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的中国图景

出版时间：2010-2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左卫民  页数：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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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我关于刑事诉讼的第三本个人著作。自从1985年选择刑事诉讼作为研究方向，迄今已有二十余年。其间，对此方向既有极感兴趣的时候，也有心意转向的时刻。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我个人长期好读书、广读书，但不求甚解，所以很难长期持续关注一个问题，包括自己的教学“饭碗”。因此，我曾经当然现在也在关注司法制度，以及超出司法制度甚至法学领域的纠纷解决。在研究方法论上，我对法学包括诉讼法学的规范性研究长期不以为意。事实上，规范式的研究曾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我对刑事诉讼的关注。然而，近年来，在原来运用法哲学研究刑事诉讼基础上，我开始更多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刑事诉讼。进一步地，基于自己对立法、司法二元化的感触，还提倡并力推实证研究。正是通过这种多角度的路数，使我在刑事诉讼法的研究上小有成就，实证研究与多元理论构成了我当下研究刑事诉讼的突出特征。这些尝试与思考的代表性成果，主要和集中体现在本书中。当然也体现在我所带领的科研团队所完成的《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中。毋庸讳言，新研究范式的尝试与运用非常困难，实证研究的酸甜苦辣，我曾在另一本书中的序提及。社会学、统计学的方法对未经系统训练的笔者，需要从头学起。但令人欣慰的是，笔者正在努力，且有所进步。刑事诉讼法学应否朝向科学化呢？但愿如此。

内容概要

　　作者立足本土，正视现实。打破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传统的研究范式，借鉴和汲取先进的研究方法，运用新的研究范式，对中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问题进行研究。在书中，作者将中国的刑事诉讼置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回溯其改革道路的历程，实证研究，分析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的经验及不足，从中发掘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价值，并提出了具有实用意义的建离。本书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研究过程及研究结论，不仅为刑事诉讼理论研究，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展示了颇具价值的思路，也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方略。

作者简介

左卫民，1964年12月出生，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法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司法制度、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与纠纷解决。曾作为首席专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出版了《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在权利话语与权力技术之间：中国司法的新思考》、《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等著作；在《法学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其中有四十余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

书籍目录

序上篇　第一章　规避与替代：搜查运行机制的实证考察　　一　文书内外：过程与结果的反差　　二　应然与实然：对原因的追寻　　三　问题解决的可能进路　第二章　侦查中的取保候审：基于实证的功能分析　　一　问题的提出与分析范式之设定　　二　话语功能：从适用理由角度的分析　　三　实践功能：从取保终结处理结果的角度的分析　　四　功能背离的双重解释　　五　改革进路　第三章　中国简易刑事程序改革：一个初步的考察与反思　　一　如何兴起：我国简易刑事程序的一个简短回顾　　二　效果如何：简易刑事程序适用的初步实证分析　　三　问题解析：从权利与权力角度展开的讨论　　四　进路：从单一型效率结构迈向平衡型效率结构　第四章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程序：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　　一　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方法　　二　案件试点：运行中的证人出庭程序　　三　问题与进路　第五章　中国刑事案卷制度研究：实证与比较法上的考察与前瞻　　一　刑事案卷：实践面目与制度特征　　二　中国刑事案卷制度的独特性：与两大法系的比较　　三　中国独特性：多角度的解释与分析　　四　可能的制度性转变：中国刑事案卷制度的未来下篇　第六章　刑事诉讼的经济分析　　一　引言　　二　权力的经济与权利的经济：诉讼经济的两种框架　　三　刑事诉讼经济性的制度分析　　四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经济问题　第七章　职权主义：一种谱系性的“知识考古”　　一　中国语境中的’“职权主义”　　二　域外语系中的“职权主义”　　三　初步结论与反思　第八章　中国道路与全球价值：刑事诉讼制度三十年　　一　制度变迁谱系　　二　制度变迁的动因与基本特征　　三　既往的经验与教训之反思　　四　未来如何：中国道路与全球价值　第九章　实然与应然：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本土构建　　一　实际是什么：对当下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检讨　　二　应当是什么：未来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应然类型．　第十章　范式转型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基于实证研究的讨论　　一　既有研究范式的反思与实证方法的提出　　二　实证研究范式下的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三　一些初步的结论与思考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单方询问现象的存在，使控、辩对抗失衡。试点中，由于个别案件的被告人没有辩护人，从而导致对证人的调查沦为单方询问。在检察官单方询问的情形下，询问内容往往只涉及对被告人不利的方面，口头证言内容一般是对书面证言的重述，争议事实容易被掩盖起来；法官补充询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被告人的实体利益，但由于庭前不了解证人品格及证言内容，以及受中立立场的限制，不可能如辩护律师那样积极询问。可见，单方询问容易使证人作证的全面性受到很大限制，不利于查明事实真相，也无法保障被告人质证权的实现。单方询问的问题症结在于被告人没有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由于国家财力的有限性和律师职业群体的数量不足，在短期内保证每名被告人享有免费的律师帮助尚难践行。这显然是一个中国式问题，但如不解决这一问题，仅有单方询问的证人出庭仍然作用有限。　　与控、辩方询问技巧有所欠缺，无辩护人出庭或者质证方态度消极等情形的存在相关联，法官询问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在某些试点案件中，法官职权作用过于强大以至于妨碍了证人作证功能的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控、辩方的询问次数，以及法官的相应控制权。试点中，法官为迅速推进证人作证过程而采用控制控、辩方询问次数的方式，从而使不少证人作证过程一轮结束。法官的理由是经过一轮询问已经将事实问清，无进行第二轮询问之必要。但这仅仅是法官的认识，并不代表控、辩方的立场。我们注意到，在一轮询问后，某些事实争议不但未能澄清且趋于复杂化，控、辩矛盾更为尖锐。这种情形客观上会引致举证方和质证方产生继续盘问的需要：举证方需要通过再度询问以巩固证言的可信度，质证方则需要进一步反驳证人的补缺性陈述。从探明真实的角度，法官对证人作证过程的过早中止抑制了证人作证功能的发挥，使证人的记忆、表情、姿态中所蕴含的案情信息未能充分展示。　　在询问方式上，不当询问较多，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如上文所述，控、辩方对证人的不当询问次数较多，尤其集中在举证方的诱导性问题和复合性问题。

用户评论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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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量很好，紙質很不錯~~~是正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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