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1954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孙玉明  页数：362  字数：3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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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全面地描述了1954年秋《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发生的前因后果。实际上，这是一场连环套式的大运动，由几个彼此联系却又各自独立的小运动组成，可谓“戏中有戏，山黑套山”。如此丰富复杂的内容，要用一个名掌准确简练地涵蓝它，委实很难。
作者着意叙写了知识分子群体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面对历史的狂潮，人性的复杂与个人命运的不可捉摸，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运动规模的越来越大，斗争手段花样翻新，与知识分子阶层的积极参与，又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简介

孙玉明，男，汉族，1961年生，山东省诸城市人。1983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文学学士。1989年6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2004年11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学刊》副主编。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俞平伯误入“红尘”
 一 人生路上的“错误抉择”
 二 从《红楼梦辨》到《红楼梦研究》
 三 引火烧身的《红楼梦简论》
第二章 两个小人物意外走“红”
 一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二 《评(红楼梦研究)》
 三 一举成名天下知
第三章 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了这场运动
 一 运动爆发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二 运动终于爆发
 三 他一直控制着运动的方向
第四章 他们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一 “贵族老爷”冯雪峰
 二 批判运动中的胡风
第五章 《文艺报》成了替罪羊
 一 “替罪羊”罪有应得
 二 万炮齐轰《文艺报》
 三 自相戕戮自张罗
 四 “丁、陈事件”的导火索
第六章 风暴中心的俞平伯
 一 “红极一时”反招祸
 二 一次奇特的座谈会
 三 他陷人了风暴的中心
 四 风暴中的孤独者
 五 严寒中的一丝温暖
第七章 胡适与“新红学”
 一 “新红学”产生的主、客观条件
 二 破“旧”立“新”的《红楼梦考证》
 三 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
 四 “作茧自缚”的“自叙传说”
第八章 “胡适思想”批判
 一 他注定了被批判的命运．273
 二 阵容强大的批判大军．284
 三 大洋彼岸的胡适．．303
第九章 运动中的几个“难友”
 一 周汝昌引火烧身
 二 顾颉刚“在劫难逃”
 三 文怀沙“罪有应得”
 四 吴恩裕的惶恐
 五 王佩璋的人生悲歌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俞平伯误入“红尘”　　一 人生路上的“错误抉择”　　侧耳幽深的时光隧道，似乎总能听到一声声无可奈何的叹息。　　叹息是无奈的表白；叹息是难言的追悔。　　苍天悠悠，红尘滚滚。“无才补天”的曹雪芹在叹息，“误入红尘”的俞平伯也在叹息。前者的叹息化作了不朽名著《红楼梦》，后者则为人生路上的“错误抉择”而沉思。　　这是一段发人深思的历史，却也是一段不易表述的历史。倘若历史确有情，历史也当为俞平伯的抉择而叹息。　　俞平伯与《红楼梦》，可谓冤缠孽结大半生，但是祸是福，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家，本应在诗文创作领域扬名立万，由于偶然的机缘，误走上《红楼梦》研究的道路，终至引火烧身，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自己也成了举国上下妇孺皆知的人物。殊不知，这位以治红学而闻名于世的“红学家”，早年却并不喜欢《红楼梦》。他之所以走上这条对其个体生命来说是荆棘丛生的道路，主要是受了胡适等人的“诱惑”。此事说来话长，欲知详情，还须从头说起。

用户评论 (总计15条)

•   红楼梦研究,本来是纯学术讨论,各种观点应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代表新红学的胡适考证派,俞平伯的新红学,等都是经过认真研究的新结论,新观点,推动红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毛泽东极左思潮,硬用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指导红学研究,把胡适,俞平伯统统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正常的红学研究是残酷的摧残.这本书真实记录了那段历史,值得阅读!
•   展现了当时对红学的讨论情况
•   慢慢看完再说，应该不错，可有点脏。。。。。。
•   批判“红学”及俞平伯，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对知识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整肃”。影响深远。本书不但借助许多当年的档案材料、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作者的采访记录，客观叙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还有不少独到的观点。是一本难得的好书。由于时隔久远，要想了解当年的批判“红学”运动，确实不太容易。本书对后学者，无疑是一本有益、全面的教科书。
•   书的内容无可厚非，个人有自己的喜好，自然体现在行文中。历史是人写的，作者占有大量的史料，观点并不新颖。单就书本的印刷来说，字迹太淡，纸张发白，阅读很费劲。
•   　　 俞平伯先生文好，诗亦好；且兼一笔好写，尝观其与友朋往还信笺，亦感气韵古朴、雅趣昂然，据说他的昆曲也唱得有板有眼，颇为内行称道。我曾经感叹如许之人，在以后怕是越来越少能觅到了。然则文采斐然的作家俞平伯，却一头扎进了“红学”之中，一变而为与胡适比肩相埒的“新红学”创始者，以后乃不以诗文名世，其名望终被“红学家”所掩，这在我看来是不免有些遗憾的----这或许是因了我素来爱读俞先生的散文和诗的缘故罢。
  　　 然而，俞先生大约不会料到，正是使他成为“红学家”的他的“学术成果”----《红楼梦辨》，也即后来的《红楼梦研究》，使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遭到了非学术的粗暴批判，并因此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痛苦和屈辱。这不免又要生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叹了。如今，这场批判运动已然过去半个世纪，平伯先生的冤案早已得到平反，许多当事人也已离开人世，硝烟散尽，尘埃自然落定，事情似乎可以就此完结了。可是不，做出如此的判断似乎太过草率了。实事上，在当下，不仅对此仍然耿耿于怀的不乏其人，便是感而为文、著书立说，对此龂龂追论者也还很是不少。日前我所读到的孙玉明的《红学：1954》正是这样一部书。
  　　 凭心而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事发确实有些偶然。尽管历史不存在假设，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去，倘若当年其非为稻梁之谋、非为文怀沙所“诱惑”而不去出版《<红楼梦>研究》，倘若他不在《新建设》上发表《<红楼梦>简论》，再设若他的助手王佩璋未写那篇批评作家出版社新版《红楼梦》的文章，“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也不曾产生向权威挑战的冲动、进而在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俞平伯则大有可能避免此次批判风暴的袭击；再往前推，一九二二年底顷，他因粗疏而将顾颉刚也已托人替他誊抄的《<红楼梦>辩》的底稿遗落在租乘的黄包车上，设若不是顾颉刚鬼使神差般地为其廉价赎回，则他却极有可能不是红学家俞平伯而是名作家俞平伯了。关于后一个假设，孙玉明在他的书中说：“书稿丢失之后找不到或不再重写，可能会给俞平伯乃至他的亲友们留下终生遗憾，但却不会有1954年以后的那种后悔。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俞平伯夫妇肯定是宁要‘遗憾’而不要‘后悔’的。”诚哉斯言。我完全同意作者的判断。然而复然而，历史不存在假设，实事是接下来他便按计划承受了所有弥漫着浓烈火药味的批判抑或侮辱。需要看到的是，此次“批判”作为运动的一环，而及于《文艺报》，及于胡风，及于“丁玲、陈企霞案件”乃至于整个“肃反运动”，故而以为不宜将其视为独立事件，前述偶然因素云云，也不意味着找到了此次批判乃是专门针对俞平伯先生的证据，那场批判运动的背后其实存在着更为深远阔大的历史背景，它的真正目标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胡适思想”。但是，作为“一”、“个”、“人”，这些偶然因素却实实在在地锁定了他的历史命运----他的灵魂从此刻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从这个角度看来，不妨说正是那些发生在俞平伯身上和周边的大大小小的偶然事件，才构成了他作为“这一个”的必然的苦难史；又何妨认为，正是这些众多的“这一个”的苦难史、屈辱史，也才得以构成整个民族的那段世所罕见的特有的苦难史，或径称其屈辱史。
  　　 我读此书的目的，不过是想一窥故事的梗概，藉此弥补自己知识的空白而已。按说，读书至此，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了，自家的一点想法也算表述清楚了，尽管仍未能免于儇薄罢。然则，我还不能就此带住，这却是由作者的叙述态度引起。于此一点，作者在《前言》中有一番解释：“在写作的过程中，笔者主观上一直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以期尽可能客观地反映这段历史。然而，一切的努力似乎都毫无用处，初稿写成以后回头修改，却发现其中的感情色彩仍然很浓很浓。”“这是无奈之中最无奈的事，写书而不带感情，是绝对不可能的。”坦率讲，对如此见解我持保留态度，但我表示能够理解。如前所述，俞平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他的遭际固可称为苦难和屈辱，那么，那些在这场不带硝烟然而却充满火药味的“战争”中冲锋陷阵的批判者们呢，对他们来讲，这段历史究该如何称道？又意味着什么？倘说，那些参与者径乃所谓“群众”，倒也罢了，可他们却偏偏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知书达理而又有着巍然人望的一大群高智分子。我想，这大约即是作者几经压抑但“感情色彩仍然很浓很浓”的缘故罢。于是，书中便不难找到溢于言表的感情因子了。比如第五章《文艺报成了替罪羊》之第二节，在以平缓的语气交待了钟敬文对俞平伯的批判文章之后，作者忽然“控制”不住，写下了如此一段文字：“如果说《红楼梦研究》真像批判者们所说的那样，是一株‘大毒草’，那么，钟敬文的这两段话，仔细琢磨起来，倒也说得不无道理。问题是，在‘两个小人物’撰文批评《红楼梦研究》之前，整个中国的文艺界，......居然没有一个人‘指出’《红楼梦研究》‘这本书中不能容忍的思想毒素’，岂料运动爆发后，他们却都成了明白人，个个争先恐后地批评《文艺报》编者们不该‘这样’，不该‘那样’。这种现象，才真‘够叫人惊奇了’呢！”于第六章《风暴中心的俞平伯》第二节，在“指名道姓”地对批判的参与者们进行了约略分类之后，作者再次唏嘘喟叹：“厚道人总是说老实话。倘若知识分子们都像他们那样，也许就会避免一场又一场的运动。起码，也不会折腾那么凶。良知，永远是衡量一个人的一个标准。”嗟呼。作者固厚道善良矣，但“倘若”一词置配于此处，读书人则正好可以藉此窥其委曲，太多的史实似乎从未中断对人们的提醒，读书人对同类出以毒手且狠，从来就不亚于持枪弄炮的人之对于敌人，这大约也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之一种罢。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成为故事也已半个多世纪，今天的孙玉明们之所以对此追论不已，窃以为，其原因或许恰如上述，也未可知。
  　　 （《红学：1954》，孙玉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   　　 初见此书，不以为然；再而有兴趣；亲读之则惊矣。作者自云研究红学史，手握丰富史料，不得不写；既欲成书又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几经鼓舞才成此书。
  　　
  　　
  　　
  　　
  　　
  　　孙玉明，著名学者，男，汉族，1961年生，山东省诸城市人。1983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文学学士。1989年6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2004年11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著有《日本红学史稿》、《红学1954》等学术著作。
•   红学之于曲园，确实如冰山之一角。但想想那个时代，不是这个原因，总有那个原因。。。伤心总是难免的。。
•   问题是那些参与者，他们的作为却是使人久久不能平静。
•   潮流如此，个人能有几番作为？从此亦可见大多数知识分子个性的软弱。想起昨日在孔网买的周作人，不也是一样。若非生逢乱世，本来也是一大学问家，周作人说自己“寿则多辱”，虽说是对命运的无奈，更多的还不是对世俗和强权的畏惧和屈服，即使是现在，这样的人不也比比皆是。
•   所见甚是。
•   李希凡和蓝翎后来因为红学的文章归宿闹崩，看过李希凡长篇来谈这件事的始末。
•   那时真是各色人等纷纷登场，极尽表演之能事
•   来读银鱼好文。
•   岂敢。请文河先生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