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第一阶段思考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作者：（美）索厄尔（Sowell，T.） 著  页数：208  译者：杨惠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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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越第一阶段思考：工资、医疗、住房及风险规避的经济学分析》由斯坦福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厄尔编写，是超级畅销书《基础经济学》的姐妹篇。不同于此前所著旨在阐述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经济学》一书，《超越第一阶段思考：工资、医疗、住房及风险规避的经济学分析》共7章，重点探讨了一些现实世界里的经济问题，如医疗保险、住房、歧视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等，利用经济学原理阐明这些现象的发生原因以及方式。　　《超越第一阶段思考：工资、医疗、住房及风险规避的经济学分析》主题鲜明、语言简练，阐述简单易懂且生动有趣，是一本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大众读物。

作者简介

　　托马斯?索厄尔（Thomas Sowell，1930-），是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评论家。索厄尔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讲授经济学课程，现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高级研究员（Rose and Milton Friedman Senior Fellow）。　　托马斯?索厄尔在经济学和广泛的人文社科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他撰写了30余部经济学及其相关著作，多本被翻译成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日文出版。他在《福布斯》、《财富》、《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华尔街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并担任多家著名媒体的专栏作家。1990年，托马斯?索厄尔荣获由美国企业研究所颁发的、备受尊敬的“鲍伊尔奖”（Francis Boyer Award）；2002年，荣获“国家人文科学勋章”。　　《华尔街时报》曾如此赞誉他：“……谈到近30年来的经济学家，索厄尔确实可以傲立其中。”

书籍目录

前言第1章　政治学与经济学第2章　自由劳动与非自由劳动第3章　医疗保健中的经济学第4章　住房中的经济学第5章　风险经济学第6章　歧视经济学第7章　各国的经济发展资料来源

章节摘录

　　第1章政治学与经济学　　当我们谈论应用经济政策时，我们就不是在谈论单纯的经济原理了，而是在讨论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经济学原理本身保持不变，而这些原理不折不扣地得以应用的可能性却会大大降低，因为政治有它自己的原则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家们的当务之急是当选和再当选，或者因为他们的视野很少跨越下一次选举；同时也是因为普通大众在进行政治决策与进行经济决策时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一个人在决定是否投票给某一候选人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不如决定买哪所房子或哪辆汽车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多。选民的政治决策会对关乎其他许多人的政策产生短暂的影响，而其经济决策则会对一个人的福祉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两种决策的投入在质和量的方面相应地有所不同不足为奇。两种决策的不同点之一在于，做出政治决策时往往不会考虑其长期效应。当大多数选民不超越第一阶段进行思考时，就没有任何动力激励那些候选人看重长远的结果；相反，他们会努力避免超越选民们的思考和理解，，因为他们害怕竞争对手会通过迎合公众的错误想法，进而离间他们和选民之间的关系。　　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认识问题的特定方式也趋于不同。政治性的思维往往以希望发生的结果为标准，去认识诸如政策、法律、计划等问题——其中包括“毒品防控”计划、“营利”企业、“公共利益”律师事务所、“枪支控制”法等问题；而当以经济分析为目标时，关注的不是追求什么目标，而是在追求那些目标时会出现什么激励因素和限制因素。比如，我们都知道，有许多（即使不是全部）“营利”企业事实上并不盈利——实际情况是，大量刚刚开业没几年的企业纷纷破产。同样，毒品防控计划是否真的能够阻止或减少毒品的使用，公共利益律师事务所是否真的能使公众受益，枪支控制法是否真的能够控制枪支，这些都是公开的问题。比如说，租金限制法没能控制住房屋租金的上涨，却导致了房屋的紧缺，以至于实施此法律的城市最终比不实施此法律的城市房屋租金还要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经济学家是不会感到吃惊的。而对于那些怀抱理想目标、按照政治学原理去思考的人来说，这样的结果可能着实令人不可思议。　　问题并不简单地表现为有些政策无法达到预期目标，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知晓运作过程的真正特点，以及这些特点所蕴涵的激励因素和限制因素分别是什么，而不是以所要实现的目标为标准来判断这些过程。如果根据过程中产生的激励因素和限制因素来分析这些过程，而不是以它们所宣称的理想目标为标准来分析，那么政策和计划的许多“意外后果”从一开始就可以预见。一旦我们按照某项政策运作过程中的事件链去进行思维——并且跨越第一阶段去对这些事件进行思考。—那么整个世界看上去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政治和市场二者均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愿望做出回应的途径。决定在哪种商品上花钱的消费者，常常被比作决定选哪位候选人作为公众官员的投票者。然而，这两种过程却有着深刻的不同。其不同不仅体现在人们进行经济和政治决策时所投入的时间和思考在量上有差异，而且这些决策本身也存在着内在的差别。作为投票者要决定是否为某一候选人投票，而经济生活中人们却要决定需要购买多少食物、衣服或居所。简言之，政治决策趋于归类性，而经济决策则倾向于增量性。　　与确定哪位候选人的一整套原则和施政方针更接近自己的愿望相比，增量性决策更容易进行微调。在已经获得了一定量的某种商品或服务、同时又有其他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增量性决策还意味着即便是非常渴望得到的东西，也并不是任何一项增量都同样可以获得。比如，尽管花一大笔钱住进一套好房子是值得的，但是为在乡下购买第二套房子去投资可能值得，也可能不值得，因为这笔钱还可以用于送孩子上大学，或者去海外旅游，等等。执行增量性决策的一个后果就是，许多渴望得到的东西结果并没有去购买，因为虽然它们值得付出一定的代价，却又并不十分值得。　　从政治角度看，总是存在着大量选民们想要而政府官员们又可以提供他们的许多东西，即使选民们对这些东西的喜爱还没有达到愿意自己掏腰包去购买的地步，然而，他们可以免费获得，或者以较低的、政府补贴的价格得到。当然，公众最终还是要以纳税人的身份，为他们不曾选择的东西埋单。在这一过程中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政客，他们表面上的慷慨和同情为他们赢得了政治上的支持。　　在试图了解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官员们对于来自不同方面的各种压力的反应，还要考虑媒体和选民对于经济问题的看法，而媒体和选民们也往往停留于所谓的第一阶段的思考。　　第一阶段的思考　　当我作为本科生在哈佛大学师从阿瑟·史密西斯教授学习的时候，有一天他在班上就当时一个议题问我倾向于哪一种政策。因为我对那个议题感触颇深，所以我激情澎湃地回答了他，并解释了实行我所倡导的政策会得到怎样的有益结果。　　“然后会发生什么情况？”他问我。　　这个问题出乎我的意料。然而，略加思考之后，我发现我所描述的情况可能导致其他的经济后果。于是，我开始思考，并一一给予了说明。　　“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史密西斯教授又问道。当我继续分析这一政策所引发的进一步的经济后果时，我发现这些后果比第一阶段的结果更不令人满意。于是我开始有些动摇了。　　“再然后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史密西斯教授坚持问。到这时，我仿佛看到了我所提倡执行的政策可能带来的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事实上，这一后果要比最初设想的糟糕得多。　　尽管这一过程听起来很简单，但它比大多数涉及诸多政策的经济问题的讨论深入得多。大多数思考都只停留在第一阶段。近几年，美国总统的前经济顾问——他们来自两个不同政党——曾公开评论，美国最高层领袖的决策对于经济后果的考虑多么缺乏远见。，但这并不是说这些领袖关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缺乏远见。他们所辅佐的两位总统（尼克松和克林顿）政治上都非常成功，他们都曾二次当选，而且当选票数远远超过首次。　　动机与后果　　在考虑那些在数年之后才会显现结果的政策时，超越第一阶段进行思考显得特别重要。如果某种政策初期结果是好的，而后来的结果却很糟糕，特别是当后来的结果要在下一届选举之后才会出现，那么采纳这些政策对那些政治家们就极富诱惑力。　　比如，假定某城市或某个州拥有许多很富裕的大公司，那么通过提高这些公司的税率来为地方政府的工程项目筹资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而这些工程项目的倡导者则会因此赢得更多的选票。那么这些公司的反应又如何呢？把他们的工厂、宾馆、铁路或办公大楼搬到别处去吗？在第一阶段当然不能马上这样做。即使他们可以把当地的财产卖掉到其他地方再重新购置，也需要花时间，而且不可能所有的雇员都愿意突然间和公司一起搬往另一座城市或另一个州。但是不管怎样，就在公司迁址多有不便的情况下，高税率所带来的影响还是马上会显现。　　企业破产或原有企业被新生企业取代的情况会不断发生。在税收较高的城市或州，企业破产的比率很可能增高，因为有些运营艰难的公司本来可以维持更长时间，或者有望走出困境，却因为高税率的负担给它们增添了更多的困难，所以无法维持了。而另一方面，新建公司在决定工厂或办公室的安置地点上有选择的机会，它们很有可能避开那些税率高的城市或州而选择其他地方。所以，即使在第一阶段，在现存的经营景气的公司短期内不能搬离的情况下，高税收辖区实际也开始在失去一些企业，只是这种损失还没有大到引起人们注意的程度而已。　　接下来是第二阶段。掌握主要资金命脉的公司总部通常可以在拥有大量雇员和设备的运营机构搬离之前首先迁移。而且，如果这家公司在其他城市或州——也许在海外——拥有其他经营分部的话，即使公司不把某些地区的工厂或办公室立即丢弃，它也可以把产品转向税率不那么高的地方。在税率高的地区，减少业务量反过来也降低了公司在该地区的盈利，而公司和它的当地雇员就是根据这些收入来交税的，所以它们缴税的数额也会下降。　　第三阶段，随着公司的发展，他们可以选择在税率低的地区设立新公司，把愿意随公司迁移的雇员调入新区，并通过雇用新人来替代不愿意随迁的雇员。第四阶段，由于越来越多的公司离开税率高的城市或州，最后，一个时刻终究会到来：即从高税率地区收缴的税额比从过去低税率地区收缴的还要少，因为在低税率的地方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在纳税。但是，等到这种结果出现时，大概许多年已经过去了，而当年负责安排实施这一政策的政治家，很可能已经跃升至州政府或国家政府部门的某一更高职位了。　　更重要的是，即使那些仍然留在当地官位上的政治家，也不大可能因为税收总额降低、失业现象增多、政府服务开支削减以及因税额不足而引起的必需基础设施的削减而受到责难。简言之，那些应该对这种经济滑坡现象负责的人很可能会逃脱政治责任，除非选民或媒体超越第一阶段去进行思考，并关注之后几年一系列可能发生的情况——一而选民和媒体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　　纽约市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经典例证。纽约曾经是美国许多大公司的总部，而在21世纪初期，美国发展最快的100家公司当中只有1家把公司的总部设在纽约。由于纽约在美国所有城市中税率最高，商务办公楼每平方英尺的地税最高，所以它不断地在丧失原有的企业，同时也在丧失一个个工作岗位。而另一方面，在各种城市建设项目中，纽约的人均支出是洛杉矶的两倍，是芝加哥的三倍。总而言之，消费税政策（spend-and-taxpolicy）从政治角度考察是成功的，而从经济后果来考察其作用却是非常消极的。　　总之，只要那只鹅不在下一届选举之前死掉，只要没有人去追查政客们留在凶器上的指纹，宰杀那只能下金蛋的鹅就是切实可行的政治策略。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论是政治方面或其他方面，如果你委托代理机构或代理人为了你的利益去工作，那么总会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他们首先会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往往并不与你的利益相吻合。股份公司的管理层并不总是把股东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样，演员、运动员以及作家的经纪人很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他们当事人的利益。我们没有理由期待新当选的官员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但是，我们却有理由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当他们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时可能忽略的经济现实是什么。　　这种停留于第一阶段的思维方式并不是美国所独有的，也不仅仅局限在征税问题上。在地球的另一侧，一名印度作家就观察到涉及教育改革问题时出现的类似现象：　　没有人费心去关注教育，因为其结果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如果一名政治候选人许诺大米每磅2卢比（12美分），而市场上要花5卢比（31美分）才能买到，那么他就会在选举中获胜。N．T．RamaRao在1994年的选举中正是这样做的。他赢得了大选，当选为安得拉邦首席部长。后来，邦政府财政却濒临枯竭。他还将这样的心得传授给德里的总理纳拉辛哈·拉奥，于是观察家们发现，纳拉辛哈·拉奥放慢了印度改革的步伐，因为他意识到，选票的多寡取决于政治家媚俗的表现，而非取决于是否做了那些从长远角度看是正确的事情。从20世纪80年代起，那些政治家们就已经开始竞相向选民提供免费物品和免费服务了。政客们都如此行事，哪里还有钱去创建新学校或修缮旧校舍？　　当旁遮普邦首席部长PrakashSingllBadal在1997年2月为农民提供免费水电的时候，我郁闷到了极点。他确实履行了他的竞选诺言，但是l2个月后，当地脆弱的财政状况几近瘫痪，已经没钱支付公务员的薪水了。　　像税收一样，财政补贴也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使整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变得更糟糕。哪怕这种补贴不是由政府财政出资，而是由一种物品或服务补贴另一种物品或服务。比如在印度，火车票的补贴是由提高货运收费来实现的。当然，这一举动赢得的乘客的投票数远远多于失去的运货货主的投票数，这不过是因为乘坐火车的人要远比发运货物的人多而已。然而，这种人为提高运货费用的结果又会怎样呢？据著名的英国杂志《经济学家》报道，其结果就是：“印度南部的发电厂发现，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比从印度境内的比哈尔邦购买煤炭还要便宜。”而实际情况是，比哈尔是印度最贫困的邦之一，如果能多卖出一些煤炭，它是可以通过发展煤炭业增加更多就业机会的。　　即使在处理紧急情况的时候，公共官员们在考虑受害者及其所处的困境之前，首先考虑的也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政治需要。印度经济学家BarunMitra声称：“1999年11月，超强龙卷风袭击了印度奥里萨邦的东部沿海地区，导致官方报道的l万人死亡，而非官方报道所显示的数字是官方报道的两倍多。有媒体称，德里的中央政府不愿寻求国际救助，因为那样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国家政府的无能。官员们只考虑自身利益，却无视当时的悲惨事实：在悲剧发生两周后，许多村落的幸存者仍然处于封闭状态，与外界不通消息，也得不到任何救助。”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灾难会导致什么样的反应呢？没有几家保险公司敢如此拖延时间同时还希望在竞争经济条件下生存，若如此，人们就会转而去购买与之竞争的另一家保险公司的保单了。而大多数政府机构占据着不同领域垄断者的地位。尽管你可能对政府紧急情况救助机构的低速反应不满意，但是却没有另外一家类似机构可以取代它来为你提供救助。无论是私人垄断还是政府垄断，垄断地位往往会诱发自我宽容的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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