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

出版时间：2008-06  出版社：三联书店  作者：杨国强  页数：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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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讲述曾国藩和李鸿章出自中国人的三千年历史过程，又在时势的逼迫之下成了回应世界世界过程的人。他们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这是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他们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已之私，因此这咱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

　　杨国强，1948年生于浙江，1953年迁居上海。1982年春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1988年夏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双聘教授。

书籍目录

曾国藩论（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曾国藩论（二）：从经世之学到西学东渐李鸿章论：没有义理之学的洋务巨擘军功官僚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读史断想：庚申与甲午之间的中国社会后记

章节摘录

　　曾国藩论（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近代中国产生过不少矛盾人物。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维护传统又越出了传统；他保守旧物同时却抉破了旧物。作为“中兴名臣”之首，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代表；作为“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他又不自愿地为西方以技术为先导的文化开了引接的门洞。容闳称曾国藩为“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特产”刻画了时代在一个士大夫身上留下的印记。“世事别来一番新”。这种富有历史内容的矛盾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60年代儒学中人的忧患困惑及其艰难曲折的历史分化。　　一　　洪秀全发动了太平天国革命，曾国藩扑灭了太平天国革命。这两个历史造就的对立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又代表着中国社会的这一段历史。　　　　洪秀全是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事业曾寄托着千百万小农的利益和憧憬。小农既苦于传统，又囿于传统，在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前，他们原本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传统。然而由太平天国聚合起来的小农却信仰着西方的上帝，一开始就否定了传统。这一矛盾，使发生于本土的社会群类的冲突在形式上首先表现为异端宗教同传统文化的冲突。由是，无法突破传统的事业，却取得了猛烈突破传统的外观：“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毁。”在上帝教昭示平等的教义背后，是成群结队涌来的小生产者们燃烧着的激情。当金陵小天堂出现在人世的时候，洪秀全的理想似乎实现了。但是，没有内容的外观终究不过是一种幻境。激情冷却之后，天堂的影子也在风吹雨打中模糊了。太平天国借助宗教猛击传统，却不能借助宗教而跳出传统。使洪秀全获得力量的东西最后又使他丧失了力量。他在一大片土地上把旧日的社会秩序化为废墟。然而，为了反对不平等而建立起来的天朝新秩序仍然包含着不平等：“子不敬夫（原文如此）失天伦，弟不敬兄失天伦，臣不敬君失天伦，下不敬上失天伦。”口可以说，远在湘军的炮火把天京城墙轰塌之前，洪秀全的理想已经破灭了。　　曾国藩以镇压太平天国而成为儒学士大夫的出类拔萃之辈。他并不讳言自己身上的血腥气味：“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斯可谓化人间之至酷为寻常谈说，因此，历史学家范文澜称他为“刽子手”。但仅止乎此，用来说明这样一个人物又是远远不够的。曾国藩不是鲍超。他以书生而操杀人之业，是人生信念驱使的结果。太平天国崛起于东南，多数人看到的是农民战争兵锋面前的王朝危机。曾国藩却看到了“外夷之绪”冲击下，“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前一种危机在中国历史的螺旋循环里并不算新鲜，后一种危机则是从来没有先例的。比之李白成“不犯圣庙”；张献忠“亦祭文昌”，洪杨要可怕得多了。于是，产生了《讨粤匪檄》。它的主题，是一种强烈的保卫传统的自觉意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在这个主题之下，曾国藩不仅代表王朝，而且代表圣道；不仅代表圣道，而且代表神道。由名教衍生的传统本是儒学义理的延续，但在这里却变成了引动杀机的使命感：“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当曾国藩带着一身热孝奉诏而出的时候，举目四顾，看到的是“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在一片惨淡景象里，支撑着他的精神力量便是这种使命感。“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他从这里径直走向战争，沾上满手鲜血，也因此而丧失了两个兄弟。“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涕泪流入笔下，写出了由衷的哀痛。但其中并无后悔之意。这种不折不挠，使他体现了传统道德的理想境界；也使他身带着那个时代最亢厉的兵气。　　因为曾国藩代表了传统，所以，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他远比洪秀全更能得到理解、承认和支持。在他的呼喊之下，汇聚起成批从性理之学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当权派，但比当权派更深刻地了解和熟悉社会；他们不是官僚，但比官僚更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处在王朝政权的底层，但因此而更直接地承受着农民战争的压力。旧制度培育了他们，他们又适逢其会地成了挽救旧制度的“抱道君子”。咸丰初年，东南地区的钦差、督抚在太平天国的席卷之势面前一溃再溃。但两湖战场却涌出了一群儒生变成的悍将。“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他们杀人流血，也在于战场。在这些人身上，孔孟程朱之教是以非常残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最使人感慨而沉思的，莫过于“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了。儒学哺育来的儒学知识分子同上帝教旗帜下的农民为敌，但在他们指挥下出力死战的，又全是刚刚放下锄头的“朴实山农”。《湘军记》的作者王定安说过：“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他的话表达了一个儒学士子对于那一段历史的解释。但他说出了传统制度下的农民同时又沉浸于传统影响之中的事实。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可能产生代表自己的独立意识形态。因此，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便成为一种现成的权威。而生产方式的保守又决定了思想方式的保守。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古老的观念与同样古老的生活相适应，变为天经地义之物。曾国藩以“诸生讨训山农”，正是自觉地用自己的卫道意识来呼唤小农的卫道意识。如果说，聚集在洪秀全理想下的众多农民显示了小农精神世界的一半，那么，追随于曾国藩之后的同样众多的农民则显示了小农精神世界的另一半。于是，沿着传统，敉平农民战争的事业正是从农民群众当中获得了主要的物质力量。这是一种造就了历史过程的历史矛盾。　　洪秀全的失败和曾国藩的胜利，表现了传统的力量和传统的选择。一个濒临危亡的王朝因此而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命数。同治一朝的士人们半是称颂半是祝祈地名之为“中兴”。其实，在中国社会已经面临着近代化剧变的时候，这种力量和选择更像是中世纪的最后一阵回光返照。曾国藩在这个过程里以学问建立“事功”，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代表。“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一代士大夫以比附历史表达了自己的推崇之忱。但是，具体的历史常常难以比附。同前代人物相比，时代为曾国藩安排的是另一种命运。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正同太平天国血战于长江中下游的曾国藩，面对面地遇到了挟着天津条约溯江而上的西方人。这种相逢，使一个出自传统的卫道者目睹了传统之外另一个匪夷所思的世界；一种旧式的暴力碰到了一种强劲的新暴力；外夷渗入了内战。在它的背后是庚申之变留下的浓重阴影。　　当曾国藩接到中国同英、法、美三国新订的和约条款时，“阅之不觉呜咽”。比之洪秀全所谓“窃外夷之绪”，和约描绘的那种西方人带来的局面已经是马克思所刻画的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了。它们亵渎和践踏了曾国藩的信念，因此，曾国藩一腔愤恨，以“五胡乱华”相比拟。呜咽和愤恨，在远望庙堂的忧时之泪里交融着中国人披发左衽的民族伤痛。它显示了曾国藩同他所鄙夷的“奉洋若神”者们之间的区别。当日起家买办的杨坊被打，曾国藩在信中说是“白齐文痛殴杨道（坊），足使挟洋人自重者爽然自失。”这种称心快意之语，以双重的憎恶发舒了一个士大夫内心的本来感情。　　但是，西方人用大炮两次打败中国的结果是泪水和愤火所无以为计的。在曾国藩的眼前，“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它们带来了不可回避的逼迫之势。胡林翼视师安庆期间曾驰马江边，目见汽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他因之而“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仓惶失措正是压力下产生的一种时代意识。这种意识不仅说明了胡林翼，也同样说明了曾国藩。曾国藩以水师肃清长江；用陆战攻陷坚城，同太平天国厮杀了十数年。其间，他既从太平军手里领教过“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厉害，为之“惊心动魄”，也购买过同样的东西来对付太平军。战争使他真正懂得了船炮。过去凭道听途说而知道的“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已经成为阅历之后的切肤感受。畏惧之心随之而生。曾国藩辛酸地承认过：“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在他身上，惶遽怵惕之情超乎个人生死，而又带着啃心噬肺之痛：“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这是一种真正的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畏惧是比较的结果。因此，它比憎恶包含着更多的理性成分。从这里走向反思不过是一步之远。剥绎畏惧之心，可以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士大夫中一部分身当其冲的人们在西方优势面前的危机感。这些人直面着现实，所以，他们又是当时中国最清醒的一部分人。危机呼唤自强。于是，“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　　在近代中国，自强曾是一个多义词。但最被人注目的是与洋务运动同义的“自强新政”。曾国藩发其端绪，在抵御西方苦相煎逼的动机下接受了一部分西方的事物。这是儒学士人对于时势的一种逸出常轨的反应。二十余年前，林则徐、魏源已经见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先知者总是寂寞的。民族战争失败所换来的真知灼见，只能发为友朋之间的慷慨议论，成为没有回声的孤鸣，直到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一把大火使世人重新看到这个题目。咸丰十年岁末，曾国藩在一件奏折中用“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的设问，引出了“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身同此境，心同此理，继林则徐、魏源之后，他是再鸣此声的第一人。次年，奕新奏请购买外洋“小火轮船，益以精利枪炮”，用来剿洗太平天国。曾国藩力赞买船买炮之议，称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但他意不仅仅在太平天国：“目下贼氛虽炽，而江面实鲜炮船，不能与我水师争衡。”同奕新相比，他所着眼的是“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斯时，湘军正倾全力猛攻安庆，没有一个人比曾国藩更直接地处于同太平天国为敌的地位。但是，他更担忧西方列强。他所使用的“救时”二字是概括时局之词，无疑已经包含着后来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来一大变局”的基本意思了。因此，当曾国藩赞成买船买炮的时候，他的目光并不止乎买船买炮：“欲访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以勤远略，未敢遽问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同一年，湘军攻陷安庆，第二年曾国藩即设内军械所，试制新式船炮。稍后，容闳奉派出洋采办机器，于是而有规模可观的上海机器局。曾国藩是一个起点，在他手里，“师夷智”从一种议论开始转化为一种社会现实。　　但是，在内战和外患的并发之中，外患刺激下产生的接受西方事物的过程不会不同内战纠结相缠。复杂的历史环境曾使曾国藩在外患和内忧的交错面前表现出一种心力俱绌的牴牾和彷徨。人们常常不忘记曾国藩是最早赞成“借师助剿”的人物之一。成丰十年，他在奏折中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可以纾一时之忧”，就此留下了骂名。然而奏折之外，他还有一番全不相同的意思见于私人信札：“彼甘言蜜语，以师船助我打长毛，中国则峻拒之；彼若明目张胆，以师船助长毛打我中国，再哀求之，岂不更丑？”是以“宜虚与委蛇，与之为婴儿，与之为无町畦，犹为少足自立之道”。这些话表达了对西方人根深蒂固的疑虑。奏折是真实的；私信也是真实的。而两种真实之间却有着一道深深的裂痕。外在的柢牾反映了内在的彷徨，体现了一部分传统的士大夫在时代旋涡之中的一种心理过程。曾国藩经历了柢牾和彷徨，但柢牾和彷徨并没有淹没民族界限。两年以后，他作成《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留下过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中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贻讥于后世。”　　曾国藩从船炮着手寻求自强。这种眼光既反映了他对西学的认识程度；又反映了他实利主义的选择标准。然而“师夷智”的过程一旦开始，近代工业的内在联系和外在联系就会发生作用，拖着从事这一事业的中国人在接受西方事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其一，船炮引入了制器之器。安庆设局制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这个结果使曾国藩看到了旧式技术同新式产品之间的矛盾。因之而有容闳出洋采办机器之举。古所未有的制器之器正是沿着这条渠道第一次为中国社会所自觉接纳的。不仅如此，同一个过程还复制出制器之器。上海机器局开局之初，就有过“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之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的事实。据说，用这些机器做出来的落地开花炮之类，“皆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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