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于竹帛

用户评论 (总计7条)

•   　　 《书于竹帛》的作者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图书史研究专家钱存训先生。在查找这本书时，偶然翻到钱先生的学术回忆录《留美杂忆》，读后不禁感慨，钱先生的漫漫人生，无论是著书立说还是诲人不倦，都与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钱先生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主修历史，辅修图书馆学，同时，在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工作。图书和历史两者的结合，对其一生的事业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九三二年大学毕业后，钱先生被推荐到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担任副馆长，期间，学习到一些图书管理和技术方面的知识。五年后，钱先生就任北图南京工程参考图书馆主任，后被改派到上海办事处工作，负责保管由北京南运的中文善本图书、协助编印中英本《图书季刊》、搜集抗战史料等工作。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上海租界内的安全也渐无保障，北图决定将上海的一批善本移至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并摄制缩微胶卷以供流传。钱先生与海关外勤人员秘密联系，将其分批交由商船运出，历经两个月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冒着生命危险、将三万册善本图书秘密运抵美国、保护国家典籍的业绩，也是钱先生最为人们传扬的故事。
  　　 抗战胜利后，钱先生以北平图书馆交换馆员的身份来到芝加哥大学，帮助整编远东图书馆自1936年以来所购置积存的中文古籍，同时在图书馆学研究院进修。两年后，钱先生被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衔讲师，兼任远东图书馆馆长，后来，他全工半读，花了十年时间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这期间，钱先生养成了每天工作学习的习惯，他说“如今回想，若非当年顾利雅教授的善意安排，以及我妻文锦和家人的全力支持，实在很难想像如何度过每天工读将近16小时的日子。而这一苦干作风，竟已成为我的生活习惯。至今每天必须伏案研读或面对电脑写作，否则便觉得枉费时日，难以安心。”钱先生治学之勤奋和严谨，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书于竹帛》这本书的原名是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是钱存训先生的博士论文，1962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钱先生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本拟继续中国翻译史的研究，但由于芝大远东图书馆所藏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和考古资料特别丰富，同时受到其导师的影响，改以《印刷发明前中国书和铭文的起源和发展》为题，旨在补充卡特的经典之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所未及，并供西方学者在研究时作参考，了解中国古代文字记录在世界文化史中应有的地位。博士论文的出版并非容易，由于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还是冷门，对这一部主题偏僻的著作，出版社认为销路有限，不愿接受。于是，图书馆学院愿补助印刷费的三分之一，并于第一版销完后归还，出版社才最终愿意接受出版。不意，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许多大学采用为制定参考书，三月之内第一版就售罄，接连两次续印，并有中文、日文和韩文的多种译本先后在香港、东京、首尔、北京、台北及上海增订出版。直至今日，《书于竹帛》这本书被认为总结了二十世纪考古资料，自成一家之言，是研究中国古文字入门的经典之作。
  　　 《书于竹帛》的经典之处在于其独创性，其下限断代为公元700年前后印刷术发明的初唐时期，中外关于印刷术的发明和演进方面的研究很多，而对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文字记录鲜有研究，此书正填补了这一空白。钱先生认为，上自公元前14世纪，即今日所见最早的中国文字起始，直到印刷术发轫时期，这两千多年是中国文字记录发展的滥觞时代，所有的各种书写材料、内容、记载方法、编排，以及若干中国书籍所特有的形式，皆于此时期逐渐形成。而且，自19世纪末叶以来，出土了大批古代文字记录和书写的材料，为研究提供了大量重要的事物证据，使这一研究成为可能。
  　　 《书于竹帛》这本书的结构严谨、章与章之间像有机体般的凝成一体。但分开来读，每章都可以满足读者对于某一方面知识的要求。在绪论中，钱先生讨论了中国古代文字的特点和重要性，及其演进的社会、制度背景和学术因素。其后每一章，均分别记述各个时代的主要文字记录，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竹简、木牍、帛书、纸卷，讨论其最早出现的时间、内容特征、书体、制度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另有一章，讨论了各种书写工具，包括毛笔、墨、砚石和书刀，的形成和发展。最后的结论部分，对以上内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性的阐释。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也具有同等的意义，认真地来说，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同样，钱先生在本书中指出，汉字的历史发展及其重要作用，揭示了中国人对整个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他说：“中国文字记录的一个重大特点，便是它独有的持久性和延续性。这一特点使得世界上一个有创造性的远古文化，得以继继绳绳，绵延至今。中国文字除了一般文字通有的音、义以外，还有其特殊的形体，这种具有特殊形体的文字，超越了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限制，团结了中华民族，更造成了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文化整体”。中国文字的作用不只是记录那么简单，它承载了博大的中华文明，在其演变过程中，使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直至现在，我们可以从文字中窥见几千年前远古人们的思想，一个象形文字每一次演化都使得中华文明前进一步，中文文字记录的历史即是一部文明发展史。
  　　 同时，“中国文字的另一特色是它的普遍性和广被性，这种具有形体的文字，即使各地方言不同也可以共同使用，不仅中国人在使用，也是东亚许多其他民族的共同文字。” 值得玩味的是，对这本书、对汉字大力推崇的平冈武夫，却是日本人。他对汉字和汉文化的热爱使我对他心生敬意。他说，“中国的文化，就是汉字的文化。”“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最多人使用的文字，是汉字！在最广大地域使用的文字，是汉字！被使用最长久（3000多年）的文字，是汉字！表现最多种语言的文字，是汉字！蕴藏书籍最丰富的文字，也是汉字！”他还说，“甲骨是占卜的媒介，铜器是祭祀的圣器，碑石上隐藏着不朽的悲哀与乞愿。”对汉字抱有热爱当是本书传达给我们的根本精神。
  　　 中国文字记录的产生和演变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每一次新的需求的产生就会催生一种新的文字载体的产生和发展。
  　　 远古人们面对很多的不可知因素，对自然界感到神秘、恐惧，并心存敬畏，占卜和祭祀是他们摆脱生活中不确定性的恐惧的方式。最晚在新石器时代，占卜和祭祀活动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流行。商代是占卜和祭祀极为盛行的时代，当时事无巨细，都要通过占卜来决定吉凶。正是这种活动，加速了甲骨文的形成和发展。周代，贞卜和祭祀文字大多铸于青铜器上。玉简在古代祭祀中所占的地位很重要，新王即位，以之作为封禅之用，祭文书写或刻于玉简之上，贮于石匮之中。
  　　 周代封建制度的发展，封建诸侯和政府各机构之间频繁的往来，增加了公务、政治和外交等文件及档案的产量。西周时金文中有很多长篇记事文，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和其他各种政治社会活动的记录都见于青铜器的铭文之中。诸侯和朝廷中的公牍，也占有很大数量，战时征兵令亦书于简册之上。战绩和俘获，不但书于竹帛，更琢之于盘盂，刻勒碑石，以为永久纪念。
  　　 古代的史官制度，使每个朝代都有专门写作、使用和保管文字记录的人员，有大量史实文献产生，需要保存和传承。甲骨文时期，就有单独的史实记载，骨片上也常载有世系谱。石碑最初用以记载历史事件，或纪念逝去的人物，以便流传后世。
  　　 战国以来，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更和教育的普及，促进了知识的广布。这一时期，各种哲学理论及科学思想的兴起，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形态，知识已由贵族专有而普及于平民。大范围传播知识的需要则促进了一种更轻便、易于传播的文字载体的普及。简牍虽可追溯到殷商时期，但聚简成册则是战国时代的事，战国之前的简册尚未发现。古代文字刻之于甲骨、金石、陶泥者，不能称之为“书”，书籍的起源是将简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今日之书册。这时，学者拥有自己平日用作教学和写作的藏书，墨子说：“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他们周游列国，携带书籍，以便途中阅读。
  　　秦统一天下后，为进行思想控制而焚书坑儒，大量古籍被毁，主要包括各国历史记录、儒家经典和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学说。秦代废封建，青铜彝器的制造便告停止，由于实行度量衡标准化，几乎所有现存的秦代金属器具都是度量衡器，铭文都是有关度量衡标准化的记载。
  　　 汉朝继承大统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于儒家的学术史基于古代的经典，导致古籍的复兴。汉武帝时开始对古籍做有系统及广泛的收集，并对所收之书做系统地整理和考订。由刘向所编的《别录》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题解书目，其子刘歆的《七略》创造了中国目录学上主题分类及著录编目的制度。西汉太学兴起，在太学周边出现了买卖书籍的槐市。那时，也存在私人藏书，更有“书肆”的出现。东汉开始，人们开始刻制石径来保存儒家经典，自熹平石经开始，石经成为儒家经典的定本，供后世研读。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裂、战祸连年，是历史上的“黑暗时期”，这一时代知识分子仍然宗奉儒家传统，道家学说蜕变为宗教，佛教于公元初传入中国而盛行于此时。佛教徒以石刻经，望经文永存，此外，也常刻于悬崖之上或岩窟之中，道教的石刻以《道德经》为最多。
  　　 中国古人使用文字载体的一个特点是，以易损和轻便的材料作信息的横向传播之用，如简牍、帛书、古纸，大量用作公文、信札、历谱、簿籍、文章以及其他各种日常用途，便于文献内容的广泛传播。而利用坚固耐久的材料保存重要信息，如儒家经典、佛教典籍等，以作文化的纵向传承，如金文和石经。古人的思想化为文字，在这些易损或是耐久的材料上代代相传。
  　　 中国文字记录的发展不是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后迅即取代旧的方式，而是新旧载体并存发展，旧的载体逐渐被淘汰的过程。殷代时使用甲骨文，这一时期亦有刻于青铜器、玉、石及陶泥上的铭文。甲骨文流行约两个半世纪，殷亡后，周代承袭了这一传统，但稍后将卜辞书于竹帛而不再使用甲骨。金文在两周和秦汉时使用，延续了1000年，直到3世纪左右，石刻代之而兴，用于刊刻纪念性铭文和儒释道各家经典。陶器、砖瓦及封泥等泥土上的文字，则盛行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初叶，即自战国时代至晋初。而简册流行的时间，可上溯殷商，与甲骨和金文同时使用，直至晋代才为纸所取代。缣帛早于新石器时代即已发明，其用于书写则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其后继续使用将近千年。纸的使用大概于公元前后，自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纸渐成为最流行的书写材料，而简牍仍与纸并行了三个世纪，缣帛继续被使用了500年。
  　　 在谈及文字载体的更替时，钱先生道：“人类的保守性，总是偏向于传统的习惯，不仅因为他们熟悉这些传统的方法，且因这些方法也常有许多优点胜于新的发明。”如今，数字载体的发展，使人们开始思考，是否有一天，我们今天用的纸张会被数字载体取代而永远消失？我想，这要取决于数字载体是否可以弥补纸张的缺点，而在其他方面也更优于它，即使是这样，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传统纸张与数字载体将并行发展，因为人们更依赖已有的习惯。
  　　 文字记录的变迁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从来都是互相推动，共同演进的。我们在阅读《书于竹帛》时，不仅可以对印刷术发明前的文字记录有一个全面、清晰的了解，同时，也可以透过这些文字记录的特质、用途和变迁的规律，来一窥中国千年文明发展的脉络。正如钱先生道：“中国古代典籍在质和量方面的发展，更显示出古代中国在文化传播和学术研究上的辉煌成就。这些成果乃是中国文化的基石。因此要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发展和传承的过程，主要便得从这些古代文字记录的遗产中去探索。换言之，要了解中国古代典籍的制作、保存、传播和散佚的流绪，更需要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背景中去探讨。”
  　　
•   　　 钱存训教授是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的教授、东亚图书馆馆长，《书于竹帛》是钱先生的博士论文，被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选入“图书馆学研究丛书”，于1962年出版。本书出版之后获得广泛的赞誉，李约瑟博士称赞“此书可以成为卡特（T.F.Carter）经典之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的姊妹篇。”迄今为止，本书已经翻译为中、日、韩等多种文字，并经过多次增订，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
  　　 这本书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丰富详实，作者利用考古学和文献上的资料，填补了印刷术发明以前文字记录研究的空白，参考的文献涉及中西著作、涵盖考古、文学、史学、艺术等多个学科，可见作者学识之丰富、研究之刻苦。并且如李约瑟博士所说“钱氏对资料的质量和数字的精确性特别关注”，书中随处可见对考古文物的描述和各种文字载体出现的推定。在作者看来，地下的资料（考古学资料）较纸上的资料（文籍资料）更加可信，因此书本的很大部分观点都是依靠考古资料来阐发的，同时通过训诂学等方法对文籍资料加以分析佐证，使论证更加令人信服。这种严谨的治学方法对本书的权威性无疑是有巨大的帮助的。
  　　 除了材料之丰富、研究之严谨外，本书的逻辑也是非常清楚，分门别类介绍了甲骨文、金文和陶文、玉石刻辞、竹简和木牍、帛书、纸卷、书写工具等，全面地介绍了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情况。每个种类下分别描述了各自的性质、特点、功用，最终使人对文字的记载材料的衍化、技术的发展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同时作者还本着科学的态度，在引用各种丰富材料、观点的同时也表明自己的一些独到看法，这一点作者在写作缘起就已经明确说明了。这其中对中国文字的之直行书写与自上至下、自右至左排列原因的分析让人觉得非常有新意。作者认为这和中国文字的构造、书写材料、应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因素有关：古代象形文字大多纵向直立而非横卧，毛笔书写笔顺大多是自上而下，竹木材料纹理和狭窄的简策只容单行书写，左手执简、右手书写的习惯等综合因素导致古代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习惯，而直行阅读较横行阅读为快，可见直行排列也并非落伍。这些独到的观点在竹、木应用于书写先后，书刀和漆用于书写等问题上都有体现，给人以很大的启发。
  　　 读完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大的感受，那就是由于材料的匮乏而研究的困难。平冈武夫说：“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最多人使用的文字，是汉字！在最广大地域使用的文字，是汉字！被使用最长久（3000多年）的文字，是汉字！变现最多语言的文字，是汉字！蕴藏书籍最丰富的文字，也是汉字！”从古至今，汉字的传承载体不断延续变化、各种技术不断完善，由于儒学的尊崇和宗教文学的兴盛，典籍日益卷帙浩繁，可同时大量的古籍文物也在不断地被毁坏。历次焚书之祸给书籍文献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以至于对印刷术以前的书籍历史研究材料显得非常不足，这不得不让人觉得可惜。钱先生这本扎实权威的著作增补了之前研究的空白，也不得不让人感叹其研究的之艰辛，而要把这方面的研究继续深入下去还需要更加详实丰富的材料和一如既往专业刻苦的精神。
  　　
•   　　花了一點時間看完錢存訓著《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 ）。該書英文版為錢博士的博士論文，芝加哥大學1962年出版。錢本人生於1909年，至今健在，實為長壽。他的名氣好像局限在圖書館和海外漢學圈子，很多人包括我對他都不知其名，雖然有那位大名鼎鼎的李約瑟為他寫過書評，並邀請錢參加了他的項目。錢本人的功績在於為美國人建造了一座相當豐富的漢學研究圖書館（當然他並不是第一人也不會是最後一人）、在於他向美國人介紹了東方的書寫文化（一種充滿異國情調和冒險的文字與書籍史與史前史）、在於他培養了一批對古代中國文化感興趣並以此為研究樂趣的美國學者。他至今還保留著中國國家圖書館榮譽館員的稱號，這似乎又表明他對於那個他曾經度過了童年和青年時期、曾經充滿的戰鬥（直到現在也沒有停息）和危難的土地有些某種頗可考究的關系。據說，今年他又將若幹手稿捐贈國家圖書館，這些手稿將被視為文物而妥善保管並遠離這個喧囂的世界。
  　　書於竹帛，被很多圈子裏的人認為是一本曠世奇書，是一本具有開創性的，具有豐富內涵，影響極其深遠的大作。它第一次系統的向美國人介紹了東方那個神秘的國度的那些神秘的書寫文字的演變及其材質與製作過程，書中將考古材料與推斷完美結合，將圖畫、表格與文字相結合，既簡單又概括的把印刷術之前的書寫史展示給美國人和其他國人，如韓國人、日本人等。正如作者自己所說，寫作該書的動機僅僅是為了讓西方學者了解中國對於世界圖書發展的貢獻（第二頁）。（作者自序中並未提到這是他為博士畢業而寫的書，或許他們當年的博士論文根本不是為了畢業，這和今天的情況完全不同，今天的論文純粹是為了學位，拿不到學位就找不到好的工作，當然拿到學位也不一定能找到好的工作。錢是幸運的，他被當年的北京圖書館派到美國交換，雖然是一去不復返，但對方並沒有任何怨言。）
  　　有意思的是這本出口轉內銷的書（其實更是是一本為獲取文憑，向老外展示異域文化的著作），在國內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至今在兩岸三地都有好幾個版本若幹次印刷。因為字數不是很多，所以定價也不是太貴，就連一貫以高價著稱的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也僅標價20圓，只可惜該社沒有標明印數，不太清楚該書的發行量。該書與王力先生的《中國古代文化常識》屬於同種類型的書，也可以算是對該書的一種補充，講的都是些常識性的東西，要說創見之類的，那就算了。這麼說並不是要說這類書不重要，相反，這種通俗讀物會讓更多的人對某些東西感興趣，如同很多人從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和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那裡知道了很多關於明朝的趣事一樣。因為，常識並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特別是關於古代那些事兒。
  　　這本書分為九個章節，緒論和結論各一章，正文部分為甲骨文、金文和陶文、玉石刻辭、竹簡和木牘、帛書、紙卷、書寫工具等部分。按照漢字的書寫對象、時間演變與書寫工具等對印刷術之前中國文字記錄的歷史進行了簡要的敘說，就像一位優秀的導遊，向西方的遊客介紹了博物館陳列的中國書寫文物。當若干年後，中國人也因為某些眾所周知的原因忘記了很多東西，也需要導遊介紹那些老祖宗的東西了，我們也像老外一般，聆聽錢導的介紹。
  　　以下摘抄錢博士的幾段文字：
  　　中國古代的書籍和文字記錄的多彩多姿、源遠流長，是中國民族精神之所寄，也是世界文明中特有的奇跡。可是由於近代中國所受的外侮和屈辱，使中國人對自己固有的文化傳統喪失自信而盲目自貶。（上海新版序第二頁）。
  　　中國文字記錄的一個重大特點，便是它獨有的持久性和延續性。這一特點使得世界上一個有創造性的遠古文化，得以繼繼繩繩，綿延至今。中國文字除了一般文字通有的音、義以外，還有其特殊的形體，這種具有特殊形體的文字，超越了時間上的變化和空間上的限制，團結了中華民族，更造成了一個最偉大的文化整體。（第2頁）。
  　　中國古代的文字，不僅是人與人往來的工具，也是人與鬼神之間的媒介。（第4頁）
  　　古代的知識份子大多是貴族，一切書籍都是由他們寫作、使用和保管。由於古代的知識份子大多是貴族階級，他們有的是財富和閒暇，所以能夠有機會去從事讀書和寫作。（第7、142頁）
  　　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成就，最初是依賴竹帛得以傳承至今。在這最早的時期中，不僅今日通用的文字和書籍的一些形制淵源於此，而且影響後世的哲學思想、生活習慣和偉大著述，也都是在這一時期中孕育而成。（第136頁）
  　　人類的保守性，總是偏向於傳統的習慣，不僅因為他們熟習了這些傳統的方法，且因這些方法也常有許多優點勝於新的發明。（第139頁）
  　　
•   　　终于把那本《书于竹帛》看完。
  　　读书报告却还是迟迟不知该如何下笔。
  　　世纪出版集团出的书真是漂亮。这本书，从封面设计到纸张插图，都无可挑剔。
  　　其实是耐着性子看完。
  　　断断续续，每天一小段一小段地翻。
  　　大堆的举例佐证，大排的引文注释，阿拉伯数字在眼前不断地跳跃。
  　　甚至用了四五十页的篇幅来刊载各样的评介和钱老先生的著述年表。
  　　看得真是累。
  　　但是我心生“敬畏”。
  　　
  　　老板那时候去台湾做访问学者，回来的时候曾和我们说起过台湾的中央大学图书馆。
  　　在进门的地方有一座用玻璃铺就的拱桥。
  　　站在拱桥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桥下的人造水塘。
  　　因为玻璃的透明材质，脚踩上去的时候脚底的景色清晰可见，让人心生胆怯，坚固的材料突然变得不牢靠，就如同一抬脚，身体会掉下水塘。
  　　那边的校长说，每一个进入台大的新生都要来图书馆走一走这座桥，那样他们才会有“敬畏”之心，是对书籍保持敬畏同时也是对知识保持敬畏之心。
  　　
  　　小强曾经不止一次地说，世界上很多地方社会治安稳定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宗教的存在。
  　　他们相信天堂和地狱的存在，心里有信仰，所以至少会知道哪些事情不能去做。
  　　即使那只是因为害怕死后进不了天堂。
  　　我很喜欢这个词。
  　　对万事万物抱有“敬畏”之心，从下往上仰望，上下求索。
  　　
  　　社会越往前发展，科学越向前进步，人类越无所畏惧。
  　　古人真是可爱。两国订立盟约，一国违信弃义，另一国写文诅咒：
  　　“祈祷诅咒他国，是古代各国诸侯之间所设立的一种监察制度。凡一国背盟，他国即诉于神灵之前，以求最后的裁判。”
  　　那时候人类的生产力受到诸多限制，他们敬天敬地敬鬼敬神。
  　　他们以易损的材料作为“空间上的横向交流”，“人与人只间往来的媒介”，大量用作公文、史册、文章、信件及其他各种日常用途；以坚硬耐久的材料作为“时间上的横向交流”，“人与鬼神及后代子孙间联系的工具”，用作有纪念性或可流传后世的铭文。
  　　思想化为文字，在这些易损或是耐久的材料上代代相传。
  　　泱泱中华的文化便是这样前后传承而来，怎能不让人心生敬畏。
  　　
  　　甲骨也好，青铜也好，陶器也好，玉石也好，缣帛也好，纸卷也好；书法也好，印刷术也好，中国文字原是这样一路艰辛地走来，中国的文化也原是赖于这些形形色色的书写复制
  　　的材料与技术一路辉煌地得以传承：
  　　“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最初是依赖竹帛得以传承至今。”
  　　“特别是承传这些古代遗产的中国文字，其延续、多产和广被性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独树一帜，没有其他文字记录可以相比。”
  　　不知道身在海外的钱老先生在费心费力考证史料，倾心写作时，是不是同样抱着敬畏之心？
  　　
  　　值得玩味的是，对这本书对汉字大力推崇的平冈武夫，却是日本人。
  　　他为日文本《中国古代书籍史》（即《书于竹帛》）所作的序言，言辞真挚。
  　　他说，中国的文化，就是汉字的文化。
  　　他说：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最多人使用的文字，是汉字！在最广大地狱使用的文字，是汉字！被使用最长久（3000多年）的文字，是汉字！表现最多种语言的文字，是汉字！蕴藏书籍最丰富的文字，也是汉字！
  　　他还说，甲骨是占卜的媒介，铜器是祭祀的圣器，碑石上隐藏着不朽的悲哀与乞愿。
  　　我们本该对汉字抱有热爱之心。
  　　可惜，当手指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敲击键盘，当拼音可以通过软件生成方块字，我们往往在提起笔的那一刻，想不起那个字到底应该如何写。
  　　而当低价又快速的网络世界横倒在我们面前，前人经由漫长的岁月积淀研制出的纸张，也在被人叫嚣着电子化。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爬进故纸堆。
  　　也不是每个爬进故纸堆的人，出来都能抖一抖历史的尘埃，翻出清晰的进化脉络。
  　　我们总在说，要向前看，而科技也总是不负众望地一天天大踏步往前。
  　　但是向西方学习不等于要“崇洋媚外”，也不等于要妄自菲薄。
  　　钱老先生在序中说，近代中国所受的外侮和屈辱，使中国人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丧失自信而盲目自贬。
  　　我们总是在一边盲目自贬，一边盲目自大。
  　　那些泛黄的书页，静躺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里，原是蕴涵着如此巨大的宝藏。
  　　即使只是钻进去爬梳剔抉，那也值得所有的国人心生敬畏。
  　　更何况，身在海外的钱老先生，以毕生的热诚投入对中国文字的研究，用不左的事实捍卫中国文字以至中国发明的地位。
  　　
  　　古老的文物，从层层泥土下重现天日，并不只是拿来放进博物馆供人展示。
  　　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历史发展的痕迹。
  　　而每一件出土的甲骨、金石、剪牍、缣帛、纸卷、毛笔、石砚、古墨、书刀或是书签，那不只代表着历史，还代表着中国的文字乃至文化。
  　　这些书后的插图，代表的原不是普通的文物。
  　　
  　　钱老先生在最后一章的结论中提到中国书籍的起源和发展：
  　　“旧的书写材料并没有立即被新材料所淘汰，而是逐渐被取代。在纸发明以后，竹、木仍继续通行了三个世纪，而缣帛则继续被采用了500余年。”
  　　“人类的保守性，总是偏向于传统的习惯，不仅因为他们熟悉这些传统的方法，且因这些方法也常有许多优点胜于新的发明。”
  　　纸自发明至今已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电子书不知道算不算是新型的材料。
  　　也许真的会有一天，这种新型的材料会彻底替代掉纸张，让阳光下纸张与油墨的香味成为小说，但至少我相信，那一天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才会有可能到来。
  　　人类的保守性使他们偏向于传统的习惯，而人类对于纸张的依赖，本是有着千年的历史沉淀，这个替代，或许不会发生，即使要发生，那也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但是不管历史如何向前发展，我们都该对古老的文明心存敬畏。
  　　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往回望，我们才能知晓中国的文化正是由于“书于竹帛”才延续至今，而我们自身的历史，也是在那些不断的书写中慢慢形成。
  　　墨子说：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我们理应心存敬畏。
  　　对这本《书于竹帛》。
  　　对写作这本书的钱老先生。
  　　对中国的文字，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明。
  　　
•   真想买一本看看，我的money呀
•   呵呵 网上貌似有pdf版 不过是老版的
•   钱先生这本书确实不仅材料丰富，并且翻译的文笔也非常通畅，确实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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