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

出版时间:1996-12-1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作者:麦尼尔  页数:422  字数:320000  译者:倪大昕,杨润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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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用了近二十年写成。促使我写这本书的最初动力是一位评论家对《西方的崛起》一书所作的批评。那们评论家说我强调了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技术与政治模式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论述现代时,却不知为什么忘记了这种关系。因此,本书可算是对《西方的崛起》一书所作的注脚,虽然它的出版销销晚了一些。

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章	古代武器和社会第二章	中国称雄的时代第三章	欧洲的战争业务第四章	欧洲战争艺术的发展第五章	欧洲暴力官僚化所带来的压力第六章	法国大革命及英国工业革命的军事冲击第七章	战争工业化的开端第八章	军事和工业相互作用的加强第九章	20世纪的世界大战第十章	1945年以来的军备竞赛和集权经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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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4条)

 
 

  •     过去很不理解鸦片战争中,英法几千人就打的清朝割地赔款;更不能理解抗日战争中,日本人的师团可以以一敌十,几千人就能追击几十万溃兵。知道“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套论调是错误荒谬的。但西方军事到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至少我从来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本书通过讲述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和社会,三者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给了我们一个相对清晰的过程以及答案。至少我现在理解为什么中国落后挨打了100年是必然的,今日中国的富强也非一日之功。
      
      
      陈方正的序以日本战国时期的火器之盛为例,实际很好的解释了本书的核心论点——分裂造成的军事与政治斗争,迫使变革产生并追逐富强。从相反的角度看,大一统后的德川幕府颁布禁刀令、禁海等等措施都是压制变革的。欧洲正是受益于这种长期分裂中各国的"竞逐"关系(胜负手总是在变革中交替),为军事(武器装备和体制)改革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这种在互相“竞逐”中的变革,促进了西方在思想、宗教、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而这些领域的互相刺激又加速了变革。如麦尼尔所言"市场化的资源调动缓慢发展,逐渐证明它比指令能更有效的把人的努力融为一体。"市场化调节的优势逐渐在变革中体现出来,资本主义也就油然而生了。荷兰战胜帝制的西班牙、七年战争的胜利属于英国,这都很好的例证了市场化调节的优势与集权制指令模式的劣势。
      
      
      不同于中国的治乱循环,每一次战争都导致整个社会的倒退。欧洲的战争(在一个可控范围内的混战,并非你死我活)并没有削弱各国实力,反而在16至20世纪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政治、市场经济互相促进的正反馈循环,最终实现了西方文明的崛起。史学界被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所桎梏,实际上军事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之间的关系超出了因袭的观点,是一个融合的互相刺激和作用的关系。麦尼尔把本书的写作目标界定为"试图弥合分隔军事史与经济史以及编史工作的鸿沟",我觉得作者做到了
      
      
  •      政治与宗教分裂为欧洲国家的冲突与竞争准备了火种。商业货币关系的扩散为战争机器的运行和升级提供了燃料与驱动力,同时也为这部机器的前进方向设定了路线——带回尽可能多的战利品。一部分战利品充实并扩大了商业及后来的工业资本,从而为下一次扩张蓄积了能量。失败者则要么退出竞争,要么试图研发新技术来重新武装,以夺回竞争者的“资格”。于是,竞逐富强的运动不断盘旋上升。最后,欧洲列强似乎“不自觉”地作为一个群体在19世纪获得了世界的主宰权。只占世界人口很小比例的人口最后竟然奴役或征服了其他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口,并不同程度地——有时是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社会体制和生活方式。一场持续数个世纪的集体崛起和全球扩张,也许使古代任何一个帝国的宏业都显得相形见绌。
       文明的前进都似乎毫无例外伴随着牺牲与代价,而无论这种牺牲和代价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火绳枪的硝烟与青铜炮的巨响的确推动了欧洲具有浓厚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世俗文明发展,为其创造了无与伦比丰富的物质生活。而伴随着其殖民、商贸乃至征服,欧洲也将所谓“现代文明”带到了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从而扫除了所谓“蒙昧”和“停滞”。但是,不可否认,有意抑或无意,无论通过战争、种族灭绝、传染病传播和奴隶贸易还是其他任何方式,这一过程也吞噬了大量欧洲和其他地区的人口与财富。资本驱动枪炮,枪炮则为资本寻找下一处财源,两者的相互援助一方面催化了战争技术和民族竞争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正如两次世界大战与核武器的出现那样,它让一个社会的精力永无止境地投入到扩张、冲突、复仇的激流而无法自拔——直到成本和代价达到无以复加以致无法承受的地步。事实是:知识的巨量积累、技术的精密复杂以及对科学理性的过度崇拜——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更高层次的宏观社会管理——在让欧洲乃至西方文明快意驰骋的同时迷失了人类社会本身的价值方向。作为一个整体,直到20世纪,西方的智慧、知识和技术似乎达到了叹为观止的高度——“知道”的更多了,但实际上,社会分工的细密与精致也使整体内部的各个群体更加“无知”和“盲目”。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因此,“跨行业”的宏观决策——例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战略与军备决策——部分出现了“技术精英”垄断现象。由于无法理解庞杂而高深的技术细节,本来需要对全局和长远利益负责的政治家有时候被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某个行业”技术专家的“建议”。而这些“专家”也由于自身业务视野的限制,除了执着于自身技术目标的实现以外,就较少关心整体事务的方向、后果与意义。因而,在最后的决策者面前摊放的是无数精细的数据、测量、评估以及相互矛盾、冲突的“报告”、“提议”和“方案”。这样的混乱使做出所谓“合理”的决策都显得难上加难。人类被自己发明的技术与知识遮蔽了双眼,甚至被其所操纵,却仍然准备将对手打倒在地——这就是“竞逐富强”发展到20世纪的可悲后果。以各种公共名义,大量预算与金钱被投入了那些谁也不敢发射的战略武器,结果就是人类的时间在一种微妙的 “恐怖平衡”中悄悄滑过——这就是几千年人类文明演化的高级形式?过了几千年,原来人类进步的结果就是在每个人的头上悬上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麦克尼尔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社会的各个部分变得更加合理,更加便于管理和预计,但是……整个人类社会却变得更加混乱,更加无法管理”。并且,“只要人类之间彼此憎恨、相爱和惧怕,而且组成集团,这些集团的内聚力和存在表现为相互竞争,并靠竞争来维持,那么武装冲突就不会结束”。也许,这句话恰恰点出了“竞逐富强”的限度。因为竞争而变得愈发强大,愈发具有致命杀伤性,也许就指示着走下“总体灭亡”的阶梯。
       另外,正如马克斯•布特在《战争改变历史》中所阐述的那样,冷战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国家控制力的退化而出现的那些低技术、非国家武装群体——如恐怖分子、种族和宗教民兵、海盗——的威胁与日俱增。价值数十亿数百亿美元的高级武器也许根本奈何不了这些游移不定、来去无踪、却又极其致命的力量因素。一枚简易爆炸装置(IED)或许可以让一台无坚不摧的艾布拉姆斯坦克即可爆炸横飞。价值不菲而看似精密无缺的国土安全体系也许仍然不能100%确保极端分子无法渗入西方发达社会实施恐怖攻击。这也许是一种“技术差距”所导致的“非对称优势”。然而,应对这种新的威胁需要的是什么?一场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更多高精尖的单兵装备和更加灵敏的探测系统?在被“科学与技术迷信”蒙蔽了多达一个世纪之后,西方的反思是必要的:威胁何以出现?安全何以受损?为什么被仇恨?技术是为了推动人类整体发展还是为了在同类中制造敌人并予以消灭?我们是在竞逐“富强”还是在竞逐“野蛮”?
      
  •     近代以来,被西方入侵和征服的东方国家,第一个反应就是羡慕西方的船坚炮利,先买后造西式枪炮军舰,以为这样就能抵御外侮,富国强兵。然而无一不碰得头破血流,为何?西方文明,其器物乃用,制度与精神乃本也。了解西方军事革命的历程,才能认识到我们的文明究竟欠缺哪些东西,现代化的进程中还需要做什么。
  •   买了不用,买了不练当然被人打的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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