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决策的经济学误区

出版时间：2002-12-1  出版社：广东经济出版社  作者：周天勇  页数：288  

内容概要

本书记录了作者在这一两年中的一些思索。（１）“三农”问题要根本解决，必须推进城市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并维护农民的各项权益，特别是改革土地征用和农村土地制度。（２）城市化是发展小城镇，还是发展大城市？笔者思考了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的体系分布问题，我想这种分布可以从经济学方面加以解释。（３）中国的就业，不可违背世界性的规律，要走出单位、集体和国企就业的框架，使自由职业、个体户、中小企业成为解决就业的主渠道。而发展自由职业者、个体户和中小企业的的关键要突破阴碍就业的体制性障碍。（４）经济进一步发展，有待于突破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些政策体制。

作者简介

周天勇，祖籍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1958年生于青海省民和县，经济学博士，教授，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社会兼职有：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小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年鉴》副总编，中国财经网顾问

书籍目录

总序
一本写给官员们的书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部分  农业发展
第二部分  城市化
第三部分  工业化
第四部分  市场和融资
第五部分  政府体制和管理
第六部分  发展战略与宏观调控
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从古代文明史来看，欧洲的特点是城堡和商业，这是区别于中国农业文明的两个特点。城堡使人口的集中度提高，而商业则使手工业发达，城市、手工业及商业经济社会使人口的生养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上升，因而从家庭经济核算方面抑制人口的增长速度。而比起中国来，欧洲的另一特点是，工业文明比中国早了近200年时间。欧洲的工业革命使小农经济加速破产，人口快速向城市集中，并且一部分人口随着对外的扩张而迁移他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形成的人口生养成本和机会成本提高，及早地在人们生活富裕之前有效地抑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加上避孕技术的发明和普及，使人口增长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型。        关键是欧洲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摆脱了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对土地的依附和土地对人类生活改进的制约。人类社会人口增长与土地有限供给之间的基本矛盾在这以后被其他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所代替。    而中国明清时代，特别是清朝期间，是农业社会的鼎盛时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生养人口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很低，加上明清时期社会稳定期很长，战乱相对较少，人口增长的社会环境也相对较好，对人口向外地和城市流动又有保甲制度的约束，于是人口在农村大量繁衍。这个时期，中国人口增加了34000万之多。1949年间，虽然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历经各种自然灾害，人口因战争和饥荒及疾病死亡不少，但由于人口基数已经较大，还是增加了13000万，建国初期，人口总规模已经达到54000万之巨。    建国后，我们基本上实行了限制城市和城镇发展、抑制人口向外地和城市及城镇流动的发展战略和户籍制度，农村人口不能向城市流动，城市中的工业化不能快速吸收农村人口，并且很长一段时间中将乡村工业当作资本主义加以限制，加之农村医疗条件改善，温饱初步得到保障，没有土地兼并和战乱，农村和生养子女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于是中国农村的人口，引发中国人口又一次大爆炸。从建国初的54000万增加到2000年的126000万，51年中增加了72000万，新增的人口比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巴西五个国土大国目前的总人口还多13000万！土地不流转不可能实现规模经营    经常看到这样的文章，说为了稳定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农业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不能随意调整承包户的土地，也要控制土地的流转。但是，土地是一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要在不同农户、企业、生产项目上不断地配置和再配置，生产要素需要流动，土地也需要流动。否则，就不是市场经济，而应当是别的什么经济了。        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只有两个方面：城镇土地国有，农牧区土地集体所有。因此，土地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流动，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只发生在国家和集体之间。然而，这种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不是根据土地供求趋势、地理位置、级差等因素以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交换，而是制度上由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让给需要土地的开发商和投资者。土地出让的盈利性收入，基本上由政府财政和开发商获得。    村里土地虽然属于集体所有，但是许多村不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法人经济实体，并且土地虽然属于集体所有，也没有将其评估计人集体所有者权益的固定资产或者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之中；也不能将土地资产抵押融资，因为没有被国家征用的土地，金融部门规定不能抵押，实际是不承认其资产的所有权。因而，看似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际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十分有限。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些农村的村组织，虽不是政府，实际是一级政权的延伸，行政的色彩比经济的色彩要浓得多，从经济实力和组织结构上，不能胜任集体经济实体的重担，也就不可能以市场经济的方式运作土地资产。    常常有一些农民反映，村里随意调整他们的承包田，侵害其利益。一般来说，村虽然不是在国家工商部门注册的法人，但是它行使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村委会这一级组织和组成这一组织的人也是有利益的，在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时候，村委组织和个人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比如，留出多余的地，用于村组织出租；因婚丧生迁，农民要不断地请求村干部调整增加土地，一部分增加人口的农户有希望获得土地，一部分减少人口的农户有可能丧失土地，调整的权力在行使土地所有权的人的手里。因此，一些村组织，可能会利用土地所有行使权力而寻租，谋取私利。因此，中央有关农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对此来说，是非常正确的。从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讲，土地的流转也不能让目前的村委会和村集体从事，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符合市场经济主体要求的经济组织。        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分配上有着许多问题：像承包土地的劳动力去世，则收回其承包地是应该的；妇女到婚嫁年龄，嫁到外村，村里要收回承包地，外村又不予补给，她就要失去土地使用权；新生育人口，如果给其调整土地，就要将已经分配的土地重新分配，年年出生人口，年年要调整土地，而不调整，新生育的人口就投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学生，上学外出，毕业后不知道能不能回乡务农，不收回土地，他在外边可能就业，收回土地，一旦归来则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一个农业劳动力，或者一个农户，他在城市里找到了工作，在城市里租房或者买房居住，以后对农转非也不是太强调，是收回他的承包地，还是不收回呢?如果以行政的方式频繁调整土地，调整过程中村组织和一些权力人寻租的现象会增多，并且调整的交易费用很大，农民耕种土地的不确定性也增大，农业生产确会受到影响。        因此，在农业土地制度上，首先要确定承包土地时农民对土地的初始使用权，一经固定，几十年不变。不能再由集体进行频繁的调整。那么，农村人口流出流进怎么办呢?承认农村的耕地使用权可以在自然人和法人之间进行有偿流转。流出的人，可以将其承包地有价转让给需要耕地的人；流进的人，也可以通过转让获得耕地。虽然不能让村里随意调整农民承包的土地，要保证农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但是，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讲，从工农业发展及其比价变动看，长期的每家每户两三亩地，或者三五亩地，固定承包耕种，一般的农业生产和经营，从成本和收益核算方面讲根本不可能生存下去。而且，这种农业土地的收益越来越低和非农业收益越来越高的趋势，一定会驱使农民从土地上流出，流向城镇和城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需要的是规模经营：耕地大面积生产和管理，劳动生产率提高，活劳动成本下降；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使得一些农业机械和其他设施的使用效率提高，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的分摊费用下降；农业规模化经营使得一家一户寻找客户、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租用机械等等的谈判等费用下降，规模化运输和仓储费用也下降；一些为农业服务的金融、商业和其他机构，因服务对象的规模化，其成本下降而收益提高；土地从收益低的种植户手中，转移到种地能手手中，土地资源的效率提高，土地资源得到了最优利用……一户几亩地的小规模生产是传统农业和自然经济时代的农业生产方式，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无法生存的，最终要消亡。如果长期不变，则有悖于市场经济法则，也是一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怪事。农业现代化，必然要消灭农业自给自足和商品率很低的小规模家庭经济生产方式，这是大势所趋，无法以主观愿望来抵挡。农业剩余劳动力必须转移        我非常敬佩李昌平同志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反映农村的情况，但是他觉得农民外出打工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比如，他写道：    盲流如“洪水”，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多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地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碰“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剩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35000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要撂荒20000亩以上。    如果以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从经济学上讲，就空间经济而言，农牧业经济是一种分散的用土地资源较多，而用劳动力会越来越少的一种经济；而工商业和现代经济是一种集中的用地较少，特别是第三产业用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一种经济，为了节约用地和节约分工引起的交换的种种成本，经济发展实质上是人口、生产要素、企业、市场、基础设施等等在地理上集中的过程。它必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转移。    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口集中后的城市，由于工商业的发展，由于细分的居民需求形成规模化的市场需要，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随着工商业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城市工商业中的劳动力收益也越来越高。相反，在农村中，由于人口增加、土地资源有限、现代生产方式的日益应用，产生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如果人口不能及时地向城市转移，农业的比较收益就会越来越低。    这时，城市中相对多的就业机会(无论如何，都要比农村多)和相对高的收益，必然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流动。这种流动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有这样一些作用：在农村闲置(目前中国农村中的许多农民干一到两个月农活，闲十到十一个月)的劳动力资源能得到有效利用；农村中剩余的劳动力进入城市中的制造业等部门，降低这些行业的成本，使其具备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人口向城市转移，减轻耕地和草原上人口的承载压力，农村的土地可以流转集中，耕地等可以规模经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的收人也提高；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抑制城市工资水平的过快增长，使农村生活水平较快上升，控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人口流动中获得社会稳定。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我从东北财经大学调入中央党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已经九年了。在东北财经大学时，主要从事“黑板经济学”或者经院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乐于一个个模型的严密推导和论证。到了中央党校，给中高级干部讲课，并和他们一同进行讨论和交流，也到各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的许多问题有它的特殊性，我所掌握的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在分析这些特殊结构、特殊制度、特殊领导方式下的经济运行、发展时，显得不够用。这主要是由于我还不熟悉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但是，实际的生活中，一少部分领导同志在决策中的失误，却是由于对简单的现代经济学知识的缺乏造成的，而并不在于对深奥的经济学模型的陌生。在九年的教学中，我遇到大量的调研中的问题，遇到学员提出的大量难题，遇到实际生活中的许多案例。于是，一个很久以前就萌生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我要用简单通俗的经济学道理来说明这些问题、案例的是与非，以使各级领导干部在决策时，能尽量科学和正确一些。今年暑假，终于将这种想法付诸于实施，写了这样一本给各级官员们读的书，算了却了一个心愿。    我是东北财经大学汪祥春教授以同等学历招收的博士研究生。三年的学习，使我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知识分析和方法；而后又经苏星教授推荐，从东北财经大学调入中共中央党校，到北京后参加各种会议、学术交流以及对重大问题的及时思考，使我的研究上了一个台阶。这是我一生中比较重要的两个转折点。因此，这本书也算是对两位恩师多年来教诲的报答。    还需要感谢的是，学术圈子里的好朋友樊纲博士在读了清样后，欣然为本书作了序；广东经济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精心编辑，将这本书呈献给广大的读者。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夫人张弥女土，这本书的写成，也包含着她多年来的支持。                                                                      周天勇                                                                   2002年8月31日                                                                   于中共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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