这个性情是怎么形成的？在各个时期又是怎样反复体现的？他又做了哪些主观努力？本辑里选的文章基本上可以回答这些问题，读者自识。　　我们不能因为汪曾祺“随遇而安”就认为他没有个性，相反，汪曾祺并不是一个没有原则、没有爱憎的“骑墙”的人，他对于“难得糊涂”和“忍”字哲学，是非常讨厌的，认为那是一种非常庸俗的哲学。汪曾祺的性情，是放得进《世说新语》的。他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只不过他的表达方式比较平淡一些、温和一些。　　三　　第二辑：平生风仪。这部分选了汪曾祺回忆其师友的文章，所谓“风仪平生师友间”，这是汪曾祺自己看到的人物世、界，也是和他联系最为密切的外部世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师辈，主要是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师，还有一位是他小时候的受业老师韦鹤琴先生；另一类是友辈，主要是他的同学、同事和业界朋友。这些师友一部分是文学界的，一部分是京剧界的，都是各自领域“名人堂”中的人物。　　汪曾祺晚年回忆师友，感情真挚，寥寥数笔即传其神。比如他写金岳霖先生和他养的一只大公鸡同桌吃饭，坐着三轮车去接触社会；吴雨僧先生讲《红楼梦》，看见有女生站着，就到其他教室去搬椅子；闻一多先生蓄了一把山羊胡子，又称“何妨一下楼主人”。老舍先生会划拳，一般人不是对手，碰上赵树理就不行，赵树理是左右开弓，左手、右手都能划，老舍先生往往败北。等等。　　汪曾祺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他用“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来评价他的老师，直到去世前一月，他还梦见沈从文。他写道：　　我到编辑部小坐。屋里无人。桌上有一份校样，是沈从文的一篇小说的续篇。拿起来看了一遍，写得还是很好。有几处我觉得还可再稍稍增饰发挥，就拿起笔来添改了一下。拿了校样，想找沈先生看一看，是否妥当……一出门，见沈先生迎面走来。　　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著……　　沈先生看了，说：“改得好！我多时不写小说，笔有点僵了，不那么灵活了。笔这个东西，放不得。……文字，还是得贴紧生活。用写评论的语言写小说，不成。”　　这是在梦里，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沈从文形象，在那个世界里，沈从文就是这种穿着、形体、语言和神态。这也就是沈从文的神。不过，汪曾祺并没有写他自己在梦里的穿着，是西装？中山装？夹克？抑或也是一件长衫？　　有意思的是，汪曾祺作为学生，将老师的文章“添改了一下”，而沈从文认为汪曾祺“添改”得好。这是汪曾祺在去世前一个月做的一个梦，他醒来后记得清清楚楚。　　四　　第三辑：世相中人。这部分的内容有点杂，一方面，本辑既选了散文中的“真实”人物，也选了“小说”人物，文体有点杂；另一方面，本辑中的人物成分比较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正所谓龙蛇混杂，凡圣同居。他笔下的那些平头百姓，市井小民，虽然为了生活劳碌奔波一生，但他们都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精神。　　《鉴赏家》中的叶三是一个典型。叶三是一个卖果子的，可是他卖果子卖得不平常，他为了采办好的果子，喜欢四处跑，“四乡八镇，哪个园子里，什么人家，有一棵什么出名的好果树，他都知道，而且和园主打了多年交道，熟得像是亲家一样了”。“叶三很少得病，就是因为路走得多。”叶三卖果子，专给大宅门送，“不少深居简出的人，是看到叶三送来的果子，才想起现在是什么节令了。”　　这就是有恒，就是道。汪曾祺笔下的手艺人几乎都是这样的“有道”之人。因为“所好者道，进乎技矣”，这些平凡的人往往都有一门不平凡的技艺，长年累月浸淫于斯，技艺因此炉火纯青，又近乎道矣。　　然而，叶三还不仅仅是个卖果子的，他还是全县第一个鉴赏家。他送果子给全县第一个画家季陶民，“他给季陶民磨墨、漂朱膘、研石青石绿、抻纸。季陶民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很入神地看，专心致志，连大气都不出”。就这样，叶三也懂得了画，成为了一个鉴赏家。这是叶三的偏得之道，也是汪曾祺的偏得之道，因为汪曾祺学画画就是这样学来的，他笔下关于人情风俗世相百态的知识，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得来的。　　因为叶三懂得画，所以成为季陶民的知音；因为懂得，所以他对季陶民送给他的画视若生命，坚决不卖，把它们带到棺材里去了。然而叶三是个卖果子的。　　汪曾祺写这些小人物的时候，往往带有一种苍凉的意味。比如说戴车匠，“也许这是最后一个车匠了。”《晚饭花》写王玉英，“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地保李三，也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旧时代的背影。《榆树》中的侉奶奶，生不知从何而来，无名无姓，吃尽一生的苦，死的时候无声无息。这个侉奶奶是无数个中国奶奶的缩影，她们质朴无名，坚韧勤劳，历尽苦难，孕育了一代代后来人，正所谓：无名乃天地之始。　　汪曾祺很欣赏这样的境界：“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他理解这两句诗的精要处在一“静”字，因静而生乐，这也是“皆自得”之义。他又喜欢这样的诗句：“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所以，本辑在选文的时候，着眼于“苦人”，也就是意味比较悲凉一点的文章，同时也着眼于“生意满”，强调一种生机，一种自得之乐。因此，在汪曾祺诸多好小说中，只选了《岁寒三友》和《七里茶坊》两个中篇。　　五　　《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要不是“三毛”被别人反复“抢注”，《三毛集》会是一个更有趣味的名字。“颊上益三毛”是写意的手法，顾长康用这种手法画裴叔则，如有神助。汪曾祺写人也颇得“颊上”之妙，寥寥数笔就能写出一个人的神采来。　　一般选写人的书，几乎都是散文、回忆录之类，是“真实”的人物，本书不仅选了“真实”人物，同时也选了“小说”人物，这也算是一种“颊上益三毛”吧？希望读者能够“得意而忘言”，深入体味汪曾祺笔下的人物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包括真实的自我和他人，而且还包括“益了三毛”的小说人物。　　最后，我要感谢黄德海君。编这本集子，从书名到选目，黄德海君都给予了许多中肯而有益的建议。由于我手头资料不足，他还特意将《汪曾祺全集》快递给我，使得我能够顺利完成工作。这本集子，也是我们相互切磋、共同提高的见证。　　汪广松　　2007年11月18日

内容概要

　　《世相中人》共分三辑：第一辑是“随遇而安”。这部分选了自传体文章，这是汪曾祺笔下人物世界的核心，是内层，是汪曾祺自身的历史，也是汪曾祺的性情形成史。第二辑是“平生风仪”。这部分选了汪曾祺回忆其师友的文章，所谓“风仪平生师友间”，这是汪曾祺自己看到的人物世界，也是和他联系最为密切的外部世界。第三辑是“世相中人”。这部分的内容有点杂，一方面，本辑既选了散文中的“真实”人物，也选了“小说”人物，文体有点杂；另一方面，本辑中的人物成分比较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正所谓龙蛇混杂，凡圣同居。他笔下的那些平头百姓，市井小民，虽然为了生活劳碌奔波一生，但他们都各有各的精神，各有各的道。虽是小道，却大有可观者在。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现当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集《邂逅集》，散文集《蒲桥集》等，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书籍目录

前言随遇而安随遇而安旧病杂忆“无事此静坐”自得其乐自报家门我的家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大莲姐姐多年父子成兄弟我的小学我的初中觅我游踪五十年我的“解放”七十书怀记梦平生风仪西南联大中文系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沈从文转业之谜梦见沈从文先生金岳霖先生吴雨僧先生二三事唐立厂先生闻一多先生上课一个暑假老舍先生赵树理同志二三事张大干和毕加索潘天寿的倔脾气哲人其萎——悼端木蕻良同志遥寄爱荷华——怀念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蔡德惠关于于会泳地质系同学晚翠园曲会谭富英佚事艺术和人品马·谭·张·裘·赵——漫谈他们的演唱艺术难得最是得从容——《裘盛戎影集》前言名优逸事世相中人泡茶馆跑警报未尽才——故人偶记鸡毛和尚八指头陀道士二题一辈古人闹市闲民老董二愣子看画李三榆树晚饭花戴车匠收字纸的老人鉴赏家岁寒三友七里茶坊

章节摘录

　　随遇而安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不是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的，是一九五八年“补课”补上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划右派还要有“指标”，这也有点奇怪。这指标不知是一个什么人所规定的。　　一九五七年我曾经因为一些言论而受到批判，那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判的。在小范围内开了几次会，发言都比较温和，有的甚至可以说很亲切。事后我还是照样编刊物，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还随单位的领导和几个同志到河南林县调查过一次民歌。那次出差，给我买了一张软席卧铺车票，我才知道我已经享受“高干”待遇了。第一次坐软卧，心里很不安。我们在洛阳吃了黄河鲤鱼，随即到林县的红旗渠看了两三天。凿通了太行山，把漳河水引到河南来，水在山腰的石渠中活活地流着，很叫人感动。收集了不少民歌。有的民歌很有农民式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如想到将来渠里可以有“水猪”、“水羊”，想到将来少男少女都会长得很漂亮。上了一次中岳嵩山。这里运载石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人力拉的排子车，特别处是在车上装了一面帆，布帆受风，拉起来轻快得多。帆本是船上用的，这里却施之陆行的板车上，给我十分新鲜的印象。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桐花盛开的季节，漫山遍野摇曳着淡紫色的繁花，如同梦境。从林县出来，有一条小河。河的一面是峭壁，一面是平野，岸边密植杨柳，河水清澈，沁人心脾。我好像曾经见过这条河，以后还会看到这样的河。这次旅行很愉快，我和同志们也相处得很融洽，没有一点隔阂，一点别扭。这次批判没有使我觉得受了伤害，没有留下阴影。　　一九五八年夏天，一天（我这人很糊涂，不记日记，许多事都记不准时间），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我的大字报。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已经出现“右派”字样。我顿时傻了。运动，都是这样：突然袭击。其实背后已经策划了一些日子，开了几次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本人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这可以说是暗算。但愿这种暗算以后少来，这实在是很伤人的。如果当时量一量血压，一定会猛然增高。我是有实际数据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报，到医务所量了量血压，低压110，高压170。平常我的血压是相当平稳正常的，90-130。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　　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所有的同志都发了言。不发言是不行的。我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这些发言我已经完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有两个发言我还留下印象。我为一组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题目是《仇恨·轻蔑·自豪》。这位同志说：“你对谁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我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远树绿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志说：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听到这样的批判，我只有停笔不记，愣在那里。我想辩解两句，行么？当时我想：鲁迅曾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现在本来应该到了可行的时候，但还是不行。中国大概永远没有费厄的时候。所谓“大辩论”，其实是“大辩认”，他辩你认。稍微辩解，便是“态度问题”。态度好，问题可以减轻；态度不好，加重。问题是问题，态度是态度，问题大小是客观存在，怎么能因为态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缩呢？许多错案都是因为本人为了态度好而屈认，而造成的。假如再有运动（阿弥陀佛，但愿真的不再有了），对实事求是、据理力争的同志应予表扬。　　开了多次会，批判的同志实在没有多少可说的了。那两位批判“仇恨·轻蔑·自豪”和“绿色的呼吸”的同志当然也知道这样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绿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诗人，他当然知道诗是不能这样引申解释的。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我因此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他们也并不好受。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至还有点同情。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的关系也不错。我记下这两个例子，只是说明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如莎士比亚说，所有的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　　我在一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过：“写了无数次检查，听了无数次批判……她不再觉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她想：定一个什么罪名，给一个什么处分都行，只求快一点，快一点过去，不要再开会，不要再写检查。”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其实，问题只是那一些，只要写一次检查，开一次会，甚至一次会不开，就可以定案。但是不，非得开够了“数”不可。原来运动是一种疲劳战术，非得把人搞得极度疲劳，身心交瘁，丧失一切意志，瘫软在地上不可。我写了多次检查，一次比一次更没有内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场了，因为大家都累了。　　结论下来了：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我在那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道：“……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里，见到爱人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我想起金圣叹。金圣叹在临刑前给人写信，说：“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有人说这不可靠。金圣叹给儿子的信中说：“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说这更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临刑之前，怎能开这种玩笑？现在，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鲁迅说金圣叹“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鲁迅没有被杀过头，也没有当过右派，他没有这种体验。　　另一方面，我又是真心实意地认为我是犯了错误，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我下放劳动的地点是张家口沙岭子。离家前我爱人单位正在搞军事化，受军事训练，她不能请假回来送我。我留了一个条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车。　　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我下放的单位是一个地区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里有不少技师、技术员，所领导对知识分子是了解的，只是在干部和农业工人的组长一级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和我同时下放到这里的还有另外几个人），并没有在全体职工面前宣布我们的向题。不少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只说是毛主席叫我们下来锻炼锻炼的。因此，我们并未受到歧视。　　初干农活，当然很累。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但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我当时想：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大部分的农活我都干过，力气也增长了，能够扛一百七十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四十五度角那样陡的高坡。后来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果园的活比较轻松，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硫酸铜加石灰，兑上适量的水，便是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是为了防治果树病害，是常年要喷的。喷波尔多液是个细致活。不能喷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树叶子挂不住，流了。叶面、叶背都得喷到。许多工人没这个耐心，于是喷波尔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头上，我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的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　　我们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在下面也有文娱活动。这里兴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里不少都会唱两句。我去给他们化妆。原来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妆，——鹅蛋粉、胭脂、黑锅烟子描眉。我改成用戏剧油彩，这比粉妆要漂亮得多。我勾的脸谱比张家口专业剧团的“黑”（山西梆子谓花脸为“黑”）还要干净讲究。遇春节，沙岭子堡（镇）闹社火，几个年轻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浅妆把她们一个个打扮得如花似玉，轰动一堡，几个女工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和几个职工还合演过戏，我记得演过的有小歌剧《三月三》、崔巍的独幕话剧《十六条枪》。一年除夕，在“堡”里演话剧，海报上特别标出一行字：　　台上有布景　　这里的老乡还没有见过个布景。这布景是我们指导着一个木工做的。演完戏，我还要赶火车回北京。我连妆都没卸干净，就上了车。　　一九五九年底给我们几个人作鉴定，参加的有工人组长和部分干部。工人组长一致认为：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领导考虑，才下来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这样，我就在一九六。年在交了一个思想总结后，经所领导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时无接受单位，在本所协助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是画画。我参加过地区农展会的美术工作（我用多种土农药在展览牌上粘贴出一幅很大的松鹤图，色调古雅，这里的美术中专的一位教员曾特别带着学生来观摩）；我在所里布置过“超声波展览馆”（超声波怎样用图像表现？声波是看不见的，没有办法，我就画了农林牧副渔多种产品，上面一律用圆规蘸白粉画了一圈又一圈同心圆）。我的“巨著”，是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这是所里给我的任务。　　这个所有一个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设在沽源。为什么设在沽源？沽源在坝上，是高寒地区（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门外的积雪跟城墙一般高）。马铃薯本是高寒地带的作物。马铃薯在南方种几年，就会退化，需要到坝上调种。沽源是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研究站设在这里，理所当然。这里集中了全国各地、各个品种的马铃薯，不下百来种，我在张家口买了纸、颜色、笔，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得的《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沙岭子新华书店进了这几种书也很奇怪，如果不是我买，大概永远也卖不出去），就坐长途汽车，奔向沽源，其时在八月下旬。　　我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这时正是马铃薯开花，我每天蹚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旬：　　坐对一丛花，　　眸子炯如虎。　　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沽源是绝塞孤城。这本来是一个军台。清代制度，大臣犯罪，往往由帝皇批示“发往军台效力”，这处分比充军要轻一些（名日“效力”，实际上大臣自己并不去，只是闲住在张家口，花钱雇一个人去军台充数）。我于是在《容斋随笔》的扉页上，用朱笔画了一方图章，文曰：　　效力军台　　白天画画，晚上就看我带去的几本书。　　一九六二年初，我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直至离休。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于不是右派了。“文革”期间，有人来外调，我写了一个旁证材料。人事科的同志在材料上加了批注：　　该人是摘帽右派。所提供情况，仅供参考。　　我对“摘帽右派”很反感，对“该人”也很反感。“该人”跟“该犯”差不了多少。我不知道我们的人事干部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种带封建意味的称谓。　　“文化大革命”，我是本单位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有“前科”。　　“文革”期间给我贴的大字报，标题是：　　老右派，新表演　　我搞了一些时期“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于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当然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给全国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别。我到原单位去交材料，并向经办我的专案的同志道谢：“为了我的问题的平反，你们做了很多工作，麻烦你们了，谢谢！”那几位同志说：“别说这些了吧！二十年了！”　　有人问我：“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我回答：　　“随遇而安。”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列觋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编辑推荐

　　率性从书中的“率性”二字即采自这里。　　性情之不同，各如其面，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情所长。　　《世相中人》这套丛书，就是选出各位作者性情所长的部分。　　《中庸》开篇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率性”意谓“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朱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