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与辉煌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匡洪治  页数：549  字数：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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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艰辛与辉煌(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编著者匡洪治。
围绕着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实践。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具创造性、最有价值、最为精彩的一笔，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确立，经历了从初创到形成再到完善的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确立，也经历了从探索、实践到较为成熟的过程。本书对新中国成立以后60年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对于我们坚定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简介

　　匡洪治，1955年3月生，河北省东光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71年12月参加工作，198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光县胡集公社资料员、县海河指挥部通讯员，沧州日报社记者、白年纪；沧州地委办公室正科级秘书，办公室副主任，2008年3月至今，任沧州市政府党组书记、主席。

书籍目录

历史的选择—序《艰辛与辉煌：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
引言
第一章 上下求索(1921-1949年)
一、理论纲领的提出
二、理论纲领的形成
第二章 日出东方(1949-1952年)
一、经济建设的里程碑  
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对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贡献
第三章 悄然变化(1952-1956年)
一、毛泽东、刘少奇围绕发展农业合作社发生的分歧和争论
二、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已不可逆转
三、“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
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五、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四章 改弦易辙(1956-1958年)
一、“三面红旗”：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
二、冒进与“反冒进”
三、世纪荒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四、“钢铁元帅升帐”--工业大跃进的神话
五、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化运动
六、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原因探析  
第五章 时局艰难(1959-1961年)
一、一位资深记者的亲历倾诉  
二、一份令人痛心的调查报告
三、难以置信的桩桩事件
四、开始纠“左”
五、“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
六、痛定思痛，追根究底
第六章 壮士断腕(1961-1963年)
一、纠正“共产风”
二、“七千人大会”前后
三、“断腕”甚至“断臂
四、包产到户--场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争论
第七章 悉心毕力(1963-1966年)
一、“四清”运动本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
三、全国学解放军运动
四、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
第八章 十年浩劫(1966-1976年)
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是追求用何种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
二、毛泽东没有放弃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三、“幻灭”与思考
四、春风第一枝
五、毛泽东：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第九章 曙光初显(1976-1978年)
一、真理标准大讨论
二、小平复出-
三、“新时期”的先声
四、伟大历史转折的里程碑
五、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
六、新的“跃进”
第十章 革故鼎新(1979-1992年)
一、在希望的田野上
二、对内搞活
三、对外开放
四、理论探索  
第十一章 强国之制(1992-2002年)
一、“春江水暖鸭先知”
二、姓“社”姓“资”？
三、“市场经济体制”写进了宪法
四、改革在各个经济领域深化
五、加入世贸组织
第十二章 科学发展(2003-2010年)
一、纷纭复杂的社会矛盾
二、“三个代表”
三、“以人为本”
四、终结二千六百年的“皇粮国税”
五、西部大开发
六、全新的拓展
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姓“社”
八、影响世界的政体模式
第十三章 应对挑战(2011一)
一、要妥善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
二、要在职能转变的情况下实现政府角色的转换
三、要找到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最佳融合模式
四、要在社会分配中实现公平公正
五、要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
六、要在利益多元的情况下重建社会和谐的新机制
七、要在体制上构建起遏制腐败泛滥的堤防
八、要在推进全面小康建设中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九、要在“两难”诸多的现实环境中努力做到决策正确，从容应对
十、要在矛盾凸显期做到化解及时，处置得当
十一、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解决好道德缺失的问题
十二、要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促进和谐稳定
十三、要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引领民族振兴
十四、要在遵循韬光养晦战略思维中，确保经济发展的国家安全环境
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章节摘录

　　有鉴于此，1955年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提出在目前的形势下，合作化运动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在基本完成发展计划的地方，应该停止发展，离原计划尚远的地方，要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原计划过高的地方，可适当收缩。但是，由于合作社运动的巨大惯性，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党的高层领导（包括省、市、区领导）了解毛泽东对合作化运动的态度，《通知》下达后并没有得到深入贯彻，各地合作社数量仍在猛增，4月间达到67万个社。　　此时的毛泽东，面对农村合作化运动出现的问题，也认为有必要适当加以控制。大约2月间，毛泽东找邓子恢作了一次谈话。毛泽东说，5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愿的。到1957年入社农户发展到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不一定50%。邓子恢当时感到有些惊讶，因为在这之前，他曾主持对发展过快的农业合作社进行过一次整顿，结果导致了毛泽东的批评，说他是“言不及义”（即言不及社会主义）。这次毛泽东把发展速度压得这么低，不敢贸然接受，便说50%的设想还是合适的，并阐述了能够完成的理由。毛泽东仍不同意，主张合作化要放慢，邓子恢表示到秋后停卞来，毛泽东说，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几天后，毛泽东又一次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汇报。当汇报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日停，二日缩，三日发。”他与邓子恢当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华北、东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67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3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了《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强调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60万个，完成了预定的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通知》指出，在大发展之后，进行整顿巩固工作，社数和户数有合理减少是必要的。有些地方怕数字减少，百分比下降，就不敢贯彻自愿原则，这是不对的，应该改变。4月21日至5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受中央委托，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指出当下合作社的工作方针：一般停止发展，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秋后看情况而定。对数量大、问题多，超过主观力量的，要适当收缩，办好互助组，照顾个体农民。　　随之，各地广泛开展了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当年7月26日编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的简情》统计，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贯彻“停、缩、发”方针后，原有的67万个社中，有65万个巩固下来了。“缩”的有：浙江1.5 万个，河北7000个，山东4000个。其他省份无大变动，有的还有所增加。　　就在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原来主张和赞同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整顿的毛泽东，态度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但不应停止发展，反而应该加快发展。　　促使毛泽东改变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的原因，见诸公开发表的材料还不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毛泽东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符合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内心里急于求成。而1955年4月下旬毛泽东的一次外出巡视工作，是他对农村形势认识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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