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语粹

出版时间：2003-07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作者：李敖  页数：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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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敖说：胡适一生的主要著作和文字汇集，既是浩瀚海洋，难于尽读，于是选本的编纂，也就有其必要。本书的选定及编法，就是比照一种叫做“隽语选粹”式的收罗方法，分门别类，撷取才智之士的文章片段，综合印行。　　文的内容以胡适一生的主要专书和文字汇集为基料，以“哲学·思想史”，“宗教·迷信”，“东西文化”，“中国前途”，“社会·经济”、“教育·知识人”等大类，分别囊括这些基料，并且贯串这些基料。全部囊括的基米经贯串为四百多个小单元，各加标题，以资醒目。胡适主要思想的分类条目，大致都已具备。

作者简介

　　李敖：一九三五年生于哈尔滨，一九四九年到台湾。李氏文笔自成一家，被喻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发表著作上百余种，以评论性文章最脍炙人口，《胡适评传》与《蒋介石研究集》为其代表作。西文传媒更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书籍目录

　　哲学·思想史　　哲学史的三个目的　　中国哲学的地位　　中国哲学史的区分　　《中国古代哲学史>>缺点　　中国古典思想　　九流　　中国思想史三期　　革命家之老子　　老子论天道　　老子论无　　老子论无为　　老子人生哲学　　儒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小人儒　　殷　　孝的哲学　　观象制器　　《春秋》影响　　尊孔　　祭孔　　孔家店　　读经　　荀子论天　　墨家名学　　法家　　法的哲学　　道家　　道家是杂家　　道的观念　　与时推移　　庄子生物进化论　　杨朱为我论　　邓析　　中国中古思想　　《中古思想史长编》　　中古哲学的前奏　　贱身　　暮气　　征服自然　　用众智　　以退为进　　道先称古　　造假书　　三圣说　　符命　　距师伐圣　　中国近世思想　　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　　理学　　理学运动　　理之害　　以理责人　　以理杀人　　格物　　格物毛病　　敬与静　　反玄学　　义理　　新理学与新经学　　清朝的新理学　　朴学　　“清官”　　宗教·迷信　　东西文化　　中国前途　　社会·经济　　教育·知识人　　方法论·国故　　文学·语文　　人物　　……

章节摘录

　　中国古典思想　　中国思想史的上古时期，可说是古典时代。从那时传下了一些前于孔子的古典作品，诗歌的、历史的、关于行为规范的，关于宗教崇拜的；此外，当然还有许多大哲学家的作品，如老子及孔子、墨翟，一直到孟子、庄子及韩非——这可称之为中国学术的“旧约全书”时代。这个上古时期，不独为所有后来各时代的中国思想史确定了一个主要的模型，而且也提供了许多灵感和智慧的工具，使中国中古及近世思想家们，可以用来做凭藉，去为哲学及文化的复兴而努力工作。简单说来，古典中国的理智遗产，共有三个方面：它的人文主义，它的合理主义，以及它的自由精神。　　其所以成为人文主义的，是为了它始终而且明显地注意人类的生活，人类的行为，以及人类的社会。举例来说，当孔子被人问应当如何事鬼神时，他就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又被问关于死的意见时，他就说：“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对于人生的执着，就成了一个特点，使中国古代思想与印度、波斯，甚至以色列（Israel）的古代思想截然不同了。中国古典时期的思想家，主要的是道德哲学家、教育哲学家、社会哲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古代中国曾建立一个伟大的文明，而且产生了许多关于人性、关于道德行为、关于法律及政治组织的种种成熟的学说，但对含有“乐园”意义的“天堂”，看做“末日裁判”地方的“地狱”，则一无所知，并且对于生死问题，也从来没有耽于玄思默想过。　　其次，中国古典思想之所以成为合理，成为唯理智主义的原因，是由于它对于知识、学问和思想的重视。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当时，中国思想的派别很多，从孔子的明显的唯理智主义的态度——孔子曾明白承认过：“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一直到老子更明确的、唯理主义者的（Rationalistic），但却几乎是反理主义者的（Anti-Intelleetnalistic）态度。老子这么吟咏过：　　“不出户，　　知天下；　　不窥牖，　　见天道。”　　在这两极端之间，可以寻到那时中国思想上一些其他的伟大学派。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于对那比较吃力的学习及研究过程的注重程度，各有不同。这一类的差别，在两种不同的性情之间，本是些很自然的差别。这两种性情，威廉詹姆斯氏曾把一个称之为“软心肠的性情”，把另一个称之为“硬心肠的性情”。中国思想从未诉之于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事物，以作为思想或推理的基础。从这一点看，一般说来，中国思想是唯理的。而且，它的所有正统学派，对于知识和考察，都十分重视。再从这一方面看，它确是偏重于唯理智主义者的态度。　　人文主义者的兴趣，与合理及唯理主义者的方法论结合起来，这一结合就给予古代中国思想以自由的精神。而且对于真理的追求，又使中国思想本身得以自由，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又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在讲到他自己时，他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中国道德与理智力量仅次于孔子的孟子，也曾经更有力的表示过这个自由的精神。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种人文的、合理的及自由的精神，就是古典时代对于后代理智生活留传下来的最大的遗产。也就是因为这个精神，所以方能使得那个时代多样的伦理、社会及政治作品，现在读起来，还是和我们现代的作品一样。（《中国思想史纲要》）　　九　　流　　太炎先生国故论衡之论诸子学，其精辟远过其诸子学略说矣，然终不废九流出于王官之说。（其说又散见他书，如《孝经用夏法说》，《订孔》上诸篇。）其言曰：“是故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是以滋长。”（《原学》）此亦无征验之言。其言“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大足贻误后学。夫义之未宣，更何要之能守?学术之兴，由简而繁，由易而赜，其简其易，皆属草创不完之际，非谓其要义已尽具于是也。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诸家既群起，乃交相为影响，虽明相攻击，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击者之薰化。是故孔子攻“报怨以德”之言，而其言无为之治则老聃之影响也。墨子非儒，而其言曰：“义者，正也。必从上之正下，无从下之正上。”则同于“政者正也”之说矣。又言必称尧、舜古圣王，则亦儒家之流毒也。孟子非墨家功利之说，而其言政无一非功利之事。又非兼爱，而盛称禹、稷之行，与不忍人之政，则亦庄生所谓“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者耳。荀子非墨，而其论正名，实大受墨者之影响。诸如此类，不可悉数。其间交互影响之迹，宛然可寻，而皆与王官无涉也。故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交，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新者已兴而旧者未踣，其是非攻难之力往往亦能使旧者更新。儒家之有孟、荀，墨家之有“别墨”，其造诣远过孔、墨之旧矣。有时一家之言，蔽于一曲，坐使妙理晦塞，而其间接之影响，乃更成新学之新基。如庄周之言天地万物进化之理，本为绝世妙论，惜其“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卿之语），遂沦为任天安命达观之说（此说流毒中国最深。《庄子》书中如《大宗师》诸篇，皆极有弊）。然荀卿、韩非受其进化论，而救之以人治胜天之说，遂变出世主义而为救时主义，变乘化待尽之说而为戡天之论，变“法先王”之儒家而为“法后王”之儒家、法家。学术之发生兴替，其道固非一端也。明于先秦诸子兴废沿革之迹，乃可以寻知诸家学说意旨所在。知其命意所指，然后可与论其得失之理也。若谓九流皆出于王官，则成周小吏之圣知，定远过于孔丘、墨翟，此与谓素王作《春秋》为汉朝立法者，其信古之陋何以异耶?（《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中国思想史三期　　为了方便起见，中国思想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时期。耶稣纪元前的一千年为上古时期。伟大的中古佛教及道教时代，以及一直通过了纪元后一千年的全部时间，都为中古时期。而近世这一时期，则为中国理智复兴期；这一时期，远从第十世纪大规模的刊印书籍，以及第十一世纪、第十二世纪新孔子学派起来的时代起，一直延长到我们这个时代。每一时期，都占了将近一千年的光景。（《中国思想史纲要》）　　革命家之老子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势，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看他对于当时政治的评判道：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邓　　析　　孔子同时思想界的革命家，除了老子，便该算邓析。邓析是郑国人，和子产、孔子同时。《左传》鲁定公九年（西历前五零一），“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那时子产已死了二十一年（子产死于昭公二十年，西历前五二二），《吕氏春秋》和《列子》都说邓析是子产杀的，这话恐怕不确。第一，因为子产是极不愿意压制言论自由的。《左传》说：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可见子产决不是杀邓析的人。第二，子产铸刑书，在西历前五三六年。驷颛用竹刑，在西历前五零一年。两件事相差三十余年。可见子产铸的是“金刑”，驷颛用的是“竹刑”，决不是一件事。　　邓析的书都散失了。如今所传的《邓析子》乃是后人假造的。我看一部《邓析子》，只有开端几句或是邓析的话。那几句是：“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欲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这话和老子“天地不仁”的话相同，也含有激烈的政治思想。　　《列子》书说：“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吕氏春秋》说：“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又说：“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而邓析应之亦无穷矣。”又说：“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这种人物，简直同希腊古代的“哲人”（Sophists）一般。希腊的“哲人”所说的都有老子那样激烈，所行的也往往有少正卯、邓析那种遭忌的行为。希腊的守旧派，如梭格拉底拍拉图之流，对于那些“哲人”非常痛恨。中国古代的守旧派，如孔子之流，对于这种“邪说”自然也非常痛恨。（《中国古代哲学史》）　　中国中古思想　　从这类的讨论中，我们不禁要觉察到人文主义的精神、合理的精神以及自由政治批评的精神。这种精神，就使孟子成为人类史上民主政治的最早也许是最大的哲学家。　　这个古典时代三重性质的遗产，就成为后来中国各时代文化与理智生活的基础。它供给了种子，由那里就生出了后来的成长与发展。它又尽了肥沃土壤一样的使命，在那里面，许多种类的外国思想与信仰都种了下去，而且成长、开花、结果了。它给中国以一个理智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及估计一切外国输入的理想与制度。而一遇到中国思想变得太迷信、太停滞，或太不人道时，这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理智遗产，总归是出来救了它。　　虽然当中曾经有过一千年的时光，一般人都集体改信佛教，也还并没有能够根除这个遗产。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好像中国的合理性及人文主义，已经被一个中古时代思想的洪流所淹没了。这个中古思想，就是由印度及印度化思想信仰统治下所产生的。成千成万的男人女人，都出了家去当和尚或尼姑。宗教热就像浪潮一样的冲进了中国。作为对于佛教神圣献祭的最高形式，一个虔诚的和尚，可以欣然地烧掉一个手指、一条膀臂、或者甚至他的整个身体。上千万的信男信女，有时甚至是宫廷中的人物，也都蜂拥到山上去，目击而且泣悲一个高僧的自焚。　　正是为了这样的出世态度，和这样非人道的狂热，才又把中国震动得恢复了知觉，恢复了理性，恢复了人性。在历史上那几次政府迫害佛教举动的背后，永远的有中国文明对于要使中国“蛮化”的这潮流的一种反抗态度存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