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对唯心主义的四次批判

出版时间：2006-12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作者：胡海涛  页数：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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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哲学卷）：建国初期对唯心主义的四次批》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中的哲学家卷，涵盖了中国建国初期哲学领域中唯心主义的主要研究和论争话题，内容有电影《武训传》、胡适思想批判、梁漱溟文化保守主义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等。相信本书对研究中国近代哲学的人有一定的帮助。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电影《武训传》一、概况与背景(一)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二)建国初期文艺界的组织建设与整治(三)建国初期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基本情况二、电影《武训传》公映后引起的学术争鸣(一)武训精神“值得赞扬”(二)武训“不足为训”(三)毛泽东的干预三、对电影《武训传》的全盘否定…….(一)因思想而获罪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二)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教训及影响(三)新时期胡风文艺思想研究的概况(四)关于“胡风事件”的两个问题结语主要参考文献目录编辑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电影《武训传》批判　　建国初期围绕电影《武训传》所进行的论辩，是新中国学术界的第一场哲学大论辩。论辩的主题涉及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道路等问题。论辩由影评开始，逐渐深入到对武训其人以及武训精神的评价。由于过度的政治干预，这场论辩由正常的学术争鸣迅速演变为政治性的思想大批判运动。　　一、概况与背景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新，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担当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经济建设，二是思想文化建设。建国前夕，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预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以后，摆在执政党面前的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而“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三年的努力，在完成“三大革命运动”（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的同时，克服重重困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同样有所创获，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并迅速成为新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哲学方面，经过有组织的规划，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以及国外学者的研究专著，邀请前苏联专家来华讲学，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指导新的实践过程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文艺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卓有成效地整治了文艺园地，确立了文艺工作的指导原则，建立了可控性的文艺组织。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想背景之下发动起来的。　　（一）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　　新中国建立初期，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突出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方面。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出版界重印了大量建国前即已刊行的经典著作中译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新建设》《哲学译丛》《世界知识》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介绍和研究文章。除此之外，新版或再版了不少前苏联学者介绍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如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米丁编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研习提纲》，奥则尔曼著的《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等等。　　建国初期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深远影响的另一项举措是不少前苏联的哲学专家被邀请来华讲学。这些专家带来的是当时前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理论，从积极的方面说，他们的到来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中国的宣传和普及；但另一方面，前苏联官方哲学中的教条主义，也对新中国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大力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具有时代紧迫性的又一项重大举措。为了广泛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刘少奇任主任的“毛泽东选集委员会”，并于1951年10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0卷。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的前后，《人民日报》于1950年12月29日发表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于1952年4月1日发表了《矛盾论》。可以说，建国初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毛泽东的“两论”（即《实践论》及《矛盾论》，下文不再注明——作者）进行的。　　《人民日报》于发表《实践论》的当天，同时发表了社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社论指出，《实践论》“充实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具备“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点。2月1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社论”特别说明，所谓“学术革命”，就是“要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用于各种的学术部门”。“社论”明确提出“必须大力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同时要求“在我们的学术界各方面、各部门，应该认真地讨论《实践论》，而把自己的工作的检讨与这个讨论联系起来，采取有秩序的恰当的态度，而不是采取粗暴的态度，从而改进我们的工作”。　　为响应《人民日报》社论的要求，文化界各单位、各部门迅速动作起来，大力投入到学习和宣传“两论”的热潮之中。中国新哲学研究会于1951年1月28日和2月11日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两次座谈会，中国新法学研究会也召开了以“《实践论》与新法学”为题的座谈会，会议记录发表在《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1期上。与此同时，《新华月报》《新建设》等大型刊物纷纷报导了学术界、文艺界学习《实践论》的热烈情况。　　不少知名专家撰文以漫谈学习体会的形式，宣传“两论”的基本精神，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著名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在《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6期上发表了题为《（实践论）——马列主义底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问题底解决》的文章。文章指出，在中国传统哲学当中有所谓“天人之际”和“知行”关系的命题，这两个命题涉及到自然、社会及认识三个问题。冯友兰认为，历史上的哲学由于“阶级局限性”对这三个问题的解决都是片面的，而只有无产阶级的哲学才彻底地解决了这三个问题：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解决了自然的问题，历史唯物论解决了社会的问题，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解决了关于认识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在全面、正确地解决认识论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实践论》所承担的“历史的使命”是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作“深刻的分析与全面的叙述”。不仅如此，冯友兰认为《实践论》还有另一贡献，即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正确解决了“知行”关系这个中国传统哲学的老问题。　　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也在《新建设》0951年第4卷第5期上发表了题为《了解（实践论）的条件——自我批评之一》的文章。作者是结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来谈自己的学习体会的，他表示，既要搞明白《实践论》的深刻思想，首先就要了解实践本身。他说，“在中国新哲学研究会里讨论《实践论》的时候，我曾很简单地表示过：要了解《实践论》，我们得有先决条件，而这先决条件中的主要条件，是解放后的社会实践。当时话说得非常简单，现在稍微引申一下，我是一个搞旧哲学的人，我这一说法，也是针对于原来搞旧哲学的人而说的”。金岳霖接着说：“没有解放后的社会实践，没有在这个实践中的思想改造，我们是无法了解《实践　　论》的。可是有了这点点子实践，我们仍然不能充分地了解《实践论》。学习《实践论》还要用《实践论》的道理去学。”　　冯友兰和金岳霖都是极有成就的哲学家，他们的学习体会既反映其本人的思想在新社会的变化和进步，也能推动广大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旧思想，接受新观念。对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有突出成绩的另一位知名人士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湖南大学校长、中国新哲学研究会主席李达。“两论”一发表，李达便热情地撰文为之做通俗的宣传。他先后撰写了《（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新建设》第3卷第5期），《怎样学习（实践论）》（《新建设》第4卷第1期），《（矛盾论）——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学习（矛盾论）》第2辑，北京，《新建设》杂志出版社，1953年版），《怎样学习（矛盾论）》（《新武大》1953年11月4日）等文章。此外，《新建设》杂志社特别约请李达撰写《（实践论）解说》的长文，以利于对《实践论》作进一步的宣传。在《（实践论）解说》的“编者按”中有这样的说明：“最近，全国的学术工作　　者、各级干部，都正热烈展开《实践论》的学习运动，我们特请李达先生就《实践论》的全文，逐段加以解说，帮助读者作进一步的学习。全文约五万字，将在本刊连载。”（《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6期）《新建设》于0951年3“月分四次将《（实践论）解说》进行连载。1952年7月一0953年1月，《新建设》又分7次连载了李达的《（矛盾论）解说》。在这两部“解说”当中，李达运用他丰富的学识，旁征博引，对“两论”原著作了详尽的解说。李达认为，《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总结。李达还认为，作为“无产阶级实践的哲学”，《实践论》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哲学基础，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观的重要发展，因此，《实践论》是“指导中国革命行动与建设新中国的总指针”。李达对《矛盾论》的科学价值和理论贡献也作了高度评价，认为《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另一重要基础，与《实践论》同为革命政党的宇宙观，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统一。李达对“两论”的解说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和普及。　　李达对“两论”解说的写作受到毛泽东的关注。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夸奖《实践论》解说的第一、第二两部分“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信中还告诉李达待“解说”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毛泽东认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信的最后毛泽东希望李达为此“多多写些文章”。（毛泽东《致李达》，《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毛泽东也十分关注《（矛盾论）解说》的发表，在看了李达的稿件后，为纠正其中的引文，毛泽东于1952年在信中提醒李达说：“《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毛泽东《致李达》，《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