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中的變遷

出版时间：1993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  作者：金觀濤,劉青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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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1840-1956): The Fate of Its Ultrastable Structure in Modern Times
金觀濤、劉青峰著
By Jin Guantao and Liu Qingfeng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專刊（一）
1993　21×15厘米　平裝本　534頁
國際統一書號：962-201-619-7
定價：HK$120／US$18
本書是作者探討1840至1956百多年間中國社會宏觀結構變遷的最新著作，觀點新穎並富挑戰性。作者不同意海內外的流行見解，即把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視為傳統社會的斷裂，而認為共產黨建立的政權不過是傳統的某種變構。作者企圖超越國共兩黨和西方學術界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解釋，用大量史料證明，傳統深層結構如何左右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其實是超穩定結構在對外開放條件下的行為模式。
中國近現代史風雲變幻、撲朔迷離，本書則簡明清晰地勾畫出社會變遷的主線，以新的視角來考察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
本書行文流暢、通俗易讀，並附有百餘統計圖表，不謹適合於歷史學、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的學者閱讀，而且也是廣大中學歷史教師和學生不可多得的參考書

用户评论 (总计55条)

•   　　看了真是长见识，对于国共之争的胜败原因真是分析的透彻，没有简单的纠结于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军事将领们神乎其神的指挥艺术，多的不说了，大家好好看吧。想想高华的书，联系起来看更有醍醐灌顶之感。突然之间想到了在亮剑中看到的一个情节：军事学院院长（原型当然是刘伯承，但真实的历史中，刘帅是否说过这些话就不知道了，或许是作者借书中人物抒发自己的感想呢）教训李云龙等三人，国民党的失败在政治上是必然的，但在军事上却是偶然的。 另外，咨询一下，听说这本书有删节，真的吗？那有谁看过港版的，介绍一下吧！下次去香港，一定多买几本书回来，对了，还要买表，还要买奶粉！我们这的生活真是太有特色了！
•   　　　　读《开放中的变迁》，一开始略有些不习惯。从小被官方精细而完满的历史解释方式灌输到大，对于这种新的历史观还一时不能很好的接受。而我也因此无法从书中固有的历史观出发来对其进行理解和评价，而是更多的时候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发来对其进行观察、评价，也生成很多批判性的看法。更可怕的是，我虽然不断在书本和课堂上接触着官方对于中国历史的解释方式，但这些接触都并不系统，加上把握如此长时间历史的巨大难度，我对这本书的基本轮廓和“超稳定结构”理论与传统观理论的区别都不是十分清楚。虽说这种不成熟的看法不应该被呈现在课程作业当中，但一切问题若是不见光、不揭露就永无解决的一天，所以学生斗胆在这里提出自己的看法，望老师和诸位同学斧正。
  　　　　首先，《开放中的变迁》一书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观——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相对于以往的“断裂说”，“超稳定结构假说”对于中国的古代和近代史来说是一种更为宏大、贯彻一体的理解。书的最后一章“大历史观”对这种假说进行了系统明了的表示，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的历史，无论古代史还是现代史，都处于在社会整合程度的两个极端（统一和分裂）之间来回摆荡。全书基于这个理论，将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部分现代史贯穿，形成了规模宏大的“超稳定结构”的历史说，突破了以往“断裂说”对我国近代和现代的划分。
  　　　　从整体结构上看，《开放中的变迁》包括十章，基本采取总-分-总的结构，对我国近代史给出了焕然一新的解释。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之战，到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再到辛亥革命、抗日运动、国共之争，本书都从其独特的视角给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而学生认为，其中比较重要而精彩的，一是在于第一章的总论和第十章的总结，即对“超稳定系统”的梳理，这个理论为我们解释中国历史史的连续性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也从传统历史中初步抽象出了中国一体化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组织耦合性；二就在于第六章到第九章对国共两党的成败分析，这也是对意识形态—社会组织耦合理论的具体应用。该理论对我国近代历史的成功解释，也反过来印证了理论的正确性。另外，也正因为第六章到第九章的分析，本书似乎增加了一些政治权术分析色彩，较普通的理论著作更加吸引人。
  　　
  　　　　读过本书，我基于自己的理解对本书逻辑进行了一定的梳理，产生了如图一所示的本书基本理论结构图。“超稳定结构”理论的产生，要归结于以往“断裂说”解释上的不足：无法对新中国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等具有封建倾向的运动作出说明。为了克服此困难，作者提出“超稳定结构”理论，以超稳定结构下两种行为方式的一端描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特点，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阶段纳入到理论体系内部，又通过意识形态—社会组织耦合理论的辅助，对古代史、近代史进行具体分析，赋予“超稳定结构”理论以完整性、普遍适应性。
  　　　　在第六、七、八三章中，作者以具体的历史分析强调了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的耦合对社会整合的重要性。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统一，原因就在于中央政府将意识形态很好地与社会组织耦合，从而提高动员力，牢牢控制住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保障了对整个中华帝国的整合。国民党改组后的三民主义、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走的也都是这样一条道路：在建立基本意识形态认同的基础上成立基层党组织。这种“列宁式政党组织形式”，在20世纪20年代这样一个多元的环境中维系住了党组织的意识形态认同，加上意识形态与组织结构的耦合系统，中国社会由多元走向整合。而在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导致国民党政权走向最终失败的首要因素，也被作者归结于这种一体化结构的失败。一方面国民党尽量划清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使得三民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动员力、组织里减弱，另一方面倒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无法紧密控制广大农村基层，导致整合力、动员力下降，再加上抗日战争的过度动员、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方面的竞争，国民党最后落得退守台湾的结果。相对于国民党的最终失败，共产党的成功也是建立在超稳定系统的成功构建之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儒家化扩大了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基础，将广大农民纳入到理论体系中；另一方面，共产党组织体系成功地达成了对广大农村基层的控制，在儒家化马克思主义的耦合下成功提高了动员力，最终取得胜利。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意识形态—社会组织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国共斗争的结果，同时也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超稳定结构”的说服力（我觉得同时也对超稳定系统进行解释）：正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的相互适应（按作者的话，“耦合”），才能维持超稳定系统的进程。“超稳定结构”理论及其内部的“意识形态—社会结构耦合”理论作为本书的两大亮点，在全书对中国历史延续性的宏大论述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和运用，感谢作者的努力，我作为读者获益匪浅。
  　　　　虽然《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的论述已经相当完善，由于理解能力不足或者读书不够认真，我对作者的解释仍然有部分问题存在。首先，我认为，本书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各种论述（包括超稳定结构理论体系的建立）并没有完全突破官方的理论解释。作者所构建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官方意识形态，也就决定了本书的理论内在和官方解释有很大相似性。本书所构建的意识形态—社会组织耦合理论，在具体解释过程中并未突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上层建筑的论述。相比于官方解释，只是采取了连贯的历史观（即超稳定结构理论）对意识形态更加强调。据马克思的论述， 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二者相互契合、共同构成了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同时，在传统社会中王朝崩溃的论述中（即下文中的②阶段），也是很多现实性因素（比如土地兼并和行政机构臃肿、剥削腐败严重等）作用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作者并未摆脱官方解释的基本逻辑。
  　　 再者，正如前述，我觉得本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封建化解释并不连贯。作者的“超稳定结构”理论只是一种对历史现象的形容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解释，中国社会在超稳定结构的两种极端模式之间来回摆荡的模型是观察所得而缺乏逻辑上的连贯。依我的理解，本书对中国王朝历史的分析大体可以分为两个过程：①一体化重建：统治者建立新的、适应当时经济结构的社会组织和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新一轮整合；②一体化解体：在中国社会（古代和近、现代）中，超稳定结构崩溃的原因在于土地兼并和行政机构扩张、腐败严重，下层人民生活无法保障，因此揭竿而起，创建新的王朝。这两个过程的不断重复贯穿中国的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作者因此而以“超稳定结构”概括这个周而复始的模式。但中国为何一直不断重复这个模式，却是作者始终避而不谈的。希望以后的书中能够更加完善这一点吧。。
•   　　金观涛、刘青峰的《开放中的变迁》试图说明中国的近代史与自秦统一中国以来的历史同样受超稳定结构的支配。所不同的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超稳定结构经历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变迁。
  　　打个比方来说，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个超稳定结构之旧瓶倒掉旧时代的旧酒而重装新酒的过程。它背后的逻辑是：西方外力的冲击使中国传统社会首先尝试在不改变一体化结构的前提下，通过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之路。洋务运动的失败导致了国人对儒家意识形态中哲学观和社会观出现认同危机——戊戌维新。这进一步致使大一统王权和官僚机构的解体，清末的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体现了这一过程。于是，中国社会的上层组织和中下层组织大大地脱节了，军阀混战变得不可避免。民初乱象激发了一场旨在彻底抛弃旧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新文化运动。此运动所孕育出的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大有替代儒家意识形态之势。然而，中共比国民党更能有效地整合社会，这也确保了前者最终夺取政权。中共建政以后，为了与其一体化结构向契合，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向成为了必然。
  　　那么，两位作者所构建的这一整套逻辑和超稳定结构模型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力如何呢？首先，不得不承认，作者的问题意识是极为敏锐的。他们发现，现有的解释往往把中国近代史和古代史视作一种断裂。（金观涛、刘青峰，p2）这种“断裂说”无法解释一些问题。例如，毛泽东为何一边指出中国“两千年皆行秦政”，一边还是个玩弄帝王之术的高手？“断裂说”无法对其进行解释，而这个问题在超稳定结构的模型中就显得一目了然：支配秦王的历史法则同样支配着毛泽东。其次，超稳定结构模型又是十分有创见性的，而且它的逻辑也是相当一致的，它能把中国近代史中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囊入其中，并得到史料的佐证。
  　　然而，作者所提出的超稳定结构模型也有着它的局限——它有着较为浓厚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和决定论色彩。社会学界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批评主要立足于其对结构的界定和其拥有循环论证的嫌疑。作者把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分为上中下三层。（金观涛、刘青峰，p7-11）而作者对这种分类的依据语焉不详，他们无法证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就如同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有的时候，作者是以功能的角度去论证宗法家族这一社会组织的存在的。（金观涛、刘青峰，p19、102）那么，问题在于：到底是结构产生了功能还是功能产生了结构呢？
  　　超稳定结构模型的另一个局限是它的决定论色彩。尽管作者已经对此有所意识，但他们更多地是立足于对未来的预言之上的。（金观涛、刘青峰，p429）而实际上，他们的整个模型就是一种决定论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下，仿佛西方的冲击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将注定被一个能够整合社会的列宁主义政党所主宰；从英舰上发射并在中国炸响的第一发炮弹仿佛决定了百年后天安门城楼上震惊世界的宣告。超稳定结构模型环环相扣，既不可跳跃更别说改弦易辙。从时间的维度看，它呈一个螺旋上升的态势。黑格尔和马克思如能看到作者在423页的模型图必将抚掌称善。
  　　决定论往往预设了事物的演变由单一的因素所决定。在《开放中的变迁》中，这一因素便是意识形态认同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失调——无论是前者不能适应后者还是后者不能适应前者。实际上，事物的发展是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其中偶然性因素又占了很大比例。比如，按作者的模型，对儒家哲学观和社会观的怀疑必定出现在洋务运动失败之后。而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之前，郑观应、王韬等“条约港知识分子”就已经提到了向西方学习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重要性。（佐藤慎一，p15）而像郭嵩焘、薛福成这些较早被派往西方担任公使的士大夫也凭借其亲身经历得出了西方的富强在于制度的结论：“西洋立国，有本又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闾小波，p114，佐藤慎一，p69）作者也许会说：这些只是“少数前卫人物的意识”，社会的整个共识还需等待“社会结构性条件的成熟”。（金观涛、刘青峰，p191）那么，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出使各国的恰好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朝廷重臣而非郭、薛这样的一般官僚，“前卫的意识”能否得到普及呢？当然，这也是笔者的后世之见，但笔者想要表达的是，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梁启超身上。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失败后东渡日本。期间，他指出中国“人民程度未及格”，进而号召家庭革命，提倡一种不同于儒家的“新道德”。（浦嘉珉，p210）而按作者的看法，这种突破儒家伦理的思想只可能产生于中国社会的中下层组织得不到整合之时。
  　　在笔者看来，由于抱着一种决定论的看法，两位作者在处理新文化运动期间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时犯了难。他们论证到，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社会主义思想虽已介绍到中国，但没有太大影响。”（金观涛、刘青峰，p206）作者的这一论断大有削足适履之感，是笔者无论如何也无法苟同的。因为早在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大论战中，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浦嘉珉,p355）而这场论战极大地影响着整整一代新文化运动巨匠：陈独秀、李大钊这代人正是读着立宪派的《清议报》和革命派的《民报》成长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毋宁是那场大辩论的“隔代遗传”。另外，国人的心理因素也是社会主义得以传播的一大原因。浦嘉珉认为，中国人最初接受社会主义是出于一种酸葡萄心理：资本主义是西方进步的源头，但这源头是那么的遥不可及，所以中国人扑向了任何断定此源头已经受到污染的学说。（浦嘉珉,p364）可见，历史的发展实在是有着多重的因素。
  　　由此可见，《开放中的变迁》如能综合决定论和偶发论从而对历史进行解释便可以为读者打开更加广阔的视野。当然，如何综合而不至于出现“二律背反”的情况则有待史学理论的进一步研究。然而无论如何，《开放中的变迁》是一部难得的佳作，它能让读者享受边读边思考的乐趣。
  　　
  　　
  　　参考书目：金观涛、刘青峰著：《开放中的变迁》，法律出版社，2012年。
  　　 [美]浦嘉珉著：《中国与达尔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日]佐藤慎一著：《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闾小波著：《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江苏人民出版，2012年。
  　　
•   　　 这两页内容基本上写出了我所有模糊不清晰的意识、懵懂的想法以及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
  　　
  　　 列宁主义政党执政后，实行的一党专政除了党掌握全部的政治权力和资源外，还包括党的领袖，各级党的干部在自己管理范围内的专断。实际上这也是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这种结构所决定的。从理论上讲，党的专政是对反对“主义”、不服从“主义”的人和团体进行专政（因为他们已经不属于人民的范围），但对于服从主义，特别是意识形态认同团体内部（即对于人民内部）理论上讲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人人有参政于发表证件的权利，政治决定和领导集团必须有代表大会选出。这似乎是想了某种程度的民主。然而，新一体化机构实行的后果却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总是流于走过场的形式，也越来越不重要；即使在意识形态认同团体内部，最后也总是以党的领袖实行家长制般的专断而告终。只要权威必须来源与意识形态，那么一体化结构中的专断是不可避免的。
  　　
  　　 表面上看，民主集中制规定意识形态认同团体内部享有发表不同意见之自由和参与执政之权利，使得专政和专断似乎只针对意识形态认同团体之外（当意识形态获得大多数人人同时，人们常说这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但是政治权力来源于意识形态就是的民主集中制本身并无牢不可破的权威。某种党的统一政见、决议虽由民主集中制程序作出，但这种政见的合理性和权威性的最后根据并不是党章规定的程序本身，也不是他代表大多数党员的意见，而在于它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所肯定的真理性。但是，意识形态认同团体又如何确认某种政见具有真理性呢？显然当某种政见可以唯一且显而易见地是从意识形态导出时，它自然会得到大多数党员的认同，这时所谓党的民主讨论和投票只是一种走过场的形式。当政见不能由意识形态显而易见的推出时，那些对党的意识形态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符合党的意识形态的。民主和程序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最后一定会出现一种局面，记那些新意识形态的创始人，或被公认为对新意识形态做出重大贡献者，就成为当然领袖。他的权威和政见君临全党。在她的意见导致党的重大失败以至于在全党动摇他的意识形态权威之前，民主程序是无法遏制他的个人独断的。而一旦他的政见被实践证明错误（往往是以党的惨重失败为代价），出现的是意识形态权威人物（他代表的是意识形态中推出另一种政见的方法）的更替，党只是改变了领袖。
  　　
  　　 新意识形态的伦理中心主义结构（或者是以某种无产阶级为中心的非理性主义）越明显，民主集中制程序也就越虚假。党员拥有民主权利和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认同党的意识形态。当意识形态具有伦理中心主义或立场中心主义结构时，立场和伦理道德之纯洁是党员有权发表不同意见之前提。当党的领袖是伦理道德之完人，或无产阶级利益之代表时，任何发表不同意见、批评领袖都难以和反对党的意识形态做出区分。反党、反对注意构成一种巨大的道义压力使大多数党员怀疑（至少是不敢讲出）自己的真正意见，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也就变成了“政治剧场”式的通过来自领袖权威性指示的虚假程序。
  　　
  　　 把新一体化政治结构中产生个人专断之机制和传统一体化中皇帝拥有无限权力做一个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事物的性质与其说取决于它的名称，还不如说更多地由结构决定。新一体化结构和传统一体化结构同构的部分（权威来自意识形态、绝对权力来自意识形态不可讨论和批评的部分）在政治权力结构中都制造了个人专断。就意识形态如何把权威集中在个人身上而言，新一体化结构与传统一体化结构有所相同。儒家意识形态是通过天命和伦常关系，把权威寄托到皇帝和家长个人身上的。在这种专断的政治中，老皇帝驾崩，儿子取而代之，新皇帝新家长的权威仍然得到伦常关系的支持，专制者的个人去世通常不会带来权威危机和权力真空。但在新一体化结构中，党的领袖的权威来自于他是意识形态的创始人、重大的发展者，或者是中国魂的代表、伦理道德上的完人。他们去世时，意识形态往往不能把权威立即聚集到另一个人身上，这时会出现权威真空。一般来说，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时候会起到某种作用，这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如起不到作用时，党会出现某种混乱。但是，只要意识形态合法继承人一旦出现，混乱马上克服，民主集中制马上又退回舞台剧场中去了。无论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地位的确立，还是共产党领袖更替过程中，都存在着上述现象。
  　　
  　　
  　　
  　　 新一体化结构的官僚系统中真正的专才处于最下层，是被组织者，而在组织机构中流动成为骨干的则为专业水平不高的通才或意识形态干部。
  　　
  　　
  　　 不得不承认TG确实一直在改革，可惜因为本来的积弊过大，新的、本来是基于好的目的的政策最后往往陷入怪诞的境地。通常要不就是走入另外的极端——在考核官员时，由意识形态的认同变为唯GDP主义；要不就是让本来的既得利益者依旧可以方便的获取更多的利益——公务员考试、高考改革……
  　　
  　　
•   　　 本书是兴盛于危机一书的续编,用超稳定结构的大历史观阐述1840-1953年的近现代史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三层面控制的社会,上层是由天人合一儒家意识的皇权统治,中层是由县以下层面的士绅政治控制,下层是由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家族控制,三个层面构成古代王朝的超稳定结构.当王朝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和流民兴起之际,则会发生社会重组,由于并未有近代类似挑战儒家思想的外来思想威胁(佛教思想和五胡入华可以算半个例外,但随后被儒家所消解重构),所以在更换皇权(天道),和由于大规模内乱造就大规模人口死亡后,土地大规模兼并局面结束,中下层士绅重建基层社会.又恢复到轮回的稳定结构中去
  　　
  　　 但到了近代,由于儒家文明再也难以提挡近代西方文明的侵袭,所以出现了和古代有所区别的局面.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时代,都试图以新事物新思想来补充儒家体系的不足,由于科举未被废除,在儒家意识形态继续培养大量重农轻商,重道德轻科学的士人群体下改革自然是有限的,难以成功,由于保守派妄图复古引致拳乱导致的传统文明彻底失败的结局后,在知识分子心中普遍出现对儒家意识的怀疑危机,在这种整个社会的士人对儒家传统意识产生怀疑和不满的情况下,清政府也得以实行新政,废除科举.实现了整个社会层面和政治制度的大改革。在清末新政的巨大变革下，无论在经济到政治到社会层面都出现了巨大的转变。由于近代一再的失败，所以天人合一的皇权儒家意识被普遍受到怀疑，基层对上层的忠君信念已经动摇。又由于近代学堂都设在城市里（而科举教育却在农村普遍设点），传统社会士绅的基点是在农村，而近代社会由于城市和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学堂的设立，导致大量的传统士绅从农村涌向城市。各省咨议局的设立其实是士绅试图把原来农村的县下士绅自治搬到城市中来，这样自然形成了皇权和士绅城市自治绅权之间的剧烈冲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城市都是皇权权力控制的聚集地和中西枢纽），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其实正是绅权对皇权的颠覆和挑战，传统社会超稳定的最上层皇权和儒家意识被颠覆，又由于中下两层社会并未发生剧烈变化，所以也奠定了民初共和失败的基础
  　　
  　　
  　　　由于国人根本不懂共和是何物，民主是何物，而只是把民主当成类似于儒家意识形态一样的东西（民主严格意义上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规则，也就是不管你个人信仰如何，在此之上有一种社会共同认同的规范，允许有不同观点存在，也就是程序正义，而意识形态则是排他性的东西，如儒家，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自认只要目标是光荣正确的，程序可以忽略不计）。
  　　
  　　　民初共和的失败，使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一方面由于士绅精英大量流入城市，他们放弃了原来在农村维持士绅自治和基层的责任，农村出现了经营地主（多由农民产生，也就是简称的二手地主，相对于传统士绅精英，他们普遍受教育低，对农村基层社会并不承担维持责任，也就是所谓的土豪劣绅），而又由于经营地主的素质低下和军人的合流，导致农村压迫加重，出现了大量的无地雇农，社会动荡不安，超中下层社会破产，这一切社会危机导致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在清末新政学堂中新教育培育出来的一代青年已经日益长大，他们对民初的共和失望，把目标对准了中层的士绅制度和下层的宗法社会，从而对儒家意识的核心彻底产生了颠覆的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彻底予以否定。
  　　
  　　
  　　　新文化运动分成两个时断，一个是在五四之前，主要体现在以对西方科学民主的推崇和彻底打倒儒家意识和传统文化上。而后一个阶段在五四之后，则简单来说也就是启蒙被打断，新的意识形态取代儒家意识，政治劫持了启蒙，也就是两个主义的诞生，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现。这一现象其实也存在着某种必然，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本就并不理解民主的本质，他们对旧文化的彻底怀疑颠覆是建立在结果正义，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再建之上。由于苏联模式和思想在世界的兴起，一战后对西方的失望，使这些知识分子产生了对西方思想和制度的怀疑和否定，而投身于塑造另一种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取代儒家思想，这就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
  　　
  　　　国共两党的模式都是建立在对苏联制度和思想的模仿上，也就是对乌托邦社会所谓全民平均的向往之上。孙文公然宣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两党运用苏联模式体系重造组织和意识形态，大规模开展农运和工运，在一系列运动风暴中层和下层结构逐渐解体，一开始由于两党打着反帝反军阀口号对付共同的敌人，群众运动冲击的又多是城市士绅为主的资产阶级，两党还可以相安无事。后由于共党农运的大力开展，冲击到了国党的主干力量（黄铺军校生里多是地主的小孩），遂导致了国共分流，国民党开始清党。
  　　
  　　　在中层和下层士绅和宗法社会瓦解后，国党打造了中国第一个党国社会，不认同国民党者就被剥夺中华民国国民身份，全国进行三民主义愚民教育，然国民党的成功正是依靠迎合社会自新文化运动后的激进思维获得成功，而后却采取突然刹车的方法使其丧失了激进青年的支持，三民主义既然在民生和民权都丧失了当初宣传的基础后，只有打出民族主义的牌号来吸引人，这就是重新般出儒家牌子的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是三民主义的儒家化和法西斯化，而含糊不清和所谓背叛社会激进思维的三民主义相对共产主义乌托邦口号显然吸引力严重不足
  　　
  　　　国民党政权是一个倒三角政权，在士绅自治基层被摧毁后，国党试图把权力渗透到县一级的区级里，在农村委派了大量素质差品行差的政工干部以替代原来的士绅，国民党的带薪公务员高达７０万人，比晚清传统社会多了十倍，然由于士绅制度的破坏，这些人数还是远远满足不了控制农村基层的需要，又由于国民党的胜利本就依靠在上海的财团的支持，大量人员又聚集在军队和上层机构里，造就国党政权是一个上层臃肿，下层基层远远不能满足控制需要的倒三角政权，国民党主要依靠关税等来维持，于农村系统相隔绝，灭亡是必然的
  　　
  　　　抗战中，江南城市受到严重摧毁，国民党被迫逃向西南对农民进行征税，农村进一步受到严重压迫而破产，抗战中和胜利后，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大量扩展发展取代民间资本。自１９００年至１９２８年间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孙文三民主义意识和国民党加强国家资本控制下逐渐破产和消亡。政军系统又在抗战接受中加剧了腐败，内部又不能统一，其对共军的作战失败是可想而知。
  　　
  　　
  　　　相比国民党，共产党立足于农村基层，毛泽东通过把马教儒教化，和农村当时基层社会破产，失地雇农农民多多的社会场景通过苏联党政模式，以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组织武装起来。通过延安整风，从农村中培养出大量拥有意识形态的干部来充实共党组织，通过土改等一系列模式把农村基层彻底培养成充实共党基层干部的大本营，以大量的受过洗脑的农民基层干部取代传统的士绅自治，渗透到基层的方方面面，把农村一体化组织起来对抗以国民党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最终取得了颠覆性的效果（４９年前中国本质上还是个农业社会）
  　　
  　　国民党为了取代传统社会的士绅自治，公务员比传统社会多了十倍，而共党以渗透社会各个基层的基层干部代表组织进行社会全方面管制，则比起国民党来，公务员又多了好多倍，以正三角党国打败了倒三角党国，可见基层组织之力度
  　　
  　　
  　　共党建国后，采取红色意识形态治国，则新民主主义失败成为必然，通过三反五反和农业合作等模式，红党实现了对城市和农村的全方面管制，从晚清以来中国革命的以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政治模式取代原来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及社会结构的超稳定结构最终形成，社会层面的自由和自治被国家控制所彻底压垮，不流一点痕迹
  　　
  　　
  　　西方的行政干部是超越政治党派的以专业性见长的文官制度，北洋时代超越各种派系的外交家可说是类似西方文官的代表，而在意识形态培育下培育的行政文官，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第一，而专业性却放在次要，所谓古代中国传统的儒家科举制度培育的人才正是如此，并非为专业而设置，而是为维护稳定皇权信仰儒教以道德治国的超稳定社会结构而设置。到了两个主义的阶段，同样是以培育对新的意识形态忠诚为主，专业人才被意识形态干部所压制，尤其以红党更为甚
  　　
  　　
  　　
  　　新文化运动第二阶段之后是两个新的意识形态怪物产生的时代，而清末新政自新文化运动第二阶段之间由于旧的意识形态被打倒，新的意识形态未产生，所以产生空间的社会强而国家弱的局面，自由主义和自由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大行其道，随着两个主义的产生，社会的自由和意识重新被整合和压迫在国家和民族之下，自由和民主彻底沦丧
  　　
  　　两个主义在内容上看上去和儒家文化大有区别，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所类似。比如华夏中心主义（中苏意识形态之争），比如大同社会的乌托邦思想等等，所谓旧瓶装不了新酒，只是换了个面目出现而已
  　　
  　　
  　　
  　　试看今日中国，很多人对台湾的民主充满希望，好象对岸也能如此，其实台湾的民主能够实现有其特殊性，台湾不似大陆，其在日据时代并未有类似于大陆新文化运动打倒传统竖立新的意识形态的过程
  　　的巨大变迁，台湾也没有中国大陆这么漫长的超稳定结构的专制统治。台湾没类似于两党在大陆社会造就的打倒又重建的意识形态混乱。所以对中国大陆民主化抱有一相情愿的想法完全是不切合实际的，在其经济发展未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这个模式虽然在毛主义意识形态７８年破产之后产生思想混乱，但并不会引起社会危机，除非这种官僚资本主义产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破产而导致动乱，而如果产生社会动乱的条件下，类似于民国当年的两个主义兴起，以新的意识形态取代旧的意识形态的局面完全可能再现，在毛主义破产之后，所谓凝聚社会意识，强暴国人思想的就是把奴隶主意志和国家民族不加区分的极端狭隘排外意淫的民族主义大行其到，无论自称左右方的大众都是如此，他们互相攻击，同样不懂民主程序正义为何物，同样试图以意识形态消灭其他观点，强暴所有国民，只不过从这个党爸换成另一个党爸，从这个主义换成这个主义而已，如此社会基础，是搞不成民主的，搞出来的也是变态的意识形态再造而已
  　　
  　　
  　　
  　　
  　　
  　　
  　　
•   　　 本书是兴盛于危机一书的续编,用超稳定结构的大历史观阐述1840-1953年的近现代史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三层面控制的社会,上层是由天人合一儒家意识的皇权统治,中层是由县以下层面的士绅政治控制,下层是由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家族控制,三个层面构成古代王朝的超稳定结构.当王朝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和流民兴起之际,则会发生社会重组,由于并未有近代类似挑战儒家思想的外来思想威胁(佛教思想和五胡入华可以算半个例外,但随后被儒家所消解重构),所以在更换皇权(天道),和由于大规模内乱造就大规模人口死亡后,土地大规模兼并局面结束,中下层士绅重建基层社会.又恢复到轮回的稳定结构中去
  　　
  　　 但到了近代,由于儒家文明再也难以提挡近代西方文明的侵袭,所以出现了和古代有所区别的局面.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时代,都试图以新事物新思想来补充儒家体系的不足,由于科举未被废除,在儒家意识形态继续培养大量重农轻商,重道德轻科学的士人群体下改革自然是有限的,难以成功,由于保守派妄图复古引致拳乱导致的传统文明彻底失败的结局后,在知识分子心中普遍出现对儒家意识的怀疑危机,在这种整个社会的士人对儒家传统意识产生怀疑和不满的情况下,清政府也得以实行新政,废除科举.实现了整个社会层面和政治制度的大改革。在清末新政的巨大变革下，无论在经济到政治到社会层面都出现了巨大的转变。由于近代一再的失败，所以天人合一的皇权儒家意识被普遍受到怀疑，基层对上层的忠君信念已经动摇。又由于近代学堂都设在城市里（而科举教育却在农村普遍设点），传统社会士绅的基点是在农村，而近代社会由于城市和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学堂的设立，导致大量的传统士绅从农村涌向城市。各省咨议局的设立其实是士绅试图把原来农村的县下士绅自治搬到城市中来，这样自然形成了皇权和士绅城市自治绅权之间的剧烈冲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城市都是皇权权力控制的聚集地和中西枢纽），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其实正是绅权对皇权的颠覆和挑战，传统社会超稳定的最上层皇权和儒家意识被颠覆，又由于中下两层社会并未发生剧烈变化，所以也奠定了民初共和失败的基础
  　　
  　　
  　　　由于国人根本不懂共和是何物，民主是何物，而只是把民主当成类似于儒家意识形态一样的东西（民主严格意义上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规则，也就是不管你个人信仰如何，在此之上有一种社会共同认同的规范，允许有不同观点存在，也就是程序正义，而意识形态则是排他性的东西，如儒家，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自认只要目标是光荣正确的，程序可以忽略不计）。
  　　
  　　　民初共和的失败，使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一方面由于士绅精英大量流入城市，他们放弃了原来在农村维持士绅自治和基层的责任，农村出现了经营地主（多由农民产生，也就是简称的二手地主，相对于传统士绅精英，他们普遍受教育低，对农村基层社会并不承担维持责任，也就是所谓的土豪劣绅），而又由于经营地主的素质低下和军人的合流，导致农村压迫加重，出现了大量的无地雇农，社会动荡不安，超中下层社会破产，这一切社会危机导致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在清末新政学堂中新教育培育出来的一代青年已经日益长大，他们对民初的共和失望，把目标对准了中层的士绅制度和下层的宗法社会，从而对儒家意识的核心彻底产生了颠覆的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彻底予以否定。
  　　
  　　
  　　　
•   　　最近读了此书和"传统十论"2本.
  　　总感觉2本好象是在探讨同一个问题的2种观点.
  　　传统十论讲了中国社会控制到了乡以下,我读开放中的变迁,对此也有疑惑,因为看资治通鉴里确实有讲秦末的时候,那刘邦是为亭长,属于政府编制的.
  　　开放一书的中国历史社会演进的推论尤其有比较充分的证据很充实,传统一书对于不认可宗法制度在乡村用不太全面的一些资料的论证,个人觉得有些牵强.
  　　不过2本都是很好的观点.
  　　
  　　
•   　　txt pdf啥的都行，给个地址豆油给我，无限感激。
  　　感激啊，感激
  　　都说这书不错。
  　　感激啊，感激lslslslslwslsl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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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头只有香港中文大学的繁体版本（1993），
  　　pdf的。要的豆油
  　　还有啥子比这更有时效的好书也给俺推荐下
  　　感激啊感激
•   　　 对于被长期被意识形态所洗脑的我们，看到这样一本书时，霎时兴奋。看完整本书，也为作者流畅的表述详实的史实打动。知道这本书的人不多，而看过这本书的亦少，但这本书的书评还是很可观。
  　　 书中作者出生是科学研究，所以研究历史时所建立的这个超稳定的结构很严密，利用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组织的形成的一体化一直是中国人不变的宿命。中国陷入意识形态的魔咒不能自拔，原因只能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的集体无意识。正如人们常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最大教训就是从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于是作者与最后指出我们的出路：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形成价值的多元化。
  　　 初看上去这个体系的建构拥有着严密的体系，十分可靠的史实支撑。但由于由于想用这样一个体系来解释中国，树大招风，任何一个小环节出现错误都可能导致作者精心构建的体系的崩溃。
  　　 看过这本输的人看秦晖的《传统十论》，就会有着一种捶胸顿足之感。当时近代史纲要的老师说秦晖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我不太在意这位历史系的泰斗。如今真是为他折服。在《传统十论》的第一章便以详实的第一首出土资料驳倒了主流的关于中国古代农村宗族与伦理的“自治”的社会的理论，跟无所谓乡绅自治了。反而证明中国自古国家权利（大共同体社会）之强大，动员能力之惊人，修长城，灵渠，故宫，哪样不需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而人们的个性尊严严重受到国家集权的压抑，出现了“伪个人主义”。
  　　 短短一章的书就可以动摇超稳定结构，因为金刘二人三个层次的最下一层是乡绅自治，国家那与干涉的民间社会。而之后秦晖对儒家，道家，法家的充满勇气的评论，也让一体化中意识形态的理论显得可疑。
  　　 无论如何他们都以极大的勇气反思我们的祖国，还原我们的历史与记忆。单单这一点，已经他们最大的善。
•   　　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用经济、组织形式、意识形态三者分析超稳结构，把意识形态的哲学观（道、进化论、辩证唯物、实践论）、社会观（地主主义、资本主义）、价值观（儒家经世致用、科学和民主、道德行为一体化）作为基因，基因的稳定决定了组织架构的稳定。
  　　提出历史并不是简单以偶然、自由的演化，有种大历史观在深处起作用。
•   　　《开放中的变迁》突破了马列式的阶级分析的唯物历史论，把中国近、现及当代历史重新讲了一遍。这本书延续了《兴盛与危机》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分析，把中国历史从清末一直讲到八十年代。这两本书讲中国历史给打通了。
  　　
  　　中国的历史书不是帝王将相式评书式历史，就是是马列式的阶级斗争史，这两种历史观都有严重的问题，一种让人停留在历史的表象，另一种则给出了错误的分析方法，导致我们无法看清历史演变的真正原因。这本书运用系统演化论，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变迁的深层原因与社会结构。由于政治原因，《兴盛与危机》只停留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的分析，这本书则涉及敏感的中国近、现代史，因此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无论是历史研究者还是历史爱好者，亦或是普通读者，都需要从正确的历史中获得经验，才能看清当下及未来的方向。建立在错误历史分析上的见解，只会把我们引向错误之路。
  　　
  　　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的成长记忆，而对于事物所有的判断，都是基于历史经验的。那些否定历史经验重要性的人，无异于在否定自己的成长经验。那么必定会再次掉入同一个坑……
•   楼主的问题确实挺有含金量。决定论和偶发论之间的关系确实不好处理啊！
•   国民党在上台前后都是仰人鼻息，看洋大人的脸色，先投靠日本，又以俄为师，再交好纳粹，西安事变后又跟毛子搭上线，珍珠港开始全面倒向美国，直至今日。美国的影响是台湾走向宪政民主的关键因素。
•   辛亥的关键还是排满民族主义在新军和会党中的传播，如果是本族王朝，单靠民主共和的旗帜很难聚集那么多愤青。立宪派的加入冲淡了辛亥的种族革命色彩，但不等于说一开始就是一场纯粹的反帝制建共和的政治革命。
•   我们提倡民主就是要有不同的声音出现，要求他人向自己的“主义”靠拢坏死所有思想的共性，每个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批判他人都能找出理由。民主的关键在于兼容并包，允许而不是理解所有的声音。
•   新文化运动分成两个时断，一个是在五四之前，主要体现在以对西方科学民主的推崇和彻底打倒儒家意识和传统文化上。而后一个阶段在五四之后，则简单来说也就是启蒙被打断，新的意识形态取代儒家意识，政治劫持了启蒙，也就是两个主义的诞生，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现。这一现象其实也存在着某种必然，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本就并不理解民主的本质，他们对旧文化的彻底怀疑颠覆是建立在结果正义，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再建之上。由于苏联模式和思想在世界的兴起，一战后对西方的失望，使这些知识分子产生了对西方思想和制度的怀疑和否定，而投身于塑造另一种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取代儒家思想，这就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
  　国共两党的模式都是建立在对苏联制度和思想的模仿上，也就是对乌托邦社会所谓全民平均的向往之上。孙文公然宣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两党运用苏联模式体系重造组织和意识形态，大规模开展农运和工运，在一系列运动风暴中层和下层结构逐渐解体，一开始由于两党打着反帝反军阀口号对付共同的敌人，群众运动冲击的又多是城市士绅为主的资产阶级，两党还可以相安无事。后由于共党农运的大力开展，冲击到了国党的主干力量（黄铺军校生里多是地主的小孩），遂导致了国共分流，国民党开始清党。
  　在中层和下层士绅和宗法社会瓦解后，国党打造了中国第一个党国社会，不认同国民党者就被剥夺中华民国国民身份，全国进行三民主义愚民教育，然国民党的成功正是依靠迎合社会自新文化运动后的激进思维获得成功，而后却采取突然刹车的方法使其丧失了激进青年的支持，三民主义既然在民生和民权都丧失了当初宣传的基础后，只有打出民族主义的牌号来吸引人，这就是重新般出儒家牌子的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是三民主义的儒家化和法西斯化，而含糊不清和所谓背叛社会激进思维的三民主义相对共产主义乌托邦口号显然吸引力严重不足
  　
•   　国民党政权是一个倒三角政权，在士绅自治基层被摧毁后，国党试图把权力渗透到县一级的区级里，在农村委派了大量素质差品行差的政工干部以替代原来的士绅，国民党的带薪公务员高达７０万人，比晚清传统社会多了十倍，然由于士绅制度的破坏，这些人数还是远远满足不了控制农村基层的需要，又由于国民党的胜利本就依靠在上海的财团的支持，大量人员又聚集在军队和上层机构里，造就国党政权是一个上层臃肿，下层基层远远不能满足控制需要的倒三角政权，国民党主要依靠关税等来维持，于农村系统相隔绝，灭亡是必然的
  　抗战中，江南城市受到严重摧毁，国民党被迫逃向西南对农民进行征税，农村进一步受到严重压迫而破产，抗战中和胜利后，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大量扩展发展取代民间资本。自１９００年至１９２８年间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孙文三民主义意识和国民党加强国家资本控制下逐渐破产和消亡。政军系统又在抗战接受中加剧了腐败，内部又不能统一，其对共军的作战失败是可想而知。
  　相比国民党，共产党立足于农村基层，毛泽东通过把马教儒教化，和农村当时基层社会破产，失地雇农农民多多的社会场景通过苏联党政模式，以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组织武装起来。通过yan an整风，从农村中培养出大量拥有意识形态的干部来充实共党组织，通过tu gai等一系列模式把农村基层彻底培养成充实共党基层干部的大本营，以大量的受过洗脑的农民基层干部取代传统的士绅自治，渗透到基层的方方面面，把农村一体化组织起来对抗以国民党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最终取得了颠覆性的效果（４９年前中国本质上还是个农业社会）
•   国民党为了取代传统社会的士绅自治，公务员比传统社会多了十倍，而共党以渗透社会各个基层的基层干部代表组织进行社会全方面管制，则比起国民党来，公务员又多了好多倍，以正三角党国打败了倒三角党国，可见基层组织之力度
  共党建国后，采取红色意识形态治国，则新民主主义失败成为必然，通过三反五反和农业合作等模式，红党实现了对城市和农村的全方面管制，从晚清以来中国革命的以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政治模式取代原来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及社会结构的超稳定结构最终形成，社会层面的自由和自治被国家控制所彻底压垮，不流一点痕迹
  西方的行政干部是超越政治党派的以专业性见长的文官制度，北洋时代超越各种派系的外交家可说是类似西方文官的代表，而在意识形态培育下培育的行政文官，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第一，而专业性却放在次要，所谓古代中国传统的儒家科举制度培育的人才正是如此，并非为专业而设置，而是为维护稳定皇权信仰儒教以道德治国的超稳定社会结构而设置。到了两个主义的阶段，同样是以培育对新的意识形态忠诚为主，专业人才被意识形态干部所压制，尤其以红党更为甚
  新文化运动第二阶段之后是两个新的意识形态怪物产生的时代，而清末新政自新文化运动第二阶段之间由于旧的意识形态被打倒，新的意识形态未产生，所以产生空间的社会强而国家弱的局面，自由主义和自由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大行其道，随着两个主义的产生，社会的自由和意识重新被整合和压迫在国家和民族之下，自由和民主彻底沦丧
  两个主义在内容上看上去和儒家文化大有区别，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所类似。比如华夏中心主义（中苏意识形态之争），比如大同社会的乌托邦思想等等，所谓旧瓶装不了新酒，只是换了个面目出现而已
•   个人还是更相信秦晖老师的书
•   建议再读一下秦晖的另一本《田园诗与狂想曲》，这本才是专门论述此问题的。
•   最近刚刚看完LS推荐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不过，我的感觉还是依然如上。秦和金对于76年之前的评价毛，还是不同的，秦是否定的，金应该是肯定的。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过往30多年后的今天，不知道我们的转折何时才能定型。对于今天的点评，不知道两位作者是怎样的
•   有诚意的话，还是去买本纸质的吧，我买了，看完第一遍，现在感觉，即使它标价500我也会买的。。。杯具的是，大陆的版本很可能被阉割过。。。你有港版的真幸运，，，能发给我么？感激不尽
•   楼主你要什么？
  楼上，新浪有港本下载
•   我在看这本书的刚开始真有醍醐灌顶之感，看着看着不由自主地用作者的一套体系来套（解释）各种古今局势，有时略感牵强，也许是我只看了一遍，理解不深。但感觉作者还是胃口太大，试图包揽一切，解释一切。但始终有一种感触贯穿我看本书的始终，那就是你的最后一段。非常感谢金观涛的努力。
•   呵呵，我觉得作者写的很好啊！就算没有所谓的乡绅自治了，本书也是精辟的论调了，用这种系统论的观点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而且不单单是历史，经济等范畴，我觉的在医学上都是共通的，还有哲学上，有时我看着看着就觉得是看一本医书，有时也有哲学，还有我还在看这本书时学习如何去说话，等等啦！
•   动摇金刘二人的假说还谈不上，但确实可作为一种补充，社会组织的三个层次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会随着土地兼并程度调整的
•   浪费你们眼力读我写的这种东西。总的来说，我在里面学到很多，很多。只是读的书太少，作者之间的观点又差距很大，不知如何做更中肯的评价与反思。今后一定埋头努力，挑刺可以，不过要有理有据。否则就是耍流氓罗。哈哈。
•   读到了马克思的味道，试图解释历史的进程背后的逻辑。而作者的问题是立论不严密，论证太反复，史料采取太简单化，有以论带史的问题。
•   两本书所取的样本不同，毕竟中国这么大，不可能每一个经济区域的生产方式和结构都一样。
•   哇，这两本书都刚卖到，好好读！
•   还是太主观化了，有马克思的影子。
•   请问，和1993年版有些增订吗？谢谢！
•   没有增订，只是略有删节，对一些敏感说法进行了修改，你懂的。
•   不知有没有好心人增补一下删节的地方。
•   呵呵，到时候我找找吧。
  把几个重要的地方发到网上。
•   哦，这本书不是从清末到八十年代，而是写到1956年即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
  　　上一本书即《兴盛与危机》写到1840年，分析的是古代传统社会，
  　　这一本书即《开放中的变迁》阐释1840--1956年，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者的斗争
  　　那么下一本书应该是1956----2050年，书名该是什么？《梦魇、觉醒、复兴……》？
•   1956后应该在中国现代思想起源中会提到吧
•   的确，《开放中的变迁》阐释1840--1956年，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者的斗争 。讲到新民主主义为止。
  下一本书是《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的中国卷，介绍近200年中国的转型。书名还不知道，应该今年能定稿。希望明年能看到它。
  《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中介绍了全部三卷书的内容，按照计划会在第三卷讲1956年以后的中国思想史。
•   楼上的朋友，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后面几章在那里能找到？我只找到了前四章
  谢谢！
•   后面几章就没有录入。
  等国内版吧。
  快出了。
•   好消息，等等吧，希望删的不多！！
•   应该删的不会多，这本书基本没有涉及敏感时代。
  是从孔子一直讲到五四，所以应该删的很少，估计只是改变一下说法。
•   正在看，之后想用这种分析思路来分析下中国当下的现状与未来走向。
•   研究过去都是为了探讨当下。
•   奇怪，为什么附录都删节？只保留了一个。
•   有些东西审查嘛。
•   那网上有卖2010年出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
•   当当和卓越都有
•   你好，老师给我回应了吗？
•   你好，怎么联系不上你了啊？
•   我靠，原来还有第三本？？表示非常期待
•   怎么又联系不上你了？
•   以论代史，其不足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   诗意与栖息：请你给一个学术研究的定义。
  首先金老师他们不是以论代史，其次为什么以论代史不足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否只有明清史才是学术研究？
  退一万步，就算不是学术研究又怎样？
  你不如探讨一下他们研究得好和不好吧。
•   LS，这只是研究的一个方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