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下海那些人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社:天津社科院  作者:陈斯文  页数:296  字数: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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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敲响与遗忘对抗的钟声    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黎巴嫩诗人,卡里·纪伯伦    一    1978年的一天,一个出生在湖南茶陵的青年,正在手捧陈旧的课本,从那些标注为黑体字的公式和定理中学习高中数学。因为从那一年起,全国性的高考得以恢复。一年之后,这个名叫陈志武的青年,考取了当时的中南工业大学,在三十年之后,他成为了美国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    作为那一时代的亲历者,他在后来评论道:“1978年以前的中国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这几乎已经是所有经济学者的共识,它绝对是一件不需要来论证的事情。    透过那一时代的布局,就看得出一些问题:在1953年到1979年期间,出于政治目标上的考虑,军工产业占据了毫无疑问的首要地位,和它伴随的自然是石油、钢铁这样的重工业,而且,这些重工业产品,根本没能正常流入国民经济的扩大再循环,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轻工业产品和国民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人人以限制性的票据来购买粮食、日用品。    “‘文革’时期在农村,大人出差旅行时,都要带上一袋大米,菜以及被子、席子,唯独不必带钱。”陈志武在后来出版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中写道:“而当我在几十年后,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却看到了一个正被市场化改变的社会,一个在方方面面都被转变的国家的缩影。”    其实,市场化只是一个模糊笼统的说法,随着无数学者对中国经济的持续观察,特别是在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经济的变革时,就会发现,真正起到作用的,可能未必是某个具体的制度,也绝不是政策、环境,当我们这样归纳的时候,就会在无意之间丢掉一些最关键的因素。    那些被丢掉的因素是人,而历史往往是由人来创造的。    在那个曾经草莽遍地,风生水起的时代里,总有一些人的身影或明或暗地浮现其中,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亲身参与了这场转变,甚至可以说,这样的转变,是他们一手创造出来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种称谓来定义他们——民营企业家、创业者、私营业主、个体户、甚至或大或小的老板……但是,恐怕最富有时代特征,也最能够准确地描述这些人精神气质的词语,恐怕只有“下海者”才能忝充其任。    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陌生的。然而对一个国家来说,这些人又绝不陌生,在任何一个国家步人商业时代、在进行原始的财富积累时,都一定会出现这样一群人,它几乎是一个必然。    假如,我们将发生这些“下海者”身上的精彩故事组合起来,那么便几乎拥有了近三十年来中国商业史的全貌。这种事件与人物的交织缠绕,和任何一段历史一样,是绝对难以轻易分割开来的。更重要的意义是,它能帮助我们发现许多未曾发现,或是不便言说的东西。    那么,当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这些后来者与得益者,是否有可能对这样一些曾经遭遇漠视甚至敌视,后来又成为创业青年楷模偶像的阶层,进行一次新的观察呢?    像这样的设想,其实并不是唯一的。2010年的盛夏,我与我的出版人高原先生对坐闲谈,在讨论了过去几年内数个创业高峰之后。他突然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些下海者当中,有的在大环境下成长为今天的企业家,有的却在大环境下衰败,那么,中国的商业环境,对这些人来说是否公平?”    这是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我无法立即给出答案。    很明显的是,问题还远不止这些。早在此前的写作当中,我就曾接触过大量的商业史实,在对这些史料以及企业案例的阅读当中,一系列的问题扑面来袭——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下海者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它是短暂的刺激,还是有着更长效的作用?下海者那种漂移不定的性情,坚忍而勇于博取的精神,良好的商业嗅觉,不可遏制的豪赌性格,甚至在有时表现出的野蛮风格与冷酷贪婪,究竟是下海者的特有的心态,还是在环境中形成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下海者这个庞大的群体,究竟应该定义在怎样的位置上?    因写作《激荡三十年》而闻名的企业史学者吴晓波认为:“中国的商业变革是一场由国家亲自下场参与的公司博弈,在规律上存在着它的必然性与先天的不公平性。”然而这并不足以回答我们上面的一系列问题,甚至,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问题——国家在这场变革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为何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对这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进行全景式的解读,才有缘发现那些历史深处中的迷雾。    比这些更具意义的是,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几乎是如此的辉煌,特别是对于百年孤独的中华民族来说,它背负着太多的光荣和梦想。但是在几代人的共同记忆里,却几乎将那群居功甚伟的下海者彻底遗忘,尽管他们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电视机、汽车、个人电脑、互联网,扫去了粮票、布票、大锅饭以及囊括所有领域的限量供给。    可以说,这些问题和结论交织在一起,就像是一张大网,即将过去的风雨尘埃一网打尽,也疏而不漏地将未来固定住,让我们始终需要面对一些不曾变化的东西。    显然,在我们走出了三十年之后,如果对这些不公平的经历尚且不能总结,那么最初“为何下海”的原因,也就自然会被淡忘。    黎巴嫩诗人卡里·纪伯伦曾经说过一句很妙的话:“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用在这里,意境非常贴切。    于是,为了给上面的问题找到答案,我在完成了前几部书稿之后,开始重新对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商业史展开思考,试图去还原一副商业史、甚至是“下海史”的原貌。然而物事变迁,许多人、许多事都已经渐行渐远而面貌不清、更有许多事件在特殊的原因下,被刻意地规避开。于是,一切都变得像戏剧一样,充满了神秘的气质,又像是风云诡秘的历史,让人不得窥视真相。    二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下海者,他们在哪里?    牟其中的南德集团,如今已只能从书本上找到踪迹;唐万新的德隆集团总部,现在被一把钢锁锁住了所有的故事;宋如华的“中国硅谷”西部软件园,早在2005年就被改造为一家休闲娱乐中心;在中原大地郑州,王遂舟和他的“亚细亚”都已经成为历史,当年“百货航母”的构想,早已被沃尔玛、家乐福所实践;在广东小城中山,五桂山下河水依稀。,胡志标的爱多VcD却永远地定格在了1999年;在惠州城郊,麦科特工业园犹在,昔日的掌门人王铭利却至今不知所终。管金生、阚治东、张国庆这三大证券教父、甚至齐刷刷身陷囹圄、失去光环、陨人茫茫凡尘之中。    年广久这个名字,似乎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很久,然而正是“傻子瓜子”的出现,间接导致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命运从此不同;刘桂仙的名字,绝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回忆,然而假如没有她的“悦宾餐馆”,没有这全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今日北京如火如荼的餐饮业便无从开始;张树新的时代逝去,接踵而来的却是中国互联网的高潮;以及仰融,在这个声若洪钟,头发光亮的“中国车王”出走之后,吉利、奇瑞等一系列本土汽车企业诞生出来,华晨已经“泯然众人”,一无旧日霸气。    除了这些标杆一样的人物,还有为数更多的人默默无闻,他们早已随着失败,消失在茫茫人海里,或者说,他们本就在人海当中,甚至都没有机会实践一场轰轰烈烈的失败。    当然,失败与淡出绝非是下海者的唯一宿命,有另外一群人,用后来的结果来证明自己当初的选择是何等英明正确。    任正非用2.1万元创立的华为公司,在今天到达的高度不仅空前,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有人企及;鲁冠球的万向集团,也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卑微的“宁围万向节厂”;王石不必再倒卖外汇,因为万科早已找到了更具利润的地带,并且赚得盆满钵满;江湖虽然险恶,却也再也险恶不到史玉柱的头上,柳传志隐然幕后,联想却从未止步……    这个时代,在许多人的眼中,对与错是不重要的,有的只是成功与失败,然而我们又该怎样评价这种成功和失败?是否成功者一定智力过人,失败者则是平庸甚至愚钝?或者说,是否成功者采用了正确的方式,失败者则是_无是处,甚至是穷凶恶极的赌徒?    在这方面,事实真的很有趣味,在中国商业史上存留的那些故事,其复杂曲折程度远比你想象的还要惊心动魄,也远比你想象的更加耐人寻味。    在1997年前后,三株集团的混乱已经达到了失控的状态,单单是因为“虚假广告”而引发的诉讼,就达到了十余起,而同样靠大言不惭、广告攻势起家的沈阳飞龙、广州太阳神也在同一时刻从云端落入尘埃,这些昔日的保健品明星企业,在一瞬间深受当年激进之害,从风光不二到急速萎缩,假如要将此作为MBA教材的经典案例,那么一切原因,似乎都应当归咎于广告的“言过其实”。    可是,事情偏偏又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同样是夸大功效的保健品,同样是任意渲染、感性促销、同样是狂轰滥炸,同样是“软文”催化,史玉柱的脑白金却逃脱了中国保健品“各领风骚二三年”的铁律。同为企业家的段永基这样评论道:“脑白金就其技术含量来说,什么都不是。但是,就这么个东西能卖得这么好,而且持续六年,现在还在持续增长。真的白金卖出白金价,不是本事;而把不是白金的东西卖出了白金价,那才是真功夫。”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北京四通已将脑白金这一品牌收入囊中,收购价格为11.7亿港元。    这样有关命运的故事相当多,甚至穿插在整部商业史中间,在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无法用一些约定俗成的商业标准、或是用价值规律、或是人情世故来评价这些成败,它们的出现带有偶然性,即便把它们统统归结为“天命”,也难以掩饰这些传奇身上的诡异色彩。    我想,这真是一些值得探究的历史谜团。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下海群体的命运起伏,乃至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败,究竟要依托哪些因素?这实在是一个深邃的命题,绝非只言片语能够说清。在这部书中,我得到了以下三个结论。    1.权力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差别。始终困扰着中国的商业社会。    在近三十年来的商业史中,始终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一每个下海者的起点其实是不同的。这或高或低的起点,很可能来自身份、家庭这样一些看上去无关的因素。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下海者究竟可以走多远。    譬如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王石一手创立万科,却少有人知道其父曾经官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后来的柳州铁路局局长,至于他那位曾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岳父,知情者就更是寥寥无几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王石乃至万科有恃父荫,但在那个岁月里,拥有这样的人际脉络,究竟可以为他减轻多少阻力与障碍,实在是一件无从估量的事情。    就像我们后来将要看到的那样,王石可以在风声最紧的时倒卖玉米,一口气赚出用来成立万科的300多万创业资金,而同样在“套购国家统销物资”的牟其中,却要背负投机倒把的罪名锒铛入狱。在此之后的许多时刻,这种差别表现得更加明显,作用也更加巨大,甚至于对许多企业家、更多的民众造成伤害。    比起伤害,更令人难以释怀的则是一种对于商业规律的普遍蔑视,取而代之的则是权力崇拜,许多从体制中走出来的企业家,在商海中浸淫多年以后,仍然对“中国”、“国际”这样的字头有着本能的敬畏感、更多的人则是一种近乎于谄媚的贴近,他们往往在潜意识中认定,带中国字头的企业“级别很高”,拥有“特权”,既承担经营又指导市场,并且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第一。很明显,这也是权力社会与商业社会的最大差别之一。    2.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乃至更久的时间里,商业精神始终没能浸润中国的商业阶层,或者说。它始终是以一种中国特有的赌博气质存在着的。    尽管达尔文主义并非中国特产,但是很明显的是,中国实在是一块最符合这种气质的土地,在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强权政治的国家里,“成功至上,生存第一”的信条始终被奉为圭臬,于是,成王败寇的逻辑,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商业文化上的惯性。    就像我们在本书中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许多下海者的故事当中,既有倾其所有的奋力一搏,也有无视禁忌地去打破规则,更有贪婪而冷酷地去编造美丽的谎言,甚至在原始积累阶段的灰色行为。要么成就霸业,要么酿成惨烈无比的悲剧。所有的一切,与其说是个人的豪赌性情与浅薄果断使然,倒不如说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赌博气质在起作用。    3.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变革史上。下海者这一群体,曾经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进步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乃至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进步,有很大部分来自于下海者的抗争,由于这些抗争,使得经济环境得以不断改良,这种抗争很难被官方明确地记载出来.,但是实际上,正是它们赋予了中国经济以今天的活力。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下海者,以及那些倡言变革,打破体制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尝试将中国引向真正的市场经济。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每隔3到5年,这一进程就会被宏观调控所打断,每次宏观调控所整治的重点领域,都集中在那些民营资本扎堆的行业中,这不仅使许多下海者因为形势误判而马失前蹄,也使中国近三十年的商业史变得伤痕累累,悲剧无数,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现代化进程,因此变得跌跌撞撞。对于这一问题,许多学者专家都已经给出了解释,在我们的这本书中,仅仅从那些被书写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三个现象:一是公共权力非法或越位参与市场,左右市场运行,二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多次波及经济领域,三是在国家经营思维下,导致国家商业主义的诞生。    直到今天为止,这三个现象都依然存在,其作用之大,影响之深,不仅仅存在于历史,甚至已经印人人们心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多年来我们确有进步,但在某些方面,却始终没能有太大进展。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已经证明了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可以获得了不起的成就;证明了个人可以通过自由的市场经济,取得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的跃迁;那么谈到贡献,这恐怕是经济学获得的最大实例支持。未来的三十年,我们需要证明,假如给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更快的速度,它是否由可能带来更大的贡献。    这是本书的一个期望,也是本书的工作之一:用那些下海者的真实故事来做依据,证明中国商业社会的前行。    三    在很大程度上,“下海”现象的出现都像是一种意外,或者说,这实在是一种改革的副产品。当市场的禁锢被解放开来时,无数人当即从体制内脱离出来,一头扎进商海,陆续不断、绵绵不绝,直至今天都未见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未有重商主义存在的国家,中国人竟然如此热衷于经商,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对物质财富的渴望”,明显是不准确的,因为那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人性是无论何时都存在着的。你可以说在长期的物质匮乏中,这种人性被牢牢压抑,终于在缺口处得到了释放,但请相信,这其实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绝不在此。    可以说,一切都是经济规律引发的变化。    当计划经济的铁幕被徐徐拉开,越来越多的光亮透人整个商业社会当中时,市场经济就成为了必然。从计划到市场,一旦这样的势头出现,作为市场中最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最重要作用的人,就不可能不随势进入市场。    看起来,那很像是一场将中国的经济体制恢复回去的运动,可是,实际上谁都知道,在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自由经济都很难被承认,2000多年的集权政治,从未允许过民间存在过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经济;那么,与其说这是恢复,倒不如说这是一场创造的尝试。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那场运动里,参与者们打着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旗号,却创立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为欧洲今日的文化奠定良基。那么,从角色和作用上来说,三十年里的下海者,便可以称之为中国商业新文明的缔造者,虽然直到今天,这种新文明的缔造还未成功,但是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任何方面都毫无优势的情况下生生不息,为中国经济输送繁荣,这里面的每一个下海者,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他们的事业是大是小,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在历史上留下梦想、挥下汗水、印下脚步、因此,也就都理所应当被我们铭记。    可是,偏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被人忘记。    不单如此,在三十年的岁月中,下海者总是处在灰暗的角落里,他们唯利是图,他们缺乏信仰,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拿来公开展示的身份,他们看上去可以随时被消灭,似乎应当随时被整治,随时被调查,他们几乎是一群注定要与“不规矩”联系在一起的人。    这个群体似乎很少拥有属于自己的意志,他们是那么善于妥协,在大多数的时候都显得那么温顺,只要能够保护应得的利益,以至于在许多时候表现得过于冷静,然而即便是在最无奈的时刻,他们也总是不丧热忱。在一些时候,他们会成为偶像,成为风云一时的激荡人物,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始终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无法处理好“政与商”之间的关系,最终带着头上的光环陨落,宛若流星过天,转眼判若云泥。    我们不妨做这样的设想,假如许多事情没有发生,那么这部三十多年的下海史,会不会变成另外一副样子?比方说,如果当年唐万新的德隆能够彻底控股那些城市商业银行,那么德隆有没有可能命运翻转,成为一家实业投资和金融紧密结合的财团型大企业?如果戴国芳的铁本公司能够如愿生产,也许中国的钢铁行业就会呈现出另一番面貌,今日的中国首富是不是会属于他?他有没有可能超越宗庆后的800亿身家?如果没有与辽宁省政府的交恶,没有仰融的出走,那么华晨那盘气势恢弘、势不可挡的产融整合规划,是不是会形成一个东亚地区的汽车霸主?如果宏观调控晚来半年,让孙宏斌的顺驰稍得喘息,绷紧的资金链得以松弛,消化掉全部的财务风险,那么今日中国地产格局会不会全然改变……    在去年写作《中国经济猜想》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中国的下海者、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其命运的沉浮、心态的变化,实际上是和中国体制的变化相伴随的。做小生意也好,经营企业也罢,假如下海者不曾考虑政策的因素,不将自己置身于宏观环境内,那么,他便很难连续地实现提升。在这本书所作的观察中,大凡那些失败的下海者,几乎都没能很好地对政治环境进行思考,也没能理解政策制度的影响,反之亦然。    当这样的结论被做出时,我想,它的意义之沉重,是有理由压在我们每个人心头的。    在另一层面,下海者群体也曾经成为最失落的一群人。    一方面,中国社会对富裕者的批评与讨伐,已经拥有了悠久的传统,它几乎成为了文化中的一部分。    一旦社会中出现何种经济现象,富裕阶层总是会遭到口诛笔伐,被认定是责任在身,甚至是罪魁祸首,元凶大憝。偏偏,下海者又是富裕阶层中的主要成分之一。另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这样的问题长久存在,当民众认知得不到正确引导、民众情绪得不到宣泄疏导时,那些富裕起来的下海者,便常常会被冠以“非法得利”、“赚昧心钱”之类的恶名。    另一方面,下海者自身的心态失衡,也让人感受深切。    出于对金钱观的不同,富裕起来的下海者对待财富的态度也不同,80年代“食利阶层”、“息爷”的广为存在,发家之后挥霍无度的则更有之,而“炫富”的话题也早已数见不鲜,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固然没有权利也不应该去评价是非,然而却足可以看出一种人生境界的取舍。这样看起来,下海者们在经历了太多市场给予的风雨洗礼之后,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很是需要补习。    这些事实都颇为沉重,我们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目睹了无数下海者的故事之后,却发现对于这样一个群体,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去关注,反倒时而与其情绪对立,倘若任其继续,伤害的恐怕不仅是情绪,更会让一个国家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失去意义。    于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对下海者价值的重新定位,对他们的人文关怀,以及对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关注,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之巨,几乎相当于一次思想领域的“改革开放”。    诗人纪伯伦与学者R·G·科林伍德都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忘了当初之所以出发的目的。”在这场改革行进到第三十二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应当回首,去探寻当初出发的目的,究竟是不是为了复兴中华民族,是不是为了摆脱贫困命运,是不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享受平等、民主、富有的权利。当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被引发出来的时候,例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有失公平、贪污腐败等等,民众的不满情绪便随之升腾,我们在对未来寄以希望的同时,更不应当忘记出发的初衷。    或许在若干年之后,当教授们在大学课堂上讲述中国经济的成长史时,都会带着一种遗憾的口吻,不无痛惜地评论道:“改革开放后的三四十年时间里,中国逐步沦落为一个世俗的社会,物质财富成为了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积聚千年的道德底线被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所有人都陷入了心灵的空虚之中……”    四    在写作此案之前,我一直在阅读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作品,对这样一句话印象很深:“历史是由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错误,以及英雄业绩而构成的。”在写作当中,每进一日,对这句话的理解便加深一层,由衷地为错误而惋惜,为英雄拊掌,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接近了历史的本原。但是在一瞬间,又会觉得这些错误与辉煌或许应当是另外一副样子,于是又会怅然若失。    从本质上来讲,历史早已成“史”,而我们这些仍在动作的人该去如何演化未来,自是难以推论,元曲道:“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类似这样的巨变,绝不是一句“以史为鉴”能解决得了的。对于中国的下海者,中国的民营经济而言,在未来究竟还会遭遇怎样的命运,都是值得反复猜想的问题。在这种迹近揣测的思考中,我时而会喜不自胜,时而忧心忡忡,所忧所盼,都不过是独自劳神。    这场写作,堪称我的工作中最充足的一段时光,在外人看来枯燥,实则却趣味盎然,与那些熟悉、不熟悉的名字相伴,一日一日地重温三十年来的岁月,有失落,有振奋,如同增添了一段精彩之极的生活经历,这样神奇的快感,大概只有梦境才能接近。而每当从一个下海者的名字身边走开,从一段故事中脱身时,我总是会顿觉开阔,继而又怅然若失。觉得恍惚之中,有一些人正在渐行渐远,在这时,我会想起诗人舒婷的诗篇:    他们在天上    愿为一颗星    他们在地上    愿为一盏灯    不怕显得多么渺小    只要尽其可能    唯因不被承认    才格外勇敢真诚    即使像眼泪一样跌碎    敏感的大地    处处仍有持久而悠远的回声    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    走入禁区,也许就在那里牺牲    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    给后皋者    签署通行证    如今,后来者已经跟上,他们很有可能超越前人的商业成就,但是却绝没有可能取代他们在历史里的地位,因为,这三十年的下海史,注定是无法复制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跟着那歪歪斜斜的脚印,敲响与遗忘对抗的钟声。

内容概要

  本书以编年体的体例,结合近30年来的商业事件、政策更迭,展示了一群商业人物的发展历程,记述了1978年来的风云变幻、那些我们耳熟能详却素昧平生的响亮名字、那些曾经轰动全国席卷神州的沧桑旧事、那些纠葛难分的利益博弈与妥协、那些伴随一代中国人成长的流行词汇,以及那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及至和谐社会进程中,中国商业界所经历的阵痛、挫折、所做出的牺牲、所遭遇的丑恶、所表现出来的无奈、欢笑和泪水。
  本书中对改革进程、人物命运的描述,是历史当中最真实的写照,书中每一处细节、每一个瞬间,都是数千万下海者的共同气息与痕迹,这些细枝末节融汇在一起,构成了三十余年来中国商业史的滚滚洪流。

作者简介

  陈斯文,财经作家,商业史研究者,长期专注于中国商业史、企业史的研究,著有多部畅销作品,包括《中国经济猜想》、《你能跟上10年后的中国吗》、《2020期盼中国》、《变革的十年》及《经济就那么回事儿》等。

书籍目录

前言:敲响与遗忘对抗的钟声
第一部 1978~1983 冰山下的暗流
 1978 北国之春
 商业史人物:红旗不倒吴仁宝
 1979 春光惹人醉
 1980 万物生长
 1981 急转直下
 商业史人物:“傻子”年广久
 1982 改革分水岭
 1983 风从海上来
第二部 1984~1992 奔腾成势的岁月
 1984下海元年
 商业史拓展:赌徒李书福
 1985 跟着感觉走
 商业史拓展:改革能吏
 1986 商业进行曲
 1987 商业时代的崛起者
 商业史人物:华为教父任正非
 1988 疯狂一九八八
 商业史人物:沉浮何阳
 1989 新与旧的更迭
 1990 冬日逝去
 1991 资本游戏
 商业史人物:业余政客牟其中
 1992春天的故事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内蒙古,一个叫做牛根生的青年人,此刻正遭遇父丧。说起来,他实在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出生后的一个月,他就被亲生父母从乡下卖到了城里,据说只卖了50块钱,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因为他的养父从抗美援朝结束后便一直在养牛,所以让他也姓了牛,十四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去世了,现在则是他的养父。和陈凯旋、李海仓等人“单干”不同的是,在料理完丧事之后,牛根生成为了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的一名养牛工,从此不必挨饿受冻,而他的下海故事,以及那一连串关于“蒙牛”、“伊利”的传奇经历,则要等到二十一年后才会正式上演。在当时的中国,有着许多像陈凯旋、李海仓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做出如此“出格”、如此“大胆”的事情,多半是受到贫穷的驱使,而之所以能够在后来被写入中国的企业史,则在于他们日后的辉煌。当大家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清醒过来的时候,贫穷就变得如芒在背,让人无从忍受,尽管它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我们必须要承认,生存的确能让人动作得更快更早。事实上,当邓小平在发表自己主张的同时,一些有着敏锐政治感觉的人,便已经开始察觉到中国经济风向的微妙变化。他们和李海仓、陈凯旋这样的人不同,这些人多为乡村、乡镇的基层干部,中国特有的官本位文化,使得他们习惯于时刻留心、时刻揣摩最高权力阶层中,核心领导人所说的每一句正式、非正式的言论,每一句话里所包含的玄机,都被他们反复玩味,从中品读、引申出更深远的意义;反过来,他们所处的基层管理者位置,又能够给予他们更多可施展抱负的权力与空间,以及相对城里更自由的环境。在这一年的12月7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一篇稿件,题目是《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几乎以整版的篇幅看出了此稿,同时在头版右上方那个显要的位置上,还配发了一篇《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的评论员文章,随后,全国所有的省级、直辖市级报纸,都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这篇通讯。可以说,这是中国新闻界当年给够给予的最高规格报道,之所以有如此待遇,原因则是因为华西村这个旧日典型的身上,再一次焕发出了新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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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下海那些人》是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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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作者仅著到92年,实属遗憾,很多内容都被披露过无数遍了。
  •   谁承想,三十年来,民营经济是血泪史。三十年后,依旧不能改变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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