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与粤海论稿

出版时间：2004-12  出版社：安徽大学出版社  作者：叶显恩  页数：447  字数：3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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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崇实求真是史学家的终极追求目标。空泛的议论和情绪化的论述是与史学无缘的。我的个性是感情往往胜于理智。对于一个容易情绪化的人，要理智而平实地叙述、议论史事，是有一定难度的。而我偏偏选中历史学，并以此为终生职志，实在是一种自我挑战。30多年来，我对于所选择的职业不仅无悔，且对它的热爱与日俱增。记得1957年秋，我满怀兴奋地跨入了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门槛，但一经接触专业课之后，觉得史学枯燥乏味，曾请求转系而未果。幸得诸多老师的教诲和疏导，才逐步培养了对历史专业的兴趣。当时系里的老师中，有治隋唐史的唐长孺、治近代史的姚薇元、治经济史的李剑农和彭雨新、治墨经的谭戒甫，治世界史的则有吴于廑、曹绍濂等，各治一史，各有所长，可谓是群贤集聚。这些老师除李剑农先生因年老体弱、曹绍濂先生因错划为右派，不能给我们上课外，都先后给我们上基础课或专题课。老师们授业专注，认真负责。年近80的谭戒甫老先生，当年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解老子“守柔说”的情景，虽事隔近40年还历历在目。可惜当时我学识太浅，不能领悟老师们学术的要旨精义，徒有景仰、羡慕之情罢了。但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启迪了我的思维，培养了我的学术兴趣，尤其是彭雨新、唐长孺和吴于廑等，即使离校后，依然得到他们一如既往的爱护和具体指导。武大历史系的老师为我铺平了走向学术的道路。

内容概要

自涉足于徽学研究以来，恍忽间已历经40年。徽学对于我，如影随形，平生相伴。毫无疑问，徽学是我最重要的学术家园。八九十年代，虽然转为以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与此同时也没有忘情于徽学的研究。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徽学的蓬勃发展，在从事珠三角的同时更热衷于对徽州与珠三角的一些问题作比较研究。本书所书的文稿，要主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写下的。有少数几篇文章，如《关于徽州的佃仆制》等发表较早，但考虑到颇具史料价值而又不易查找，故也收入其中。           16世纪，西方商业殖民者东来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汪直海商集团的被镇压所产生的后果，等等问题。本与徽商的演进、与江南社会经济的进步、变迁，是紧密相联系的，却也没有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这些至关重要，又富争议性的问题，在拙稿的有关篇章中，不揣冒昧提出，并发表肤浅的看法，旨在抛砖引玉。

作者简介

叶显恩，1937年生，海南省临高县人。1962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65年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转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组建经济史研究室，任室主任、研究员，兼任明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中国经济史研究

书籍目录

拓荒者的步伐和学术的里程碑我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代自序）徽州文化的定位及其发展大势——《徽州文化全书》总序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比较研究儒家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明中叶中国海上贸易与徽州海商明清时期徽州的刻书和版画关于徽州的佃仆制徽州学在海外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共推徽学研究——序姚邦藻主编《徽州学概论》学术使命感与全情投入——序王振忠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科学技术影响的隽永魅力——序汪明裕主编《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徽商与徽州的文化底蕴——序汪明裕主编《古代商人》史学的探幽索微与投入现实情怀——序叶鸣声、刘伯山主编《徽州文化研究》移民与珠江三角洲海洋经济化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16世纪广州市场结构、功能与动作方式的历史性变化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s-1840s粤商与广东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1晚明清朱江三角洲区域社会情态的忠实记录——《盟水斋存牍》简介清初李士桢抚粤政略与广东社会经济复苏明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度、宗族与商业化地权、法权与家族主义中山县移民夏威夷的历史考察19世纪下半叶夏威夷华人首富陈芳后记

章节摘录

终于导致或垄断某一行业，或占据某一城区，开辟商业据点。他们借助宗族而形成商业网络，相互扶持，互通信息，甚至联合行动，击败竞争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徽州未曾发现如同珠江三角洲般由祠堂族长出面经营产业，如开族店、承垦沙田等，利益由族众均占的情况，而是在宗族内部采取互相扶持，以求共同发展。例如，婺源程栋在汉口营商得厚利，置有产业，“凡亲友及同乡者，借住数月，不取伙食，仍代觅荐生业”。这同徽州本土族内实行的道义经济相对应，与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内部趋向于经济上的公平分益迥异。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组织，如前所述，是因商业化的出现而推行的，并随同商业化的加深而日益庶民化、普及化的。宗族制和商业化有互相依存的关系。宗族制的盛行，既表示边陲地区对正统文化的认同，又是新兴的士绅阶层将正统文化与自己的带有商品意识的价值观相糅合的结果。明中叶，以酿酒生意发迹的南海“太原霍氏”晚节公把“酿酒之法”写入“家箴”，告诫子孙世代遵守。清代康熙年间，这一家族又将有关手工业和商业的注意事项写进家训，以规范子孙的行为。表现了其对工商业的关注和支持。珠江三角洲宗族组织对商业的关注，不似徽州般只是为求致富而缙绅化。他们在缙绅化的同时，也直接用其货币经济的力量以通显。他们通过捐资举办公益事业，诸如积善堂、医院、育婴堂等等，而取得在地方上与士绅并列的名流地位。这说明已不完全恪守“官本位”的价值观。清末中山县人郑观应便指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又说：“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郑观应视商为四民之纲，以商立国的思想，正体现了这种价值观。

后记

自涉足于徽学研究以来，恍忽间已历经40年。徽学对于我，如影随形，平生相伴。毫无疑问，徽学是我最重要的学术家园。八九十年代，虽然转为以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与此同时也没有忘情于徽学的研究。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徽学的蓬勃发展，在从事珠三角研究的同时更热衷于对徽州与珠三角的一些问题作比较研究。本书所收的文稿，主要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写下的。有少数几篇文章，如《关于徽州的佃仆制》等发表较早，但考虑到颇具史料价值而又不易查找，故也收入其中。　　徽州与珠江三角洲，乍一看，一为险阻四塞的山区，一为水路四通八达的南海之滨，彼此风牛马互不相及。但是，由于人文因素、历史机缘的复杂关系，在一些方面，这两处不同类型的地区却出现一些雷同的历史现象。这就是都对海洋经济的发展作过历史性的贡献。　　明中叶以后，古来善于舟楫的珠江三角洲兴起民间海上走私贸易活动，海洋经济化日益加深；善于把握机遇的徽州人，也利用新安江东下杭州湾之便，连同闽商纠集东来的葡萄牙、马六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商，在杭州湾外舟山群岛双屿、大茅港共创带有国际性的海贸市场。以汪直为代表的徽商，演出了轰动一时的所谓“嘉靖倭难”。徽商从带头加入世界性向海洋挑战，到执鹾业之牛耳，乃至明晚期与泉州商人、广州府商人共同垄断广州的对外贸易，堪称海洋经济的代表，而与作西北边境生意起家的内陆性商人晋商相对垒，共占商界鳌头。徽商趁世界海洋殖民贸易高涨时机，以海上贸易与布、盐、典、木、茶等行业相结合，开辟了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沿岸“无徽不成镇”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