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社會革命
出版时间：1998-02-01 出版社：桂冠圖書 作者：斯科克波 译者：劉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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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是歷史社會學的經典之作，作者在本書中針對法國、俄國和中國革命的前因後果進行比較及歷史的分析。書中所提的三次革命都屬於「社會革命」，且皆發生在非殖民地的農業大國，其結果均產生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的和大眾參與的民族國家，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吾人再三省思的課題。
作者简介
斯科克波，女，1947年5月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政府系、社会学系教授。1969年获密歇根州立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先后出版过《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现代世界中的革命》、《保护士兵与母亲》等专著。曾任美国社会科学史协会主席（1996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2001-2003年）。
书籍目录
目录：
译者序
序言
导论
第一章 解释社会革命：现存理论的替代模式
第一节 结构性视角
第二节 国际与世界历史背景
第三节 国家的潜在自主性
第四节 比较历史方法
第五节 为什么是法国、俄国和中国
第一部分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因
第二章 危机中的旧制度国家
第一节 旧制度法国：波旁绝对主义的矛盾
第二节 清帝国：从天朝帝国到帝制垮台
第三节 帝制俄国：一个落后的大国
第四节 作为反例的日本与普鲁士
第三章 农村结构与农民起义
第一节 法国大革命期间农民反抗领主的斗争
第二节 村社革命：俄国农民的激进主义
第三节 两个反例：没有农民造的英国和德国革命
第四节 中国农的软弱与士绅的脆弱
第二部分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后果
第四章 变革的内容与路径：聚焦国家建设
第一节 政治领导集团
第二节 革命意识形态的作用
第五章 法国“现代国家大厦”的诞生
第一节 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第二节 1789年社会革命危机的影响
第三节 战争、雅各宾派与拿破仑
第四节 新制度
第六章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出现
第一节 1917年社会革命危机的影响
第二节 布尔什维克为掌权而斗争
第三节 斯大林主义者“自上而下的革命”
第四节 新制度
第七章 中国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的兴起
第一节 1911年之后的社会革命形势
第二节 以城市为基础的国民党的盛衰
第三节 共产党与农民
第四节 新制度
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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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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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75条)
- 研究生院的方法课是一种蛮奇怪的存在。就像其他的graduate seminar一样，课上基本上不告诉你任何定论，而是把你当作成熟的研究者，直接把你带入到学术圈重要的辩论中去。但对于一个急切的想知道做研究是什么样子的、怎么上手做研究的一年级学生来说，直接读那种在方法论上吵来吵去的文章只会变得更加困惑——连正经的论文和著作长什么样子都没概念呢，怎么讨论A做的不对B在研究设计上有漏洞所以学术圈在这个方法论问题上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点点点之类的问题？这部分解释了，我一年级时上方法课【嗯对的也包括第二学期的ethnography方法课】，经常有一种What the hell! Why am I reading this????…的感觉，但这学期上比较历史方法课，却基本上每篇文章都有收获，因为他们处理的都是我有意无意中想到过的困惑过的问题，并且告诉你在现在比较历史的圈子里，成熟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又遗留下了什么问题导向了什么新的辩论。
这时候，斯考契波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这本书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抛开此书在实质性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史意义不谈（带入了“国家”这个分析单位），此书基本上定义了“比较历史社会学”这个分支的存在。越往下读比较历史的方法论文章，会越觉得，不管是批判，还是辩护，还是一边批判一边辩护，你要阐明自己的方法论立场，总是绕不开这个人和这本书。而这本书面临的问题和挣扎，也可以说是比较历史这个分支领域的问题和挣扎，只是其后这些问题在以各种形式不断演进。所以想了想，还是把这篇东西放在书评里。
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比较历史取向？什么是比较历史社会学？我去年写过一些笔记，大概意思是说，质性研究怎么做简直是入门方法论读物没法讲的，因为质性研究方法...实在太无定法了。它不是田野调查——那只是一种资料收集的方法，也不是诠释学——那只是一种分析和解读资料的取向，它可以很像实证主义取向的定量研究，明白告诉你自变量应变量和假设建立因果联系分析机制，也可以很像人类学，一层一层解读文化含义，又可以专注描述和概念化，画个2*2甚至n*n把一个事情讲透彻，也可以是上述种种的混合，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种。比较历史也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有比较的维度也有历史的维度，社会科学最“主流”的定量研究本来就是把n多个个案扔在一起进行比较，而要讲清楚一件事情又肯定要提到背景讲明历史。那凭什么说这是“比较历史社会学”？如果说是比较，那比较现在印度某两个邦福利政策和政党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比较历史？如果说是历史，那么怎么把你自己跟历史学家区分开来，说你做的东西跟他们不一样？再继续接着问，比较历史等同于研究革命/资本主义的兴起/国家构建吗？
社会学的创立者们，马克思、韦伯都可以说是杰出的比较历史社会学家。如果略微熟悉一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历史的兴起，又能数出一串名字，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斯考契波《国家与社会革命》，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梯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等等等等等等。但比较历史确实有很多很多种做法，很多很多可能性。分析单位一定是民族国家吗？讨论的一定是上述的这些问题吗？随便举几个近几年的例子：
Beverly Silver (2003) 追溯了全球产业转移和工人运动一百年来的历史，在数据上发现了两者的相关性；概念化了产业转移的几种类型，勾勒了与此相关的二十世纪以来工人运动的变化，以及也涉及和政治、战争等等的关系。
Vivik Chibber（2003）问题是，印度为什么没有建成韩国那样的发展性国家？主要是印度的单个案例分析，灵活地征引韩国进行比较，拓展国家能力（国家既要coherent又要相对于资本家阶层独立）的理论，而国家和资本家的关系又关系到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
Marrion Fourcade（2009）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和专业能力怎样以及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兴起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以及这一群体/职业在社会中的位置怎么样和美国、英国、法国各自的政治文化社会传统相关。
再来看看比较历史的journal article是长什么样子的：
Karen Barley（主要指的是1997年那篇文章，那本书还没来得及看）根据存留下来的法庭记录，用network analysis分析17世纪奥斯曼帝国在面临市场渗透时村庄内部关系和村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对话social contention的理论。
Xiaohong Xu（2013）用组织理论分析共产党为什么在五四运动时期take over已有的社会运动组织，在中国扎根发展起来，提出是否具有ethical activism是这些组织正面回应共产党吸纳的因素，并提出frame resonance和group discipline是其中协调的过程机制。
Ho-fung Hung（2008）见http://www.douban.com/note/259368075/
这些例子只是挂一漏万，很难一下子概括出来比较历史具体是什么，长什么样子。那么又回到这个问题，一本著作，一篇文章，在什么意义上才说比较历史呢？研究的时间、地域、经验领域如此不同，为什么有同一个名字叫“比较历史”？做什么样的研究，才能让别人说：Hello！欢迎加入比较历史社会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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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去翻曾经和一个老师的交流之后写下的笔记和感想，看到这么几句话：“语境是变化的，问题是流动的，而方法论是永恒的”，“比较历史，关键在于研究设计”，“能够用足够少的变量把握足够多、足够宏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而其余开放出讨论的空间，正是比较历史社会学的长处”。这应该是当时一些零星的收获和思考。而现在在上比较历史方法课，想法会更加的系统化一些。
于是，终于要回到斯考契波这本书。这本书具体讲了什么处理了什么问题，已经有很多很多书评，就不再赘述。但我仍然强烈建议所有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甚至想要批判斯考契波的，去读读这本书本身。这本书绝对不是用“为何法国中国俄国发生了革命”这句话能概括的，当中每一步的剪裁分析比较都相当精彩。拉一段我看书时画的笔记：
（Fig.）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2153682410/
（不能插表格也就算了书评还不能插图片！只好传相册了。这只是给自己复习整理思路用，笔记也没有做的很细，内容上有可能有问题。主要看个方法）
这是第二章讲旧制度的崩溃时候的分析思路。“比较”（就是求同法求异法）使用的非常灵活。首先是法国中国俄国的求同，相比于日本和德国的求异：旧制度都崩溃了，分析出战争，官僚制，财政等等因素。然后在历史过程的展开中，又把法国和中国放在一起（求同）跟俄国比较（求异），指出这个事件发生背后的生产方式因素。这一章是这么组织起来的。到后面又可以看到，根据分析问题的不同（或者反过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较发现问题），斯考契波有时候把法国俄国归在一起跟中国比较，有的时候把中国俄国归在一起和法国比较，又会在将法中俄总体求同时征引英日德作为比较。确实称得上结构精巧分析细密。
我们在课上读完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之后，专门花一周来读对于这本书的重要批评，也借着这些批评大体勾勒出了比较历史社会学这个领域中的几种取向。斯考契波自己在之后和Somers（1980）写过一篇文章讲比较历史的三个取向，但她那篇文章（当然写的不错）主要是为了提出自己区别于large-N和历史学的方法论取向的，到现在看这篇三十年前的文章，就会觉得有些粗疏，就算区别于以上两种的“那一种”，内部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和取向，而这才是我关心的问题。Burawoy（1989）和Sewell（1996）对斯考契波有一个相似的批评我很喜欢，我们上课总结出来是说，斯考契波的方法论文章在强调建立因果关系等等之类之类；但她自己这本书恰恰某种程度上在反叛这一点，她是注重历史过程的展开的（“the conjunctural, unfolding interactions of originally separately determined processes”）。从这点上看，后继的比较历史学者有的继承她因果分析的一面，把它弄得更加复杂精致在方法论意义上更严谨，也有的继承她动态历史注重复杂性的一面。
我在这篇文章前面提过，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斯考契波这本书的尴尬和挣扎就是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挣扎，的确，对她的批评很多，一般更偏向人文主义和解释传统的社会科学家会批评她过于看重因果分析而忽略历史偶然性，地域专家和历史学家又会挑她史实上的错误。另一方面，她又被更注重统计方法的学者（也就是美国所谓主流的、定量的）批评方法不够严谨。但反过来说，后继学者又需要通过批判这本书来确立自己的主张和位置，因此，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这本书就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们在讲不同取向的那周，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大的字：Theory，Object，Method。不同的取向从不同的地方开始，注重不同的对话。比如你大概可以说Burawoy和Sewell是更加注重理论和对象之间的对话的，而斯考契波和后来她那个取向的Mahoney自然会看重method。作为一个想知道自己可以怎么走的小朋友，我当时问老师：如果不走斯考契波那种求同法求异法的路子，还有什么可以学习的方法论吗？老师说，well，这看你指的是哪种方法，收集资料的方法呢还是分析材料的方法。但总归你都要去看档案看历史材料，然后分析……于是我貌似得出结论，就是虽然比较历史有种种取向，Burawoy的，Sewell的，沃勒斯坦的，但是除了斯考契波这一派的求同法和求异法和种种延伸，就没有一个定式的“方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换句话说，你自己用的什么理论，看的什么经验事实，研究的什么地域什么时期，你自己的方法论是和你的研究过程同时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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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回到那个焦虑，为什么比较历史是一种独特的取径？怎么样在社会科学中确立自己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方法来确立自己的位置的。如果没有因果分析（不管直接的间接的，严谨的松散的），凭什么还称自己是社会科学呢？没错，这样说问题很大，但是没办法，你自己在美国社会科学这个大体系里，自己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不够，还得告诉别人你在干什么，为自己辩护你可以这么干，应该这么干。这时候就发现Mahoney这种人的意义了，反正有一个闲的那什么疼的人不停不停的写方法论文章，站出来回应各种各样奇怪的统计学家和“主流”社会学家的批评告诉他们你们傻透了，我们只要躲在后面批评Mahoney说Mahoney很傻就够了。。。。。。
最后一点其他的想法。Ethnography也没有一定之规，那它跟比较历史社会学有什么不同吗？上周班上有一个学生跟老师吵了很久，坚持这两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情。但老师觉得是有本质不同的。我会比较同意老师的意见，区别在于，档案是不会说话的；而即使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也可能各种找不到人，但你毕竟还是有access的。用老师的话来说，怎样收集信息确保收集的信息valid，这个问题其实广泛存在于定量、质性和比较历史，但问题出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Ethnography可能更加表现在我怎么去找到这个人，怎么取信于这个人，怎么保证他是不是跟我说实话；但看档案面临的是不同的挑战。你有这些，也只有这些，你不能再去问这些人。那你怎么去make sense of it？我自己的经历是【其实我根本没有看过什么档案。。。】，翻这些东西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你特喵的在逗我，这都什么乱糟糟的幺蛾子。。。。
前两天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我对理论那么感兴趣。应该这么讲，我本科有一段时间真的想，咦，我想的好像是政治哲学的问题，不如我去读政治哲学吧！但回头想想就呵呵了，这种哲学基础一点没有政治理论估计目前看的是最简单的，德语拉丁语什么的不要讲了。。。当时可以说是比较历史把我拉了回来，让我觉得也许还可以试试看学术。包括本科去印度转了一圈，大半也是看到比较历史著作里讲到印度的现代化和国家构建进程，觉得大大拓展了我思考的空间，也应和了我自己经常觉得政治哲学不大关注“社会事实”的个人取向。但其实当时看的著作估计还可以算是斯考契波前面的一代，更宏大更宽广更有延展性，进入越深，并且当思考角度从“在阅读中收获了什么让你思考的问题”转变成了“自己怎么在现行学术体制下做一个这样的研究”，就越来越觉得比较历史到后头也一点都少不了社会学固有的去政治化本质。它未必还能照应到你原初心里的问题。但也许，这已经是最好最可能的路径了。再怎么走，慢慢看吧。
- 西达•斯考切波的这本著作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末，其时美苏两国正处于冷战的一个小高潮中，而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斗争也是风起云涌，因此从内容上说本书可谓生逢其时。然而时下再通读全书，该书的一些观点和材料上看总得来说已经略显陈旧。但由于其当年在比较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界造成了对国家自主性的重大讨论，并间接影响了后来“回归国家学派”的一些核心思想的产生。因此本书的理论地位显然十分重要。
《国家与社会革命》的书名就点出了本书的两个主题，一是国家，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二是社会革命，而非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这个概念，我认为是斯考切波意识到提出一套普遍性的革命理论的难度，因而缩小研究范围的结果，也是她把目光聚焦在法国、俄国和中国三个国家的前提。她是这么定义社会革命的：“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部分地实施革命的是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而她同时又在社会革命之外界定了“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所改造的是权力结构而非社会结构，而且并不必然要经由阶级冲突来实现。”主动缩小自己理论的适用范围，可见斯考切波是十分谦虚的，但这些并不妨碍本书的框架对理论界的启发性。
根据何俊志老师的序言（我自知不可能比何老师作出更好的归纳），本书有四大特色：结构性视角、国际与历史的背景、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和比较-历史的分析方法。前三点都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框架有着巨大改进，而第二点和第三点对“回归国家学派”的中心论点有着巨大影响，第四点则是一套可以遵循的有效研究方法。
第一章中，斯考切波的论证是从对旧有革命理论的批判开始的。她认为已有的学派可以分为四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聚合-心理学理论、系统-价值共识理论、政治-冲突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革命产生的原因分析是具备结构性视角的，而后三种则往往流于唯意志论或目的论。作者指出，在历史上没有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是以大众动员和公开的革命运动的方式“制造”出来的。“革命是自然发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因此，她更多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从结构和阶级分析的角度来认识社会革命的成因的。然而他同时指出四种类型的理论共同的弊病就是，或多或少地把革命视为单一原因引起的社会运动，而忽略了国际与历史的背景；此外，自由主义理论（聚合-心理学理论、系统-价值共识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说冲突理论，因为作者把蒂利代表的政治-冲突理论也归入其中）也都忽视了国家在革命运动中的中心位置，仅仅把国家视为社会利益的角逐场，这让现实中围绕国家政权展开的革命历史显得过于单薄。最后是关于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斯考切波认为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在数量上没有大到足以进行统计的地步，因此统计和实验难以用于社会革命研究。因此由“求同法”和“求异法”组成的基于个别典型案例的比较历史分析就成了一种可行的而且能够赋予理论足够复杂性的分析工具。
从全书结构上而言，斯考切波的确是非常严谨的，她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历史都做了详细的考察，而且也比较好地贯彻了她在第一章中提出的理论框架。由于史料非常详细而且由于斯考切波要赋予其理论以充分的复杂性，因此这里我不对具体的分析再详细叙述。她的结论是这样的：
首先，三国的革命原因具有相似性，（1）衰落中的半官僚化的旧政权，受到了竞争性国际体系中外来压力，因而易于陷入行政和军事崩溃【可以理解为革命可能性】，（2）有利于普遍的农民反地主暴动的农村社会政治结构【可以理解为革命必然性】；
其次，三国革命的结果又有相同之处，比如都建立了比革命前更完善的集权和官僚制度，国家在国内外自主性都有提高等，
但也存在很多差异，这可以归结于每次革命危机自身的特点：（1）每一个旧的国家政权是如何垮台的，（2）先前的农村结构又促使农民采取何种反叛形式，（3）革命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和国际背景的阻滞与延续。
作者的结论基本是正确的，但我还是要集中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理论方面的。学者对本书的批判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关于结构性与能动性，二是关于国家自主性概念。对于第一点，主要地问题出在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位置上。作者强调结构性视角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她的理论框架中似乎缺少了意识形态的地位。而事实上，意识形态本身结构对革命进程、性质和动员能力的影响总是不可忽视的。对结构性的强调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什么我们总能看到一套新的文化系统取代了旧的文化系统。此外，领袖人物在革命中的推动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在意识形态的塑造方面，以及革命进程的决策上，领袖人物的作用的确是一般大众难以比拟的，这一点在国共两党对革命领导权的竞争中就能看出来。
第二点国家自主性的概念，我认为是斯考切波最大的软肋。首先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不仅仅涉及革命理论领域，还深入涉及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我个人赞同国家中心视角的提法，但是对国家自主性的表述存疑。因为单就斯考切波自己而言，在后来的《找回国家——当前研究的战略分析》 一文中，她也把国家自主性概念拆解为“作为组织的国家”和“作为结构的国家”两层。而在本书中，她在阐述国家中心视角时给出的定义是：“在更为根本的层次上，民族国家是用来在国内维持对边界和人口的控制、在国际体系中与其他国家进行实际和潜在的军事竞争的组织。”这里体现了一种混同，即把国家组织和结构混为一谈。这种混同是致命的，因为以国家组织而言，现代国家组织注定是一种官僚组织，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组织才有其自主性，而众所周知，官僚组织会随着时间发展逐步产生自己的集团利益。斯考切波版的国家自主性概念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需要一套单独的标准对国家行为到底是符合官僚集团的利益还是符合国家利益进行区分。而国家结构，又可以细分为宪政结构、国家认同等更细的层次，就革命运动这一具体的考察事项而言，在原有国家组织崩溃的情况下，国家结构就基本只体现为国家认同观念了（宪政结构已经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独使用国家自主性一个概念会发生很多问题，从我对历史的理解上看，旧有的国家组织在革命爆发后，即使在革命前有足够的全民性，但随着革命时间的推移，必然地会日益依附于特定的社会势力，从而日益丧失对社会所有阶级的代表性。例如在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都宣称代表广大人民，但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最后事实上团结了广大农民，国民党由于农村政策失败，日益地“被代表”了大地主、大资本家阶级，而且事实上也依赖这些阶级的财源以及对工农的剥削维持统治。但同时，即使国内发生革命，国内各派系的国家认同仍旧是存在的（除非某派系是外国势力傀儡，但在民族国家条件下傀儡政权合法性极低），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为例。以上两例就不完整地论证了，国家组织和国家结构在革命进行阶段中的不同境遇。
由以上由可以看出斯考切波的理论框架的第三个问题，即她的分析是一种历史剖面的比较静态分析。虽然她在中篇详细地论述了三国革命的进程，但是目的只是为了形成两个表格，一是关于革命起因的三国比较，二是关于革命结果的三国比较。一个长期的革命过程在斯考切波的理论框架中几乎被完全简化了。我理解斯考切波排斥历史动态分析的原因，但是在理论框架中，一个十分复杂的革命过程被作如此简化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这种问题尤其体现在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上。窃以为中国革命由于国内外情况复杂，因此形成历史久、地域广、反复多等特点，国内不同革命派别此起彼伏，其实与法、俄两国做共同比较并不适宜。而且斯考切波的对中国革命阶段的分析似乎也有含混的意味，以辛亥革命始，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且不说辛亥革命有很大程度上不是以农民反抗政权为主而是以汉人反对满人为主的一种“民族革命”，斯考切波对中国乡村社会一些基本事实的理解似乎也有偏差。例如她把士绅和农民完全对立起来，并且认为辛亥年间没有大规模的造反是因为农民的软弱，但在传统科举体制下，士绅阶级和农民阶级间的相互转化至少是不鲜见的，似乎不能以软弱一词概括。
但是，瑕不掩瑜，本文的理论意义和对读者的启发还是很大的，其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学观察视角。
- Skocpol的这本书一向被奉研究国家与革命的经典。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本书在方法和史料分析判断上似乎都存在不少问题，但其方法论上的创新曾经一度引起学界的一股风潮，获得过美国社会研究界的很多奖项，至今仍然是研究国家和社会革命的必读经典书目；只是随着时间流逝，其在方法和史料运用上的问题逐渐受到诸多批评，其所引起的一股方法论风潮的势头也逐渐减弱（但影响仍然深远）。上课的时候读了这本书写作前后的一系列文献，也听老师讲了Skocpol的一些逸闻，如今再回过头来细读，从Skocpol这本书所带来的一些方法论上的影响和其沉浮中，能看出（美国）社科学术界许多有趣的、值得省思的问题。
这本书出版的年代是1979年。Skocpol在理论火力上主要指向三派理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其中包括她自己的老师Barrington Moore, 但她其实继承了Moore理论中关于结构和阶级的许多成分）（Moore 1966）。其次是以Charles Tilly为代表的系统—社会平衡—价值共识论（Tilly 1978），再次是1960年代一度在学界非常走红的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理论（Ted Gurr, William Kornhauser, 我以为Herbert Blumer和Samuel Huntington因其在方法论上的相似性也可以归入此列）。Tilly的理论力图勾画出能系统的分析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的模型（这几乎是他毕生的目标，到后来简直是推到了极致），其模型中从社会结构、社会均衡的打破、阶级冲突、运动组织模式到最后的国家建构，几乎无所不包，但其分析案例主要限于欧洲大陆，且各部分之间很缺乏统一的中心思路，不仅理论上让人头疼，运用起来也非常不方便。而社会心理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很“无趣”的理论：它先以西方的“正常”民煮社会为标杆，再去考察别处的“不正常”成分，如经济发展与民众期望的落差造成的“相对剥夺感”（Gurr 1970），如社会缺乏各种纵向横向组织造成社会精英与社会大众经常直接冲突（Kornhauser 1959），如社会大众的各种从众、模仿心理造成的跟风集体行动（Blumer 1946）。而这种思路运用在社会结构和政治模式上，就是亨廷顿式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参与脱节造成政治混乱、大众革命与政变频仍（Huntington 1968）。这么一来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都有了唯一的“病理学”（Pathological)解释：“不正常”社会里的各种“不正常”成分造成的“不正常”现象，颇有循环论证的意味，也有冷战时代社会形态对抗意识的影响。
Skocpol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过分注重阶级成分而忽视国家机器在社会革命中的自主性，而且单纯以革命阶级成分分割造成了许多案例之间的相互割裂。而系统理论和社会心理—结构理论，则被Skocpol批评为不仅将革命看作是完全自愿自觉的、有意识形态指导下组织严密前后连贯的行动，忽略了结构因素下革命“被迫到来”的可能（她认为这往往是历史事实），而且社会革命相对于一般民众暴乱和社会运动的重要性被忽视，再者国家被完全“矮化”为各阶级和集团争夺资源与控制权的平台。为此Skocpol作出了三方面的理论创新：一是把社会革命从以往不分类的集体行动学术分析中拉出来，定义为“国家与社会结构的急剧、根本性的转变”，从而把目光扩展到西方之外，将中俄革命也拉进分析视野里；二是国家中心和结构分析的路径，三是比较历史分析法。其中国家中心、结构路径和比较历史法的影响最大。
在Skocpol的分析框架中，国家中心、结构路径和比较历史是相辅相成的：把分析框架的中心放在国家上，俄、法、中的革命才能被看成类似的传统国家崩解下阶级激烈斗争、引发社会革命、最后新国家建立的过程；结构路径则引入了国际和国内因素压力的分析，使革命摆脱了有组织、自愿自觉的形象，而成为一种在国际战争和国家间竞争、国家内部抽取资源和动员压力的双重危机下爆发的现象；比较历史分析法则如同筛选的滤镜，通过革命“成功案例”之间的对比以及“成功”和“失败”案例的对比，不仅归类出俄法中三国革命在国家机器和阶级关系冲突与重构上的相似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外部危机促使政权改革而释放革命空间、革命后新政权努力将国家机器改造以达致国家权力的深度渗透和提高国家自主性等等），而且让Skocpol对革命所发生的时间—空间有了更好的把握，俄法中三国革命的不同之处也可以比较三国革命时面临的内外因素和时间巧合得以解释（如时间源流造成俄国模式对中国GCD的影响、国家官僚化程度与农民组织严密性对革命的影响、革命时工业化程度与经济社会结构、革命时军事技术的发展程度等，造成革命政党在意识形态和革命模式选择，及革命后国家建构方向上的不同），避免了旧有理论试图以单一逻辑或框架分析所有社会运动/社会革命、而忽略其不同之处的弊端，而指出必须关注革命的结构与历史时空的背景。
1960-1970年代是冷战时期的一个“革命年代”，中国和东南亚一系列Communist/Socialist革命余波尚未消除，非洲和南美洲各国的独立运动、大众革命和内战方兴未艾，而在Skocpol这本书出版的1979年又爆发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来与Skocpol过从甚密的Jeff Goodwin正是受此事影响而投入了对革命的学术研究）。这种情势下，学术界对革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革命的关注持续升温，也开始反思传统阶级分析法的局限性和在案例之间开展比较的可能性（见Wolf 1969, Dunn 1972, Paige 1975），旧的西方学术理论无法以再单一因素解释如此纷繁复杂的各种革命。Skocpol的国家中心路径和比较分析法，正好为革命研究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新工具，既能把一系列革命事件放在同一个谱系中分析，又能通过比较历史的方法筛选出造成革命过程和结局不同的因素。而且，当时社科理论中国家的缺位，也确实到了需要修补的时候。Skocpol本人在书的结尾也提出，国家中心和比较历史分析法使她认为对当时发展中国家一系列革命的分析既不能再以单一理论为之，也不能把她书中的结论简单套用上去，而可以遵循她国家中心、比较历史、结构视野下阶级冲突与国内外双重压力和关注革命的时间与空间条件的方法，去分析比较不同组合的国家革命，从而辨别出革命爆发与革命过程的类似条件及导致革命结果最终不同的相异因素。
作为Skocpol在书中花费了大量笔墨的两个理论创新点，国家中心视角与比较历史分析法形成了两股颇有影响力的潮流。在这本书引起巨大反响之后，Skocpol适时地同其他以国家机器或国家官僚机构为分析中心的学者合作，专门编写了一本论文集（Evans et.al. eds 1985），论述在西方社会科学中“重新带入”国家分析的必要性。甚至Skocpol在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中视为批判对象的Charles Tilly也贡献了一篇论述国家作为战争工具与其社会动员能力之关系的文章（Tilly 1985)。这本论文集的影响甚大，诸如东亚“发展型国家研究”等研究方向的许多著作都曾引用，而Tilly本人更是沿着文集中的思路，整理了欧洲民族国家发展壮大与竞争的历史，从而写出了经典名著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Tilly 1993) 。而在革命和国家建构研究方面，据称Skocpol几乎是近乎强迫地要求她的学生跟从她的国家中心—结构视野—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而产生了一大批“小Skocpol”一般的著作。其中，受教于她、或受过她影响的Thomas Ertman（1997)和Jeff Goodwin（2001）分别在欧洲和东亚/拉美/东南亚比较研究方面作出了较好的建树。其中Goodwin更是将国家中心理论推到了极致：在他看来，国家几乎是唯一解释革命形态的因素，不同地区革命发生和成功的原因，同特殊国家和政权组织形式及意识形态所释放的政治资源、政治机会、社会空间、对反对势力的态度有关，其余经济社会文化等解释变量都要在国家政治背景中才会呈现出其对革命产生和结果的影响。而在新的社会运动中，国家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国家合法性同社会运动诉求的冲突，以及国家行为和结构所形塑的特殊社会结构与运动模式，表明国家机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Zhao 2001)。Skocpol本人也在1994年推出了论文结集（Skocpol 1994），在修补分析框架、评论学界对革命的研究、推出自己对其他学者的批评之余，仍然坚持了自己方法的优越性。但是，可能是Skocpol最优秀的学生Jack Goldstone则另辟蹊径，弄出一个“生态学”角度的革命解释框架；Goldstone认为，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制度的不协调造成的“生态危机”才是引发社会危机、国家崩坏，进而引发社会革命的原因，这不论在欧洲的英国法国、还是亚洲的土耳其日本和中国都适用（1993）。在Goldstone的书中，国家机器的中心地位被取消，而人口和经济制度则被视为最重要的分析变量。这同Skocpol的理论格格不入，据说使得自视甚高而且脾气固执的Skocpol非常不满，后来不论在学术上还是私人关系上都和Goldstone颇有不合。
而到了1980-1990年代，冷战终结、美国干预、全球化对威权政体的冲击和民煮政治发展等一系列转变，减少了革命和激烈社会运动的空间，大规模“社会革命”不再频繁。新的理论也在适时地兴起：Charles Tilly经过修改整理，发展出一套系统地解释各种“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理论（Tilly and Tarrow, 2007），“抗争政治”中社会运动、革命、内战等无所不包，虽然颇有些机械而僵化的成分，但对于1980-1990年代之后多种多样的政治冲突，特别是诸如东欧剧变这样发生大规模民众运动但又没有爆发革命式武装冲突的事件，以及不涉及“国家与阶级重构”的内战，解释力比起源于（农民）革命研究的Skocpol的国家中心视角来得更强。而面对各国（包括西方各国）针对不同议题的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增多、但革命逐步减少的情况，Doug McAdam （1982），Sidney Tarrow（Tarrow 1998, McAdam, Tilly and Tarrow 2001, Tilly and Tarrow 2007 )，John McCarthy （Zald and McCarthy eds, 1979)等人逐渐占据了“抗争政治”研究的主导地位，政治机会、动员/资源组织结构、文化心理冲突等三大解释社会运动的理论（Doug McAdam et.al. eds, 1996）成为最重要的理论。虽然不能说革命研究被“整合”到了社会运动的研究中，但这些新的理论除了试图解释社会运动，也试图解释社会运动逐步扩展和深化为武装冲突或革命的过程，隐隐然有“渗透”进革命研究领域的趋势。一方面是案例的逐渐匮乏，另一方面是新理论对现实的回应与解释，逐步挤占了Skocpol在革命研究方面的发挥空间。加上个人兴趣的转变，她后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美国社会政策（特别是医保政策）、美国社会与意识形态和美国政党政治的研究上，近10多年都没有对社会革命做出什么新的重要论述。
至于比较历史研究法，在学术界还是有一批坚定的支持者。2003年这些学者集体出版了对比较历史研究法的检视论文集（Mahoney and Rueschemeyer eds, 2003 ），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正是Theda Skocpol( 2003）本人的反思。在这本文集中，Skocpol及其同仁们坚持，比较历史研究法既参考了定量方法的逻辑推理、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重视等优点，又避免了定量研究比较法“往往对现实做不合理假设”、“忽略不同案例之间变量相互作用机制之不同”等缺陷，让历史和社会政治研究在“真实”的背景下，在一小批案例中展开，通过比较去过滤、抽取出最重要的分析变量。同时，比较历史研究法既避免了宏观理论过于抽象、忽略真实案例中相异之处的毛病，又避免了微观理论过分注重单一案例的特殊性而忽视横向比较的问题，而取一个“中观”( meso-level）的折衷办法，使得案例在小范围的、有一定基础的相互比较之中更好地呈现出异同之处。
但是，比较历史分析法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也是最大的一个争论是到底如何确定什么样的案例可以做比较历史分析、而什么样的不能。Skocpol在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中其实是有些“取巧”的味道：她没有先详细分析法俄中三国革命的大致历史源流，而是先自己发挥出一个理论框架，再透过这个理论框架去提出法俄中三国能够横向比较的理由。这样做尽管能够挑战旧有的分类，而从新的角度去诠释三个案例为什么能够被比较，但这种比较法纯然是以国家和阶级结构的“相似”为标准，颇有削足适履的意味，忽视了法俄中三国形成此类结构的深厚历史渊源（Skocpol在书中倒是注意了革命时间段的国际背景对革命的影响和“相似”背后所可能蕴含的微妙的不同之处）。而这也提出了比较历史分析中“控制什么、不控制什么”的问题：是以国家和阶级结构类似为标准？是地理气候和人口条件上的相似性？抑或是不管这些，像韦伯提问新教精神那样只控制时间段？（参见赵鼎新，2005）目前来看，似乎比较历史分析的学者们各自有各自的标准，或者说根据问题的不同而选取了不同的标准，无一定之规，这难免使得比较历史分析法不如其他方法那么系统而有序。最近也有些学者是把比较历史研究的逻辑“反过来”，即专门挑选那些具有不同基础的案例，对表面上类似的历史发展机制（mechanisms)进行检测，看看这些机制在实际案例中作用的机理，由于初始条件、时间和空间的不同，会造成怎样不同的效果（如Hui 2005)。
另外，一些比较历史分析法的支持者宣称比较历史分析“不需要注重历史细节”，而是注重“相对宏观的趋势和比较”，因此其对历史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学者们的专著，而非原始史料阅读；只需要通过二手著述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就可以开展比较（Goldstone 2003, Rueschemeyer 2003 ）。这种论点似乎蕴含着一个很危险的推论：比较历史研究者的著述往往会受到二手研究成果水平和发展程度的限制，一旦历史学者们前赴后继的研究推翻了原有专著的结论，比较历史研究者们基于这些结论所做的比较研究，自然也很容易被一并推翻。事实上，尽管Skocpol书末所列出的参考文献令人咋舌，但她对中国论述的一些失误之处，不能不说是来源于她所参考的1950-1970年代水平不一、数量还有限的中国/东亚研究著作；据说法国革命的论述也颇有些偏颇（此点我研究不深，不敢细论）。总之，比较历史分析法的支持者们认为西方社会科学中其实经常用到它们的方法，但是当他们试图系统去整理的时候就发现了许多问题。而比较历史分析法本身的局限性，也使得其在“比较”和“历史”方面的平衡往往较难把握，虽然是一种看上去简便易用的方法，却不容易用得好。
Skocpol的这本书，现在仍然被作为经典书目之一来阅读，而且是作为其所代表的方法论的核心书目，如同谈到马克思阶级分析法的革命论述必读Barrington Moore一样。从轰动一时，到新意慢慢消退而逐步成为经典书目，能看出许多在社科学术界生存与发展的端倪。Skocpol的书找准了位置，合理地批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旧理论和旧方法，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其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今天，确有成为经典的理由。在学术体制下，学者的著作必须与现存的文献展开对话、从而找到适当的位置（situate in the current literature），而Skocpol所对话和批评的关于革命研究的旧理论，确实是无法解释当时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也缺乏同地区研究和历史文献的对话。Skocpol本人融汇贯通的能力，使得此书的方法论部分还是比较精彩，在当时也有其创新的意义。Skocpol不仅努力坚持和发展自己的方法，而且适时同学界的同仁合作出书发文，在辩论讨论中相互支持，造成一股风气，也树立了生存发展的根本。但Skocpol此书的经验分析，也难以跳脱当时学界对欧美以外地区认识水平的局限，特别是当新的历史挖掘开始挑战原有的定见之后，基于原先结论的比较分析也逐步呈现出更多问题。其方法论上的创新，在历史条件和学界关注点转变之后，也逐步褪去了原有的威力。虽然不敢说Skocpol后来转向研究美国本土政治是纯然为了生存考虑，但她10多年来没有再对革命和国家建构写出什么有分量的著作，也是事实。不过能写出一本堪称经典的著作，当也不枉在学术界投入的心血和时间了。
至于比较历史研究和社会革命，数年前的一系列Color Revolutions似乎还够不上社会革命的格，而主要是政权更替。最近的“Arab Spring”倒是有些有趣之处：地理上都处在中东，但是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尽相同（特别是在Islamism对各国政治的影响程度上），通过群众运动以至内战的方式实现了政权更替，可能还有向社会改革扩展的意味，能不能被称之为社会革命，能不能用比较历史的方法分析之？似值得探究。
参考文献（未严格按照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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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2005, 在西方比较历史方法的阴影下 ——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 ,《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 美国女学者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运用了比较历史学方法，通过对比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社会革命，归纳出三国革命中的共同点，以此来解释社会革命爆发的原因和革命最终的成果。本书主要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主张的“阶级统治”与“阶级利益”学说。此外，斯考切波也对前人关于革命的几种主流解读（如格尔的“聚合—心理学”、查尔斯·蒂利的“政治—冲突理论”以及卡尔梅斯·詹森的“系统—价值共识理论”）进行了反思。她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思考框架：我们需要采用一种非意志论的结构性视角对革命进行分析；考察者应当将视角放在国际环境和世界历史发展脉络之上；必须对国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潜在的自主性”予以重视。
一、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学术史梳理：
法国大革命距今已200余年，史学界对这段历史过程的研究似乎早已完备，这也使得一些史学家不禁产生了“法国大革命有点陷入停滞状态了”的感叹。在各种解释模式当中，曾经在史学界占据一尊地位，并且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当属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L'historiographie classique de la Revolution francaise）。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是19世纪后半期在法国兴起的，以研究法国大革命为主旨的学派，其源起可追溯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初。共和主义者在1880年左右掌权以后，由于国家的大力提倡，巴黎一大于1885年正式设立法国大革命史讲席，并延请奥拉尔（Alphose Aulard）担任此职。1887年，奥拉尔开始担任《法国革命杂志》的主编，将它办成了一份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刊物；1888年，他创办了法国革命史学会，集合一批历史学家发掘、整理、出版多卷本大革命史料。在奥拉尔的努力下，法国大革命史学初具学科的形态。可以说，奥拉尔是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开山之祖。在他以后，曾经在20世纪初组织搜集和出版大量大革命史料的饶勒斯（Jean Jaures）首先指出，法国大革命是一种社会现象。尽管他并不否认思想和心态对革命起着重要的作用，可是饶勒斯坚持，大革命是长期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而这些结果最终使得资产阶级掌控了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事务。正如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的评论所说，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一直以来都坚持这种观点。
在饶勒斯之后，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史家是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从他晚年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150周年而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中，我们可以窥见其史学观点。在书中，勒费弗尔提出了著名的“四阶段革命”学说，包括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众的革命和农民的革命。这四个革命之间并不呈现某种线性发展的关系，它们在旧制度的法国同时存在。尽管如此，根据时间、革命情势以及社会状况的变化，这四个等级在革命的不同时段占据着相应的主导地位，以致大革命表现出环环相扣的四幕剧形式。按照勒费弗尔的说法，“第三等级并非是革命的始作俑者，贵族的反叛引导了革命，而人民则完成了它”。不过，新的商业流动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被他看作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可见，勒费弗尔继承了饶勒斯的学术观点，并且将其往谣言、恐慌和集体心态等方面加以拓展和加深。对除了他的史学观点以外，勒费弗尔还是一个精于搜集、考据史料的大家。他坚持说，“没有广博的学问和深湛的知识就没有历史”，对他来说，历史必须建立在博学（erudition）的基础之上。这种注重对史料的旁征博引，和对大革命发生之社会原因的重视可以说是传统史学的最主要特点，也是阿尔贝·索布尔所强调之处。至于阿尔贝·索布尔本人，则被认为是20世纪50、60年代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最杰出代表。在《法国大革命史》中，索布尔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了旧制度法国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叙事主线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个社会阶级的力量消长及相互斗争。他在书中最强调的一点，就是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不论是它的目的和结果，都是最终建立资产阶级制度。恰恰是这一点，是索布尔与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饱受攻击的一点。
在20世纪50年代，在英美史学界开始出现对大革命传统解释模式的质疑和挑战，这股风潮随后在法国发展出某种变体，并且最终形成一种修正主义潮流。1954年，伦敦大学法国史讲座教授科本（Alfred Cobban）发表了题为《法国大革命的神话》的就职演说，率先向传统解释模式发起攻击。科本认为，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所利用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其实是一种自证性质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体系使得大革命变成了一种过度概念化的东西，因而使得历史的真相被模糊了。虽然科本提出的问题缺乏实证，可是它却引起了英美史学界的很大反响。美国史学家帕尔默连同科本提出了“大西洋革命”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之下，法国大革命不过是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一系列国际革命事件的其中一部分，不应该被过分拔高。按照索布尔的看法，这种解释是希望抹杀大革命在经济、社会和民族等领域的全部特殊内容，要将“五十年来从饶勒斯到勒费弗尔的传统史学一笔勾销”。另一部分人，则把焦点放在了资产阶级概念这个点上。泰勒（George Taylor）的研究指出，在前革命时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并没有传统史学所相信的那样强大的实力，也不能用现代的资本主义理论削足适履地套用在18世纪末的法国社会上。而且，当时的法国社会也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明显的阶级分野。准确地说，就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其实是相互沟通的，资产阶级受贵族的生活方式支配，其最终的目标似乎是要成为贵族，而非继续扩大生产。因此，泰勒认为，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其实是由非资本主义（noncapitalist wealth）的力量掌控的。
这些对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批评，即后来被称为“后修正学派”的学者，直到1965年才在法国引起回响。当年，弗朗索瓦·孚雷（Francois Furet）和德尼·里舍（Denis Richet）合著的《法国大革命》一书标志着法国本土史家向传统史学发起挑战。关于法国修正学派和传统史学论争的具体过程，周立红老师已经有比较完善的介绍，所以笔者希望专注于对孚雷的代表作《思考法国大革命》进行叙述。按照莫娜·奥祖夫的看法，孚雷的史学观点在1978年前后比较明显的差别。在《思考法国大革命》出版以前，孚雷有两个比较重要观点。其一，他断言传统史学是一种“纪念性史学”，直陈索布尔等人是身陷革命者看法之中，为革命作宣传。他认为传统史学的一切工作不过是希望从内部复活、升华且纪念革命。而且在索布尔等人的描述中下，大革命几乎成为了法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必然论的产物。其二，孚雷认为大革命是一场从贵族革命“侧滑”到大众革命的事件，即著名的“侧滑论”。不过，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孚雷的看法有了很大修正。他和“侧滑论”决裂，转而强调大革命的连贯性，以及意识形态对革命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大革命在很多方面继承了旧制度的元素，并不是某种与历史完全断裂的变化，主张把大革命放回到历史过程中考虑。同时，他强调了大革命“构成了一种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意识形态”和“关于平等的了不起的文化动力”。在这方面，孚雷本人也曾多次承认，自己受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启发甚大。
不过，诚如马佐里克所指出的，修正主义学派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而且纵观《思考法国大革命》，我们可以发现孚雷更多地在讨论政治学和哲学概念，在历史学所孜孜追求的历史过程方面并没有太多贡献，甚至可以说他缺乏足够的实证作为论证基础。不论如何，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孚雷以及修正主义学派获得了巨大成功和广泛关注，并且最终被接纳为关于大革命的一种合理解释。更重要的是，修正主义学派关于政治的讨论启迪了后来的政治文化学派。
关于大革命的政治文化解释，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和林·亨特（Lynn Hunt）。罗伯特·达恩顿将目光放在革命前的书籍史和传播史。他的一系列著作着重通过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调查，去研究话语和仪式的运作机制、技术手段与所达到的成果。换句话说，他希望指出的是，不论经济、政治、文化，其根本都是政治权力的运作，而权力运作则为日后的大革命，营造了某种与旧制度理念相悖的新的政治文化。林·亨特关注更多的是革命后革命话语的普遍原则、革命象征物在历史过程中的实际运作方式与纪念革命的仪式。在她看来，法国大革命的贡献是对意识形态的创造和发明，因为它“开发了民主共和主义在民众动员方面的潜力，并营造了革命变迁中催人奋进的紧张气氛”，而这些元素都深深嵌入革命的记忆之中。正由于他们的关注点在于大革命前后法国的政治文化，其观点与旧的社会史又有较大区别，因此，根据林·亨特在1989年出版的《新文化史》，他们称自己的研究领域称为“新文化史”。与一些批评意见相反，“新文化史”似乎从不断言大革命只是思想上的革命，他们只是顺着孚雷的思路，将研究领域从精英集团的思想转到底层大众方面去了，并没有抹杀大革命起源的多元解释。
在这三个主流学派以外，我们似乎不能忽视了现代化学派的解释模式。现代化解释被认为始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本经典的著作中，托克维尔将关于革命的解释置于政治框架之内考虑，把革命归咎到君主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权力而摧毁了贵族等级，最终使得贵族成为法国的“种姓阶层”，被革命者抛弃。另外，他还提出大革命的意义在于国家力量的强化和集中，而不是传统史学所认为的资产阶级的胜利。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法国大革命演绎出一个悖论性的结果。此后，现代化学派最著名、最系统的研究，大概是西达·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了。下面，笔者将对《国家与社会革命》的内容进行概括。
二、该书的主要观点与创新之处：
在斯考切波的语境下，“社会革命”被看作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还伴随着下层阶级对上层的反抗。这个观点的创新之处在于，不像以前把这种转型看成是革命附带的现象的观点，它强调社会革命有其长时段的原因。它们产生于旧制度结构性矛盾的外化，而且潜在地继承了旧制度的遗产。贯穿全书，斯考切波都在批判关于革命发生方式的目的性阐释，她不认同在革命是一种有意识、有秩序的反抗活动（“事实上，没有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曾经以大众动员和公开的革命运动的方式‘制造’出来”）。她反对人们从最初发动革命的核心群体的一系列活动、意图或者阶级利益去理解整个革命。
斯考切波指出，国际环境和世界历史发展脉络对革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国际环境方面，主要包括了两个因素：一是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形成的不均衡性，二是由这种不均衡所衍生的竞争国家之间的国际体系。此二者既促进了革命的发生，也在塑造、导引着革命的过程及其结果。除此以外，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作者称之为“世界时间”）对革命也有着深刻影响。作者举例说，中国共产党最初的革命实践很大程度上就在仿效布尔什维克党人，以此来说明后打得革命可能会受到先发革命进展的影响；先发革命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供“盗版”的模型。
为了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国家需要执行两个基本任务：维持秩序，以及与其他国家竞争。为了强化自身的自主性，国家很可能会抽取社会资源来维系自身的强力运作——它有自己的一套运作逻辑和利益，不必和社会支配阶级的利益相吻合——这就会威胁到支配阶级的利益。因此，国家与支配阶级并不是浑然一体的。在作者看来，国家是自为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各社会阶级“争夺基本社会经济利益而展开冲突的舞台”。社会革命所带来的阶级关系的剧变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都和旧制度的崩溃与新政权的组织形式有着密切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阶级不仅仅代表这自己的利益，更是围绕着国家结构的变化在斗争着。因此，对革命的阐释，在斯考切波看来，应该放在国家的自主性的层面，而不是单纯的阶级利益分析。
在接下来对社会革命的具体叙述里面，斯考切波将这套理论框架融入到阐释之中，提出了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三、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的起因与结果：
笔者以为，在介绍斯考切波的叙事之前，有必要再次强调斯考切波对三国革命的总体看法。她认为，从前将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看成三个不同类型的看法是不足取的。法国、俄国和中国在其旧的政权、革命的过程和革命的结果中体现出了不容忽视的相似性, 从而足可以把它们视为同一个类型加以讨论并找出一种共同的解释，并能够揭示出某种促使革命发生的规律。
斯考切波认为，革命的起因有两个：一是国家与支配阶级之间本身存在的矛盾，二是国际性政治危机。旧制度的法、俄、中三国都是帝制国家，以农业为经济的根本支柱。在收取租税来维持自身运作这个方面，国家与支配阶级（地主阶级）是合作伙伴，但是，由于这三个国家都没有充分实现政府组织的官僚化，所以它们的政府难以充分实现中央集权，也难以使国家权力完全渗透到地方管理之中。因此，一旦国际性政治危机爆发（如北美革命战争、一战和中日甲午战争），政府在国际问题上遭遇失败的时候，国家就遇上了危机。国家的基本职能会要求它们进行军事强化和推行制度改革（如路易十六时期法国政府的财政危机、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的农奴制改革、清帝国一系列的自强措施），而这些都要求国家更多地抽取资源，改变社会现状；而支配阶级，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是反对改变社会现状的。这时候，国家与支配阶级的竞争关系就显现出来了。
由于旧制度国家未能完全支配地方，因此，假如地方上存在强有力的地主上层阶级，那么他们就很可能发动反对专制君主的现代化改革活动，希望自己取得政权。这在法国和俄国表现为“市政革命”，而在中国则表现为督抚们的“东南互保”以及地方团练的兴起与壮大。在这个强有力的支配阶级推翻君主统治以后，国家的行政和军事组织就会猛然崩溃，原来还能依靠军队维系的地方秩序也随之崩坏。斯考切波指出，这种革命还不能算是社会革命，而只是一种“政治革命”，因为它没有带来阶级结构的快速转变。然而，支配阶级的反抗促进了社会革命。从前，革命没有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旧制度国家的军队能够很好地维系整个地方社会的稳定。正如乔利（Katherine Chorley）所言：“一旦军队全力以赴地镇压反叛的话，任何革命都不会胜利”。可是，由于旧制度下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已经失效，支配阶级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在农民也随之起来进行反叛的时候，他们也就失去了抵抗能力。
那么农民为什么能够转变成为一种能够打击压迫者的力量呢？对此，斯考切波不赞同在其他解释途径中的核心因素——意识形态、相对剥夺尖锐化或者单纯的阶级剥削——的作用。反之，她强调农村结构的重要性。旧制度的法国和俄国本已在农村形成了村社结构。这种村社结构使得农民能够团结在一起，并且拥有摆脱地主及其代理人之监督和控制的自主性。而在中国，作者认为，是“共产党的军事和行政控制……地方政治最终得以重组，使得农民拥有历史上所缺乏的反对地主的集体力量”。当国际性政治危机和市政革命的爆发，原本驻守在农村的军队被抽走，形成了一个政治权力真空的状态，此时，本来固有的农村结构就会发生作用，农民就能够实现长期潜藏的起义目标。总的说来，即只有当处于现代国际竞争中的农民阶级碰上了革命性政治危机——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才会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
在成功的起义之后，旧制度下的官僚体制和专制君主政权让位于一种由大众参与的、有着更成熟官僚系统的政权。过去的特权阶级丧失了通过旧制度来控制农民阶层的特殊身份和权力；他们被“革命引发的政治冲突和阶级剧变”完全清除掉了。新政权也许会面临国内反抗势力和国外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立的国家组织通过革命的名义行使政治权力，调整行政机构和军队，重塑国家秩序，巩固由阶级剧变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正如亨廷顿所言，“一场完整的革命，包括新政治秩序的创立和制度化”；只有新政权能够稳定新秩序，那么才算是成功的、彻底的社会革命。
斯考切波敏锐地指出，由于国际环境的恶劣以及国内事态的恶化，新政权必须充分发动下层民众参与到国家事务之中。并且，为了在战时能够有效地控制社会和抗击国际竞争者，与旧制度比起来，新的国家组织更加中央集权，更加理性。（如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政治”、拿破仑政府、俄共与中共的政治委员与委员会等。）同时，作者也点明，我们应该要将革命的政治领导集团看成是国家的建设者，要认识到他们首先关注的是通过斗争来保持国家权力，而非只顾阶级利益。她反对将革命的政治领导集团仅仅看成是只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代表者，也反对将他们看成是贯彻某种意识形态的斗争者。最后，作者仍然强调了国内外政治环境的重要性。国内反动叛乱和国外侵略（或对外战争）是革命遭遇的危机，这些危机塑造着社会革命的结果。
在讨论社会革命的结果时，斯考切波认为，在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更加中央集权的、更加理性化的国家组织被保留了下来，“这些国家就更有能力控制社会，也更能独立自主的抗击国际体系中的竞争者。”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就是很好的例子。它缔造了一个既高度中央集权、彻底官僚化的，又能够广泛而深入地动员民众的政权。这种国家组织形式让绝大多数的农民能够参与到政权之中，并利用强制性权力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土地改革、五年计划等等）。
但三国革命的后果也有不同的地方,法国革命后,国家并没有推进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改造,而是竭力维护职业官僚制的国家,维护基于私有财产和市场关系的社会秩序。俄国和中国在革命后则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计划和控制。
四、观念、国家与社会革命：
无可否认，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为革命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然而，作者的理论和方法似乎留下了可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作者认为，要考察社会革命的发生的原因，必须注意三个因素：旧制度国家潜在的自主性、旧制度下传统的农村结构、国际环境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正是国家在国际争端上的失败，才使得了国家与支配阶级之间的矛盾表面化。支配阶级在推翻旧制度以后，难以控制经由农村结构组织起来的农民反叛，最终引发一场彻底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社会革命，一个更中央集权的、更理性化的、更强制性的政权出现。这种视角使得研究者可以从更加客观的层面去阐释革命，而不至囿于一味强调意识形态和革命者阶级利益的旧范式之中。它也回应了社会革命和旧制度并不割裂的观点：革命者要在旧制度的社会框架和国际环境之中采取行动，而革命发生方式本身在很大程度也受旧制度结构的决定。
然而，斯考切波绝对的非意识论结构和论证方法让笔者产生了一些疑惑。
首一，斯考切波认为，社会革命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国家行政组织和军队的瓦解。政府崩溃为农民的反叛提供了便利。然而我们需要问的是，国家行政组织和军队为什么会瓦解？革命为什么就在此时此刻而非彼时彼刻爆发呢？是否对意识的忽略会带来一定阐释上的困境呢？笔者试图从法国和中国革命中回答这些疑惑。
在地方特权、地方团体林立的旧制度中，法兰西国王作为一个超然的统治者，理论上他有将所有特权都收归王权的管理之下的权力。同时，绝对主义政府内在的整体化和同质化理念也与旧制度现状格格不入。然而，即便像路易十四，他也不能完全否认地方特权的存在。国王的一切行动都被限制在一个层累的传统里面。然而，自十七世纪以来，随着绝对主义政府对社会的不断渗透，启蒙思想逐渐萌发。哲学家们反对特权和滥用王权，提倡理性地处理人类事务。通过辞典编纂、沙龙、文学作品、政治团体等介质，启蒙思想不久就被旧制度下的贵族、官僚甚至是教士们所接受。整个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一种崇尚启蒙的风气。启蒙思想带来的理性与法律观念让这些把持着各个政府部门的上层阶级有了行动的合法性，他们以此来废除根深蒂固的特权。
我们看到，在旧制度末期，法兰西的政治体制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念同时存在——绝对主义和启蒙思想。然而两者并没有爆发很大冲突。不过，随着路易十六陷入财政困境，两种意识形态的的冲突公开化了。作为王权思想的对立面，启蒙运动的运作核心就在三级会议。在会议过程中，启蒙思想一直和王权观念相拮抗着。自三级会议召开以降，一系列的事件（如网球场会议、攻占巴士底狱、市政革命、农民反叛、8月4日之夜等）更加促进了启蒙思想的激进化以及加强了启蒙思想在社会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尤其是8月4日之夜，更是一次革命进程中阶级和观念的剧变。从此以后，特权被废除，一种基于启蒙思想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被确立起来。
笔者不厌其烦地简述一次大革命爆发的过程，就是想强调，在解释革命爆发原因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掉意识形态在其中的作用。没有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教士、官僚和贵族们很难会反过来去支持这个有可能威胁到自身地位甚至整个社会秩序的思潮。
我们再以中国革命为例子。作者在考察中国革命时，似乎忽略了引发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满汉畛域。在辛亥革命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满汉之别就已经被人们认识到。虽然清帝国的官方口径一直试图消除这种身份和社会特权的差异，但是汉人分明意识到满汉之间在仕宦、语言、住地、服饰等方面的明显差别，但是双方还是相安无事。甲午战后，满人被革命党人指责为国家的寄生阶层。通过革命小册子、报纸、杂志、演讲等等媒介的运用（如重新出版了《扬州十日记》），革命党人在满汉问题上不断唤起汉人的仇恨，尤其是对清朝开国时期一系列“惨案”的回忆。这些叙事虽然未必有实证，但是它们给汉人带来了极为强烈的冲击，他们的民族意识逐渐被塑造出来。本来可以接受的改良方法到现在被认为是清朝拖延时间和缺乏诚意的表现。很多学者都指出，革命党人对满人的指控，以及随之被唤醒的民族意识，是反清行动激进化和辛亥革命出现的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是革命党人成功而不是其他势力呢？假如我们单纯地从社会、经济结构去分析，那么革命似乎并不是一种必然的后果：当时社会上还存在着各种政治势力，而且地方督抚手中还掌握着大量军队，同时，也没有大量农民配合革命行动。然而，革命党人却成功发动了新军，最终取得政权。假如没有意识形态的改造，很难相信由清帝国训练出来的新军竟会投靠“革命乱党”。
由上述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表达要求历史行动者的实践，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践又被之前的意识形态事实所塑造着（就像启蒙思想对8月4日之夜的促发作用一样）。斯考切波对意识形态的评价或许显得不充分和不恰当。虽然群众的行动既可能是自为的，也有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意识形态一旦成为了一种结构，那么它就会被社会（即便不是全社会，那也会是社会大部分）所执行。斯考切波的谬误也许在于她将国家过分地物化了。不像作者所认为的国家诞生于纯粹“非意识化”的结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所塑造的产物。它也是被有主观意志的人们所建构出来的政治体，并且人们在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也会受到以前的结构的限制。另外，斯考切波更重于分析三国革命的前因后果，而对革命过程中的舆论导向、大众心理、政治党派之间的相互攻讦等元素却着墨较少。诚然，正如斯考切波所认为的，她不能同意“聚合—心理学”等一系列解释模式，但是我们似乎难以否认因果之间的中间部分在革命解释上的重要性。缺乏对事件执行者及其观念、意识的考察，单纯的国家和国际情势的解释方法，难免会有决定论的色彩。而且，正如上文所述，斯考切波对观念的忽视也使得她难以解释革命为什么会在此时爆发、为什么会以这种形式爆发等问题；只有回到生活在那个历史场景下的人的观念世界中去，我们才能够比较完满地明白这些问题。
其二，斯考切波在著作中所用的方法似乎也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问题。史学界中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主流解释大概可分成三家：经典马克思主义学派、现代主义学派以及修正主义学派。作为现代主义学派的一员，斯考切波是在托克维尔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革命解释。她赞同托克维尔的观点，认为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更加中央集权、更加理性的、更加官僚化的国家，而革命只不过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片段。虽然她对革命原因的看法却与托克维尔不同（斯考切波更强调社会结构和农民因素），但是作者还是认同托克维尔的经典解释，将法国大革命看成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工具。不过，现代主义学派的难以解决的一个难题恰恰就是长时段的因果解释。由于跨越的时间太长，这些因果解释很难通过实证研究去检验，只能用一种宏观概括的角度去把握。这就要求观察者有最为敏锐的判断力。可是，即便如托克维尔也难以平衡宏观视角和单个历史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例如，他笔下“自由”、“平等”思想好像是一些自己能够行动的幽灵一样；它们能够自然而然的进行渗透，与其执行者似乎毫无关系。革命实际参与者本身的意图似乎也和大革命脱节：大革命有自己的生命，能够自我演进，历史参与者只是一帮对此一无所知的配角而已。这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斯考切波的解释之中。斯考切波摈弃了革命发生方式的目的性视角，将革命爆发的原因归结为国家的制度结构和国际关系两个因素。然而，这种方法未能观察到历史参与者本身的意图和表达。深受启蒙思想感染的革命者通过政治宣传、创造象征物、举行仪式等活动，想要重新建立一个和旧制度完全割裂开来的新社会。在此过程中，不同人关于社会契约的不同界定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派别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表达是导引革命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这些人有明确的意识要去改变社会。法国大革命并不仅仅是一场关乎政治、阶级、经济的社会革命，还是一次思想的彻底转变。前三者的剧变和历史参与者之间有密切联系：观念与社会现实、意图与社会结构等关系让人们意识到观念在革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尽管革命者们的观念未必能直接指向革命的结果，但是笔者不能认同斯考切波将观念和意识置之不顾的做法，因为人始终是所有历史的实际参与者。也许正是斯考切波对国家现代化观点的过度拔高，使得她的解释未得完善。
除此以外，假如我们执意挑剔，那么历史比较方法似乎也是一个能被批判的对象。在书中，斯考切波为法国、俄国、中国的革命建构了三个因果解释的类型，运用求同法和求异法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将其归入一个“社会革命”的解释模式之下。同时，她也援引了英国、普鲁士和日本改革的例子，来说明三国革命的相似性。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将它们的独特性加以忽略。她明确指出要承认法、俄、中三国在革命爆发前的社会结构、革命参与群体以及革命结果的在细节上的不同，但是总的来看，它们最初都因国家组织的瓦解和国际情势而爆发，最终都导致了更加中央集权、更加理性的政权的诞生。
但是，这种对解释模式的比较却容易导致在细节问题的处理上出现瑕疵。举例来说，正如丹尼斯·史密斯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时间跨度长达40年,显然与斯考切波对社会革命“迅速而根本的变革”之定义是不相符的。另外，作者对中国革命的论述似乎和自己排斥观念和意识的观点相左。正如作者所说，“游击队也可能会是打家劫舍式的、散兵游勇式的武装团伙”，这种地方力量是难以取得农民支持的。农民关心的首先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们常常害怕城市里的军队来拉壮丁或者地方上的土匪来收保护费。中共意识到，假如要避免自己落入“流寇主义”，只有整顿党和军队的思想：自中共成立以来，党内的几次整风均有此目的。与苏俄红军里的党代表不同，中共的办法是在军队中设立党委和政治委员，让这些党干部“侧重于教育所有军队成员团结一致，完成党的目标……淡化军官和普通士兵之间的地位和待遇差别，同时强调普遍的思想意识忠 诚”，而且作者认为，“上述一切是必须的”。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到作者无法否认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且，从中国的发展历程去看，左倾、右倾的错误都是通过整风得到解决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坐拥再次凸显：假如没有这种良好的自我纠错系统，中共很难在国军和日军的围剿下凭借老百姓的支持而生存下来。比较历史学难以刻画这些历史细节，最后只能将它们当做是不符合模式的偏差因素予以舍弃。这样的舍弃似乎给关于革命的解释留下了瑕疵。
五、结语：
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最值得学界重视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关于革命爆发原因和革命结果的新解释。首先，她主张把国家看成是独立于支配阶级的、拥有自己“潜在自主性”的组织。其次，她又认为革命的所谓“导火索”是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失败；这种失败招致了支配阶级发动的“市政革命”。正是此二者的结合，为社会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条件。最后，作者的历史比较方法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宏观而全面的历史解释图景，让人印象深刻。 - 在第三代革命理论中最为著名的斯考切波（Skocpol）从社会结构来分析革命现象。她认为革命是发生在特定的结构性情势之下，是多种社会力量在某一历史时刻复杂交织的后果（比如农业社会的结构、国家的结构、精英的结构、国际压力）。当各种力量在某一历史时刻的“接合”（conjuncture）就导致了社会革命的生发。这就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各种因素在接合（conjuncture）过程中的“权重”（weight）如何？或者说各种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因变量。第二，这个理论中没有一个清楚的解释项。（解释项是各种力量吗？还是结构？还是“接合”？）
不妨回忆一下最基本的“理论的建构”（construction of theory）。一组（套）相关的通则（a set of interrelated generalizations）就形成理论，相关的通则是解释政治现象的通则。好的理论不仅有逻辑上的关联性，而且能够经过经验的反复验证。解释一个现象需要两个概念，即解释项概念与被解释项概念，倘若两个概念间有某种关系（因果关系、或然与相关关系）即形成通则或假设。概念（concept）是给予政治现象一个名词，解释项（explanan）也是一个概念，也就是一个政治现象。
如果斯考切波提出的是一个理论，被解释项（explanandum）是“革命”，解释项则是“革命”的原因，按照斯考切波的意思，原因是“各种力量的接合”——根本就不能构成解释项（因为不是一个概念，不是描述政治现象的名词，“各种力量”还是概念，但“接合”导致革命就有问题了）。退一步讲，就算这是一个革命理论，那么也缺乏预测性，因为它不能预测什么时候会发生革命，只能是在革命之后解释说因为存在这样的社会结构所以革命了，事后诸葛亮而已。
Notes:
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吴文程著：《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比较政治理论的检视与批判》，五南出版社
- 斯考切波强调“结构性视角”，既反对此前美国学界流行的把革命原因归结于某种单一意志因素，也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教条倾向。她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大规模社会革命是结构性矛盾的产物，换言之是“发生（happen）”的，而不是“制造（make）”出来的。在这种前提下，斯考切波对法国、俄国和中国三种类型的社会革命进行了清晰的对比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这部著作的确构成了Tocqueville《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二十世纪的回声。
然而，如果说斯考切波继承了Tocqueville对法国旧制度社会结构的实证研究态度的话，她却放弃了对形而上立场的探索，尤其是面对Tocqueville提出 “法国革命是以宗教形式展开的政治社会革命”的著名命题采取了有意疏离的立场。在斯考切波的著作中，意识形态因素只占据了非常次要的地位，在全书中只有短短一节。斯考切波承认，雅各宾主义和马列主义都具有世俗的极权主义外观 ，但同时又认为，把革命意识形态当做行动蓝图看待的逻辑主线经不起考验。
在法国-俄国-中国比较线索的必要性上，斯考切波坚持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进路，在她看来，三个国家可比较的基础是，革命都发生在曾经富裕的农业国家里，旧制度都是原生型官僚独裁制，都突然面临外部的军事竞争压力，从而导致国家机器丧失能力和下层民众的普遍反叛，从而造成了危机的结合点（conjuncture）。但是，她一直警惕唯意志论的立场同样导致了这些因素的机械化，虽然斯考切波对相关因素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充满弹性的分析，但是对意识形态因素的有意冷淡，不可避免地导致她的分析带上了冰冷的命定论色彩。
此外，作为1970年代的美国学者，斯考切波的研究也难免带上了身份和时代的痕迹。就前者而言，法国、俄国和中国都不是她的祖国。作为一个纯粹的旁观者，斯考切波可以用一种解剖小白鼠般的冷静进行分析，但由此导致的问题是缺乏对更加偶然因素的同情性理解。就后者而言，问题主要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余波未尽，某些结论显得过于匆忙和武断，并且带上了左派学者的浪漫化倾向。例如她认为，在极权共产主义统治之下农民生活日益窘迫的论断是不正确的，“中国革命的史实就证伪了这种肤浅的论断” ，然而，后来陆续披露出来为人所知的若干重要史实如1959-1961年的大饥荒恰恰证实了这种论断，而斯考切波在著作中对大饥荒只字未提。事实上，中国农民境遇的真正改善始于1980年代初，而这已经是斯考切波著作出版之后了。
此外，虽然她曾经提到不能把中国革命的结果描述得过于浪漫化，但当时一代美国学者对中国革命和文革的浪漫化想象仍然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她的判断。作为历史事实的文革或许过于切近了，她的著作只有轻描淡写的提及，但同时又认为中国革命的意义之一，在于破除了韦伯提出的“革命总是强化官僚统治模式”的命题。就中国而言，这种意义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证实，但是否构成了核心意义，仍然是件颇为可疑的事情。
-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美）西达-斯考切波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
本书作为第三代革命研究的代表，对之前的聚合-心理学理论、系统/价值共识理论和政治冲突理论进行了批评。聚合-心理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托德-格尔从人们卷进、涉入革命、对抗性运动的心理动机的角度来解释革命。核心概念“相对剥夺感”，意即实际享有的现实状态和人们预设的期望值之间存在差距，由此产生的潜在的挫败感成为革命的理由之一。以梯利为代表的政治冲突理论，认为能够发起政治行动的主体是那些能够有效组织起某一团队并拥有某种资源，一般的个体或者团体很难发动革命。所以，在梯利那里，他利用了两种一般性模式，政体模式和动员模式，前者的构成要素包括政府、有实力的竞争者，后者则是权力竞争者。在作者看来，“不管是格尔还是梯利，他们都将革命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事件，都运用政治暴力或集体行动这类普遍性理论来解释革命”。而系统\价值共识则趋向的是由社会系统失范产生革命的需要，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这样的动态过程。作者认为，这些视角的缺陷在于把革命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某一个方面，带有唯意志论和目的论的色彩。为了弥补这些视角的缺陷，作者认为，“需要分析者采用一种非意志论的结构性视角来分析其原因与过程”，还要把国际结构纳入考虑范围，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国家本身带有自主性，有其自身的利益取向。
作者指出，革命的条件——共识的消退，竞争集团争取支持者，对群众不满情绪的引导似乎太过于强调“大众的选择在决定革命情势是否发展”。这一理论前提已经排除了其它结构性因素的介入，而如何发动群众却成为了革命的全部理由。作者认为，“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之间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构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要素才能更好地解释革命。但是，毋庸置疑，发动群众是革命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作者比较了法国、俄国、中国革命，并总结出三国革命的相似点，同时也比较了日本、英国、普鲁士等国家的革命，同以上三国进行比较分析。这里，我还是比较关注的是她对中国革命的解释。
在农村，分散的农民无法以一定的形式组织起来，这种原子化的存在方式使得农民彼此孤立，无法整合起强大的能量。士绅在农村所扮演的是组织者的角色，他在一定程度上集合了农民，比如通过集镇的方式，促进商品流动和人际往来。在晚清时期，士绅的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清朝无法凭借朝廷的实力镇压各地的起义，就只能依靠由汉族士绅团体所领导的地区性军队，比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地方税收、地方行政权力逐渐为士绅所有，而朝廷对地区的控制能力则越来越弱。所以，一旦各地士绅对朝廷的不满累积到某一程度时，革命就要爆发了。尤其在1900年之后，民族主义情感的蔓延、外敌的入侵，这些都促成地方性学会的形成，并发展成为对抗朝廷的力量之一。作者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就无法撇开士绅的作用。但是，士绅内部存在的利益分化和机会主义心理，也注定了无法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控制住革命之后混乱、分割的局面。
在作者看来，事实上，“中国士绅在历史上依赖于中央集权的、相当官僚化的帝制政权。中国没有一个全国性议会将来自集市社会的支配阶级的代表联结在一起”。也就是说，随着帝制的消亡，士绅也走向了历史的没落之路。“只有帝国政权统一的行政和强制权力，才能给士绅和支配阶级地位提供某种长久的后盾”。失去了后盾，那些高于地方的有组织的政治势力就会给士绅带来决定性的攻击。乱世之中的盗匪、流寇也成了士绅的威胁。对“社会性盗匪”的关注，也成为后来革命的重要源泉。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那么经过一二十年的等待，更为浩大的社会革命的展开对士绅这一古老的“支配阶层”开始了致命性的打击。
- 人们为什么起来革命？当我们检视世界漫长的历史，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着生活在中国大地上坚忍沉默的农民和他们的生活时，这个问题看起来更加不那么简单和引人入胜。这是斯考契波的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以引人关注的原因之一，而本书的副标题“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更为这项工作的显著性增添了砝码。
斯考契波在她的书的开头便指出，在现代历史上，社会革命发生的极少，然而却意义重大。在她的分析中，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部分地实施革命的是自上而下的阶级反抗。”这一定义直接表明了斯考契波与采用其他视角的革命研究者的关系。她接受了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影响，虽然批评马克思将国家仅仅看成是社会经济的附属，但却非常坚定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变迁和阶级分析工具，将阶级冲突作为革命发生的重要背景。同时，她也同聚合-心理学理论与系统价值共识理论分道扬镳，她既未把革命视作政治暴力或集体行动这样的普遍性事物，也不考虑文化、意识形态等观念性的影响，在历史观上，她似乎直接师承了其师巴林顿•摩尔，视社会结构为决定性的因素。对于政治冲突理论，她尽管在书中以最多的篇幅进行了批评，但是同在一种结构主义视角下，她借鉴了政治冲突理论中革命形成的机会结构理论与资源动员理论，并以此形成了她最为核心的分析框架。
这些理论和方法上的取向初看来并无新意，但斯考契波却用自己对于国家地位独到的见解将这些理论与方法连接成一个强大的、极具包容性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她把从18世纪到20世纪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放在一起来进行讨论，这是以往的革命研究无法做到的，在强调革命的阶级性质的理论中，法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不可相提并论，在其结果上法国和中国、俄国的革命也差异巨大。只有在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下，此三国的革命才显示出相似的一面，它们都是在既有政权面对危机寻求变革中出现的，革命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对于国家权力的争夺和对国家制度的重建，而在结果上，它们都建立起了强大独立的主权国家。国家中心主义这种理论取向，在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已初露端倪，正是在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下，摩尔才能越过自由主义传统中将革命视作仅仅具有破坏性和毁灭性力量的看法，看到革命在扫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但摩尔并没有清晰的形成他的国家中心主义观念和理论，到了斯考契波这里，国家中心主义才被明确的提出和论述，并作为核心的线索清晰完整地体现在她对于革命的解释中。
在国家中心主义的视界里，国家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冲突发生角逐的场所和平台，国家有着自身的存在逻辑。国家是一整套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它负担着维持对一定地域内的人口进行统治的职能，对内维持稳定，对外抵御侵略。而要维持职能的执行，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是维持国家组织有效运行的基础。也因为此，国家有着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自主性。在发生革命的国家中，国家与支配阶级的激烈对抗最终导致了国家权威的衰落和国家的崩溃，新的力量重新开始组建国家，所不同的是，重建国家的方案，从理性化的改良到激进的革命。然而在国家机构碎片化和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情况下，革命是动员资源结束混乱最为迅速的办法，也就成为建国的当然选择。
必须一提的是，以上关于国家中心主义的革命论述，已经超出了斯考契波在本书中的意指，这也正是邹谠对于斯考契波本书的主要批评。斯考契波的国家自主性，仅重视国家组织与支配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关系作用，被用来解释革命机会产生的结构性原因，以及革命的后果，而未将人们在结构影响下的选择纳入考虑，没有论述革命在国家重建的跌宕起伏的过程中的作用。国家中心主义视角因而未被贯彻始终，这造成了她书中一个重要的自相矛盾，即她声言革命是到来的，不是制造的，然其对革命过程论述却到处显示革命中人的选择重要影响。
在国家中心主义的框架下，斯考契波再一次运用了比较历史分析寻求最大相似性的求同法——与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的做法一致——以一种方式叙述了三个国家的革命故事：以原生性官僚制为特征的传统的强大的农业国家，突然面临着来自现代世界的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威胁，传统的国家政权为应对挑战，必须加强它的资源汲取与动员能力，在国家试图从社会获得更多的资源时，不可避免的与支配阶级产生矛盾，这样，“外部力量引发的危机与结构性条件与趋势相互强化，造成了一种危机的结合点”：旧制度下的集权国家机器丧失了能力，下层阶级尤其是农民普遍的反叛以及动员大众的领导人竭力巩固革命性国家权力。革命的最终结果，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以及将大众结合为一体的民族国家。
我们可以将法国、俄国和中国分别放入这个大叙述中，讲述它们各自具体的故事，这正是作者和她的老师坚持的比较历史分析法的灵活之处。杜赞奇曾在一篇文章中极其精妙的道出了各种历史叙事的纷繁复杂，“故事有新有旧，其中的故事又会讲述其他的故事，故事与故事之间跨过国族和暂时的边界互相渗透，一些故事与处于支配地位的故事同质，而另一些故事却与之矛盾，而且还有后继故事的出现，把那两种故事构筑在一起。私人故事在另一些故事中对外公开，也总有一些故事力图将其他一些故事纳入其中，而且还有各种不同的讲述故事的方式。”由此，他提出必须寻找到一种“以简洁的方式叙述复杂的故事”的方法，而斯考契波的著作在这方面显示出了最有价值的潜质，尽管简化必然有着种种问题并会引来批评。
中国的故事首先是从帝国的权力与社会结构开始的。斯考契波与摩尔的差别之一，是她更加细致更加深入地对于中国的社会生态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了重视和讨论，吸收了众多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的观点和见解，比如中国的农业经济的特征造成的周期性的人口过剩与贫穷、中国的士绅阶层在国家政权和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中国农民反叛的传统对于旧制度的影响以及帝国的税收与财政问题在危机中的呈现等等。清朝政府在面对外来挑战时，并未如一般的成见所以为的那样骄蛮自持、坐以待毙，而是进行了各种积极的变革。以国家视角观之，它要处理内忧外患，就须要加强自己的行政与军事能力，而这不可避免的须要加强国家对于社会的渗透和对社会资源的提取与动员，正是在这样的国家需要中，中央政府与中国社会的支配阶级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地主阶级开始走上反对国家的道路。在这里，保路运动成为一个集中体现这种关系的标志性事件，它所促发的反抗和革命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中国上层阶级在20世纪对于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控制表现在从曾国藩、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到后来的军阀割据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种势力，斯考契波以“士绅的政治化”这一概念进行了概括。国家的分崩离析，成为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武装势力以及农民的武装组织的活跃的舞台。在结构主义的视角中，这些有组织的组织并不是经过理性的选择而组建的，而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影响下自然生发出来的。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中渗透的努力，损毁了保护农民遭受残酷的剥削的温和的地方绅士的村社权力，而起而补充这个权力空隙的，并不是国家的行政体系，而是更为残暴的地方豪强，他们垄断了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力，扮演同国家官员类似角色，农村中传统的文化权力网络遭到破坏。农民的反抗并非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阶级抗争的色彩，斯考契波也指出，那些最普遍和最有效的组织起来的农民反叛，针对的是帝国政权的官员，而士绅的政治化以及如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导致了农民针对国家官员的反抗最终指向了地主阶级。另一方面，国家行政军事力量的衰微，使得国家无法为地方士绅和农民的生命财产提供有效的保护，士绅与农民便只能被迫自己组织武装进行防御，这种武装最后合掠夺性与防卫性的功能为一体。
因此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政治，正如斯考契波正确的观察到的那样，是以王朝衰落、经济困难、农民困顿、社会性盗匪蜂起、地方民团、匪帮和军阀以及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军队之间的暴力冲突为基本特征的。在这种政治—军事分裂的背景下，国民党和共产党都选择了以革命重新统一国家权力、建立新政权的道路，所不同的是，共产党认识到了与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性匪盗势力联合，建立一支能够夺取和维持地方行政区域的红军的重要性，由此开始了整合农村武装组织、以自己的权力结构替换村社原有的权力结构、重构农村社会经济、动员农民的性社会革命的实践。
现代民族国家最根本的特质在于它的渗透性，国民党的失败源于它的权力控制仅限于城市，因此由盛转衰，而共产党却通过动员农民，将权力的触角伸到了最基层的村社组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集中与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最终完成了国家的重建。与斯考契波同时代的研究中国革命的学者塞尔登，得出了与斯考契波十分一致的结论，他的著作《延安道路》，也以一种结构主义社会学的视角，考察了中共在延安的一系列政策和改革的社会生态背景和对于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在一系列政策和斗争中，中共最终将游匪性质的游击队改造为纪律严明的红军，在农村建立起一套复杂的行政体系，打破了原来农民社会经济的封闭与保守，把整个农村社会纳入它的行政体系的控制中。
尽管许多人批评斯考契波对于历史的认识过于简单，赵鼎新还直接批评她居然用晚清的社会结构分析中共革命的背景。但是仔细看来，倒是赵鼎新对于历史的看法过于简单。清朝帝国衰落与崩溃的历史遗产波及深远，而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延续与变迁自有它上下相承的历史逻辑。更何况斯考契波讲的是一个国家权力从崩溃到重建的故事，是国家由传统的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故事。她一开始就写到，社会革命值得特别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于民族和世界历史具有重大意义，还在于它所带来的独特的社会政治变迁模式。以后来人的视角观之，她所说的独特的社会政治变迁模式，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革命建国的模式，她的著作为人们重新思考社会革命提供了新的起点。这样一部有力但不完善的作品，无疑已经启发了众多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而且还会继续激荡更多的研究兴趣。
- 可能会有删减吧？！
是赵鼎新著作中引用过的，感觉思路有新意
这套书都很有吸引力！
只是太贵了
但物有所值吧！ - 上学期修“比较政治经济学”课的时候总听朱老师和同学提到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于是产生了强烈的阅读欲。从图书馆借出来两次，但都因为当时上课任务比较重加上还有很多事要干而放弃了，这次终于下定决心拿出两天时间将之看完。这本书是斯考切波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该书出版后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并且得奖无数，作者也因为在本书中对国家的重视，成为后来所谓“国家回归学派”的代表人物。而她在书中运用的结构视角、国际背景分析等也是比较政治学分析中常常被人忽略的，而作者将之融为一体，更凸显出本书与过去研究的不同和创新。
以往的研究将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视为不同的三种类型，认为法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则是无产阶级革命，而中国革命除了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外，还具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但作者则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三者具有许多共同性并且可以归为一类，因为所有这“三场革命都发生在富裕而又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农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曾被殖民者征服。它们的旧制度都是原生型官僚独裁制，而且都突然面临经济上更为发达的军事竞争对手。……外部力量引发的危机与结构性条件与趋势相互强化，造成了一种危机的接合点：（1）旧制度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丧失了能力；（2）下层阶级，尤其是农民的普遍反叛；以及（3）动员大众的革命领导人竭力巩固革命性国家权力”。正是因为这些特征，使得法国虽然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但却与英国革命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革命也具有和其他民族解放运动不同的性质。另外，作者还对以往的革命研究进行了批判，以往研究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聚合-心理学视角，代表人物是托德.格尔；系统/价值共识理论视角，代表人物是查默斯.约翰逊；和政治冲突视角，代表人物是查尔斯.蒂利。这些研究视角虽然各不相同，但也有共性，其不同点体现在，第一种强调民众因为相对剥夺感而产生暴动的动机，第二种则认为革命来源于公众对政权的合法性认同消失，转而寻求新的政治认同，第三种则认为革命来源于不同政治集团为争夺权力进行的斗争。分析这三种理论可以看出，前两者都强调民众的主观动机，后者虽然重视结构性的冲突，但最终也回归到主观意识领域，因为他们之所以冲突以及动员的可能性也是因为主观意识不同。并且这些理论都有从一般性的角度定义革命的倾向，从而将暴动、政变以及社会革命都划到分析的范围之内。而作者反其道而行，在本书中突出强调结构的重要性，认为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阶级结构以及国际环境对革命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并且将社会革命严格限定在产生重大社会、政治变迁的革命的范围内。她分析指出，这三国之所以产生社会革命，是因为这三国都发生了原有的行政军事体制发生崩溃，支配阶级反对国家，并且受到强大国际竞争对手的威胁和攻击，使得国内产生革命性危机，而农民的暴动使这种危机向社会革命转化，在革命力量的引导下，最终这些革命导向了建立新政权并进行社会变革的道路，在革命领导者的领导下，进行了革命性的国家建设，建立了新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从而实现了社会政治变迁，也就是实现社会革命。在分析过程中，作者还高度重视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的重要性，她认为国家具有潜在的自主性，而非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有时候会与支配阶级发生矛盾，并且常常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损害支配阶级的利益，并且在革命过程中国家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过程，它对革命的成败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应该看到法国、俄国和中国从宏观角度看都与作者所描述的路径相符合，但是，这种分析又显示出难以进行一般性应用的困境，因为正如作者所言，这种社会革命并不常见，能够选取的案例也很少，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作者的这种分析是否就是仅仅基于既有的这三个例子，并且也只能应用于这三个例子，这样的话作者从这三者中归纳的模式就没有停留在归纳层面，而无法将之扩展应用。正如作者在结论部分所承认的，在其他类似的社会革命中，也就是后来的亚非拉国家发生的社会革命中，又具有与前三者不相同的特征，并且与作者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另外，作者在定义革命性危机的时候也有一种事后诸葛亮的倾向，作者将那些能够发生社会革命的政治、社会危机成为革命性危机，换句话说只有后来发生了社会革命的危机才能成为革命性危机，这就使得判断出来事后归纳和总结以为没有任何理论意义。因为同样程度的社会、政治危机，如果因为各种其他条件的不足而最终没有导致社会、政治变迁，则成为不了革命性危机，显然就会降低了原有危机的严重性，而这与实际情况是不同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作者强调革命发生原因的结构性特征，但这不能因此就否认人的能动性在促进革命的重要性，同样的革命条件下如果革命的领导人缺乏能力和进取意识，或者没有前进的方向感，则很难促成革命的成功，或者会将革命引向脱离社会革命的道路。在历史上，是存在很多类似的革命条件，但最后成功的革命却不多，这与领导人（或许也跟反革命一方的能力有关系）的能力有着紧密联系，这也引出了社会大背景下的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性，毕竟领导人的主观意识也来源于当时条件下的社会意识，总而言之，不能忽略意识层面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所言“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领导力量如果薄弱，那就会丧失革命的有利条件。
本书的性质应该可以算作对社会革命进行的研究的史论性著作，是历史与理论的结合，但其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理论层面，通过重新界定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归类，来揭示这三国革命的原因、过程及其影响，并提出国家在这个过程的独立作用。而就历史学价值来说，本书相对没有什么创新，毕竟作者使用的都是二手资料，而没有产生什么史实上的新发现。所以在阅读本书的时候需要重视的是作者在历史描述的过程中所力图揭示的理论意义，作者将这个分析过程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社会革命的原因，第二部分是结果。在第一部分，作者分别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产生的具体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三者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性，并举出在类似条件下没有产生社会革命的日本和普鲁士的例子，分析其没有产生成功的社会革命的原因。就法国而言，在波旁王朝绝对主义统治下，贵族等阶级（他们靠年金、捐官、地产和领主特权的混合使用而致富）被剥夺了权力，但当法国面临外部危机并亟需获得财政资源的时候，他们逼迫国王召开三级会议，并利用这次机会削弱了国王的权力，甚至将其行政、军事体系加以摧毁，从而产生了革命性危机。而中国在清朝末年，因为地方士绅势力（一方面与地主有密切联系，一方面又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进入政府的途径）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建立了地方武装，而政府军的战斗力下降进一步提高了地方的相对优势。在清末新政的过程中，地方要求进一步实施代议制度，扩大他们的权力，这与清朝中央政府产生了矛盾，最终由于保路运动进一步损害了地方势力的利益而激化了矛盾，最终地方势力收回了对清政府的支持，清朝中央政府土崩瓦解，中国陷入到一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之中。俄国的情况则表现在国家的权力巨大，贵族只能依附国家而存在，难以与之对抗，但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得统治者亟需变革，而废除了农奴制度并进行工业化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贵族掌握着政策执行的权力，所以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证，而国家则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而削弱了实力，军队已经瓦解，农民的反抗意识不断高涨，从而产生了革命性危机。这三个例子表明，国家因为种种原因失去继续进行统治的强制力和实力，而支配姐姐则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但也面临着农民暴动的威胁，国家强制力量的瓦解也降低了支配阶级维护自己利益的力量，加上外部威胁的加深，使整个国家进入一种革命性危机中。与之相反的是日本和德国，前者没有能够进入政权的地主阶层，掌握政权的是专门化的武士阶层，他们进行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从而使国家走上了富强的道路，官僚体制得到巩固，军事实力也大增；而德国（特别是普鲁士）的体制则表现为容克地主虽然有着重大的政治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作为国家派往地方的代表，因此与国家的利益有着密切联系，并且容克地主的商业化运作使得农民很难发生政治暴动，因此也就提高了国家的稳定性。因此国家废除了农奴制之后也并没有产生巨大的震动，国家行政机构和军事机构也照样运转正常，掌握在国王的手里。因此可以看出，国家行政、军事机构能否稳定、支配阶级与国家之间孰强孰弱等都对革命性危机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当革命性危机产生时，农民一旦暴动，就使得革命性危机转化为现实的革命。这也可以看出农民暴动在革命产生过程中的重要性，法国表现为农民反抗领主的斗争，俄国则表现为农奴的激进起义，二者之所以能够产生暴动与其社会结构有关，二者都有村社能够将农民聚合起来，农民在村社中拥有公共土地，并且受公选出来的领袖的领导（他们与国家行政人员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利益），容易产生革命性行动，而中国则没有这种村社组织，农民虽然也有宗族组织，但这种组织更多的是承担文化使命当然也有公共设施建设的功能，关键的是他们的领导人是士绅，后者与政权有着密切联系，常常作为政权的代理人，因此很难在农民与国家的矛盾中支持前者，因此中国的农民起义常常表现为一种走投无路的暴动，并且随着规模的发展壮大，农民起义吸收了大量士绅阶层，从而使起义道路转向了王朝战争的老路，而难以建立维护农民利益的新型政权。
而就革命的后果而言，作者将其注意力主要放在国家建设层面，并重视政治领导集团的作用，作者发现，这三国的革命领导集团大多来自边缘集团，并且受到现代高等教育，因此具有较为超前的意识，这也有助于他们将国家引向新的发展道路，他们在各自国家进行了国家新政权的建设，使之更加官僚化、集权化，也更具有独立自主性。法国在经历了短暂的自由主义阶段之后逐渐重建了国家政权，并且地主阶级的特权得以废除，农民获得很多好处，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也获得了有利的发展空间，从而得以顺利发展。俄国建立了高度极权的政权，在原有的重工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重工业，党的机构通过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来掠夺农产品的剩余价值来补贴工业发展，从而极大的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虽然也学习苏联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但由于与农民的传统联系，使它更注意缩小和控制不平等，从而没有产生类似苏联的那种官僚体制和专业管理模式。
作者运用大量篇幅进行了长时间段的历史描述，来揭示这三个国家的社会革命演变过程，即革命性危机的形成、革命的爆发、到革命后国家政权的建设等阶段，总而指出这三国的共同特征。这三国在旧制度层面有着很多的共性，因此在面对外部威胁以及内部危机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类似的反应，从而揭示出社会政治结构和世界环境对社会革命进程的巨大影响。与此同时，旧有制度和结构以及国际环境也对革命的后果产生着巨大影响，这三国虽然通过革命实现了社会、政治的巨大变迁，但都不是凭空出现的，需要从过去的结构中寻找原因上的解释，而其他国家要模仿他们走过的路，则要么需要具备类似的条件，要么创造类似的条件，而这些都是极难产生的，因此这三国走过的道路就有了特殊性，恐怕这也是之所以作者的理论没有普世价值的原因之一吧。不过，作者的分析并非毫无意义，毕竟，作者的一些分析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能找到类似的表现，并且作者通过揭示这三国革命的原因和过程，可以为其他国家的现政府预防革命或者反对派发现革命条件提供参考。
《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
作者：[美]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 译者：何俊志 王学东
目录：
译者序
序言
导论
第一章 解释社会革命：现存理论的替代模式
第一节 结构性视角
第二节 国际与世界历史背景
第三节 国家的潜在自主性
第四节 比较历史方法
第五节 为什么是法国、俄国和中国
第一部分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因
第二章 危机中的旧制度国家
第一节 旧制度法国：波旁绝对主义的矛盾
第二节 清帝国：从天朝帝国到帝制垮台
第三节 帝制俄国：一个落后的大国
第四节 作为反例的日本与普鲁士
第三章 农村结构与农民起义
第一节 法国大革命期间农民反抗领主的斗争
第二节 村社革命：俄国农民的激进主义
第三节 两个反例：没有农民造的英国和德国革命
第四节 中国农的软弱与士绅的脆弱
第二部分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后果
第四章 变革的内容与路径：聚焦国家建设
第一节 政治领导集团
第二节 革命意识形态的作用
第五章 法国“现代国家大厦”的诞生
第一节 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第二节 1789年社会革命危机的影响
第三节 战争、雅各宾派与拿破仑
第四节 新制度
第六章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出现
第一节 1917年社会革命危机的影响
第二节 布尔什维克为掌权而斗争
第三节 斯大林主义者“自上而下的革命”
第四节 新制度
第七章 中国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的兴起
第一节 1911年之后的社会革命形势
第二节 以城市为基础的国民党的盛衰
第三节 共产党与农民
第四节 新制度
结论
参考文献
本书表格与图形
表格
地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379千字
- 想写书评但书放在办公室里了，全凭记忆来了，如果有记错的地方欢迎指出。
上发展研究的老师曾经给学生放过一段Skocpol的采访录像，其中谈到她那本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出版之后引起的巨大争议。“正统”的社会学家认为她研究的case太少变量太多，因而不科学（失去了太多的自由度）；区域研究专家和历史学家则质疑她对于史料的解读能力。这其实很形象地说明了社会学的历史比较方法所面临的两边都不讨好的困境。然而真正对于学问有追求的人都是喜欢到那种更容易被K的领域里去做研究的，所以这个领域虽然不像能够比较方便地堕落成批量生产的定量研究和能够比较方便地堕落成讲自己故事的定性研究那样吸引数量庞大的拥护者，但总是不断有聪明人飞蛾扑火地献身其中。所以咱们还是好好看看吧！
作为Skocpol的博士论文，这本书写得相当规整。导言里总结了此前分析革命的诸多理论框架，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错的没用的或者不够完整的。 Skocpol认为之前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是意志论的倾向（voluntarism）。这些人往往夸大了革命发生过程中的人为因素*。但革命不是人为制造的，而是社会结构性的变化自然而然造就的。第二是没有考虑国际关系。革命虽然发生在一个国家之内，但是往往是受外部因素影响的，这点不能忽视。第三是关于国家的理论。Skocpol认为国家既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纯粹是统治阶级用来控制社会的工具，也不像另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纯粹是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斗争的战场。恰恰相反，国家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各个社会阶层的结构，有着它自己的利益取向。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不是个问题，革命当然既有社会根源，也是人为创造的，偏重于结构论的解释和偏重于意志论的解释都有合理的地方。第二个问题讲得不错，但是这样的分析思路应该不是Skocpol首创，在Skocpol之前的Cardoso在写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的时候，就指出既要分析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它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关注这个国家国内的社会阶层结构，因为这两者往往是互动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第三个问题倒是说得极有意思，细细想来这观点其实非常深入人心。好比我们平时经常会说“国家的能力”，如果我们认为国家完全被统治阶级（又是个讨厌的词，什么是统治阶级，到底有没有统治阶级，够讲上半天的）所俘获，我们就应该说“统治阶级的能力”。如果我们觉得国家的所作所为纯粹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果，那就根本不存在“国家的能力”的问题，好比斗兽场里只有人关心人的能力和兽的能力，没人关心“斗兽场”的能力。（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大概是协调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的能力了吧。）
全书比较分析了法国、俄国和中国三个国家革命发生的原因（产生的结果我一时还没顾上看）。这三个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发展进程，但是 Skocpol告诉我们，它们的革命发生的背后，有着极其相像的机制。这个机制简要来说有三点，一是国家当时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二是国家内部一个掌握土地的上层阶级，三是使得农民组织起来参与反叛成为可能的社会环境。简言之，巨大的外部压力，比如军事战败，会迫使国家希望通过现代化改革从而获得更大的从社会调动资源的能力；而这种改革的意图又注定会损害到掌握土地的上层阶级的反抗，因为在这样一个零和博弈的过程中，这个阶级的利益会受到损害；于是这个阶级会想方设法阻挠改革，又因为他们在国家内部往往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的阻挠不仅仅使得任何改革的设想都不可能实现，反而全面破坏了国家和政府的组织机构；再加上适宜农民造反的社会环境，这三个国家想要通过政府自上而下施行改革而完成现代化的转型，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然后她就从三个国家里把和这些因素相关的东西都挑出来讲。俄国的例子有点特殊，因为俄国的上层阶级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而国家前番是成功地将改革推行下去的。Skocpol似乎是说这个改革只是一部分成功，而且俄国当时面临的外部压力实在太大了，于是第一个因素把第二个因素给补偿了一点。很多人觉得俄国放在这里有点让人感到不爽。其实这还是方法的问题。如果说刻板印象的定量研究是从理论出发找问题找变量再找经验材料来证伪，刻板印象的质性研究是从经验材料出发找变量再做适当抽象上升为理论的话，Skocpol这种研究应该是在理论和经验之间来来回回移动的。（巴比那本方法教科书上写的所谓归纳和演绎，应当受到批判。实际情况里没哪个人是按照他说的那种方式来做研究的。）Skocpol做的这种研究实际上是需要在具体的历史细节和抽象的理论叙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当然这平衡做得是不是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啦。
继续说方法的问题。Skocpol这本书主要用的方法是method of agreement。简言之，就是挑出几个case，然后说虽然它们之间有那么那么许多的不同，但是在关键的几个问题上有共通之处了，于是最后的结果就相同了。（三个因素导致了最后成功的社会革命的发生）当然其中也夹杂了method of difference。简言之，就是挑出几个case，然后说虽然它们之间有那么许多相同的地方，但就是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有了差别，于是最后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比如她比较了中国和日本，说日本当时也面临国际压力，但是天皇就成功地推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两个国家的差别并不在于日本没有一个掌握土地的上层阶级，而在于这些人在中国显然比日本的那些人在政治上更要有影响力，所以即使日本那群人也拼命抵抗，最后改革还是成功了。当然这method of difference并不是很纯粹，因为Skocpol也注意到，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和中国是不能比的。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上来讲，method of agreement要比method of difference更加有效力，但是世界不是为我们研究者准备的，哪那么容易就找到两个其他所有方面都想同，而只有某一方面不相同的case呢？况且，说其他方面都想同，这到底是真的都很相同的，还是你硬把它弄得相同了呢，还是你不知道有很多地方不同呢？所以method of difference其实需要排除很多可以替代的理论，而这又是非常困难的。
在Skocpol这本书出版之后，包括她本人在内的很多社会学家都试图对于社会学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做出一些规定性的解释，这些人似乎认为，有一件尤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解释这种只有几个case的比较研究（small N analysis）和定量统计研究（large N analysis）之间的关系。去年读过Mahoney的很多文章，讲的都是这些问题，比如怎么解决失去过多自由度的问题；而KKV的书里也做了很多规定，比如你不能用dependent variable来挑case。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以定量研究的眼光来分析Skocpol的这本书的话，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定量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case之间应该是相互独立的。而法国、俄国和中国三个国家革命的发生当然不是独立事件，且是相互影响的。再比如定量研究要求independent variables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因为如果你把相关度很高的变量同时扔到回归模型里，就会夸大某一些变量对于最终结果的影响。而Skocpol所用的三个变量不但不是相互独立的，而且之间有很大的关联，而且，这个关联正是她要强调的东西。其实我内心一直非常阴暗地认为，以定量统计的标准来要求历史比较研究，是一种自讨苦吃的行为。当然包括研究者在内的人们往往都是趋利避害的，于是，在这种巨大的阴影之下，人们往往会选择走捷径，或者做出“无历史”的历史比较研究来。
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是收集数据的技术，同时也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种观念。历史的方法和统计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南辕北辙的两种观念。前者强调具体的事情和细节，理论先行倒常常成为一宗罪过；而后者往往把不同的人和事都当成同质性的原子来看待。比如社会心理学家常常发问卷问人们最近你是不是经常感到很高兴，答案是很高兴、有点高兴、一般、有点不高兴和很不高兴。至于每个人说高兴背后可能存在的两万种理由，以及对于同一种情绪不同的人可能会产生的两万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都是被研究者忽略的。简言之，你说你高兴，我就认为你高兴，并且，和另外两千个也回答我很高兴的人完全是一回事。这对于经常喜欢说你们说的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或者你们说的这个在我们这里行不通的历史研究者来说，是很荒唐的事情。而历史比较研究既然被弄成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多少也得沾染上一点社会学家自讨苦吃的寻找recurring pattern的坏习惯，所以好些时候是要做出些让历史学家看不惯的事情来的。比如那批人在中国叫gentry，在法国叫另一个名字；在中国通过科举考试在国家做官获得政治影响力，在法国通过花钱买职位或者跟人家结婚来获得政治影响力。这两个虽然表现截然不同，但既然要比较，就对说它们其实是一回事了。这个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justify，其实是让所有研究者和评论者都感到很头疼的问题。
讲句玩笑话，我看这本书的时候产生的最大的疑问，就是她到底在讲孙中山领导的那个革命呢，还是讲后来共产党领导的那个革命？毕竟她的很多分析实在是太像后来Presenjit Duara那本Culture Power and State里面描述的国家试图将基层权力官僚化以适应现代化发展需求，但不但没有做成反而让原先那些既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庇护当地百姓的 gentry统统没得活路，后来搞出一批只为自己谋利的brokerage，为共产党日后发家创造了极佳条件。而这些都是发生在民国的事情。清末政府确实也曾谋求改革，而这真的就是后来社会革命发生的原因吗？
还有，Sinem说这书写得有点tautological。因为她曾经看过一本比较土耳其和埃及的革命的书，认为革命发生的原因是外部压力和内部的上层阶级，而没有农民参与反叛的社会条件。因为Skocpol定义社会革命的时候就说只有自下而上闹起来的那个才叫社会革命。而土耳其和埃及当时确实不算社会革命。所以，我们觉得可以这么说，造成革命的原因是外部的压力和内部不肯配合的上层阶级，而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环境是否允许农民反叛行为的产生，是影响革命的形态的因素。
写得乱七八糟，见谅。 -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本书可谓恰当,晦涩难懂处遍布全书,当然,这些都是细节上的,全书的架构还算清晰.
作者的观点给我启发,国家与支配阶级的区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感觉作者的观点有问题,作者在书中能够说明的只是在遭遇国外军事挫折和压力要到一定程度,或者支配阶级在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掌握上强大到一定的程度,国家革命才可能发生.但是这种程度怎么衡量,却必须根据史实,发生了革命的就达到了这个程度,没有发生的就没能达到.
- 近五百年来的各国历史，基本上就是它们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这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荷兰、英国、美国、日本等海洋型国家的转变完成得比较顺利，而三个大陆型国家法、俄、中，则都是在经过长期痛苦、代价高昂的流血革命之后，才最终脱胎换骨，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重新组织。
从长远来看，现代化是各国无法避免的命运，而且它一旦开始，就是不可逆转的过程。这种压力迫使各国都“趋同进化”——犹如哺乳动物海豚为适应海洋环境，也不得不像鱼类一样进化出流线型的身体。大陆型的法俄中三国，传统上却都是有国家无社会，社会本身无法顺利主导这一转型，结果在压力积聚之下，社会重组往往以革命的突变式剧烈冲突来实现。
法俄中的三次革命，由于其震撼性的规模，都在爆发之后就引发了世人巨大的争议，并成为其他国家革命的原型——这也就是革命的输出。而在那段极端的激流年代里，时势也创造出无数英雄，在历史舞台上的上场令人眼花缭乱，他们的传奇也是一代代人的话题。因此历来讨论这三大革命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要高屋建瓴地把握这三大革命的脉络，殊非易事，但本书的作者办到了——这也无怪此书当年一出版就引起了极大轰动。
斯考切波避免了冗长的历史追溯，只比较讨论两大要点：即革命的原因和后果。从根本上说，社会革命都是对危机的反应。在法俄中三次革命前，这些国家都深陷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政府已经无力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使其统治的合法性遭到严峻的挑战及质疑。在这个时刻，全社会都认识到必须作出某些变革，但此刻政府却已处于一种极危险而尴尬的境地：拒绝变革不可能使局势好转，而接受改革的结果，则往往是“改革摧毁了改革性政府”。历史无数次证明，一个坏政府开始改革的时候，是其最危险的时刻。
一般而言，人们总倾向于认为革命的成功是革命者推动的结果，但事实上，它可能更大程度上是旧有的政治秩序崩溃的结果。革命者只不过把成果“在大街上顺手捡起来”罢了。由于革命本身针对的是一个无法有效行使职能的政府，其后果是革命中重生的新国家组织往往比被推翻的制度更强固而集权。这在心理学上是一种“弑父”行为，然而却总要重新塑造起一个更为强大的父亲形象。这几次革命都经历了“不成功的反革命”阶段，即遭受国内外敌对势力围攻破坏的时期，但其结果却常常是反而巩固了新政权。
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变迁，本身就要求打破各种传统秩序，在这第一阶段，往往是建设跟不上破坏，如中国的民国时期，每一代人都惟恐破坏得不够，以至最终演变为“破四旧”，要把传统完全破坏之后再进行建设。这种激进主义的结果是导致在向现代化的演进道路中，未蒙其利，却先受其害。然而这样一种“革命性破坏”的思想之所以为全社会所接受，乃因深重的社会危机使人们完全丧失了对传统的信心，以及政治秩序崩溃后人们对解决现有问题的急切心理。
阿伦特曾说，尽管美国革命造就的后果要好于法国革命，但成为现代革命原型却是后者。这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作为一个大陆性的农业国家，法国远比美国的情形更为代表性。的确，法俄中三次革命都带来了剧烈的长期社会震荡，而新的天堂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至少法俄在革命政权巩固后，都没有声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平等化倾向。然而，更深的意义在于：国家的整个转型已经完成重生，现代化在政治上的首要特征——国家主权的合法性不是来自神授，而是来自本来属于人民的世俗的认可——已深入人心，社会和政治组织的重组也已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是本国“结束革命的革命”，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在此后的现代化时期内不再出现，也不可能再次摧毁社会，而是经由一系列“没有改革者的改革”逐渐导致的变革。幸运的是，我们正目睹中国走在这条正确的轨道上。 - 最近读的一些书，稍作评论，，贻笑方家。
1、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http://www.douban.com/subject/2048787/
这本书是早就久仰大名，台湾桂冠的版本http://www.douban.com/subject/2282531/当然是看不到的。所以上海世纪的版本就成了目前的选择，无须多言，书是好书。特别是以前只能在唐士其老师等人博士论文或者专著里看到的支言片语的论述现在能够窥得全貌实在是幸事。可是，还是那句话，翻译实在是无法容忍。也许是我对于何先生的博士论文感冒的原因，所以看他译的特别仔细，生怕像读他博士论文一样，读了半本书也不知道写什么。
这次，何、王二先生，犯的错误不可谓不低级。也许是我错怪他们，可能是输入的人输错了。第一章注释，倒数第二个，或是第三个。亨廷顿居然写过一本《变化社会中的政治权力》。还有后面一些章节也有错，记得不太清了。错译人名也有，Frederic Wakeman,Jr按照音译的确是可以译为魏克曼，但是人家有中文名，叫魏斐德。
关于这本书本身，我读了之后发现，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水平高。而且作为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她的理论也仅仅是一说。对于何先生的译序，我还是持保留的，不能说斯考切波是第三代革命研究，所以必然就比第二代高明。译序没有明说，但是溢美之词还是很多的。
所以，这倒是要很严格的看请，对于这本书的内在理路，我想读多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人，会有熟悉之处。当然作者也坦言，马克思对法兰西的斗争以及列宁的对于考茨基的批驳也构成了她著作的理论来源。
因此，不是我们现在读马克思、列宁太多，而是太死，太僵化，太教条。在斯考切波的论述里，像普朗查斯、密里本德等人的“国家相对性”理论都以为理论基础，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丢到爪哇国去了。
更多连载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87330/
- Xiaohong Xu（2013）用组织理论分析共产党为什么在五四运动时期take over已有的社会运动组织，在中国扎根发展起来，提出是否具有ethical activism是这些组织正面回应共产党吸纳的因素，并提出frame resonance和group discipline是其中协调的过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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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貌似今年芝大北京中心开Workshop听了一个芝大姓徐的PhD Candidate讲了一个差不多的题目~而且貌似用的也是组织方法~ - 我手滑点成评论没用了。。。怎么改啊
- Mahoney的书，除了写方法的那些，有人要看吗？他按照自己的方法做出来的那些研究，价值被人认可了吗？北美社会科学里专门生出一群搞方法研究的人，这是最大的笑话。
- @mujun 我不知道呀，其实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有large-N的人闲到写文章来批评比较历史这回事情。。。James Mahoney的价值还是长得比较帅！
- 那是因为比较历史的那帮人闲到要声称自己特科学。。。
- 今天凌晨半梦半醒之间，恰好听了Tilly在youtube上谈他自己的研究历程，及对社会学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回答。http://www.youtube.com/watch?v=hlJVsMOyb_I （分很多小结）。 好像谈的比较简单，但听得出他研究的重心从因果到机制&过程的转变。
你有时间能否总结一下，“比较历史著作里讲到印度的现代化和国家构建进程”，的心得啊？最近同一些印度做文化研究的人一起做项目，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 - 2013-10-11 20:42:50 伯樵•阿苏勒
Xiaohong Xu（2013）用组织理论分析共产党为什么在五四运动时期take over已有的社会运动组织，在中国扎根发展起来，提出是否具有ethical activism是这些组织正面回应共产党吸纳的因素，并提出frame resonance和group discipline是其中协调的过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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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貌似今年芝大北京中心开Workshop听了一个芝大姓徐的PhD Candidate讲了一个差不多的题目~而且貌似用的也是组织方法~
那个是徐进（Xu Jin），这个是Yale的Xiaohong Xuhttp://sociology.yale.edu/people/xiaohong-xu
看来两个人做到一块去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其中一个要杯具 - 学了比较政治，没想到还有比较历史。。。。
- lss, Xu Jin是具体怎么做的呀？Xiaohong Xu的那篇Belonging before Believing是发在ASR的，而且似乎是得了当年ASA某section Best Student Article的奖的。
- @tinkie 嗷，居然现在才注意到你这条留言。。。谢谢推荐，我们上发展研究老师也让我们去看那个视频来着。
关于印度的国家构建，其实我读印度的书也很少。。。我指的应该就是我读的第一本讲到印度的书吧，Bendix那本比较历史研究http://book.douban.com/review/3837862/ - 有空跟你细讲徐进的做法~
- @秋江 我似乎还保留过一份徐进的draft，回头找找在不在。姑且先看一些他summary：http://cas.uchicago.edu/workshops/eastasia/2013/05/21/may-28-workshop/
- 作者的求同求异法说的很不同，但后面的内容貌似有点乱
- 感谢熊猫，我最近也在写和她有关的review，你这篇文章很有学习价值
- 你接触的文献好像很偏某一类啊。
- 全是一个书单上的。
- 这个“生态”社会危机听起来根本就是马尔萨斯的翻版嘛。
- 所谓的“事后诸葛亮”是没有问题的。
就我的理解，一般而言，政治学理论的主要作用都是对既存现象和历史的作出解释。
如果它能解释的了，那就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理论了。
至于能够预测，当然是锦上添花。 - 同意她的一些观点以及分析逻辑有点像托克维尔的旧制度，斯考切波这本书精彩的还是第一部分对国家和社会革命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以及第二章对于国际竞争以及由国家自主性造成的支配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反叛等论断。。。。不过后面几部分对于法国、俄国、中国的革命结果并不完整。可能是由于社会学的宏观比较使得一些史料细节被忽略了~不过比较历史研究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中算比较难的。。。斯考切波的这本书属于当代比较历史做的非常好的了
- 有深度，就有空间
- 原先也对这套系列的书眼馋过，但读过几页后发觉翻译的实在是有点。。。而且，死贵。
- 像这样历史性著作，翻译差点还可以接受，如果是哲学类的，就恐怖了……
- 真的二天就看完了啊
- 这本书比较好读些
- 朱老师，pku的朱wenli老师么？
- 恩 想看··· 不过目前看过翻译最差的还是特纳的那个教材···
- 我想开始讲的是孙中山的革命。边缘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策动的农民革命（以农业为国家主体经济），但是实质并没有针对地主阶级（也就是gentry），根本矛盾解决不了，所以以失败告终。这场革命导致的结果是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并且成功建立国家政权。
如果没记错的话书的最后不是有提到这些分析并不适用于其他社会革命的分析，比如说保加利亚啊什么。也就是说……基本上说过等于没说过。 - 对方法论的评述很有意思。
- Skocpol对于三个个案之间互不独立的问题，也还是做了一点交代的。在她的框架里，以国际关系的压力，着重分析了各个国家发生革命的先后，以及先革命的国家对后来者的影响。Skocpol觉得只要考虑到这个变量，互不独立的问题就被圆滑地解决掉了。当然到底解决没有，大家也都有数吧。。
- 有没有英文版的？
- 同问啊！有没有英文版的呢？有的话加个q：286138704
- 对于世界法系的划分，有所谓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的划分。大陆法系重逻辑体系，海洋法系重经验判例。
是可谓政治理论的一个法学注脚。
要注意的是，日本不属于海洋法系国家。 - 没有一个国家的主权成立的时候会说它是不合法的，因为法律是它制定的。
- 日本法律体系学德国，它是大陆法系国家啊。
- 1.德国算哪种例子呢？
2.最近在想，与其说洪宪帝制失败源于民心的失去，不如说更像柴宗训的退位。20世纪中国的很多时间，还是武力第一。至于人民的认可的重要性，比帝制时代是强化了，可也并没有足够决定性的地步。 - 我也对国家持有谨慎的乐观～hoho～
- 破坏不能结束破坏，建设才能~~~
- 英美法系和民法法系！大家都很专业哦！
- 革命没有分类，
偶然性因素太多，与末代统治者的政治智慧有很大关系。 - 1。
（RE: 2008-09-12 16:07:38 陆压 1.德国算哪种例子呢？
德国属于后发的。）
2。
（RE：
2008-09-12 11:18:56 那曲的爪爪 “现代化在政治上的首要特征——国家主权的合法性不是来自神授，而是来自本来属于人民的世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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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举程序有问题，可以说它的主权是合法的吗？）
3。大致赞同“‘在大街上顺手捡起来’”，革命的作用容易/往往被夸大，当然夸大有时候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文化和制度的循序渐进的建设是最重要的。
4。
（RE：“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在此后的现代化时期内不再出现”。）
那要好好界定下什么叫“现代化时期”、“现代性”又是指什么。
Q1。台湾是英美法系的，对吗？这样猜测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的领导人总是喜欢引用前领导人的事例用来作辩护，呵呵 - 红楼梦里面，探春理事也是要参考旧例的。这种成份我想中国不少
- 回复楼上，叉出去关于法系的问题。
是这样的，这可能和过去这可能和僵化的体制有关系吧（“变通”也得要个先例），也部分地和制度不健全有关系（不时就有什么“严打”）。那么，为什么那时候却学了法国，是不是说英美法系更适合中国实际呢？当然，1。也许本来两个法系也在融合中，2。也不一定有什么非改不可的（是否有实际的具体原因）。 - 有切肯綮。所有的合法性均是历史的合法性。人们在变化面前，通过回忆历史借鉴经验营造和现实的差异感，并趋向保持这种差异，或者讲引领和服从这种变化。根本的重组本身也是有合法性的赋予的，也是有特定环境下的思想决定。这种思想群体的积淀是根本的稳定力量。是出入经济文化当中的一种似乎更为基本的东西。这种基础是引起变化的一类。另一些则更关乎实际的生活状态。而中国的特殊性确实很难被否认，这种特殊性带来的差异使人们从历史坐标观照现实中获得的安慰被冲淡。这种运动的感觉，可能正是在社会变化期间，个体对整体环境的多种判断之一。不能否认差异中的所有可能性。当然对于稳定性的群体认同感也是寓于其中的。这种认同不仅仅是因果律的简单认同，毕竟很多情形下因果律是开放的，不是与环境封闭的。也正是这种开放性带来了几许不确定感。更重要的不是简单的判断正确与否，而是保持一种包括历史在内的时空变化连续性，认同感。至于现代化这种目的意义的概念界定，和变化的形式，及可控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某种形式的重复是一定会出现的。人们反叛着创造历史的同时也是对历史的某种借鉴。历史是被不断认知的。
- aha不会是译者吧？呵呵
“当然对于稳定性的群体认同感也是寓于其中的。”历史的直观/通俗的理解，也是合法性构建的重要力量，因为合法性也需要广泛的共识基础（特别是当沟通越来越扁平？）。
“保持一种包括历史在内的时空变化连续性”，重要。 - 你们说的东西都是概念图像，根本上是一些图形逻辑，根本没有把握到本质的东西。
你们如何运用这些东西去指导社会实践呢？
丝线绣出来的马只是一只死马。精通分析思考的人运用这些理论来控制社会，恐怕最后的结果就是， 社会成了一部机器马，有高科技的构造，动力却是来自在滚轮里面奔跑的老鼠，这只马也会走，也会跳，不过仍然是只死马。
还我活马来～ - 奴隶，我看到了奴隶。
- 我觉得重要的不是大陆和海洋的区别，更不是法学的区别。如果说革命是终结革命的运动，那么法律不过是确定“法律”的条款。
为什么英美等国转型看起来更容易？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还处在以资本制为主的时代，资本制重视资本，货币财富，而货币财富是商业的产物。海洋国家多半都高度依靠贸易，因此它们更 容易接受这个时代。
但需要说明，我相信资本制只是一个历史阶段，即使没有下一个历史阶段，那也只会是因为人类把自己毁灭了。否则下一个阶段一定会出现，因为资本制几乎疯狂的将一切转化为财富，但地球，环境却是有限的。
如果下一个阶段会出现，那这些国家是否还会站在领头地位呢？我很怀疑。
还有一个问题，谁说这些国家的模式就是“成功”的呢？中国有两句矛盾的古话，“不以成败论英雄”和“成者王侯败者寇”。其实两句话都有道理，只不过面对不同方向。我们没法不关注现实，关注现实的时候，成王败寇确实是真理，我们必须重视它。但我们也不得不考虑更多，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不按照成王败寇的道理去看问题。因此，现在的成功，也许包含未来的失败——当然，之所以考虑这一点，因为我们必须着眼未来，如果你不想未来，当然没必要这么考虑。
好比说日本吧。表面看，二战前日本就大体完成了工业化，而现在又是高度发达的国家。但尽管日本在国家结构上转变得很成功，却不等于在每个领域它都同样成功，就个人和社会来说，我觉得日本依然是很落后的。从封建武士到忠君再到忠于公司，日本人进步了多少呢？
在我看来，楼主绝对正确的强调了社会这个关键因素，社会的造就是很复杂的，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没有一个优秀的民众群体，社会又如何能实现进步呢？ - 楼主，日本不是盎格鲁撒克逊系国家，是典型的大陆国家，日本陆军搬德国的操典，日本商法也是抄德国的，日本企业的形态也类似德国，日本的道路也和德国类似，虽然它是个海岛国家。
- 我复印了英文版可一直没有看
不如看一下她的老师巴林顿莫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 看来这本书不需要买了，可以省些银子了。
- 英文版的应该是最好，摩尔的书我也有中文版，也还读过。八十年代译的，连注释也没有翻译出来。学术规范不行。
- 翻译也没楼主说得那么糟，大体可看。至于这本书本身，价值还是蛮高的，斯考切波的贡献，恰恰在于强调了国际压力以及国家自主性对社会革命的影响。作者对国家自主性的研究与马克思、列宁的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理论，有根本的区别。
- 楼主觉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翻的怎么样啊，我怎么觉得读起来也好累啊
- 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是用非常浅显的英文写的，所以翻译得不可能差得一塌糊涂（如福柯的《性经验史》的大陆译本），也不可能很出彩。
至于这本书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所以大陆版的翻译得算是没有大过，也不算好。个人还是喜欢桂冠版刘北成的译本。
本书的水平确实和它的重要性相比就差了一些。而且在涉及中国的部分里，感觉过于类似中国的官方高中历史课本，有些地方明显不了解真正的史实。
另外，大陆版本的在关于中国的一部分里，译者还煞费苦心，在说了CCP一点点不好的地方加个“此处与史实不符，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一直是……”的译者注，我真是替译者感到累。 - 一定程度上讲，《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是八十年代的产物，在满足求知欲的层面是达到了预定要求，但是却忽略了学术规范，注释一概没有翻译，另外在潘维的《农民与市场》一书中略微提及到，《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译本的翻译，最后部分甚至是把意思给弄反了。
- 弄反了会是什么样？
还好，《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我当初干脆就没看完~ - 对于中国革命的分析比较一般。
- 觉得某些地方可能还不如施拉姆这些人的分析。
- 一定程度上讲，《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是八十年代的产物，在满足求知欲的层面是达到了预定要求，但是却忽略了学术规范，注释一概没有翻译，另外在潘维的《农民与市场》一书中略微提及到，《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译本的翻译，最后部分甚至是把意思给弄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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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就反着读吧，当初我就觉得肯定是弄反了 - 刚买来.....
- 这本书翻译的时候删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