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照相馆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作者：晋永权  页数：305  
Tag标签：无  

前言

　　书稿放在办公桌上，一位同事刚瞥上一眼，便迫不及待地对书名提出异议：　　“红旗照相馆”，文不对题啊！　　对于这本描述1956一1959年间中国摄影领域争辩、冲突及其遗产的书来说，确定这样的书名，我的家人也表示出同样的不解，他们反对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担忧：这是不是有反讽意味？新闻摄影讲求客观、真实，照相靠的是布置摆布，甚至美化；新闻摄影从业者的职业诉求无论如何与照相馆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前者为社会之公器，而后者就是利己的商业活动。二者怎能错误地置换呢？　　15年前，也就是1993年夏天，当我兴致勃勃地来到《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报到时，心中充满畅想，我要以摄影——这一特殊的语言来关照现实，反映社会。上天人地，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为伊憔悴终不悔。但，渐渐发现报社的一些老报人打招呼时，却总是喜欢说：“小伙子，照相组新来的吧！”开始时，我一头雾水，明明是报社独特的核心业务部门——新闻摄影部的一员，与照相馆里的小伙计何干？但是，在了解了报社部门的历史延革后，我不再把一时的不快放在心上。这家创刊于1951年的报纸，今日的“摄影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美术部、总编室下属部门，正是叫作“照相组”。经历那一阶段的老报人的叫法，不过是习惯使然，并无其他意思。

内容概要

那场波及整个业界的“新闻摄影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大讨论”，因由何在，结果如何？为后来埋下了哪些伏笔？    那些“合理地”组织加工出来的“新闻照片”，何以大行其道？身背相机、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各种体面场合的摄影记者，到底是“摄影干部”、“无冕之王”，抑或仅仅是候着听差“照相的”？    照相机，作为现代性的工具，一柄双刃剑，在为新政权服务的过程中，是如何被操控者掌握，而又伤及自身的？在东西方对峙的背景下，对待外来影像文化，哪些人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们是先觉者，还是叛逆之徒？    囊影像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是否最终建立起来？在所谓的世界摄影史中呈现什么样的独特景观？

作者简介

晋永权，《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著有《最后的汉族》（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出三峡记》（三联书店，2006）。系列摄影作品“傩”、“出三峡记”被法国国家博物馆、上海美术馆、北京三联书店等机构收藏。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风生水起  北海公园事件  难堪又滑稽可笑的事儿  如何摆平  为什么会这样  三位同事的揭发信  危机公关  埋下了伏笔  诚心诚意地说出来  总社分社之争  官方话语遭遇个人表达  心照不宣  毛泽东特例  反思  一个原则性的新问题  适时出现的讨厌声第二章 左叶事件  罗生门  打破沉默  见报前一天  不同声音  丑角的面貌  幻觉  共产主义硬汉子，天呐  作风问题第三章 跃进中  真诚的共谋者  抱一抱，笑一笑  并不突然  天方夜谭  摄影记者的大字报  把人拍好  河南典型  溢美之词  老贾泼冷水  格格不入  五位同事联名揭发  置身事外的自我检查第四章 叛逆者失踪  人生两途  觉醒  想抄近路的野心家  南辕北辙  祸端  性格即命运？  恶评之风  被指定的：丁聪、陈怀德、苍石、何南、黄修一  魏南昌：郎静山命运的另一个版本  叛逆者是何被命名的  驯服的工具第五章 浮云望眼  布列松来了  距离  与首都摄影界座谈  布列松难题  美学家说话了  WPP与红色中国的蜜月时光  影子敌人  一个饱受资产阶级教育的旧知识分子的答辩与自责  颓废腐朽堕落的美国  海归的意见  办公室里的庄学本  谦逊的自省者  以俄为师的神话  真相吗  社会主义大家庭聚会  没有前言与后记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风生水起　　北海公园事件　　1956年7月下旬，新华社北京分社摄影记者杜修贤带着自己的孩子及另外一位住在同一大院内文字记者的孩子，一起来到位于市中心的北京北海公园，拍摄出租儿童车的新闻照片。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那首家喻户晓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唱的就是这个昔日皇家园林的诗意情形。当天，杜修贤也拍摄了其他游人租车的场面，但发稿时却发了一张以这两个孩子为“模特儿”的照片。　　一同去北海公园的除了杜修贤的岳母外，还有那位文字记者孩子的姨娘。他们共租用了两辆童车。拍照时，杜的岳母及那位姨娘没有进入画面。　　分社领导在签发杜修贤拍摄的照片时，以这样做无疑是“摆布”为由，把照片扣了下来。新闻摄影中的“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在当时被部分新闻从业人员认为是虚构造假，是记者的道德品质问题，需要一致反对；而另一些人却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实际操作中的具体方法而已。　　时隔不久，分社的一位女同事在墙报上率先对杜的行为提出批评，认为摄影记者带着自己的孩子拍照发稿是不对的，并请当事人考虑她的意见。　　分社内更大范围的讨论由此展开，并上报了总社。　　对1956年的中国新闻摄影界，乃至后来3年的整个摄影界来说，“北海公园事件”的发生、过程及结局甚至构成一个隐喻，并带有某些匪夷所思的预示性。　　起先，杜所在的摄影组对这件事认识一致。分社同事张惠贤记述道：　　杜修贤同志带孩子去拍摄出租儿童车，不是属于虚构，因为儿童车确实是杜修贤同志花钱从公园里租来的，并不是他自己带去的，记者只要遵守规章，当然也有权利去租用儿童车，这与一般游人租车给孩子坐是一样的。因此，这就不能因为坐车的是记者的孩子，便说这张照片是虚构或不真实的。　　但随着大量文字记者加入讨论，在随后的3个月内，摄影组的记者们对杜的行为及这张照片是不是“摆布”等问题，意见开始出现了分歧。不过这种分歧大多停留在私人交流中，很少见诸文字。　　一些文字记者倾向于认为杜这样做应属于“虚构”与“摆布”，分社领导没有批发这张照片是对的。摄影记者带去的人，目的不是游园，而是为了给摄影记者当新闻图片中的“模特儿”。　　显然，文字记者的加入，使得讨论增加了不少思辨色彩，并使问题得以延伸：　　为什么摄影记者不能拍摄游人租车，非得带自己人去，是不是没有人租车，我们既要拍摄公园设置的儿童车，就应该注意租用这些儿童车的人，没有人去租用，报道儿童车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事情。因此，“人”在这张新闻图片中，构成了主要的要素，而这张图片的主题恰恰在这里，乘坐儿童车的，推儿童车的，都是我们记者的孩子。有人提出了“按照摄影记者们的逻辑”这样的话题，把杜的问题扩展到了问题提出初期还意见一致的“摄影记者们”身上，从而形成讨论过程中部分“文字记者”与“摄影记者”对峙的意味：　　当然，记者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是国家的干部，按照摄影记者们的逻辑，记者的孩子“有权利”租坐儿童车，因而也“有权利”被当新闻人物来拍摄了。问题更被推而广之：　　摄影记者带自己的孩子充当“演员”或“模特儿”，可以在选取角度上、构图上更方便，这似乎是采访中的“捷径”，如果推而广之，我们拍摄和平利用原子能或其他什么展览会，都可以叫记者本人或家属充当“参加者”，采访人民选举等等也可以依此类推或效仿——这种做法我们想是不应该被承认的。　　此刻，杜修贤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自1953年，他所供职的新华社对照片的“摆布”、“组织安排”、“客里空”、“虚构”、“造假”等问题正进行着热烈的讨论，包括总社、各地分社在内的一批人都参与到讨论中来了。而此刻，如果自己的照片，被当作了“摆布”的典型，那恰恰就撞在了枪口上，无疑会给自己的职业生涯抹上一笔黑。而在这一年的5月4日，杜修贤曾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作《生活现象的图片不摆布也可以拍摄》。杜介绍自己4月中旬拍摄的一张北京市青少年在北京名胜八大处春游彼此“让水”的照片，结论是“生活现象不摆布，是完全可以拍摄的，问题在于必须深入实际、深人生活、深入现场进行详细观察和深刻的思索”。他还进一步说：“只有对一个题材发生了感情，才能抓到生动的东西。怕麻烦，怕跑路，借助摆布去工作，要想拍出生动的现实生活的场面是困难的。”　　怎么把杜先前的话语与“北海公园儿童车”照片的出现对应起来呢？　　另外，是否存在“公物私用”的问题，在杜那里也一定有不小的压力。在那个年代，公物中一张纸、一张胶片的使用与去向，都是严肃的问题。“勤俭”、“节约”、“反贪污”、“反浪费”是当时的主题词、流行语，在1952年的“三反”过程中，就有新闻单位工作人员因用了公家的信封去寄私信被定为“贪污”。　　我们的胶卷是从国外用外汇买来的，像这样既不重视质量又不注意节约胶卷的做法是不对的。　　这是杜的一位同事在1957年2月下旬部门业务总结时说的一句话。没有证据表明，他的言论是针对杜修贤拍摄儿童车一事，但从这句话可以看到来自同事们的自律要求。那一阶段，要求记者、编辑注意节约、杜绝浪费的呼声很高。其中，针对摄影记者“揭发的情况中较为严重的是”：　　有人把公家的器材用于非公，把整卷的胶片为朋友、同志、亲戚、家属拍照。　　杜写了一篇陈述，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辩解，他坚持认为“北海公园儿童车”这张照片“不是虚构摆布的”。他说自己的出发点是，不仅要表现公园有儿童出租车，而且还要表现儿童对小车的喜爱，因而需要选择活泼和熟悉的小孩来拍摄。　　针对有人提出这样做是“客里空、虚构与摆布”的问题，杜坚持认为“这样做是可以被允许的”，并且把问题引到了新闻照片的真实性上去。　　我想带自己的小孩和熟悉的小孩拍是会拍得比较理想的。这样做应该就是真实的新闻图片，因为主观思想就是介绍公园的出租小车和游人的小孩坐小车。　　那么，记者的小孩和记者熟悉的小孩坐上小车是不影响图片的新闻性和真实性。在图片的说明上也是介绍北海公园有了出租小车和出租的价格，小孩在玩小车，没有写明某某游人的小孩坐着什么小车。　　我的看法不能说是虚构、摆布。　　有关此事的讨论一直进行到这一年年底。到底讨论的范围有多广，对于其他新闻媒体及其他新闻从业人员有何影响，在没有做细致的考证前，很难下结论。1956年12月29日新华社出版的第72期《对摄影报道的意见》 “问题讨论”文章——《记者在客观事物面前》后有一个“编者按”，算是对这件事情画了个句号。“编者按”的第一句话便是：　　“北海儿童车”一稿的讨论到此为止。　　以“编者按”的方式为一次讨论画句号，足以说明这次讨论在新华社内部的分量。 “编者按”以“我们的意见” (实则为总社的意见，至少也是摄影部代表总社的意见)作为总结：　　这张照片从事实本身来说不是“虚构”。但是记者对这次新闻的采访，不在新闻的事实中挑选事例，而把自己的家属当作“理想”的拍摄对象是不恰当的。这种理想只能导致肆意的摆布。　　在署名“树喤”的总结文章——《记者在客观事物面前》中，对杜的“报道态度”和“方法”进行了总结，结论是，杜以这种方式拍摄新闻照片“是不恰当的”。　　杜修贤同志发现这个事实后，没有很好地采访，而轻易地给自己的孩子租了儿童车，以此作为表达主题的拍摄对象，追求合乎“理想”，是很不恰当的。作为新闻图片发表，对杜修贤同志所采用的办法认为恰当，不指出他的缺点所在，的确有可能滋长走“捷径”的危险；也的确有可能产生像北京分社文字记者所说的：　　推而广之，我们拍摄和平利用原子能或其他什么展览会，都可以叫记者本人或家属充当“参加者”。　　到此为止，没有人把“摆布”、“组织安排”、“客里空”、“虚构”、“造假”这些十分敏感的词语随意安置在杜的头上。在这次虽然严肃，但严格限定在业务、学术范围的讨论中，树喤温和地提示道：　　记者在客观事物的面前，应该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从客观事物中挑选新闻题材，哪怕是“合法”、“合理”，也不要轻易地用自己的意志去排演事实，应尽量避免把自己带进新闻中，引起读者的怀疑。至于这张照片最后的结局，“编者按”说：　　当然，如果这张图片作为“小品”，艺术水平较高的话，还是可以采用的。　　难堪又滑稽可笑的事儿　　1956年下半年，新华社对记者“组织新闻、参与事实”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同年底，又一位文字记者参与到新闻摄影问题的讨论中来了。　　与以往文字记者多讲道理少摆事实不同，这一次，内蒙古分社文字记者艾丁则直接把“摄影记者参与事实、组织新闻的所见所闻提供给大家”，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也许对讨论记者“组织加工”新闻问题有些用处。　　把这些话说出来，是基于他看到的一些事实：在新闻报道中参与事实、组织新闻的情况，似乎摄影记者要比文字记者严重些，因此造成的事实错误也比较多些。　　例子举得很直接，没有避讳同事、同行之间的关系。这个年代，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是会受到褒奖的。　　内蒙古分社记者陆轲在包头拍了一张包兰铁路昆独仑河大桥架桥的图片，并被不少报纸采用。在这张照片上，铁路附近的牛羊群本来是没有的，为了显示这座大桥修筑在内蒙古草原上，或者是为了构图的需要，便要求放牧的人把牛羊群赶到铁路桥附近来放。而国家不提倡牧民在铁路附近放牧，那样做，既妨碍交通，又容易造成人畜伤亡事故。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部中国摄影的断代史，一位摄影人的沉思录。　　三百多张史料照片，珍贵档案资料，再现半个世纪前中国摄影大争辩始末。　　本书作者耗费数年精力深入研究1956—1959年间的中国摄影史，以人类学家的视角探讨当年中国摄影的独特话语体系，用丰富翔实的史料、文献和档案资料开启这扇历史之门，让我们有机会回望那一段社会史的特异景观。半个世纪之前的影像遗产越过历史时空，仍在影响今日中国的影像文化生态。毫无疑问，这一研究成果对当今的中国摄影具有现实意义。　　——著名摄影家、旅美中国新闻摄影人 李振盛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要当一个好的摄影记者，有两门课不可或缺，即你必须知道那些好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你必须知道那些假照片是如何造出来的。只是对于后者，人们大多讳莫如深，所以，一些同行经常犯曾经的错误就不奇怪了。我的同事晋永权不厌其烦地查阅档案，不辞辛苦地走访当事人，依据史实又有评说写就的这本书，真实地叙述了那个社会形态下中国新闻摄影的真实面貌。那一年代新闻摄影界在局限与桎梏中展示的荣耀与羞耻，一直延续，影响至今。读懂昨天，我们前行就会少许多迷茫。　　——著名摄影记者、《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 贺延光　　多年来，吾友以强烈的社会关怀聚焦于本土：从《最后的汉族》到《出三峡记》，其深入洞察，以至开阖的叙事，每令人钦叹。本书同样以富于感染力的文字透现出历史与现实的勾连，如我亦获省视之眼。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 张琳

编辑推荐

　　一部中国摄影的断代史，一位摄影人的沉思录。　　三百多张史料照片，珍贵档案资料，再现半个世纪前中国摄影大争辩始末。　　《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作者耗费数年精力深入研究1956—1959年间的中国摄影史，以人类学家的视角探讨当年中国摄影的独特话语体系，用丰富翔实的史料、文献和档案资料开启这扇历史之门，让我们有机会回望那一段社会史的特异景观。半个世纪之前的影像遗产越过历史时空，仍在影响今日中国的影像文化生态。毫无疑问，这一研究成果对当今的中国摄影具有现实意义。　　——著名摄影家、旅美中国新闻摄影人李振盛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要当一个好的摄影记者，有两门课不可或缺，即你必须知道那些好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你必须知道那些假照片是如何造出来的。只是对于后者，人们大多讳莫如深，所以，一些同行经常犯曾经的错误就不奇怪了。我的同事晋永权不厌其烦地查阅档案，不辞辛苦地走访当事人，依据史实又有评说写就的这本书，真实地叙述了那个社会形态下中国新闻摄影的真实面貌。那一年代新闻摄影界在局限与桎梏中展示的荣耀与羞耻，一直延续，影响至今。读懂昨天，我们前行就会少许多迷茫。　　——著名摄影记者、《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　　多年来，吾友以强烈的社会关怀聚焦于本土：从《最后的汉族》到《出三峡记》，其深入洞察，以至开阖的叙事，每令人钦叹。本书同样以富于感染力的文字透现出历史与现实的勾连，如我亦获省视之眼。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 张琳

用户评论 (总计23条)

•   2009年3月，《红旗照相馆》终于出版了！也许，我是《红旗照相馆》在北京之外的第一个读者。看见它的时候，正是2008年雪凝期间，我们打着进京拜年的旗号，离开了闹灾的贵阳，我终于能在春节的加班中到晋永权老师手下“实习”三天。那些夜晚，我时常一个人在《中国青年报》采编中心大厅里游荡，欣赏着这张报纸50年间记录下来的各种瞬间，有国家领导，有普通人，有重大事件，即使时隔久远，但是因为那些照片的存在，让我觉得自己仿佛回到过去那些新闻现场，那里也是我们这些新闻记者追溯而来的地方。那个时候，《红旗照相馆》还不叫这个名字，晋老师起了一个文绉绉的名字“摄影记者的小船”，因为，书里回顾的那个年代《让我们荡起双桨》正流行。在我们等版子的漫长的数小时里，晋老师见缝插针地捣腾着与这本书有关的许多资料——半个世纪前的摄影著作、专业期刊、画册。这些旧物于我都是很新鲜，于是也跟着翻看，随后，便看到了晋老师电脑里《红旗照相馆》尚未印刷前的正在校对的书稿（晋老师亲自校对）。惟浅薄之人才不以外表来判断。世界之隐秘是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英)王尔德扉页位置，晋老师引用的这句话的深邃让我不能释怀，琢磨了半天。记得当时晋老师说书稿早就完成了，正在翻拍整理书中要用的照片，他还提到出版社那边进度有点慢，也许夏天才能看到。我却不管那么多，直接就囫囵吞枣地在电脑上先睹为快了。没想到，我的急切还让自己少了许多等待的烦恼——等到第二年春天，我再次见到晋老师的时候，《红旗照相馆》都没有出来……依稀记得我曾经问晋老师为什么要去写那么久远的事，他说的答案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我当时的感觉——他在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特别是对于做新闻摄影的人来说，而且比许三多认为的那种“有意义”更有意义。今天，终于看到了《红旗照相馆》成书的样子。我知道，经过地震的震撼，365天的沉淀，捧在手上的厚厚书本肯定与原先我看到的文字有些不同。仔细翻阅，书中刊登的很多图片是熟悉而又陌生的——熟悉的是它们也曾是我童年的记忆，陌生的是它们从拍摄到发表竟然有那么多可笑、可恼又可叹的故事。出于对晋老师的信任（他之前的两本书《最后的汉族》和《出三峡记》都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图文纪实作品，我看到的《红旗照相馆》初稿也处处可见飞扬的文采，深度的观察），我买了好几本《红旗照相馆》打算送给身边的朋友。第一个收到《红旗照相馆》的朋友是一位从事新闻摄影数年的老前辈。我还没开口，他就被《红旗照相馆》富有幽默感的封面和题目吸引了，接过书去翻看，爱不释手，一口气把书中的图片从头到尾看完，还边看边对我说：“这本书有意思！”看完，这位已经放下相机有些日子的前辈感叹说：“如果当初我开始当摄影记者的时候就看到这本书……”话到一半，竟叹起气来。我明白，老前辈叹的是新闻摄影即使到了号称“读图时代”的二十一世纪，在我们这个文化意识比经济发展速度还落后的山城里依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无数从业者仍踏着书中历史人物的足印，得意于自己的摆拍，自豪于自我的艺术，更大的尴尬是整个业界对此仍予以肯定甚至褒奖。第二个拿到《红旗照相馆》的朋友是一位即将走出象牙塔的85’后小女生，她甚至连新闻照片怎么拍都不懂，尽管她所学专业是新闻学。但是，对新闻摄影的无知并未影响我的这位小朋友对《红旗照相馆》的认知效果。那天夜里，当我离开后，本来只打算随便翻翻书的她也同样从头到尾看完图片才放下。第二天，朋友打电话跟我谈别的事，最后还不忘发表感言：“《红旗照相馆》是一本拿起来不容易放下的书。”我知道，朋友并没有碍于友谊而恭维我的意思，她是真的认可。最后一位收到《红旗照相馆》的朋友是圈外人，他像所有普通的读者一样，喜欢有趣的、好看的书籍。他同样是一口气翻看完整个《红旗照相馆》，并告诉我书中很多图片是他小时候曾经在喜欢摆弄照相机的父亲的杂志里看到过。一本讲述枯燥的新闻事业史的历史图册，能让3个完全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朋友都一致认可。我不由得在《出三峡记》的佩服基础上，更加佩服晋永权老师的春秋笔法。当然，我也知道要把残酷无稽的历史真看进去，真的需要定力，在狼吞虎咽完《红旗照相馆》的图片快餐之后，一一了解那些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假照片如何出炉的幕后故事，没有些时日是看不透的。所以，我把《红旗照相馆》放在了触手可及的地方，只要不忙，我就读上那么几段，回望历史，再向看今朝，许多我们还在为之争吵的事情将发展成什么样？我不再困惑了！
•   关于摄影真实性的争辩，其实不单发生在1956-1959年间，现在依旧值得争论和思考。不过艺术有事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尤其是新闻摄影。
•   非常好！很难得的的摄影历史资料！尤其是关于布列松1958年来中国拍摄的资料，很难得！
•   书的内容不错！反思是回忆的灵魂，对了解那段摄影史是有益的！
•   刚拿到书，翻看了稻田放卫星那张照片的背景和评论，很真实，客观。作者一定付出了很多辛苦劳动。
•   图文并茂对于了解50年代的历史回顾历史的资料。
•   回顾历史的一个宝典。
•   图片很震撼
•   一个摄影师的呕心之作，最近还会推出新的修订版。
•   由《出三峡记》而找到的此书，当作老照片类书籍买下的，书中的确有非常丰富的老照片，不算误会：）不过显然本书作者的重点并不是展示这些老照片，而是要讲述一段似乎只有他们（摄影记者）才会感兴趣的专题历史。显然他也是叙述给同行看的，并不打算激起普通读者的兴趣，所以本书铺展的节奏，记叙的繁简选择，都不利于普通读者。之前陈丹青多次强调的“历史同情心”概念给我印象非常深，也成了看待历史的很好基础。这次也是这样，那样一个军事刚结束，政治初安定，经济还在摸索期，文化尚不重要的年代，摄影界反映了一下社会进程的实际状况，可以理解的。想想散户面对股市时的那种真诚和愚蠢，那时的政权、民众面对新中国，也是这样。
•   是对历史的回顾，更适合新闻摄影人看。
•   搞新闻摄影的，喜欢纪实摄影的，不可不看。
•   为什么说有点难懂呢，因为我缺乏这个年代的背景知识，但是这是一本很全面的资料，可以当成史料来读。你很难想象，现在被批得一塌糊涂的一些拍摆的恶习，是沿袭了那个年代的种种，要读好这本书可能需要更多相关的资料哦。
•   喜欢拍照小时候看过《中国》杂志的强烈推荐
•   图文并茂对于了解50年代的历史有所帮助而那些珍贵的历史图片更是令人遐思
•   历史素材，珍贵。
•   图多一些更好
•   还是很“红色”的
•   以为是老照片一类的书籍，通过老照片介绍那个时代的历史。结果是反映摄影技术的半专业书籍，唉！白瞎了好多的银子啊，可惜！再买书的适合还得仔细看看介绍
•   不知道作者到底是要把这本书写成个纪实作品还是要写成学术作品，要说是学术作品，条例，逻辑太差。常常是1/3版的正文，2/3的注解。经常看得连不上号。要说是纪实，文笔又欠缺，起码的要素都没有。看来作者自己的定位都不准，一个字：累
•   史料是足够详实了，作者讲故事能力需提高
•   正在阅读中ing，不错了解历史
•   当当买了不少书了，之前都还比较满意，这次的书，明显就是二手的，封底还有张不干胶！有点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