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

出版时间：2007-11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高全喜  页数：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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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现代政治之现代性问题，在当今的西方思想界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叙事版本：一个是科耶夫的“黑格尔现象学解读”的左派激进主义版本，一个是施特劳斯的“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右派保守主义版本，一个是被麦克弗森解读为“占有性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之洛克版本。上述叙事版本严重忽视了英国社会生发的并对于现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两个思想和制度性的渊源，即英国普通法的法治主义政制和苏格兰启蒙思想的社会政治理论，此外它们对于洛克主义的阐释也是片面的。　　现代政治的大势开合与脉络走向是一个宏大和繁杂的复合多维问题，本书只是在这个大棋局中选择三对看似无甚关联但或许切中肯榘的叙事文本，考察梳理现代政治之现代性问题的真与伪。本书承认西方左、右两派的现代政治之现代性叙事在西方的制度环境和思想语境下有着它们的一定的合理性甚至必要性，尤其是在学术领域也不失为一类富有创新的思想体系；同样也不否认这套思想的中国传播者，他们调用西方的现代性思想，沿袭他们解剖现代政治的视角，来指陈中国现代政治之发育、生长的诸多问题，从一个批判的侧面对于建设中的中国现代政治之道也不无裨益之功。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性之政治叙事从实质上说是消解性的，是充满毒素的罂粟花，它们没有建设，只是批判，没有改良，只是否定，其历史的虚无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只能使本来就步履艰难的中国现代政治走向更加危险的境地。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来说，关键的不是鹦鹉学舌地把西方的现代性思想理论搬运到中国，而是回到人家发育现代政治的优良传统之中，学习英美建设现代政治的真智慧，而不是法德反现代政治的伪问题。　　　　现代性之政治叙事从实质上说是消解性的，是充满毒素的罂粟花。它们没有建设，只是批判，没有改良，只是否定，其历史的虚无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只能使本来就步履艰难的中国现代政治走向更加危险的境地。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来说，关键的不是鹦鹉学舌地把西方的现代性思想理论搬运到中国，而是回到人家发育现代政治的优良传统之中，学习英美建设现代政治的真智慧，而不是法德反现代政治的伪问题。

作者简介

　　高全喜，研究员，江苏徐州人。曾就学于南京师范学院、吉林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8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宪政理论。出版的学术专著有：《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休谟的政治哲学》、《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等。

书籍目录

序现代政治之“现代性”问题之真伪：三种思想叙事版本及其对应者的初步评论一、科耶夫的主奴法权与英国的普通法心智A．科耶夫叙事版本中的现代性问题1、现代政治的法权形态2、普遍同质国家的现代政治3、现代政治的现代性命运B．普通法心智的现代政治视角1、专属司法权与政治统治权2、英国古老的宪政主义3、英国普通法的现代政治意义二、施特劳斯的现代性叙事与苏格兰启蒙思想A．施特劳斯现代性叙事中的双层法眼1、现代性就是虚无主义2、政治何为？抑或什么是政治哲学？3、古典哲人之隐秘教诲的吊诡B．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常识理性1、苏格兰思想的经验主义2、苏格兰思想的法治主义3、有限度的历史主义三、洛克的现代政治叙事及其对话者A．现代政治与政治契约论1、政治契约论为现代性埋下了伏笔2、洛克的经验主义以及另一个面相B．洛克与现代资本主义1、财产权与占有性个人主义2、私人财产权与自由资本主义四、现代政治与中国语境1、西方现代政治与现代性问题之勾勒2、中国的现代政治之道附录1. 中国语境下的施米特问题2.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简评3．仅有“普通法宪政主义”是不够的4. 文化政治与现代性问题之真伪——兼评张旭东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章节摘录

　　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是我近两年写作的三篇文章的合集，之所以把它们结集出版，主要是因为它们关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政治现代性与中国语境问题。熟悉这个领域的读者不难发现，我的思想观点与时下学界盛行的滔滔言辞多有不同，在左派激进主义、右派保守主义和教条自由主义的夹缝中，我愿意选择一条边缘性的中庸之道。要说的话在文章中似乎都已经说了，再说就多余了。这本小册子的潜在的论战性虽然使我有些不安，但为了让自己今后的学术研究保持些许良心的安宁，我认为这是值得的。对于中国年轻一辈的学子来说，常识说多了，他们肯定不爱听，他们当然喜欢宏博高妙之辞，对此，我岂能不知，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我还是不厌其烦地絮叨一些法政事务的常识，但愿他们到我这个年龄能够体察我的苦心。　　……　　　　书摘　　　　关于现代政治之现代性问题，在当今的西方思想界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叙事版本：一个是科耶夫的“黑格尔现象学解读”的左派激进主义版本，一个是施特劳斯的“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右派保守主义版本，一个是被麦克弗森解读为“占有性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之洛克版本。上述叙事版本严重忽视了英国社会生发的并对于现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两个思想和制度性的渊源，即英国普通法的法治主义政制和苏格兰启蒙思想的社会政治理论，此外它们对于洛克主义的阐释也是片面的。现代政治的大势开合与脉络走向是一个宏大和繁杂的复合多维问题，本书只是在这个大棋局中选择三对看似无甚关联但或许切中肯榘的叙事文本，考察梳理现代政治之现代性问题的真与伪。本书承认西方左、右两派的现代政治之现代性叙事在西方的制度环境和思想语境下有着它们的一定的合理性甚至必要性，尤其是在学术领域也不失为一类富有创新的思想体系；同样也不否认这套思想的中国传播者，他们调用西方的现代性思想，沿袭他们解剖现代政治的视角，来指陈中国现代政治之发育、生长的诸多问题，从一个批判的侧面对于建设中的中国现代政治之道也不无裨益之功。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性之政治叙事从实质上说是消解性的，是充满毒素的罂粟花，它们没有建设，只是批判，没有改良，只是否定，其历史的虚无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只能使本来就步履艰难的中国现代政治走向更加危险的境地。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来说，关键的不是鹦鹉学舌地把西方的现代性思想理论搬运到中国，而是回到人家发育现代政治的优良传统之中，学习英美建设现代政治的真智慧，而不是法德反现代政治的伪问题。　　……

编辑推荐

　　现代性之政治叙事从实质上说是消解性的，是充满毒素的罂粟花。它们没有建设，只是批判，没有改良，只是否定，其历史的虚无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只能使本来就步履艰难的中国现代政治走向更加危险的境地。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来说，关键的不是鹦鹉学舌地把西方的现代性思想理论搬运到中国，而是回到人家发育现代政治的优良传统之中，学习英美建设现代政治的真智慧，而不是法德反现代政治的伪问题。

用户评论 (总计23条)

•   　　看到第五页的时候，汉语突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高大哥，饶了我吧，我真不知道“切中肯渠”是神马意思，谷歌搜狗百度输入法纷纷表示没有这词啊。“
  　　
  　　我轻轻地扶起她，道：“庄子里有‘切中肯綮’一语，我想高老师是在发明通假字吧”。
  　　
  　　英语见到这一幕，眼泪当时就哗哗的：“高大哥，artificial为什么在三十二页又长了一个 l 出来啊？还有 "suprema judge" 到底是神马啊？我翻了google的前三十页都没找到这个词啊！！google倒是一直提醒我搜的是不是‘supreme judge’啊，我到底肿么办啊！！”。
  　　
  　　我只好安慰她：“小英，永远不要怀疑一个哲学家敏而好古的心。你看，第三十六页的'controul'，其实不是高老师误打，洛克时代的人就是那么拼的。小英，作语言不能忘本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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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老师在本书里给我的印象是，头脑清楚，思维敏捷。对西方现代性批评的流变理解深刻，对中国思想界的问题的破解“切中肯渠”。看完这本书，我得到了以下印象：
  　　1. 黑格尔是SB, 科耶夫是大SB.
  　　2. 施特劳斯是高智商装逼侠.
  　　3. 麦克弗森是脑残愤青.
  　　4. 休谟，斯密，洛克和整个苏格兰启蒙群体是被埋没的大神.（高老师对于普通法，自然权利和苏格兰启蒙的三管其下分析很过瘾）
  　　5. 造成1,2,3几位变态们大肆鼓噪的原因：批评智商正常人士在脑残圈里是非常性感的行为.
  　　6. 中国思想界脑残特别多，所以123在中国显得尤其性感.
  　　
  　　高老师认为1,2,3的确身材可嘉，4也有理有据，但是6实在脑残不可接受。他说他写作本文的初衷：“学习英美建设现代政治的真智慧，而不是法德反现代政治的伪问题”。
  　　
  　　我摘这一句，是因为它是本书难得一见的不以辞害意的佳句。一本书，有一句人话就够了，虽然来得晚了些。哲学家欺负语言的职业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一改。
  　　
•   　　高全喜这本热情洋溢的书提出了很多挑战性的观点，对诸多思想家及其理论进行了猛烈批判，是一部富有思想冲击力的学术著作。虽然作者有时候自我怀疑“或许在学术上不会有什么价值”[1]，并且对于主题“力不胜任”[2]，但笔者还是认真对待作者的观点，并试图给出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
  　　初看上去，高先生在不大的篇幅中浓缩了太多的内容，比如用开篇第一段来描绘“现代政治的大势开合与脉络走向”[3]。在这一段里，高先生上溯中古，下溯启蒙运动和英、美、法的三次革命，融贯自由主义的现代政治，辨析进步主义和历史终结的两难，汇合英美主流的政治思想，从旧制度和大革命引出现代的自由政治。仅就这一段而言，其主题之多、用词之繁、口气之大都足以令读者瞠目。好在高先生似乎无意于多做“妄言”[4]，只把目标限定在对三对“叙事文本”的分析上。这一对比分析的思路一方面限定了本评论的文本结构，另一方面让我们不得不在一开始就对这本书的标题多加注意。
  　　这个一分为二的题目似乎要给人一个印象：政治的问题和现代性的问题是分离的，而作者对前者的关心先于对后者的关心。事实上，作者认为英美没有搞出一个现代性问题，后者是一个欧陆政治和文化政治的产物。现代性问题看上去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5]。作者力求区分政治和文化，政治和文化的混合（即“文化政治”）是作者竭力批判的[6]。在作者看来，政治问题始终是真实的，而现代性问题却可以说是虚假的。那么作者关心的政治是“何种政治”呢？这本书里说是“现代政治”，是现代政治问题中的中国问题[7]。在这里，普遍问题是“一个内政上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秩序以及一个外交上的现实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际秩序，逐渐形成并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政治”[8]问题，而中国问题是这个普遍问题中的一个特殊问题。
  　　这本书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中国问题和德国问题的相似之处[9]，作者用整整一本书来批判“德国思想”的理由亦在于此。这本明确表示意在探讨中国问题的书，通篇竟然几近于不着一字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国政治问题，其原因亦在于此。思考中国问题，似乎一向都不得不借助于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黑格尔-科耶夫、韦伯、施米特和施特劳斯。作者之所以说现代性问题是一个伪问题，是因为大体上它仅仅是由德国人发明的，针对的只是德国语境。它只是一个对德国人而言的特殊问题。普遍是永恒的，特殊是短暂的，所以特殊的总有虚假性，这也许就是作者说“现代性问题”是虚假问题的哲学理由。虽然存在一些用词上的混乱，但还是可以说作者着力强调德国问题的特殊性[10]。这种特殊性成了作者反对德国文化、德国哲学的顽固理由。而作者对英美思想大加赞美，无非也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普遍而非特殊。
  　　在这种修辞之后，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作者拒绝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于是读者自然会推想作者将坚守某些普遍的原则。但是这本书几乎没有谈到、当然也几乎没有赞美那普遍的原则。这里推崇的是经验和经验主义。英美之所以值得推崇，看上去并不是因为什么普遍的原则，而是因为高先生经验了它们在政治上的成功。无论这本书里有多少这样的悖谬，看上去英国人的成功如今由于罪恶的殖民主义英帝国早该有的分崩离析和小岛国家英王国只配拥有的二等强国地位而显得非常可疑了。与此同时，美国正如日中天。高先生最应该欣赏的是美国的政治成功。美国人将他们的成功追溯到他们的国父的思考和行动，尤其是追溯到《联邦党人文集》。对联邦党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似乎在于“人们的团体（societies），是否真的有能力经由沉思和选择来建立良好的政体，或者是否他们永远命定要使他们的政体依赖于偶然和强力。”[11]如果说存在政治的现代性问题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问题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表达。
  　　
  　　一，科耶夫：现代性的终结
  　　
  　　一本以“现代性”为题的书始于对科耶夫的讨论称的上是恰如其分。
  　　作为哲学家，科耶夫取得了公认的杰出成就。虽然我们“关于他的智识的深远影响仍然停留于表面”[12]，但他不仅“使现代法国思想打上了某种黑格尔的烙印”[13]，而且他“对法国及欧洲其他地区以致北美哲学的广泛持久影响，简直不可能被夸大”[14]。作为政治家，科耶夫的事业也足以令那些热爱“政治”的人羡慕。他不只是欧盟和关贸总协定（WTO前身）最早的设计者之一，而且被认为是法国经济部的幕后谋士，是“它的幕后掌权者”[15]，是二战后法国政府中影响力最大的人之一。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身份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奇迹般的结合，而如果说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主奴辩证法”[16]，那么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普世一体化的世界国家（universal and homogeneous state）”。
  　　科耶夫的工作以对黑格尔的解读为中心，他强调黑格尔思想中的普遍。事实上，从康德（永久和平论）到黑格尔（作为“world-soul”的拿破仑）到马克思[17]，这些德国思想家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视界限定在“德国问题”。作为哲学家，他们更关心的似乎一直都是普遍而非特殊。公认科耶夫的思想中，也就是他对黑格尔的解读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也有存在主义的因素。布鲁姆也说他“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相混合”。[18]这使得一些人包括这本书的作者指责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指责他对黑格尔的解释偏离了黑格尔的原意。[19]但他极其深刻有力的表明，“法国大革命阐明了有关人的权利的那些普遍的、理性的原则，也就标志了历史终结的开始。从此，这些原则将是唯一可接收和可行的国家原则。”[20]虽然我们可以补充说，这不只是法国大革命阐明的原则，也是美国革命阐明的原则[21]，但很明显黑格尔的确坚守这样的原则。甚至高先生这本绕来绕去的书也没有反对这一点。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科耶夫是阐明了而非偏离了黑格尔[22]。普世一体化的世界国家就是上述结果的自然推论。
  　　虽然科耶夫的理论如此强大有力，但在他的教诲中存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困难。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对科耶夫思想的发挥，他再一次挑明了这个困难：黑格尔的理想实现之日就是历史的终结，然而那时残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变成了尼采阐明并痛加贬斥的“末人”。这样一个只有末人的世界要求的是“永恒轮回”，要求历史在终结之后重新开始。科耶夫思想中的这个矛盾最终表现为黑格尔和尼采的对立[23]。或许我们可以说，最终表现为普遍和特殊的对立，并且关系到我们现今如此推崇的“个性”的地位问题。
  　　
  　　二，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
  　　
  　　高先生跟其他一些反施特劳斯主义者一样对“隐微教诲”的学说青眼有加。论施特劳斯的一节即以此贯穿始终。对这些人来说，施特劳斯的另一著名论点“表面即核心”当然是要选择性无视的。高先生的施特劳斯解释之不足还表现在偏离思想而使用“自信、宁静与沉潜”或“坚定、自信和晓畅”这样的感性描写，以及用“保守主义者”这种大而无当的词来给施特劳斯贴标签。借用布鲁姆[24]的说法，如果施特劳斯坚定地追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他怎么可能会是个保守主义者？高先生对施特劳斯的分析以“或许他隐约感到……”[25]作结，仿佛高先生或许隐约感到施特劳斯还真有什么隐秘教诲没有被发掘出来。这样我们不妨转入对施特劳斯著名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分析。
  　　诚如罗伯特·丕平所说，施特劳斯对现代性之不足的批评，是他在美国留下的影响最大的遗产[26]。现代性问题也对他是一个核心问题[27]。这个问题曾经饱受忽略，但关于它的著作现在每年都可以填满三个书架并毫无减少的迹象。而施特劳斯关于现代性的思考集中在这篇名为“现代性的三次浪潮”[28]的文章中。施特劳斯以刻画“现代性的危机”来开始这篇文章，这种危机表现在人们不再相信政治哲学是可能的，“不再相信理性有能力使它的最高目的有效”。然后紧接着描绘“现代性的特点”，现代性被认为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29]，“世俗化意味着在圣经信仰的丧失或萎缩之后，保留具有圣经起源的思想、感情或习惯”。施特劳斯似乎是想要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现代性始于圣经信仰的丧失或萎缩，终于人们不再相信理性。尽管如此，这篇文章谈到理性和政治哲学很多，谈到圣经和信仰却很少。关于宗教的少数词汇和句子点缀在对现代哲学家和思想家们的评述中。
  　　施特劳斯很快修正了自己的说法，现代性首先并不是否定性的世俗化（丧失或萎缩），而是某种肯定性的规划。现代性被重新理解为对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根本调整，这个调整第一眼看上去就是对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拒绝。第一个为传统政治哲学不充分甚至不合理而对它加以明确拒绝的是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以及霍布斯）认为真正的政治哲学由他开始。马基雅维里批评古典政治哲学的理想主义，依据在于机运（fortuna）可以使用强力来控制。施特劳斯说，为了理解马基雅维里的批评，一个人必须注意到，古典政治哲学追寻的是最好的政治秩序，它的建立必须依赖于机运（fortuna）或偶然（chance）[30]，依赖于几乎不可能的哲学和政治权力的合一。古典哲学和圣经都认同偶然那不可摆脱的力量，马基雅维里拒绝这一传统。分歧似乎最终在于如何控制那些“不能被控制的人”，是通过神恩、道德、人格塑造还是通过有牙可咬的制度（institutions with teeth in them）？[31]施特劳斯引用康德的话来结束对马基雅维里的评述：“根本的政治问题仅仅是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即 ‘人的实际能力所能及的国家之良好组织’的问题”。[32]
  　　施特劳斯接着谈到两种虽然产生在马基雅维里的时代之后，但却跟他的精神相合的两项重大变革：现代自然科学的诞生，以及对正义或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的重新解释。前者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对“偶然”概念的拒绝。[33]后者的结果是对经济、对普遍的富裕和平的日益强调。
  　　“现代性的第二波浪潮始于卢梭”。“卢梭以德性、以古典共和国真正的、非功利的德性的名义批评他的先行者使人堕落、使人衰萎的学说”。[34]但他无法真正恢复古典的德性概念——个人的德性，而是被迫构造“普遍意志（general will）”——超乎个人之上的最高标准。卢梭思想的这个方面激发了康德和德国观念论哲学，但卢梭对他的这一思路作出了限制：“一边是德性、理性、道德自由的世界，另一边是自然、自然自由与善好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35]自然人和公民，普遍和特殊之间的鸿沟无法消除。
  　　现代性的第三波浪潮跟尼采有关。尼采重新认可人的自然的等级秩序，否弃基于人人平等的民主制。现代性可以说是圣经宗教的世俗化，而尼采抛弃了它最后的残余。[36]施特劳斯最后诉诸“我们西方传统之前现代思想”。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终结之后人们如哈耶克那样诉诸传统而非“理性（当然是指现代理性）”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三，洛克和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
  　　
  　　高先生谈到英美的政治成功[37]，这显然是高先生思想的一个主要支撑点。但可笑的是，如果英国的政治是成功的，那怎么可能会有美国的存在？[38]读过《独立宣言》的人不应该忘记这一重要事实。更不用说英国的自由主义者阿克顿对英美差别的细致分析了。在《自由史论》一书关于美国内战的章节中，阿克顿明确地表示 “正是法国革命的假民主，通过瓦解残留的英国传统与习惯毁了共和国”[39]。对他来说，北方作为胜利者是深受欧陆传统而非英国传统影响的一方。如果这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试看如下观点“毋庸置疑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政治原则是站在南方一边的”[40]，而且确切无疑“这是[当时英国的]大臣们所了解的”。退一万步说，高先生谈论英美的政治成功时不妨学学高先生自己笔下英国人的节制和谨慎，以免连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差别都看不见了。
  　　高先生关于“英美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宏大叙事不堪一击。但笔者认为，这里有一点必须强调，即洛克和哈耶克的截然不同。在81页，高先生说，在英国思想家那里，现代政治与古典政治并没有根本性的断裂，政治在他们眼里是一个扩展的自由秩序。由是可见，高先生对英国或英美思想的看法因而也就是这本书的整体看法极大地受惠于哈耶克，尤其是他的自生自发秩序学说。[41]而如塔科夫所言，作为美国国父们的权威，洛克站在美国传统的中心[42]。而哈耶克在美国的地位跟洛克不可相提并论，他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理论也从未对罗斯福新政所构造的福利国家制度构成重要的挑战。
  　　在哈耶克的所谓“自生自发秩序”中，社会的建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开端，社会并不是人为的建构。洛克这样的哲学家在自生自发秩序中没什么地位，确实，高先生看上去是认为英美的成功是政治家们而非哲学家们的成功，但是他的理论中同样没有给这些政治家任何地位。或者说，他们给予的至多是这样的地位——某种“自生自发”，我们必须补充说：自动运转的机器上一个不起眼小螺扣的地位。
  　　它的形成不是任何人有意造成的结果，如果说它看上去非常美好，那么这种美好也并非人工所为。哈耶克区分自然和人为，并将之一“秩序”界定为介于自然和人为之间。然而人毕竟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和人为的区分暗含着对人在“自然”中，也就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某种看法。这种看法哈耶克没有讨论，本书作者同样没有涉及。但是不知道这一看法，我们首先就很难理解人为和自然的区分何以可能，当然更不可能理解这含含糊糊地介于自然和人为之间的秩序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这一秩序为什么被判定为并非是“人为的”。
  　　虽然上述问题过于博大精深不能在这里讨论，但巧的是，洛克关于政府的第二篇专题论文（“关于公民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围和目的”）在一个简短的引论之后始于一个以“自然”为标题的章节，即“论自然状态”。洛克认为，人自然地处在一种完美的自由状态，在其中只受自然法的约束。[43]按照自然，人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44]自然状态转变为公民社会的“唯一方式”只能是人们达成一致要建立一个共同体或政府。[45]人们原本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社会的建立完全是经由人为。
  　　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者洛克，哈耶克真可谓独树一帜、自成一派。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如果还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话，那也是一种非常古怪的自由主义。对哈耶克来说，似乎没有什么能比传统（法律和市场在他那里当然属于传统）更重要了，这可真是一种过于传统的态度。不过比较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描绘的传统说法：古老的就是好的，最古老的就是最好的，不能不说哈耶克皈依传统还是不够彻底。哈耶克毕竟也无法否认，传统是好是坏还是要经由理性的检验，传统不可能因为其自身是传统就是好的。哈耶克无法否认，市场经济也好，普通法也好，要想存在首先就要由理性来证明他们是可取的。哈耶克完成了这种证明的一半，事实上也只能完成一半——他从来没有能够证明也不可能证明市场或法律完全是好的。那未完成的一半他以这样的论点来补充：完全抛弃传统是不可取的。的确我们不能完全抛弃传统，但若非逐步抛弃一些传统，人们简直就无法生活。现在人们普遍同意，完全抛弃作为传统的市场经济是不可取的，但是无所顾忌地把一切都市场化同样是糟糕透顶。这其实不也是哈耶克最终必须同意的结论？
  　　另一方面，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无非是效前人故智：个人之恶成就公共之善，每个个人对私利的追求将造就所有人福利的和谐增长。这个问题在自由主义内部、甚至就在经济自由主义的鼻祖斯密自己的思想中也并非没有争论，哈列维在其《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一书中对这一问题做了精密的分析。“在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其他论题都是由此得出的推论：这就是利益天然同一的论题，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利己主义体系的自发和谐”。[46]然而，《国富论》“在分析了三个阶级的经济条件之后，他（斯密）得出结论，三个阶级的利益无法均等地统一于普遍利益之中……资本家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是存在分歧的”。[47]一旦理解这一过于清楚明白的论点，一个人就不能不同意哈列维说，“经济自由主义仍然可以视为一种乐观主义的学说，但这种乐观主义当然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48]在利益的天然同一原理失去效力的地方，人们只能诉诸利益的人为同一原理，整个现代历史都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哈耶克或许是证明了利益的人为同一是不可能的，但利益的天然同一更加是异想天开。失去了前人被证明太过于浪漫的乐观主义，我们最终能指望的也不过是两者的某种平衡。而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洛克的话，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为别的目的，只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善好（publick good）”。[49]
  　　哈耶克已经身处现代性终结之后，而洛克站在现代性的源头，甚至他自己就是现代性的一个源头。“这就是洛克先生的学说，它是关于理性和真理的学说，但是，先生，它也是清楚明白的美国人的学说”。[50]
  　　
  　　[1] 高全喜，《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页112。
  　　[2] 同上书，页117。
  　　[3] 同上书，页5。
  　　[4] 同上书，页5。比较页112。
  　　[5] 同上书，页196。
  　　[6] 这种批判首先表现为自我批判。约20年前作者的博士论文研究黑格尔哲学，而这主要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展开的。作者的自我否定到了这样的程度：约二十年后刊刻自己博士论文的时候竟然刻意删掉了有关文化内容的最后一章——一般来说，最后一章会是结论性的一章。显而易见，这是作者转向“政治”，自认为“政治成熟”的结果。高全喜，《论相互承认的法权》，序言页2-4。也许并非偶然的是，“政治成熟”是经由活跃于80年代“文化热”中的甘阳的反思而广为人知的。
  　　[7] “本文的立意与针对性在于现代政治的中国语境”。高全喜，《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页112。虽然很难正确说明“立意在于语境”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不过作者的意思还是大体清楚的。
  　　[8] 同上书，页113。
  　　[9] 同上书，页140。
  　　[10] 《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页140
  　　[11] 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
  　　[12] 莎蒂亚·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序言，页2。
  　　[13] 孙向晨，“从黑格尔到现代法国哲学”，刊于《学术季刊》1998年01期。
  　　[14] 施特劳斯（等著），《论僭政》，页236。
  　　[15] 莎蒂亚·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序言，页3。
  　　[16] Patrick Riley,"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Alexandre Kojève",Political Theory, Vol.9,No.1.(Feb.,1981), pp.5-6。
  　　[17] 有趣的是，赖利说，马克思虽然称拿破仑三世的帝国为一出“闹剧”，但却把拿破仑第一的帝国称为一出“悲剧”。同上文，页12。
  　　[18] 布鲁姆，《巨人与侏儒》，页33。
  　　[19] Michael S.Roth,"Review（Alexandre Kojève:The Roots of Postmodern Politics by Shadia B.Drury）".Political Theory, Vol.24,No.2.(May,1996),p339。罗斯讽刺朱瑞说，她显然知道一个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20] 布鲁姆，《巨人与侏儒》，页35。
  　　[21]“我们坚信这些真理是自明的：所有人都被造为平等人，他们被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了不可分离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杰斐逊，《独立宣言》。
  　　[22] 科耶夫忽视了黑格尔《权利哲学（Philosophy of Right）》的重要性，这涉及到《精神现象学》和这本书的差别，一般认为这也涉及到黑格尔前后期思想的差别。本文不能详细讨论这一点。参前引Patrick Riley,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Alexandre Kojève",p28。
  　　[23] 《巨人与侏儒》，页36。
  　　[24] 高先生在48页注3中说布鲁姆是施特劳斯的大弟子，这真乃以讹传讹。施特劳斯的一些学生如雅法、伯纳德特等，成就并不逊于布鲁姆，甚至成名也在他之前。大弟子之说真不知有何根据。
  　　[25] 《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页59。
  　　[26] Robert B.Pippin,”The Mordern World of Leo Strauss”,Political Theory,Vol.20 No.3,p. 448。在这篇文章中，丕平总之是强调德国观念论（康德和黑格尔）在施特劳斯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哲学、特别是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现代作品，并不是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卢梭等人的著作，甚至也不是笛卡尔的Meditations（沉思录），而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等。丕平受惠于罗森很多，而罗森是科耶夫很欣赏的学生。可以推想丕平的想法来自科耶夫，事实恐怕也的确是如此。比照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中的转述，可以看到丕平的主要观点早已在科耶夫那里得到了更清晰的表达。页112：“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之间，科耶夫认为唯一重要的思想家是康德……康德是第一个领会到人和自然之间的重大区别的思想家，他因此最早尝试给出一种二元本体论——科耶夫发现在康德那里，人和自然之间有一种彻底和极端的二元论。康德因此是定一个与柏拉图的一元本体论决裂的思想家，而它过去一直主宰着西方哲学。……黑格尔过于被传统一元论的本体论掌控了……海德格尔……回到康德发现的二元本体论”。无论如何，作为反对意见，这是远远不够的。就像我们能够看到的，二元论是《自然权利与历史》霍布斯一章中的核心线索。而且施特劳斯恐怕是在考虑到类似的反对意见才会在悉心研读霍布斯之后说，霍布斯比他原先预想的更深刻，也更有原创性。
  　　[27] 同上，p.449。
  　　[28] 刊于贺照田（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页86-101。
  　　[29] 特别奇怪的是，自称曾“沉湎于基督神学”的高先生对这类问题一概置而不论（《论相互承认的法权》，序言，页1）。
  　　[30] 《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页89。施特劳斯似乎是说“机运”等于“偶然”。
  　　[31] 同上书，页91。道德和人格塑造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所以一国之人民是健全还是败坏，因而最好政体是否得以建立，就要依赖于偶然。
  　　[32] 同上书，页91。施特劳斯在这里对德国人康德的引用无异于指责导致德国人将自己交到希特勒手中的政治天真。
  　　[33] 同上书，页92。自然科学给了人们力量或信心，使他们相信人能征服自然而非只能安于自然给出的特定的界限。“人的力量（power）之大无限地超过前人所相信的”。适度或中庸（moderation）在东西方都曾是人应该达到的准则，而“斯宾格勒将现代人称之为浮士德式的人，自强不息、不断进取，不安于任何有限的、完成的、完全的、‘古典的’东西”（页97）。与此相一致的是，“政治社会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自然的：国家只是一件人工制品，[纯然]出于约定”（页92）。可参本文第三部分对洛克的评论。亦可参前引《联邦党人文集》对“偶然”的拒绝。
  　　[34] 同上书，页93。
  　　[35] 同上书，页97。
  　　[36] 《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页87、98。
  　　[37] 《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页74。
  　　[38] 必须说，高先生重构了英国政治史，把英国政治的发展与成熟说成是王权绝对主义和司法独立主义的对抗交融的结果。如作者直言不讳的总结性说法，这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推演，属于演义性质”。而这种想当然的推演有时候真是过于糟糕和可笑了。比如54页注2中，作者说“自由主义的正宗——英美（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尤其是普通法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很难想象其他还有哪个地方会有正宗自由主义，正宗自由主义大概就跟正宗加州牛肉面一样只会是中国特产。强加正宗的爱好实不可取。
  　　[39] 阿克顿，《自由史论》，页273。
  　　[40] 同上书，页303。强调为笔者所加。
  　　[41] 事实上，这本书对哈耶克的借重随处可见，亦可参页64。
  　　[42] Nathan Tarcov,”Locke's ‘Second Treatise’ and ‘the Best Fence against Rebelli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43, No. 2. (Apr., 1981), pp. 198-217。
  　　[43] 洛克，《政府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页269。
  　　[44] 同上书，页330。
  　　[45] 同上书，页331
  　　[46] 哈列维，《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页99。
  　　[47] 同上书，页111。
  　　[48] 同上书，页116。
  　　[49] 洛克，《政府论》，页353。
  　　[50] Julius Americanus(Arthur Lee),Boston Evening Post(May 4,1772)。
  　　
•   你的手笔越来越登峰造极了……
•   @佩尼和压力山大
  登峰造极是神马意思..
•   哈哈~好幽默，肿么办，我肚子笑的好痛。
•   吐槽精髓了。。。
•   擦！这书我也看了，咋写不出来您这种牛逼闪闪的大文，肿么办啊
•   LZ现在怎么评价福山和这本书http://book.douban.com/review/4608629/？
•   @楼上 当然是降级。虽然黑格尔我就一直没喜欢过。
  东西还是不动吧，今我看昨我是很宝贵的经验。多谢挖坟：）
•   “一本书，有一句人话就够了，虽然来得晚了些。” 这话牛逼！
•   今天在图书馆偶然看到这本书，翻了翻，发现经典的还有这么一句：对于英美法系国家这样一种“现代性的常识性政治，我们不是心存敬畏，恭身接受与仿效，反而备加责难和排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情怀呢？”
•   有份量！
•   这篇文章“其主题之多、用词之繁、口气之大都足以令读者瞠目”。当然这也是中国产的施特劳斯分子的风格。不过是为了宣扬自己门派的私货，一篇短评，50个注释，自以为渊博，实则基本全是刘小枫的滥调，除了赞扬美国的共和党的精神之父，和凑资料表彰施特劳斯的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真不知你还说了什么？！
  你支持自己论点的论据竟然只有两个：
  1、美国比英国更成功。
  2、哈耶克其实也很现代性。
  除此之外谈的就不是政治哲学问题，当然中国的施特劳斯分子是不承认有施式古典哲学之外的任何学问的（包括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等等等，当然人家高全喜的政治哲学更不算啥学问了）。
  “强加正宗的爱好实不可取。 ”这话我太同意了。我要问的是，除了施特劳斯的“正宗学问”之外，你还能不能说出点新鲜的东西？
  当然，对于中国的施特劳斯分子来说除了对西方经典的解经和对自己浅薄的隐讳世界上是不存在新鲜东西的。
  BTW,“古老的就是好的，最古老的就是最好的”这句话我也好喜欢。想起一首不雅和不传统的歌曲来：“原始社会好——原始社会好……男的追来女的跑。”
•   貌似论文
  呼唤摘要
•   窃以为高先生不值得如此认真对待。呵呵
•   为最后的结论做个补充：
  ……因此，法律，即使是最好的法律，其结局也是自相矛盾的：它们必须纠正财产所带来的最初的不平等，因为财产除了暴力之外没有其他基础，但它们也必须宽容这种不平等，因为这些法律是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财产[建立起来的——译得不清楚，按猜测补这五个字]。政治法以及政治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纠正并宽容财产的不平等……
  　　
  ——莫内（Pierre Manent），《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页103。
•   但可笑的是，如果英国的政治是成功的，那怎么可能会有美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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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不知道？正是因为是英国政治的成功，才有美国的存在啊。且不论美国民主是英裔清教徒精神直接孕育下的产物，BURKE可以在英国议院为北美独立大声呼吁，单这点，还有其他在哪种政体下的哪个国家可以做到？
•   刘的学生向来不读其他书，只读施和施的“古典名著”，据我实地观察，那些刘派学生知识背景非常狭窄，最大特点是不懂哲学，无论中哲西哲，都是不懂，懂些文章做法，懂些翻译技巧，然后就一副文艺青年的嘴脸，非常恶心。 既不懂哲学，也不懂政治，也敢搞弄政治哲学？！ 其大部分学生最大特点就是“智力低下”，脑袋不清白。 这些文章，当笑话看就可以了
•   但可笑的是，如果英国的政治是成功的，那怎么可能会有美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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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评论的作者对普通法传统了解不够~
  在美国的影响一段,抬洛克压哈耶克就不必了,时间上差得老远,
  比哈耶克背后的休谟才是关键.
  后面对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批评才有点争锋相对的味道,前面好像
  都在自说自话.
•   非常有趣的是，现代性问题看起来就是一个有关普遍/永恒/必然和特殊/偶然的问题，一个理论/神学和实践/政治的关系问题。本文重头到尾关心的都是这个问题，而文章的最后是重新发现了不同于理论智慧的实践智慧/政治智慧——个人认为，也可以说是在探究“神学-政治”问题的结尾发现了哲学或政治哲学。
  自说自话是个比较有力的批评，不过比较本文第3-5段，这一批评应该不能成立吧。
•   另外，我的那句论点之后是有一大段论据和论证的，楼上两位单独针对这句话来发挥真是有点奇怪啊。
•   那一句后面的论据是单薄的，《独立宣言》都没有解读，想当然的就支持你的观点？阿克顿论据的也是，孤单的一句话就想让人相信美国比起英国来，与欧陆更相近，至少也要界定在哪个方面吧，笼统地说，无法让人信服。
•   本文第3-5段，不算自说自话，是我漏算了。
  但感觉你的未能准确概括高对德国问题的态度原由。
  也可能是我理解问题。建议参看《文化政治与现代性问题之真伪》。
  说实在，很早看到高先生这本书，国内对施特劳斯的批评鲜有如此正面而有力的，它好像说服了我；也一直在期待寻找对高先生这本书这本书反驳，看到LZ批评非常兴奋，但也有些失望：反驳是缺乏力度的，或者说论证很不够，而论断性的语句太多。希望LZ这样的高手能认真应对高先生这本书，能一解我们这些浅学者的饥渴，毕竟他的反驳是真有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