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以後

出版时间：2010/01  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  作者：王德威,許子東,陳思和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現代中文文學到了1949 年出現前所未有的轉變和分流。中國大陸出現嶄新的「社會主義文學」，文人身份與干部體制、作家協會與國家機器關係複雜，此消彼長。從「十七年」到「文革」再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宣傳與挑戰主流意識形態始終是當代文學發展的矛盾主線。台灣則在日據五十年後建設了「國語的文學」，由「反共文學」到鄉土文學、現代主義，再到「世紀末的華麗」，不少佳作樹立了當代中文文學的標準。而香港文學從「左右戰場」到「本土性」自覺，再到「九七」「後殖民」書寫，同樣自成一派風景。轉眼六十年過去，在新的世紀裏回顧當代中文文學這段「三江分流」的得失與成就，此其時也。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呈现出“三江分流”的局面：大陆、台湾和香港。很长时间以来，大陆和台湾相互隔绝、没有往来；而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的殖民社会，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竟成为两岸文学的交融点。当然，也正由于香港的自由开放气质，给两岸文学创作者、研究者创造了一个可以抛开彼此成见的平台。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的时光，有很多经验值得好好总结，包括文学。于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上海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和香港岭南大学的许子东教授三人在香港发起了“当代文学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嘉宾之大名个个如雷贯耳：王蒙、钱理群、陈芳明、陈子善、王安忆、朱天心、严歌苓、董桥、骆以军、陶杰……会后，十九篇论文和四篇会议纪要的结集，就成了《一九四九以后》一书。
  　　
  　　 书中各位大学者八仙过海，每一篇论文都极有分量。如钱理群的《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沈从文》、陈芳明的《台湾与东亚文学中的鲁迅》、梁秉钧的《一九五七年，香港》等。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许子东教授的《四部当代文学史》一文，因为它提出了我比较感兴趣的“文学史”问题。
  　　
  　　 当代文学史著作不胜枚举，零零总总起码有上百部。许教授重点研究了其中四部：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当代中国文学史教程1949-1999》，陶东风、和磊著《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及顾彬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所以选择这四部，是因为前两部“一般被认为是诸多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而后两部则刚刚出版，颇能体现这一学科的近况”。但是，读过这四部书的人很快会发现一个吊诡的现象，那就是作(编)者或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以前的作家和文本上，而忽略其后。在讲完王朔、周国平之后，往往就来一个“众声喧哗”、“一地鸡毛”、“网络文学”草草收尾，不再单一论述。其实早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便有这样的倾向，即重视文学现象和思潮多于重视文学作品和作家，“越晚出版的文学史，这种……倾向越明显。”
  　　
  　　 但是在“五四”时代情况大相径庭，一个新作家横空出世十几年，就可能被研究得十分透彻，例如鲁迅；七十年代末“文革”刚刚结束，文学界甫一解冻，“十七年文学”的概念就被提了出来；又过了没几年，“伤痕文学”来了，“寻根文学”来了，“先锋文学”也来了……虽然这样的文学研究难免有“概念先行”的弊端，有时候显得轻佻，但总体来说文学创作者是得到了充分尊重的。可是进入九十年代中叶以后呢？文坛涌现出不少新秀，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安妮宝贝……但你要问我这些作家属于什么流派？他们的创作有什么特点？我却回答不出来。有人笼统地称他们为“网络作家”。然而不容否认，网络只是载体，它并不构成风格。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即便承认韩寒和郭敬明都出自“新概念大赛”和同属于“80后作家群”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仍可以看出二者风格迥异，无法将他们划归到同一流派。
  　　
  　　 出现这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90年代以后“文学研究集团”转向学院化，“追赶后殖民、女性主义等‘后现代’话语”，许多研究者沉湎于西方文学或80年代文学中不能自拔，殊少将目光投向当下流行文学的缘故。
  　　
  　　 也还有一种可能，是90年代对80年代“精英化”论述的一种抗议，即不再认为某一位作家和某一部作品可以引领一时代之文学，认为文学应该是由一个“文学集团”或“全民”推动的。乍一看这一观点相当进步，它取消了对个体的崇拜；但是其弊端是往往沦为蔑视作家和文本的犬儒主义和民粹主义。
  　　
  　　 《一九四九以后》一书里邝可怡的文章《一九八五年〈上海文学〉的文学评论》中引用过《上海文学》第5、6期卷首刊载的《启示》：
  　　
  　　 本刊的理论版将继续探索新时期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中一系列已知与未知的问题，力争在文学观念与创作方面不继有所突破。理论要面向创作实践，面向文学的未来，既有回顾，又有预测。
  　　
  　　 从短短83个字的《启示》中，我们就能看出80年代文论家积极主动研究文学的精神。但前不久，我从一位朋友处听说，上海某80年代著名文论家现已放弃文学研究，从而已转向文化研究，并宣称“文学已死”。他的理由是，在这个“消费社会”里，再也出不了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文学作品了。我不愿相信这位“文化研究者”的话是真的。我宁愿将当下文坛“萎靡”的状态解释为，它正在酝酿下一个“天才”的诞生。
  　　
  　　 总而言之，我认为“文学已死”既是文论家的失职，也是文学史作者的失职。我们要拒绝“被文学”，回归主动的文学研究传统。
  　　
  　　 我们可以把《一九四九以后》看做“文学史”之一种，它在不经意间呼唤人们更多地关注眼下最具“群众基础”的文学作品、文学人物和文学现象。女人们常说，自己的衣柜里永远缺一件衣服。——— 因为时尚总在更新。其实，作为文学爱好者，我的书架上永远缺一部文学史。——— 因为文学永远在演进。中国当代不缺优秀的作者，而缺优秀的文论家。
  　　
•   谢谢推荐，没看，去找。
•   许的论文其实很取巧，这个你看看陈平原陈国球戴燕研究文学史编纂与书写的论著就会明白。
  书里好玩的地方倒是后附的会议记录，照片，会让读者有很强的代入感。
  其中有一张，沈双陈子善两位大仙笑得快断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