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局势与国际政治关系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阎玉田，李爱香 著  页数：370  

前言

　　阎玉田先生是我在河北大学任教时的同事，是我的老朋友。他编著的《中国抗战局势与国际政治关系》一书杀青，嘱我作序，我虽然自知学力、资历都不足以做好这件事情，但为不辜负老朋友的信任，还是决定勉为其难。　　1981-1995年我在河北大学历史系任教，当时阎玉田先生即为本科生教授“中国现代史”。他授课认真，有自己的见解，颇受学生们的欢迎。至1998年，开始为历史专业三、四年级学生开设“中国抗战局势与国际政治关系”的选修课程，至今已近十年，未曾间断。他的这部著作，即是他在撰写与发表相关科研论文的基础上，对讲稿进行不断修改、补充完成的。作为一部研究抗日战争史的著作，本书着重考察国际政治关系演变对于中国抗战局势发展的影响，以此为线索对中国抗日战争史进行分期和阐述。其视角、体例都很新颖，在内容、观点方面也颇多创新。这同阎先生始终一贯地坚持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　　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这对于大学教师而言，一方面意味着要尽量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融人教学内容。

内容概要

相关科研领域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对中国抗战局势有重大影响的国内外历史事件依旧存有分歧和争议的问题，本书以史实为依据，观点鲜明地阐述了作者的见解。比如对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驳斥了时任国民政府西亚司司长的卜道明（自始至终参加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追叙”中所持的“不得已而为之”、“利大于弊”等观点（至今在学术界仍有不少赞成者）。通过分析论证得出结论：卜道明在“追叙”中所持的上述观点，纯粹是站在国民党独裁统治集团的立场，完全背离民族利益至上立场，为国民政府因屈服美苏压力而丧权辱国的行径开脱罪责的狡辩，充分表现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缺乏承担历史罪责的勇气。就连时任中国首席谈判代表的宋子文都怕担当卖国贼骂名而遗臭万年，中途辞去外交部长和首席谈判代表的职务。因此，决不可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署仅仅看成是“不得已而为之”和“利大于弊”，更不可归结为“国弱无外交”，而是地地道道丧权辱国的行径。为进一步驳斥卜道明所持的观点，本书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表现与拒签“和约”的后果作为对比，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作者简介

阎玉田，1950年生于河北省徐水县，1977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历史学系。现为河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编著和与人合著有《中国抗战与民族振兴》、《中国现代经济史》、《河北大学史》、《影响中国文化的20大奇才怪杰》、《河北百科全书·历史卷》等书。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多篇文章被刊载于核心期刊或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等学术刊物全文转载。

书籍目录

导言    一、编著此书缘起    二、关于历史阶段的划分    三、历史启示第一章 日本侵略步步紧逼，国共两党由对抗到联合对外（1931年9月～l937年7月）  第一节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后的国内外政治形势    一、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国际形势    二、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三、西方大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与政策    四、苏联与共产国际对日本侵华的方针政策    五、国共两党、中间党派对日本侵略采取的方针政策  第二节 华北事变与国际政局    一、华北事变    二、“蒙古自治运动”与“华北自治运动”    三、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掠夺    四、日本与英美等国矛盾的加深  第三节 华北事变与国内政局    一、国民党对目方针政策的变化    二、中国共产党内外政策的重大变化    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章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7月—1938年10月）    第一节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国内外政治局势    一、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三、英美对日本全面侵华的策略方针  第二节 中国政府争取和平的外交努力    一、求助英美调停    二、争取国际联盟与《九国公约》签字国的支持和援助    三、陶德曼的调停及德目对国民政府的诱降    四、国民政府反对英法对日绥靖妥协与争取德意中立    的外交  第三节 国民政府的联苏外交    一、“南联英美，北结苏俄”    二、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三、苏联成为中国抗战初期最大的援助国  第四节 抗战初期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局势    一、日本对国民政府施行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双重策略  ……第三章 国际政治局势纷纭变幻，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复杂（1938年10月-1941年12月）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中国战场占据重要地位（1941年12月—1943年9月）第五章 抗战后期的国际政局和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3年9月—1945年8月）综述主要参考和引证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国际形势1929-1933年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危机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经济领域。从工业、农业、商业、贸易到财政金融，几乎全部陷于瘫痪。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工业产量下降44％，倒退到1908-1909年的水平。经济危机必然导致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资本家转嫁危机的首要对象就是工人，主要手段是大量解雇工人、缩减工资，从而激化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资本家转嫁危机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向其他国家特别是殖民地、附属国大量倾销剩余工业产品，拼命压低价格，廉价收购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工业原料，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更加凋敝，进一步加深了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及附属国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市场，必然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这些矛盾的突出表现就是进行关税战、货币战和市场战。美国一向标榜贸易自由，关税平等。但为了抑制外国商品流人，保护本国工业，在1930年首先宣布提高890种商品的关税，提高关税率31％～34％，因此引起其他29个国家的严重抗议。为了报复美国，先后有四十多个国家也竞相提高了商品进口税率。1932年，德国实行“新税制”，对许多进口商品征收100％的关税。1932年8月，为了对付德国和美国的关税壁垒，英国召集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南非等自治领和殖民地在渥太华缔结了“特惠协定”。该协定规定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商业贸易交纳进口税，税率比来自成员国之外的国家的商品税要低得多，从而限制了美国商品进入英联邦国家，造成美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大幅度下降，而英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却有了大幅度增长。由日本外务省主持的、与“桐工作”同时进行的对华另一“谋和”渠道——“钱永铭工作”，在外相松岗洋右操纵下，由日本“满铁”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穿针引线，通过中国交通银行总裁钱永铭，在日本与重庆之间传递和平信息，也未取得实际结果。同时，日蒋间“和谈”还有另外一条渠道，是经由司徒雷登进行的。1939年7月、1940年2月和1941年4月中旬，司徒雷登先后受日本兴亚院联络部长喜多诚一、日本参谋本部多田骏授意（周佛海出面）和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坂垣征四郎等人委托，数次到重庆会晤蒋介石、孔祥熙、何应钦等政要。司徒雷登发现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根本不感兴趣”，“和谈”未取得任何实际结果。从日、将多种渠道和谈的经过与结果来看，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诚意抱有怀疑，但对和谈采取了比较积极配合的态度，主要原因有：（一）出于外交战略考虑。国民政府抓住英、美既想让中国抗战拖住日本，又想置身事外、不愿给中国实际援助的复杂心态，欲以对日妥协议和作为筹码，迫使英美尽早与日本开战，至少加大援华力度。（二）基于政治谋略考虑。重庆政府通过特务渠道了解到日本既想扶植汪伪中央政府，又对其缺乏信心，企图促成“蒋汪合流”的矛盾心情，以对日议和为诱饵，破坏或者推迟汪伪中央政府的建立，扰乱日本的对华方针。这一政治谋略曾成功地使日本数次推迟汪伪中央政府建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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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局势与国际政治关系》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