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之宝张仲礼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王泠一,钱铮,李莹 著  页数:312  字数:350000  

前言

  学海无涯的治学精神  张仲老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老院长,更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泰斗,半个世纪前他的著作《中国绅士》、《中国绅士的收入》就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张仲老的学术生涯有几个重要阶段:1947—1958年在美期间,获得博士学位和教授职位,并出版英文版《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得到当时美国远东研究学界的高度评价,也为开始着力从事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为主时代的中国江南地区社会发展研究填补了空白。  1958—1966年,受新中国感召,于1958年辞去美国终身教授职位回国,投身刚刚组建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此后50年一直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荣辱与共。最初,他在经济研究所工作,从事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史的研究,并积极进行上海工业史料的抢救工作。当时的经济所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出版了多部为后人广泛享用和赞赏的资料图书,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荣家企业史料》等。  1978—1991年,张仲老的学术生涯进入收获阶段,完成了从工业史料编撰到企业研究的转移,主要成果有:《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与汪熙联合主编);《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与陈曾年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主编);《太古集团在旧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与陈曾年、姚欣荣合著)。期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  1992—2002年,张仲老利用自己在美欧的影响,积极展开多方面的国际学术交流,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赢得国际声誉。期间,主要学术成果有:《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等创新性著作,完成了从企业研究向城市研究的转移,同时将上海史的研究整合为上海学的研究,并推向国际汉学界。期间,主持了多项决策咨询项目的研究,为上海在当时的发展战略定位和浦东开发作出了智力贡献。  2002年至今,张仲老深刻认识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战略意义,多次在《文汇报》上发表关于生态文明见解的文章,完成了城市研究向生态研究的转移。同时,他还分别担任了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和《上海资源环境蓝皮书》名誉主编的职务。  张仲老的研究创意、组织能力和丰硕成果让我和同志们深感钦佩,但我更觉得他的治学精神是值得相传的宝贵财富。张仲老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内容:  一是谦虚谨慎,虚怀若谷。他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泰斗级人物,即使如此,他还是那样平易近人,那样关心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发展,乐于倾听晚辈们的意见,以宽阔的胸襟和严谨的态度处理各项工作。  二是学风严谨,勤于治学。作为一位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张仲老的学术地位有目共睹,但是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继续着学术研究,同时关心着学术界的现状。他对于学术研究一丝不苟,学风正派,令人钦佩。  三是联系实际,关注社会。张仲老是连续四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案61项,并且相继有8个提案被列为当年的“一号提案”。他特别重视理论对实际的指导,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身体力行,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作着不懈的努力。  四是巨人之肩,激励后学。张仲老极为重视对中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甘为人梯,给晚辈的成长以无私的帮助。这种高尚的品格,也正鼓舞和感动着每一位晚辈,成为我们继往开来的动力。  多年来,张仲老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设立一个专门的学术奖励基金,以此来奖励那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培养社会科学研究人才。2004年,张仲老因“19世纪中国社会绅士阶层的原创性研究及学术成果的国际声誉”荣获首届上海市学术贡献奖。他将奖金奉献出来作为奖励基金。经过全院同志半年多的准备和共同捐资,2005年他终于实现了这个夙愿。如今,张仲礼学术奖励基金已经颁发了四届,为科研队伍发现了一批人才。张仲老充分体现了一代学人严谨治学、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让我们再一次领略了他的高尚品格和远见卓识。  本书让我们得以比较具体地了解张仲老高山仰止的人格魅力,他是我们道德的楷模,他的风范更鼓舞着我们以院为家,爱院即爱家。在全院同志正在投身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发扬张仲老的治学精神和大家风范;也只有这样,上海社会科学院才能尽快达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发展新境界。  是为序  (本文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内容概要

张仲老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老院长,更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泰斗,半个世纪前他的著作《中国绅士》、《中国绅士的收入》就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书让我们得以比较具体地了解张仲老高山仰止的人格魅力,他是我们道德的楷模,他的风范更鼓舞着我们以院为家,爱院即爱家。在全院同志正在投身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发扬张仲老的治学精神和大家风范;也只有这样,上海社会科学院才能尽快达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发展新境界。

书籍目录

序一  香润师德如兰
序二 学海无涯的治学精神
报国篇
跃进岁月:挑一担书上北京
“五七干校”的觉悟:没有稿费也照样能够很好地工作
浦东初奠基:来自汪道涵的任务
世博会的缘起:超越上海的梦想
学术之桥:中美交流的文化使者
奖学金的设立:化作春泥更护花
生态文明思想的萌芽
《上海资源环境蓝皮书》的名誉主编
张仲礼与格致中学
峥嵘岁月的“一号议案者”
学术篇
张仲礼和《中国绅士》
用GDP思维观察的《中国绅士的收入》
融入集体的力量:《荣家企业史料》的诞生
学术研究的新视野:列强洋行在旧中国
近现代城市史的领军研究:从上海到沿江、沿海再到长三角
风范篇
邓伟志:他是我的老师,一位爱国、细致、严谨、低调的老师
陈绛:学长有坐冷板凳的习惯
左学金:与老领导更多的是心灵上的交往
熊月之:在名和利的关系上,他对自己很淡薄
刘华:他可以说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院宝,也是一位现代儒者
沈国明:四两拨千斤的院长,热爱学术和国家的榜样
沈祖炜:对后辈的关心有口皆碑
宋一雷:老院长是普及社会科学的领路人
李轶海:他从来都没有坐过公务舱
权衡:他就像很厚的一本书,永远都读不完
萧兆铭:喜欢吃红烧肉的和善老人
宋慧:大师的社区凡事
附录:
张仲礼学术思想座谈会纪要/王泠一整理
张仲礼先生的学术成就/张忠民
张仲礼先生回忆录/张仲礼口述施扣柱整理
张仲礼:半个世纪的报国情/田晓玲
2000年以后张仲礼发表的媒体文章精选/王泠一选编
跋 请勿歌仰止雄峰正相迎/谷超豪

章节摘录

  说起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张仲礼回忆道:1999年,在中国昆明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取得了巨大成功。上海市政府适时提出了承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申请。3月初在全国两会上,上海市人大代表纷纷表示拥护上海市政府想法,一定要成功申请世界博览会,办好世博会。为此,大家联名签字,并由张仲礼作为代表邀请人大主任陈铁迪以及市委书记黄菊在人大代表联名书上签字。  张仲礼在更早些时候就萌生要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想法。这缘于1982年他应邀到美国担任华盛顿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曾经在美留学、任教12年的张仲礼发现,20世纪50年代还只是一个20几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西雅图,到80年代已成为人口多达200万的大型城市。令华盛顿州人最骄傲的是:全美国只有他们对中国的学术交流、技术交流是顺差,而其他的州都入不敷出。邀请张仲礼前去的华盛顿大学已是西北部五大州最大的大学,学校的基金与哈佛大学的基金相差无几。西雅图当之无愧成为美国文化教育的一个中心。城市区域面积较30年前张仲礼留学时扩大很多倍,大型企业如波音飞机公司、比尔盖茨的微软均将总部定于西雅图,城市的飞机制造业、软件制造业、海军船舶制造业均得到迅猛发展。当时最高的88层的高楼竖立着将城市的天际线描绘得越发迷人。站在88楼的制高点鸟瞰整个城市,西部的科技馆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东部有一大块则是世界博览会保留的土地。张仲礼不禁感慨大城市的发展和机遇的密切联系。仔细探究才知道,引起这一切变化发展的原因是1962年西雅图世博会的成功召开。于是,让上海也有机会举办一次世博会成了张仲礼的一个心愿。  关于一个城市举办世博会的意义,张仲礼不止一次地指出其超越城市空间的价值。他认为,世界上有三大赛事是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博览会、世界杯足球赛。与重大体育赛事的区别在于,世界博览会则是展示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成就的平台。举办世界博览会的目的往往是庆祝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某个地区、某个国家的重要事件,展示人类在某一或多个领域如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标志着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新技术、新发明、新创造、新产品等借助世博会的平台展现在公众面前。只是以80年代末的经济实力以及90年代的发展势头,上海是否有条件申办具有如此重大价值的世博会呢?毕竟此时,还没有发展中国家成功申办的先例。  当然,也有学者担心世博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仅在举办时显现,举办之后会无影无踪。张仲礼却不这么看待这个问题,他从西雅图的城市发展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一旦一个城市打好了基础,建立了一定高度的平台,让世界认识到它的价值,这对于城市的发展将是持续性的推动。张仲礼的思想当然不是孤立的,他同时期的上海社会科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副院长夏禹龙也持积极申办世博会的观点。夏禹龙在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在上海理论界颇有影响。1992年8月16日,夏禹龙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颇为轰动的文章——盼望“上海国际博览会”。文章指出:历史已经把上海推向改革开放的前沿。上海怎样担当起“龙头”的重任,除了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和建设工作以外,还应选择恰当的时机,推出有轰动效应、能带动各方面建设的大动作,以收“画龙点睛”之效,使“龙头”真正腾飞起来。夏禹龙认为,举办国际博览会就是这样一种有效的大动作。  其实,上海在当时的东亚经济舞台上已经被看作是个潜在的“增长极”。夏禹龙回忆道:早在1984年9月,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城市经济考察团访沪时,就曾提出准备协助上海在1989年举办国际博览会的建议。其后,双方曾就此进行多次互访,并进行了许多准备工作,但未能如愿。  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的上海正处在“破茧”的前夜,在决策上往往显得犹豫。这种局面,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才得到根本性的转变。为此,夏禹龙在1993年2月再次提出上海应举办自己的经济“奥运会”的主张。  这一年,北京正在紧锣密鼓地为申办2000年的奥运会而竭尽全力。上海作为呼应,也在力争办好今春的东亚运动会。于此时刻,夏禹龙觉得1999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之议,也到了实质性启动的阶段了。  他指出,“此议已长达9年之久,其问多经周折,终因主客观条件不足,依旧停留在纸面上。时至今日,我以为各种条件均已基本具备,只要加上决心和魄力,就能把这件有世界轰动效应的事办成。”而与奥运会相比,世界博览会具有举行时间长(可以长达半年),参观人数多(多达五六千万人次)的特点,它虽然在短期内受世人瞩目的程度不及奥运会,但其影响却更为深远。它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示世界最新的科技和经济成就,寓教于乐,其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完全称得上是一次科技、经济的“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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