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俞可平  页数：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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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30年的改革事实充分证明，思想观念的变革，与社会政治的进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    中国政治的所有这些新发展，都体现着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价值。从根本上说，支撑这些政治变革的普遍价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    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是一种“增量民主”，政治改革将以“存量”为基础，不断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在一些领域将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改革，但不会发生整体性的突变。这种“增量民主”将遵循以下三条路线：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逐渐由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推进；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

作者简介

俞可平，教授，政治学、哲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浙江诸暨人。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并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校教授，曾任联合国创新咨询专家、美国杜克大学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等校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

书籍目录

1.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 　一　社会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　二　思想解放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三　新的政治理念与未来的政治发展2.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 　一　文化现代化　二　文化复兴　三　文化自觉　四　文化全球化　五　文化本土化　六　几点思考3.中国政治学的进程——一个评论性的观察 　一　政治学：作为一种历史　二　政治学：作为一种科学　三　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　四　政治学：作为一种职业　五　政治学：作为一种事业4.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 　一　概念及一般性观察　二　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　三　制度环境的特征　四　问题与对策5.马克思论民主的普遍性 　引言　一　作为一般概念的民主　二　作为普遍价值的民主　三　作为共同形式的民主6.“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从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结束语的修改谈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正确态度7.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 8.建设一个创新型政府 　一　创新型政府的特征、类型和目标　二　建设创新型政府意义重大　三　建设创新型政府的思路和方法9.论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 　一　公平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更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本质要求　二　公平正义既是我们所追求的长远价值，更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努力实现的紧迫任务　三　公平与效率都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四　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实现公平正义必须推行民主法治　五　政府在维护公平正义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市场体系和公民社会也应当发挥积极作用10.公民参与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　公民参与的概念　二　公民参与的意义　三　公民参与的形式与领域　四　公民参与的条件　五　公民参与的危机　六　推动公民参与的建议11.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12.中国政治改革的几个重点领域13.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14.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　一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二　和谐世界与中国的全球战略　三　和谐外交与全球治理

章节摘录

　　1.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　　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变量包括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公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教育素质、社会政治精英的新老更替、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变迁、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等等。我们可以选取上述任何一个基本变量作为切入点，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轨迹，并预测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本文将从政治意识形态变迁或理论创新的角度，来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的变化及其未来的发展。之所以选择这一视角，主要是出于以下三点考虑。首先，中外学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从其他视角去分析中国政治的发展，但极少有人从意识形态或理论创新的角度去观察中国政治的变化。其次，意识形态与中国政治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前者对后者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往往被中国问题的研究者所忽视。最后，在中国，意识形态的变化通常是政治改革的先声。研究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变化，有助于更加准确地预测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本文将集中回答三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哪些重要的创新或产生了哪些新的政治观念？这些新的观念引发了哪些政治上的变迁？根据这些新的政治观念，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　　一　社会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尤其如此。推动并领导改革事业的邓小平同志，认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中国全部改革事业的前提，因此，他把“解放思想”当做其改革运动的首要任务。他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简单地说，解放思想就是要使人们从旧的教条、旧的思想中挣脱出来，提出与社会进步和时代要求相一致的新思想、新理论，并用这些新的思想观念去指导社会的实践。中国20多年的改革事实充分证明，思想观念的变革，与社会政治的进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就大的方面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理论创新就是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政治理论而言，以下这些新的观念，既是对传统政治思想的超越，也最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这些观念包括以人为本、人权、私有财产、法治、公民社会、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和全球化。　　“以人为本”。从1949年后，“以人为本”一直被当做是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主要观点而遭到严厉的批判，人们在放弃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同时，也放弃了“以人为本”的观念。随着对人道主义和“以人为本”的彻底否定和政治性批判，阶级斗争的观念进入家庭，进人工厂，进入学校，直至进入社会的每个角落。我国传统的优秀道德被许多人遗弃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友爱和信任开始丧失。人们对“阶级敌人”哪怕表现出丝毫的同情与怜悯，也会被认为是阶级立场不稳而受到政治上的批判。人们偶尔宣泄一下潜藏在身上的浪漫之情，立刻就会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受到遏制。其结果是，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开始受到严重的扭曲。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一些有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开始重新提倡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的价值。但是可以想象，这些声音一经出现，便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压力，不少人因此而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政治的压制并没有完全消除理论界对“以人为本”的呼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人为本”再次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强大声音。到了21世纪，“以人为本”的观念终于融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正式被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宣布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政治发展目标，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出发点，这标志着“以人为本”从知识界的一种理念转变成为党和政府的政策依据。2007年初，胡锦涛总书记还再次确认了马克思的一个根本性观点，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视为人类理想社会的本质目标。　　人权。与“以人为本”的命运相类似，人权的观念也一直被当做资产阶级权利和意识形态而为我们所拒斥，并且在长时期内受到政治性的批判。对人权思想的批判在实践上直接导致了对公民人权的漠视，最令人震惊的现实就是10年文化大革命中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不要说普通公民的人权得不到保护，就连国家主席和共和国元帅们的基本人权也同样得不到保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惨死在监狱或政治批斗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呼吁人权，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并介绍西方的人权理论。但这种努力随即遭到了传统理论势力的严重阻挠，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倡导者也几乎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然而，这种困难并没有能够阻挡我国理论界有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人权理论的探求。20世纪90年代后，一种旨在弘扬人权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开始流行，并日益影响主流意识形态。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人权观念开始进入党和政府官方的政治话语体系。2003年底，中共中央正式建议将“保护公民人权”写进国家的宪法，2004年3月全国人大以高票通过中共中央的这一建议，这一条款顺利成为宪法条文。这是人权的观念转变为保护人权的法律和政策的最好例证。　　法治。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人治传统的国家，十年文革最惨痛的教训之一，就是必须从人治走向法治。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开始强调“法制”或“依法治国”（rule by law），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将民主与法制并提。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倡导“法治”或“以法治国”（rule of law）。“法制”与“法治”，或“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强调严格依法办事和依法行政，后者除了强调依法办事和依法行政外，更强调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法治的观念一开始就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党的一些领导人就开始提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党组织及党的领导人也不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20世纪90年代后，法治的概念开始正式进入政府官方文件，并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长远目标。这一过程的标志是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十五大的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不久，这一目标又被写进我国的宪法，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转变为国家的政治目标。本届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使法治国家的目标更加具体化，并且表明政府将在实现法治国家的道路上起表率和带头作用。　　私有财产。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而公有制又被简单地等同于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所以，公民的私有财产长期不被鼓励，甚至受到法律和政策的歧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推行，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开始争取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然而，即使在改革开放的10多年后，私有制和私有财产仍然是理论讨论的禁区或敏感区，一些人甚至因此受到政治性的歧视。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私有经济更多地以“民营经济”的面目出现于理论界，并深刻地影响了政府的经济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党和政府开始鼓励民营经济或私有制经济的发展。21世纪后，理论界关于私有经济和私有财产应当获得与公有经济和公有财产同等的法律地位的呼吁，再次深刻地影响了中央高层的决策，并开始演变成为政府的基本政策。这方面的典型实例是，中共中央2003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修改宪法建议中，明确地提出了“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条款，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将这一建议正式转变为宪法条文。经过广泛讨论和争论后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物权法》则明确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意味着，国家像保护公有财产一样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　　政治文明。改革开放后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政府就提出了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两大基本目标。物质文明的主要涵义是经济的发展，精神文明的主要涵义是文化教育的发展。一些理论工作者当时就发现，这两大基本目标没有包括政治民主，因而是不全面的。其中的少数人在20世纪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就提出，应当在两个文明之外，加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思想在90年代中后期为理论界越来越多的人所提倡，成为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话语。在90年代末，政治文明的话语开始进入党和政府的主流话语体系，2001年党的最高领导人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原来的“两个文明”被扩充为“三个文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终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道被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的基本目标。倡导政治文明，实质上就是倡导民主和法治。　　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也称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其实质是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是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府的民间公共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但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在我国事实上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它最初被译成“市民社会”，从汉语语意上说多少也带有一点贬义。在一些人看来，倡导公民社会似乎就是倡导资产阶级社会，就是提倡与政府作对。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一些学者就开始倡导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在引起热烈讨论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政治性批判。但改革开放后，相对独立的民间组织大量涌现，这一事实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公民社会存在的事实。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学术界发起了一场关于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讨论，这一讨论的最大成果之一，便是人们对待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拒绝公民社会转变为接受或默认公民社会。这样，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民间社会的现实和观念首先在学术界取得了合法性。1998年6月民政部正式将原先主管社会团体的“社团管理司”更名为“民间组织管理局”，这意味着民间组织正式得到了政府官方的认可，取得了官方的合法性。中共十六大后，党和政府日益重视包括民间组织、行业组织和社区组织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并且开始强调改革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这意味着党和政府事实上已经将公民社会的存在及其作用视为重要的决策依据。　　和谐社会。倡导阶级斗争是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毛泽东主席有三句关于阶级斗争的名言。一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在毛泽东时代，谁要是否定或反对阶级斗争，谁就会被当做阶级敌人而受到严厉的批判，直至受到政治上的镇压。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仅仅因为鼓励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友好合作，就被认为是鼓吹“阶级调和论”，因此受到了残酷的政治迫害。邓小平改革的第一个突破性举措，就是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但是，从淡化阶级斗争转到倡导社会和谐，仍然经过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思想历程。尽管和谐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内容，但直到21世纪初我们才看到党内有极少数理论工作者开始正式倡导社会“和谐”，并视其为社会文明的主要特征。不过，“和谐社会”的思想在21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一出现，便很快受到中国新领导层的重视，并上升为中共新的战略目标。2003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长远目标时，首次提出了要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的重要内容，2004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2006年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则专门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　　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在西方学术界成为热点问题后不久，一些中国学者就开始进行全球化研究。但在当时，对于中国的全球化倡导者来说，至少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激烈反对和批判。首先，一些学者指出，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设立的一个陷阱，全球化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倡导全球化也就是倡导资本主义化。这在我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其次，甚至一些赞同全球化研究的学者也认为，只存在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而不存在一般的全球化过程，特别是，不存在政治的全球化趋势。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挡住全球化研究者的探索道路。在他们看来，全球化虽然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但全球化确实是一个客观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且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整体性变迁过程。它首先表现为经济一体化，但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人类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化在中国理论界已经从非主流话语转变为主流话语，并且很快成为中国政府制定重大内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中国政府积极参与WTO，实际上就是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赢家之一。　　以上列举的只是近年来一些影响中国现实政治进程的重要思想观念。其实，还有不少在我国知识界讨论过或正在讨论的一些重要思想观念，其中一些也已经或者不久将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话语，并将深刻地影响政府的决策，最终推动中国政治的创新与进步。在我所涉及的政治理论领域，这些思想观念包括：治理、善治、善政、宪政、合法性、全球治理、政府创新、增量民主、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益政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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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作者是著名学者俞可平，十七大后又一力作《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姊妹篇。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

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尽管俞可平被外界视为中国民主的代言者，事实上，这位中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所关注和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民主问题只占他研究的一小部分。他相当多的精力是做“天国的学问”，即研究人类理想政治状态。俞可平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中国毕竟没有民主的传统，尽管民主政治的步伐不可阻挡，但会充满困难曲折。俞可平每有民主话题的文章刊出，必引起一场争论。他说：“其实这也是我所乐见的，这两种声音同时存在，说明我的观点没有走极端。世人自有公论，我最高兴的是看到年轻人中鲜有不讲道理和走极端的。”二十多年致力于政治学研究的俞可平并不希望女儿也研究和关心政治，女儿反问他“爸爸为什么自己却关心政治”。俞可平回答说：“我希望你们这一代人能够更好地生活在民主法治的条件下。为此，多挨点骂，多做点其他的牺牲，也无所谓。”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俞可平给出一个判断：“不论中国进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论中国在未来会形成何种治理模式，对于有远见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治理改革的目标应当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   很好！！！！！！！！！！！1
•   冲着俞可平，冲着“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的题名买的，可惜读后结果是大失所望。的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治领域产生了“法治”、“人权”、“以人为本”等许多新的思想观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可惜俞可平先生基本上是没有谈出什么新意，买书的钱算是浪费了。
•   一本有思想的好书，但有的地方讲得不够大胆
•   非常闷，不知所云，没有进步，流水帐。如果你希望买了束之高阁？（像我一样）就花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