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的岁月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新  页数:442  
Tag标签:无  

前言

  李新同志是我此生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1946年,他参加当时叫做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跟随中共的代表叶剑英元帅来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作为先父的客人,在一个晚上他来到我家。我当时只有十一岁半。他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一个是讲自我批评,我当时不记得什么事与姐姐有一点争吵,他就提出来我应该作自我批评。这对于我完全是崭新的概念,崭新的思路。我一开头老大不乐意,但是在他的无可抵挡、无懈可击而又春风化雨的逻辑说服下,我终于心悦诚服。第二是我当时被学校委派去参加全市的中学生演讲比赛初中组.这个演讲他干脆出主意,要我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联系实际,鞭挞时弊,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我记得我讲演中提及在垃圾堆上捡煤核的贫民儿童。就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例子,证明国民党没有实行民生主义,立即受到李新同志的赞扬首肯。  我在自传《半生多事》中相当详细地写到了这一段。此前我恰恰在广播中听到国民党市社会局长温崇信的讲话。他的公鸭嗓子,他的满口空话套话陈词滥调。与李新同志的言谈成为鲜明的对比,我体会到一个政党的前景,从它的文风上已经可以看出端倪。我还说,一个政权的衰落是从语文的腐烂上开始的.可见我印象之深。

内容概要

这是一位老革命家的回忆录,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是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批判书,书中的历史问题不是秦皇汉武,不是唐宗宋祖,也不是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更不是华盛顿罗斯福,而是我党从延安到文革时期那段最惊心动魄却又最鲜为人知的历史。    这段历史,只有这样有过切身经历又有反思精神的老革命写出来,才有真实性,才具震撼力。不信?请看!延安整风时,组织上对待那些不与党“一条心”的“两条心”们,作者写道:当时把追查称为劝说,由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劝说小组,每个人劝说两三小时,三四个人轮流劝说。而被劝说(追查)多则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能休息,其身体的疲乏和思想紧张的程度非身历其境的人所能想像。所谓劝说,就是要你“坦白”。你“坦白”一点,他们再追问一步,一直要把你追向成“特务”,才能了事。为了要你坦白,他们有的可以跪在地上劝你,说你只要“坦白”,就可以和党“一条心”干革命了,否则你不可能在革命阵营中有一立足之地。再比如,抗战胜利,作者在河北永年做县委书记,某次审讯汉奸宋品忍时,愤怒的群众冲向审判台,竟活剐了汉奸,后到的人只能捡了两三根骨头,边走边说:“吃不了你的肉,拿你的骨头回家让狗啃,也算解恨了。” 还比如,1957年反右时,人民大学的葛佩琦经组织上反复动员,针对党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谁知却先被《人大周报》,后被《人民日报》诬为“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 最终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哥嫂也不能幸免。    这样的故事在书中比比皆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哪能想象得出来,并写出来!当然,作为回忆录,作者还回忆了几位当初一起闹革命的朋友,作家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多才多艺,书法篆刻皆通,因组织上的原因,可惜晚年得了“精神飘逸症”,作家李锐的父亲李成之(李直)比作者还早闹革命,因为几次政治运动上的错划,最后却迟迟落实不了政策。

作者简介

李新,1918年9月15日,生于四川荣昌县(今属重庆)。
  学生时代是四川学潮领袖,与李成之(作家李锐的父亲)、王方名(王小波的父亲)等为同学,关系密切,共同策划、领导四川的学生运动。之后参加共产党,曾任中共太行分局科长、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等职,并做过两年县委书记,与彭德怀、邓小平、任弼时等中共高层多有交往。
建国后,不谋权力,主动请求进入教育界,协助吴玉章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后来长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领导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编撰工作。
2004年2月5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主编或参与主编多种大型专著,主要有三编十卷本的《中华民国史》(已出二编三卷五册,中华书局1981~1987年版)、四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和《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十二卷)。合作编辑有《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和《孙中山全集》(第二到四卷,中华书局1982~1985年版)。个人专著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简史》等。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前言续前言故乡·童年(1918-1930·四川荣昌) 李家沟 太星寺 安富镇(烧酒坊) 大观小学 荣隆场·蒋姑爷 全县会考和考棠香中学 相亲九一八之忆(1931·四川荣昌)  邱老师的运动经  “不抵抗将军”  到城内去游行!  演戏募捐一·二八之忆(1932·四川荣昌)  古桥送别大哥  一·二八抗战  大哥之死  《回春之曲》  感怀风雨巴山(1934-1935·四川重庆) 布衣协会 众志学会 雨后凭栏 重庆学生哪里去了? 学生救国联合会 学联活动的展开  绝不交印  被川师开除  教我如何不想她  别了,重庆反“扫荡”的回忆(1942·晋冀豫) 二月扫荡 五月大扫荡 左权将军之死 扫荡之后中共北方局整风记(1941-1943·晋冀豫)  彭德怀走了  邓小平来了难忘的1945年(1945·河南濮阳、杞县)  太岳区所闻  赶回北方局  直下中原  在濮阳的争论  难忘的奇遇  赶赴豫东  在杞县工作  大李庄坐村  抗战胜利  重返太行在永年做县委书记(1946-1948·河北永年)  怎样看暴行  试胆量  施庄坐村  参军与战勤  全国土地会议  冶陶会议  解放永年  开门整党  生产推进社  与任弼时的三日长谈  告别永年,重访永年中国人民大学“三反”记(1952·北京)  范长江到人民大学  党组紧急会议  劝阻学生请愿游行  “三反”和“反三”  各单位作检查  反贪污、打老虎  胡锡奎和成仿吾间的矛盾反右亲历记(1957·北京)  吴老(玉章)救了我  引蛇出洞  林希翎与葛佩琦八角亭编书记(1956-1962·北京) 近代史时期的划分 进驻八角亭 历史研究遇上“大跃进” 贴满大字报的讨论会 反“右倾”大关 编书组最满意的一年 1961:大功告成 陪绑的毒草 蓬蒿满目八角亭“四清”记(1965·甘肃张掖)  刘少奇讲话  去甘肃张掖  “四清纪律”  在老乡家  三餐都是稀饭  只动口,不准动手  短暂的欢愉  高台考察  过一个“四清年”  边塞好风景  《二十三条》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附录一 八十感赋 廿载重逢 我的好友王方名 雨歇凭栏——怀念李成之 挽邹鲁风之死附录二 李新生平简介附录三 赤条条来,复赤条条去编后记

章节摘录

林希翎与葛佩琦这时,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走入高潮,全校大约已有400人被打成了右派。划右派要经过党的常委会讨论。李培之和我在常委会上,尽量把各系上报来要划右派的人减少,故意挑剔某某人的条件还不够,或情况还不够具体,希望拿回去搞清楚了再说。这样推、拖的结果,就少划了些石派。但有的系,由于领导人的心胸狭窄,借机整人,就是抓住一些人不放,非把他们打成右派不可。例如经济系有个青年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但系领导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几次送到常委会讨论。常委多数同志“爱才”,说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反党,应好好地教育他、教训他。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在高潮中斗得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她羡慕毛主席表扬了李希凡和兰翎两位青年,才改成了这个名字。她本是法律系的学生,但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吴老认为她是个人才,在颐和园里为她专门找了一个地方供她写作。后来人民大学还专门开了一次《红楼梦》研究的学术会议,把李希凡(曾在人大学习过)和他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吴大琨请来参加了会议。吴大琨就是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后才调到人民大学来的。林希翎因研究《红楼梦》出了名,反右派恰好轮到了她头上。她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党委从全校找到了一批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几千人参加的斗争会。但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无法,只得领着群众高呼口号,才能将她压倒。像这种斗争的准备和召开过程,我是从不参加的,但听到情况后也觉得十分滑稽可笑。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斗争谭天荣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林希翎和谭天荣一时成了北京学生界的著名人物。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当然是弄去劳动改造,甚至受到异常痛苦的遭遇。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右派才得到平反。人民大学党委把给林希翎平反的决定派人送去给她时,派去的人以为她会感激涕零,谁知她却不甚答理,于是,这人便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之一。80年代,林希翎被允许出国。台湾把她请了去,希望她能骂中共,给台湾说几句好话。但她并不骂中共,她也不给台湾说好话。人们以为她一定会到美国去,但她却去了法国。显然,她到美国谋生会比法国容易。但她有头脑,认为这样做要高尚一些。现在不知她怎样了?写到这里,实在令人叹惋。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葛被划右派没有经过党委常委的讨论,所以当时我对这一事件的经过并不很清楚。现在,为了写这篇回忆录,我特地查阅了他的传记和他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原来葛佩琦是个老党员,他对党并没有什么不满,也不想在整风中对党提意见。人大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他一再谢绝参加。后经反复动员,他勉强参加了,在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但就是这几句话,被任意篡改歪曲而打成右派分子。他发言的原意是“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他是在1957年5月24日发言的。5月27日《人大周报》就刊登了他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葛就去找到人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上那段话气愤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了”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用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报道了葛的发言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然走这条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葛佩琦在《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6月9日亲自把它送到了人民日报社(这封更正信,到80年代居然查出来了)。《人民日报》不但不登更正信,还连续发表批判葛佩琦的文章。6月14日,《人民日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同时发表三篇批判葛的报道,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15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某名人批葛的文章。于是,全国大小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时形成批判葛佩琦的高潮。就这样,葛佩琦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还定为“极右派”,判处无期徒刑。从此葛佩琦受尽折磨。不仅他的妻子儿女因他而遭难,连他二哥的家也在1966年被红卫兵抄了,他二嫂被打死,二哥被遣返回山东老家,病中无医疗条件,很快也就死去。1975年,葛佩琦于不幸中得大幸。党中央对关押中的高级罪犯(抗战时期的战犯和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罪犯)实行特赦。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葛佩琦却因有国民党少将头衔获得了自由,而且回到了北京。“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葛佩琦为纠正对自己错划成右派、错判成罪犯以及恢复党籍问题,到处申诉奔走。最后还是胡耀邦同志为他作主,才使他的问题全部解决。在这-过程中,有许多好心人、好同志为他帮忙、出力,但也有些人、有些组织成了为他落实政策的阻力。人民大学党委是当初把葛错划成右派的负责单位、按理应及早出来纠正错误。但直到1979年11月12日作出的《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还说葛“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到1982年,张腾霄(曾在反右倾中受到全国性的人民公社讨论会斗争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担仕了人大党委书一记和副校长,他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高潮中,主张对葛佩琦的“复查结论”重新研究。结果是“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并没有明确说明是错划。直到1986年2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的通知中才明确指出葛佩琦“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争取纠正错划右派的同时,葛佩琦还向法院要求改正判罪的错误。198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再审判决书》,说:“经本院查明:原判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葛佩琦要求恢复党籍的问题,也于1983年5月由中共北京市委解决。市委组织部的决定说:“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要恢复党籍,必须找到1938年的入党介绍人证明,必须找到1942年在西安领导他作地下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必须找到1945年派遣他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少将督察名义为掩护做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很幸运,葛佩琦所需要的这些证明人都找到了,而且都为他写了材料。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很复杂、曲折的。 刘少奇讲话1964年的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我按时前往,会场不大,坐满了人。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我心想,是谁作报告呢?这么严肃。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向旁边的人问了一句话后,对大家说:今天是请少奇同志给大家讲话。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声音一时大,一时小,听起来挺费劲儿,但人们都很安静地听着。他讲的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规定吗?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下去呢?呆在北京,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光会在上面发空头指示,怎么不产生官僚主义呢?下面的情况千变万化,新鲜事物多得很,只有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才能想出新对策,才能领导。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周总理大概没有想到刘少奇的讲话如此简短,所以当刘的讲话结束时他也感到突然。但仅是略一迟疑,就马上起来圆场。他很温和地对大家说道:少奇同志今天的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赶快下去参加“四清”,执行中央的决定。又说,王光美的报告中央即将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并转身向刘少奇说:我看可以让光美到各单位去作报告嘛。然后对台下大家说:各单位都可以请王光美同志去作报告,口头报告比书面报告会更生动些、丰富些。随即宣布散会。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过一个钟头。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随后王光美即到各机关讲“桃园经验”。虽然几次发票给我,但我一次也没去。我想:要是刘少奇做工人运动这类的报告,我当然要去听;至于农村工作,就是刘少奇讲,我也不一定去,何况王光美。去她的吧!不但没听报告,连中央转发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文件,我也根本没有看。这也好,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说我吹捧刘少奇、王光美,吹捧“桃园经验”,顾亚立即起来更正,说“四清”时他给我当秘书,“桃园经验”的文件一直放在他那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眼,提过一句。于是,关于吹捧“桃园经验”这条罪状,便从我的许多“三反”罪状中取消了。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李新先生)在书的开始所讲的关于写真话的想法,关于拍马式的史料的抨击,还有他的诗,也令人感到他的一身正气,甚至是迂直的书生气。虽然我作为后辈不该这样放肆地说话。  ——作家 王蒙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铲除、打倒。可是,那个一次又一次被打倒的历史,却从来也不能被消灭。它一次又一次地浴火重生,它一次又一次无远弗届、无微不至地来到我们中间。于是,流逝的岁月,一层又一层地在心底沉积出难以泯灭的分量。  ——作家 李锐  李新先生是一位思想敏锐的老干部,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在这本回忆录中,他以亲历者和历史家的独特视角,记述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片断。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了解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也可以体验他一贯的主张——历史最宝贵的品格就在于真实。  ——学者 章百家  李新先生是党史和民国史界的前辈,站的位置高,自然能看到许多我辈小百姓看不到的东西。史家看到的是史料,而老百姓则看到的是故事。老先生故事讲得好,娓娓道来,如叙家常。  ——学者 张鸣  先生这本回忆录,是革命者的反思,是历史家的批判,是学问家的质疑,是文化人的启蒙,它是任何“经济效益”所不能替代的。  ——学者 陈铁健

编辑推荐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出版。革命者的反思,历史家的批判,学问家的质疑,文化人的启蒙,最敢讲真话的党史专家拷问社会良知的反思录,刺向历史痛处最犀利的匕首1.老革命家的回忆录,内容真实,极具震撼力,非亲身经历着无法想象!2.作者位置高,作为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资料。3.作者敢说真话、实话,文中揭露的某些史实在今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4.王蒙、李锐、章百家,张鸣等名家推荐。5.王蒙在其著作《半生多事》中专章提到作者李新,并说作者是自己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是他的“精神导师”。王蒙、李锐、章百家、张鸣。联袂推荐: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真话回忆录:流逝的岁月。

图书封面

图书标签Tags

评论、评分、阅读与下载


    流逝的岁月 PDF格式下载


用户评论 (总计86条)

 
 

  •   该书的作者李新,曾任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该书的出版也曾经历过波折,2004年李新去世后,文汇出版社等3家出版社曾打算出版该书,但在送交中共党史研究室的专家审读后,均以经济效益为由而未能出版,2008年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因由王蒙、李悦(作家)章百家等人极力推荐,终畅销。对该书的介绍似有言过其实之感,李新其人,文人书生气较重,故在官场上的成就不大。然性格开朗,遇事不愁,亦是其能安享晚年的重要原因。该书中确有一些不利于刘少奇、邓小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中共北方局整风记中记载了在1942年5月刘少奇经过太行时,批评了北方局的工作,“更启发了我们的思考。”1943年春太行分局召开的高干会议上,薄一波、安子文对北方局过去的工作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北方局的彭德怀、罗瑞卿拒绝接受。随后彭德怀在延安整风中受到了围攻。(2)邓小平在主持北方局工作,抓整风时,工作中的左的做法很多,有人因此而自杀。尤其是审干中对干部的搜查,很过分。据郭森60年代对李新所言“1943年整风审干时搜查女同志的情况,真是骇人听闻,无法形诸笔墨。”(3)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中,刘少奇在报告中对晋冀鲁豫的工作大加赞赏,对晋察冀的工作作了严厉的批评。结果造成了土改工作中的左倾现象。(4)1964年夏天在四清工作开始后,刘少奇召集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以及所有高级干部开会,讲了1个小时的时间,主要内容是批评高级干部不肯下乡,公开表扬王光美在桃园的工作经验。此举引起了很多高级干部的强烈不满。(书中所记载的刘少奇两次发火,时间、对象均有值得玩味之处。)此外,该书中对于人民大学的情况,从三反到反右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资料性较强。
  •   这是一位老革命家的回忆录,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是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批判书,书中的历史问题不是秦皇汉武,不是唐宗宋祖,也不是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更不是华盛顿罗斯福,而是我党从延安到文革时期那段最惊心动魄却又最鲜为人知的历史。
  •   李新先生是我们党史国史圈里的“大腕”,不仅因为地位显赫、名声远扬,更因其说真话的勇气。笔者在读研究生时已经拜读过先生此前出版的回忆录《回望流年》,记得当时对于李与任弼时的三日谈话印象十分深刻,盖因涉及1949年中共建政前夜高层关于联合政府设想的某些信息。谈话犹如雪泥鸿爪,从中可以窥知高层当时对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一片热忱。如今,经各方努力,先生的回忆录终于步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资料室,得以完整出版,可谓惠泽学林。书买来后,不料未及在手就被一位老师没收(拿去先读为快了),我只好再买一本。我花费一天的时间通读下来,感到这是今年所见众多回忆录中的上层之作,犹如韦君宜女士的《思痛录》一样。在此,需要向专业读者推荐的原因有四:一是“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又添新个案,印证这一代知识分子群体争取民主自由的独特风骨;二是填补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的巨大空白,这一点可对比校方去年推出的校史校志的相关史实即可得知;三是为党史若干片段提供新的细节,或印证新说,或推翻陈见;四是为如何书写一部真实可信的回忆录提供典范,可谓“我手写我心”、“我口说真话”。
  •   李新先生的回忆录写的还算不错,两天读完。李先生作为上世纪30、40年代的理想一代,从向往革命到参与革命,成为经历革命的一代,到反思革命,真可谓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李先生做出了一些反思,全书充满着其人道主义的情怀和对于“残酷的美丽”的革命所带来的种种苦难的忏悔之情。是敢于站着说话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作为体制内的高官性型历史学者对于一些事实做出了澄清,但是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尤其是10年文革浩劫笔墨太少,不知是人为的出版原因还是什么?这也是作为读者的最为遗憾之处。正如作者在80自述中所说的“销除兽性扬人性”那样,这才是作者对于革命所带来的人兽化的最大慨叹之处,是一本不错的书,想比起韦君宜女士的《思痛录》的反思来说,大家可以参照读一下
  •   尊重史实,实事求是,不隐瞒、歪曲史实,不无中生有,不夸大粉饰,是从事史作人的起码史德。作文先做人,否则,不能实事求是的记述历史事实、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性,无异于瞒和骗,后人怎么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怎么能以史为鉴(当然,由于语言表达和客观的局限,世界上恐怕没有百分之百和客观实际相符的写的历史书的),何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更谈不上做什么贡献,唯有贻害他人、贻害国家和社会罢了,那损失可就大了。《李新回忆录》为史作人做了榜样,这是因为他首先有对党和人民负责的心,因为他心怀坦荡,公正无私,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有勇气,敢于讲心里话、讲真话,不为尊者讳,这是需要有点凛然正气的,需要有点牺牲精神的,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实为钦佩。从《李新回忆录》的语言来讲,很平易、朴实无华、明白流畅,如叙家常读来令人实感亲切。
  •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是我读过的回忆录中最好的十部中,排在最五位的,作者不但文笔好,而且求真,实事求是。读他的书,我重新认识抗战,认识土地政策,认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教育(更是唾弃当今金钱教育,扼杀天性)。
    如果要研究抗战青年运动,研究中国土地政策,此书不可不读。李新写此书已80岁,生命中的可爱天性,无比动人。那一代人,确有很多人杰。
  •   《流逝的岁月》是一部有着良心记叙自己经历的历史过程,它是一部人性之作。在心灵经历数十年的煎熬之后,冲破了在政权威压下和那些迎合上层权贵写出不真实的历史的蔑视,使后辈看到了真正的东西,挑破了假的画皮。揭露了下层阶级媚取当权者的奴婢心理,这是中国当权者犯错不能到纠正可悲之处,也是中国积习以来不敢犯上,使历史一错再错的可悲。这本书反应作者李新铮铮铁骨。
  •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 推荐看看
  •   据介绍,“这是一位老革命家的回忆录,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是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批判书。”这本书,好像是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08年度“10本好书”之一。我计划在今年春节期间,好好阅读。
  •   前辈的回忆录,文笔属于比较传统的那类,没有太多的花哨和噱头,也不是满足于揭秘之类的想法,而是尽己所能回忆出真实的事件来还原历史。所以前辈可以自豪的说,他可以指名道姓的写,而且要在很多当事人在世时写,欢迎知情者对质和指正,这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前辈也谦虚说自己还没有写回忆录的资格。前几年文坛刮过一阵自传风,一些名人大碗明星们都热衷于写自传,虽然有些人确实还没有活到够写回忆录的资格。至于写的是真是假,那就只是天晓得了。不过总是有人会炒作,也总是有人会上当,仅此而已。近日网上又爆方静间谍门事件,马上又有网友质疑是为了提高知名度的炒作,我倒宁愿相信不是,一个严肃节目的主持人沦落到要靠炒作来提高知名度,那不仅仅是对其本人,也是对我们社会的一大讽刺。这只能说明,炒作风已经破环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诚信度,使老百姓已经无法判断是真是假了。所以我至少对于娱乐新闻的爆料,以前是姑妄听之,姑妄信之,现在是姑妄不听之,姑妄不信之。爆料——争议——揭秘——澄清——出名,这么一个过程,我想前辈是不需要的。
  •   李新先生是革命家,又是历史学家,这就决定了他的回忆录相对来说真实可信,为后人保存了一份信史,特别对搞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很有帮助。
  •   该书着实不错,关键是实话实说。大多数回忆录是“隐恶扬善”,只说好,不说坏。这说过五关斩六将,不说走麦城。李新不是,难得!
  •   没有什么好说的,李新先生的回忆录,又是陈铁健先生整理的。一个字好
  •   作者李新----老革命,大学者,珍贵的回忆,十分难得。美中不足的有两处,一是到了文革就没有下文了,一是所付照片印的太小,像邮票似的。
  •   好书!一口气看完。作者说真话的勇气和对历史负责的勇气,令人非常敬重。这是自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以来给人的又一次震撼和感动。叹斯人已逝,谅风气必开!整理者陈铁健执着而跌宕的出书遭遇以及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慧眼和勇气,同样令人感叹而荡气回肠。这样的好书,我相信应该有销路,出版社不会亏损。我最初是看到《作家文摘》片段才试着到当当网寻觅的,没想到该网果然有货且很快送达,在此一并致谢!
  •   读来比较生动,不像其他党史回忆录那样刻板,无生气。
  •   评论书往往是丛书的内容说起,这本书也不例外。不过,我从河北省永年县的视角来评价。本人祖籍河北永年,也许读书少的缘故,很少看到大人物或者、从大视角、或大背景下来阐述永年县历史。该书描写的关于永年的历史和我小时候听祖辈讲过的故事梗概大体相符,读完后使我对永年的那段历史有了更加清晰的、亲切的认识。仅凭此,建议河北永年县读者都来读读这本书……
  •   回忆录类的文章,能做到比较客观真实很不容易
  •   这部回忆录据说出版还很不容易,现在的出版界真是的
  •   作者是四川人,使我对四川有了初步的认识,书写得比较有趣,比较敢说,揭开了党内斗争的一些谜团。
  •   一个读书人在大风大浪中的感受,有对历史大潮流的惊叹,有自己心血付出的记录。更可叹的是对那些历史大潮挟裹的种种异常人与事的不理解,不认同,不避讳。
    所以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宏观大叙事背后的很多真实的细节。这些细节与那种历史大叙事的逻辑是并行的血肉,缺了一样,就不叫历史行程了。
    所以这本书,看着无比亲切。
  •   一个真正的党员写出了那一段真实的历史!好书!!
  •   敢于讲真话,
  •   看了《凤凰周刊》的推荐才买的这本书,周刊评价很高。我自己主要的感悟是历史上很多错误的做法现实中仍然在继续!建议“干部”都来读一读这本书。
  •   看到我们这个四川同乡波澜壮阔的一生,确实感到骄傲,可是真正的可贵,在于他的坦率和正直,要写就写真实的回忆,赞赏他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致敬!
  •   叙述了作者漫长的人生经历,让后来人有所感悟的一本书!
  •   感谢该书真实记录了历史,当然遗憾的是wenge的没有往下写,想必是事情过于复杂吧。该书正的值得一读。
  •   为那些真正坚持党性、充满人格魅力和尊严的***员叫好,为那些真正做到“三老四严”的人民公仆叫好,打倒那些披着“共产主义信仰”外衣的封建余孽,归根结底要打倒毛泽东,彻底埋葬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
  •   那些岁月,流过了。。。
  •   还原历史的真相,细细品读必有获益
  •   从小人物的角度了解历史
  •   历史的真相在哪里?????????
  •   其实我很少看这种类型的书,买这本书主要是送人的。只要他喜欢就好。而且当当送货很及时。
  •   书的内容非常好,书本身的质量也很好,我非常满意
  •   该书值得一看,而且价格便宜。推荐!
  •   书质量还可以,物流速度也快,邮费加书费已经和原价一样了,如果价格更低点就好了。
  •   书很好,今天刚收到就拆了包装看,不错,值得收藏。
  •   真实直率,很值得读。
  •   没它自夸的好,但还行,自传性质吧,有一些话很新鲜。
  •   帮别人买的,这本书很好是正版
  •   包装不好,没有塑封,磨损较明显。。。
  •   本书不错,很真实的反映了历史实况。读后觉得同与日前的有些回忆录有很大不同的地方。作者不避讳历史真相,不避讳具体的人和事,不避讳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可以很清晰的看出作者的诚朴性格和坦白的胸怀。即使是对大人物,比如对刘少奇主席报告中的不符合当时当地的实情,也不盲目诡从,谈出自己的想法等等。书中此类情况皆比皆是。使普通读者读了。觉得很真实。书的文笔写得也不错,只是历史性的资料的罗列偏多了些,不免减弱了一点阅读的兴致(因为这种历史资料具体到年月日、详细到像教科书)。但是,我仍然觉得是近年来所读的回忆录中较好的一本,值得认真阅读的一本回忆录。
  •   李新(1918~2004)原名李忠慎。1918年9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安富 历史学家——李新
    镇(现属重庆市)。1934年考入重庆川东师范学校,积极从事进步学生运动和救亡活动。1938年初,李新约集同志数人,毅然由万县步行去延安,
  •   看了前言,本来对这本书期待极高, 不过看去发现写的还是不够多...土改,整风,反右,文革...大概后来作者已经韬晦了,所以对文革写的并不多...好在提出反思,虽然不是呐喊,不过也能警醒. 人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坚持良知,有很多"运动"就闹不起来.坚持独立思考...不盲从,很难,不过真的有效...

    可惜写的太少,意犹未尽...
  •   李新同志老了,无所畏惧了,敢说话了,很难得。不过:为什么是现在才敢说?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彭德怀为什么都成为悲剧的主角?国民党执政时所谓的白色恐怖之中还有傅斯年、储安平等人的大声疾呼呢
  •   了解了一些历史史实,作者提出的一些观点和问题,值得深思。如果把文革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回忆充实进来就更好了。
  •   用特松纸印刷的厚厚一本书,其实不到500页,最大的好处是把持该书阅读时手不怎么酸。文笔粗糙,但不失流畅,读来尚不费力。前半部分平淡,真正精彩的是书的后半本,从227页开始能拨动些许心灵深处的感触,尚在一目十行中游弋着..........
  •   他首先是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后才是一个共产党官员。
  •   这本书比以往所有历史教科书都能激起读者对历史的回忆与关注平实的叙述,细节的白描真实的心声,内心的反省一个党员的自我画像一个公民的自我评述浮躁的社会,并不缺少回忆市侩的现实,并不缺少赞歌只有真与实的交融才是真正的历史记述只有深深的自我省惕才是真正的良心救赎
  •   写得比较真实,可读性比较强,不失知识分子本色。可惜党内这种人太少了。
  •   值得看。激励人们更加深刻地去挖掘那段历史
  •   不少一些内容看过,有些内容是第一次知道,让人深思啊
  •   记录的是历史,观看的是人性
  •   讲了实话有历史学家的风范但是书籍好像有删节
  •   這本書已出版很久了,評論一直很赞,這次打折買了.
  •   挺好看的,推荐
  •   比在书店便宜好多啊 嘎嘎
  •   比较尊重所见所闻,不为尊者隐瞒,不抬轿子。
  •   给了一个一般的评分,不是对其所要表达的想法,只是对其文笔而已。宪法赋予了言论的自由,写在了纸上,但作到了吗?想了说了吗?说了写了吗?写了印了吗?是真的吗?是半真半假?或抑为假?于是有了“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可实事求是是我们的法定呀。
  •   一开始大家都说这本书不错,自己受到影响也买了,翻了翻书,感觉挺散乱的。因此,不建议买~~
  •   这位老先生文革时到哪里去了?
  •   但是没有想象中的好
  •   内容的可读性较高,对当时解放区的事有所了解了。
  •   质量不好,装订时过于粗糙
  •   不知道是仓库还是快递的原因,书面有污损,纸质也不好,不怎么满意。
  •   参加延安斗争后的部分还可看看,一定程度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青少年时期的思想发展和经历描述完全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自我标榜。读本书之前刚读完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几乎同一代人的回忆,同样是治史之人,思想反差太大了,这本书不好看
  •   唯一的收获是知道了王晓波的一点家事和人大的丑事。
  •   写得很真实 但是许多话似乎没有说完
  •      1942年秋,刘少奇从华中到延安,经过太行山,曾经在北方局党校作过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讲演。那时,太行分局已经成立,我在分局负责青委工作。当我在涉县更乐村得到通知,可以到北方局去听胡服同志作报告时,我高兴极了。我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而刘少奇从发表《共产党员的修养》后,在我的心目中已树立了崇高的形象。皖南事变后,他又担任新四军的政治委员,华中局的书记,说明他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已经抛弃并批判了项(英)、袁(国平)的“错误战线”。他在苏北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正需要学习他的经验。于是我立即起程,赶往北方局的驻地——山西辽县的麻田镇。<br>  胡服是在北方局党校作的报告,由彭德怀主持。彭亲自为他倒水,作介绍,并认真地听他的讲话。彭对刘少奇的态度很尊重,可以说已达到敬如师长的程度。但刘少奇却满不在乎,他的讲演,使我大吃一惊。虽然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但讲演的内容,以及他们当时的神态,我至今仍记忆犹新。<br>  刘少奇从抗战开始讲起。他说芦沟桥的炮声一响,他当时主持的北方局就号召青年(学生),脱下长衫,上山打游击。于是以平津为中心的华北青年,分散到华北各地,利用各种关系,发动了游击战争。这叫做“撒豆成兵”。他特别强调,只要符合客观形势,撒豆就可以成兵。由此说明,他在北方局时,华北的局面打开了,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局面打开以后,就应该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依靠农民,自下而上地建立民兵、游击队、地方武装和正规部队。不能只靠正规军来坚持抗战。他说:依我看,你们华北现在还是依靠八路军(老红军)打仗,没有形成真正的群众游击战争。听说“五月扫荡”后,这里的老百姓还不欢迎你们回来呢。<br>  然后他从华北说到华中。他说:新四军成立后,两眼只望着国民党,只想从国民党那里去领钱领枪,而不肯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人民政权,靠人民吃饭。所以队伍老是那么一点点,扩不大。南京、武汉失守,国民党军大溃败,到处是枪,就是拣枪也要拣它几万嘛。那时,敌人后面的地方大得很,随便也可以建立它几十个县的政权。但是,就是不敢,就是要看国民党的眼色行事。结果怎样呢?连军部都让国民党消灭了,军长也作了人家的俘虏。后来,中央要我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我看,江南不行了,就到苏北去。到苏北,先集中军队打开局面,然后抓住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土地革命可以中民农民翻身,减租减息也可让农民翻身嘛。减租减息以后还要交租交息,就可以依靠农民把地主也团结起来抗日了。你不减租减息,农民能起来吗?你不依靠农民,难道能依靠地主去抗日吗?现在,我们苏北的农民起来了,地主也被团结起来了。我们村村建立了民兵,县区都有游击队,县游击大队还具有地方武装的性质,和军分区的武装密不可分。至于军区部队,那就已经正规化了,可以和敌人在运动战中打正规战。现在我们的正规部队比以前扩大了好几倍。政权也建立起来了,我们自己有钱了,我们不求谁,因此谁也不怕。敌人来,既有群众游击战争,又有正规军作战,我们的根据地的规律:1、用部队打开局面;2、抓紧时机,发动群众;3、建立和建设各级游击武装,扩大正规部队,建立和建设各级人民政权。这样把一块一块的根据地建立并巩固起来,然后再加以扩大,并把多个根据地设法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把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都建设好了,巩固了,并连在一起了,那时无论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顽固反共势力,都奈何不了我们。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还要努力奋斗!<br>  从他的讲演中,可以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在北方局时,北方局的方针是正确的,他走了以后,就出了问题。他到华中局以前,华中的方针是错误的,他去纠正了错误,华中的方针就正确了并且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尽管他的话很不谦虚,态度似乎有些傲慢,批评的口吻毫不客气,但是道理是那样明白,事实是那样的清楚,所以他结尾的话音刚落,全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br>  在这次讲演中,同志们还向他提出了不少的问题,他都一一作了解答。其中一个同志问道:王明说<span>中国</span>革命有几个战略阶段,大革命时期是一个战略阶段;<span>十年</span>内战是第二个战略阶段;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又进入另外不同的战略阶段了。不知胡服同志怎样看?刘少奇轻蔑地一笑,不暇思索地就回答道:不能那样看,革命战略问题首先是革命力量配置的问题。<span>中国</span>革命的动力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一定时期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也就是大资产阶级)根本不是革命的动力。从党成立到现在,这种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是参加抗战的也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同盟军,甚至还只是间接同盟军。革命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革命打击的方向问题。<span>中国</span>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也是从党成立到今天都没有改变。今天抗日只是打击的重点是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是革命对象已经改变了。从二<span>十年</span>代到现在乃至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的战略基本上没有变,也不会变,但局部的改变是有的,如革命动力和同盟军的扩大和缩小,以及革命打击重点在一定时期有转移。这种改变是局部性的改变,不能说是战略阶段的转变。从大革命到抗日,革命经过高潮、低潮又发展到高潮,我们的策略应该根据形势作相应的改变。从大革命到<span>十年</span>内战,我们党处于幼年时期,看不见也不肯承认革命进入低潮,无论组识形式和斗争形式都没有及时转变,一味左倾蛮干,结果吃了大亏。现在抗日战争来了,革命到了高潮,我们应抓住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发展我们的力量,争取革命早日胜利。我们绝不能两眼看着国民党,认为它能领导抗日,领导革命。皖南事变的教训还不深刻吗?别再糊涂了!<br>  刘少奇的这一通讲演和他回答问题的这一席话,影响深远。本来我们当时在北方局以及华北各地区的干部,对北方局的领导是无限信任和尊崇的,但自从听了他的报告以后,便敢于怀疑、敢于独立地思考问题了。因此在1943年太行分局召开的温村会议(全分局的高干会议)上,由薄一波、安子文带头,对北方局的领导,从方针政策到许多具体问题,都提出了意见,展开严肃的批评。由于彭德怀、罗瑞卿等北方局领导成员不接受批评,这次会议实际上无结果而散。随后中央把他们(彭、罗、薄、安等)都调回延安整风,于是在延安就有几十天对彭的严厉地批评。这个问题,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主席还把它作为彭与他不能合作的罪证,彭并因此而倒大霉。<br>  从这次讲演,可以看出毛刘思想确实相通,无怪乎刘少奇后来能提出毛泽东思想,把它系统化、理论化,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化折马克思主义。同时,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著名决议中,一方面称颂毛泽东是苏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另方面又称赞刘少奇为白区正确战线的代表。刘少奇在十年内战期间并没有全面领导过白区工作(全面领导白区工作的长期是周恩来、后期是张闻天),而白区工作又说是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因此无论从实际上还是从逻辑上说,刘少奇这个正确代表都不存在。可是,为什么又会出现两个正确代表呢?而二十年后这两个正确代表又由于至今也说不清楚的原因,一个打倒了另一个,这又是为什么?<span>历史</span>的谜底究竟如何,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     李新先生的回忆录写的还算不错,两天读完。李先生作为上世纪30、40年代的理想一代,从向往革命到参与革命,成为经历革命的一代,到反思革命,真可谓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李先生做出了一些反思,全书充满着其人道主义的情怀和对于“残酷的美丽”的革命所带来的种种苦难的忏悔之情。是敢于站着说话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作为体制内的高官性型历史学者对于一些事实做出了澄清,但是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尤其是10年文革浩劫笔墨太少,不知是人为的出版原因还是什么?这也是作为读者的最为遗憾之处。正如作者在80自述中所说的“销除兽性扬人性”那样,这才是作者对于革命所带来的人兽化的最大慨叹之处,是一本不错的书,想比起韦君宜女士的《思痛录》的反思来说,大家可以参照读一下
  •     第五部分 "四清"记 1.刘少奇讲话
      1964年的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我按时前往,会场不大,坐满了人。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我心想,是谁作报告呢?这么严肃。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向旁边的人问了一句话后,对大家说:今天是请少奇同志给大家讲话。
      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声音一时大,一时小,听起来挺费劲儿,但人们都很安静地听着。
      他讲的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规定吗?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下去呢?呆在北京,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光会在上面发空头指示,怎么不产生官僚主义呢?下面的情况千变万化,新鲜事物多得很,只有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才能想出新对策,才能领导。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
      周总理大概没有想到刘少奇的讲话如此简短,所以当刘的讲话结束时他也感到突然。但仅是略一迟疑,就马上起来圆场。他很温和地对大家说道:少奇同志今天的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赶快下去参加"四清",执行中央的决定。又说,王光美的报告中央即将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并转身向刘少奇说:我看可以让光美到各单位去作报告嘛。然后对台下大家说:各单位都可以请王光美同志去作报告,口头报告比书面报告会更生动些、丰富些。随即宣布散会。
      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过一个钟头。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
      随后王光美即到各机关讲"桃园经验"。虽然几次发票给我,但我一次也没去。我想:要是刘少奇做工人运动这类的报告,我当然要去听;至于农村工作,就是刘少奇讲,我也不一定去,何况王光美。去她的吧!不但没听报告,连中央转发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文件,我也根本没有看。这也好,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说我吹捧刘少奇、王光美,吹捧"桃园经验",顾亚立即起来更正,说"四清"时他给我当秘书,"桃园经验"的文件一直放在他那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眼,提过一句。于是,关于吹捧"桃园经验"这条罪状,便从我的许多"三反"①罪状中取消了。
      ①"三反"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     “同学们,你们要进城请愿,示威游行,这都不是违法的,本来没有什么。但同学们考虑过没有,从前学生罢课、请愿、示威游行,都是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延安、解放区有这些事情吗?没有。今天,毛主席号召大家‘三反’,你们响应号召,是完全正确的。但你们采取请愿、游行示威的方式,毛主席虽然不责怪你们,但全世界的舆论宣传,都会说新中国的学生起来了,他们起来反对政府了。这对你们好吗?尤其是人民大学,谁都知道这是中共中央自己开办的新型大学,现在,它的学生起来罢课、请愿、示威游行,这样的政治影响好吗?”
  •     这是本好书,值班的时候看了大半,周日没动地方读完了 。受益不浅所以夸赞一下:
      李先生有深厚文字功底,后半生又是以教育写书为业,文笔非常好,对该交待的事情交待得很明白,所以本书读起来很流畅。
      李先生介绍的情况,本着写信史真史的准则,又是从普通人的视角,讲得很实在,可信度很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敢说,把问题摆出来,并不讳疾忌医,这和他在回忆中透露出来的一贯的工作作风是一致的,非常让人钦佩。从他身上以及他回忆中很多人身上,真正看到了那一代的共产党人深入群众,理论联系实际,以身作则等等优秀的品质,这才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体现。与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环境、工作相比,我们实在差的太多。
      先生以那样的革命资历,后转任教育战线,后又编书为乐,幸甚。
      最后还是推荐一下,年轻人们大可以读读这本书。
  •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是一部感人肺腑,又发人深省的好书。李新的学生、本书整理者陈铁健介绍说:“先生这本回忆录,是革命者的反思,是历史家的批判,是学问家的质疑,是文化人的启蒙。”总结得十分贴切。
      据陈铁健先生介绍,本书基本上是《回望流年:李新忆救亡与抗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和《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的合编。新增的部分为《中共北方局整风记》、《中国人民大学“三反”记》和“附录一”中的《挽邹鲁风之死》。
      
      
      不爱当官,爱讲真话
      
      此前我对李新先生并没有太深的了解。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此书,我特意询问一位师友,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李新先生有两个特点,一是不爱当官,二是敢讲真话。这部回忆录让我感到,这两个特点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真理。因为把追求真理当作最崇高的事业,他视权位和金钱如粪土;为了维护真理,他不计个人得失,敢冒风险讲真话。正如李新自己所说:回顾自己的一生,“自问总是在追求真理和为真理而斗争,从没有做过昧良心的事。”
      先说他的不爱当官。李新1935年领导重庆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解放初,邓小平要李新去西南局任青委书记兼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相当于副省长级别。如果他走仕途的话,此后级别肯定还会升高。可是他应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之邀,继续在人民大学留任。其后一直在大学、科研机构担任领导工作并执教、著书立说,以学者的身份终其一生。
      再看他如何讲真话。李新从学生时代起,就显示出光明磊落、正气凛然的风采。当年他因领导学生爱国运动面临被开除的危险,川东师范学校的校长要他填一个悔过表,即可保留学籍。李新气愤地说:“要我悔过,办不到!抗日要悔过,卖国不悔过,请问这是什么道理?”校长退一步,让他写一个“保证书”。他不客气地说:“保证什么?保证不救国?”随即义无反顾地离开他心爱的学校。在任河北省永年县委书记时(1946-1947),他因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团结爱国的地主士绅及工商界人士而被上级指责为“执行地富路线”。永年县的其他领导十分紧张,劝他接受“上面”的批评。李新毫不畏惧地说,“什么上面下面,应该实事求是,讲真理,坚持真理。”后来在地委召开的会议上,地主出身的某地委领导为洗清自己,痛哭流涕地批评自己“立场不稳”,执行了地富路线,现在要改正错误。“唯独永年县委坚决不承认。”1945年李新和北方局的一些同志随邓小平到平原分局帮助开展“减租减息”工作。李新通过驻村调查,发现该地区靠强迫命令推行“雇、佃、贫”运动,“搞得很左”,李新在一次会议上严肃地批评道,强迫命令不能真正发动群众,不团结中农,不争取一切阶层抗日,是经不住战争考验的。他还把调查材料公布于众。地区青委书记纪登奎很不服气,与李新争论。最后,以邓小平基本上赞同李新的意见结束争端。像这种为坚持真理而据理力争的事例还有很多。
      这部回忆录就是讲真话的典范。本书的《前言》说,时下“大多数的回忆录都‘隐恶扬善’,……甚至伪造历史,取宠求荣。这样的为拍马而写的‘回忆录’,一切正直的人都会对它不屑一顾。”李新进一步说明:“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起初他考虑到,为了避免与当事人及其亲属发生纠葛,有些事和人现在不宜说或不宜直说、多说,最好等自己死后再发表,“死后是非谁管得”。后来觉得那样不对。“必须当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我就应直接真姓真名地说到他。……因此,我这本回忆录写到了许多现在还健在的同志,并且其中有不少同志自己还写了回忆录。这样最好,让读者来评判谁写的真,谁写的假;谁写得偏颇,谁写得全面。”毋庸置疑,此书的历史学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不过,切勿以为,一位老革命的回忆录必定要板着严肃的面孔,刻板、冷峻地叙述历史事件。此书文笔流畅,似行云流水;不仅好读,而且引人入胜,让人爱读。一场场政治运动、一桩桩历史事件波澜起伏,层层递进,富于鲜明的时代感;对形态各异的历史人物刻画得细致入微、活灵活现,其中不少细节,包括人物的对话、语气、动作、神态等等都跃然纸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所提倡的做人的原则,所揭示的政治场中的规律及手法也予人启迪;书中洋溢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献身精神更是催人泪下、激人奋进。
      
      
      一幅社会历史的长卷
      
      本书尽管是个人回忆录,但因作者有着开阔的视野和厚重的历史感,它较全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面貌,对于我们理解中国革命史、现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史都有着极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毛泽东曾认为,中国革命从本质上说,是一场农民革命。史学界将其称之为“新式农民革命”,“新”就在于它是由无产阶级,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然而笔者发现,新式农民革命之“新”,还在于有新式革命知识分子的参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起“谋士”的作用,他们作用有限,人数又少,而新知识分子则不同。从参加革命的原因和作用看,出身于劳动阶级的革命者多因走投无路而参加革命。这基本上是延续中国古代“官逼民反”、“揭竿而起”的路子。新知识分子则是由于接受良好的教育,尤其是西式教育,从而掌握了新思想。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改变个人命运,而是出于理性的思考,要改造落后的旧社会,其目标更为宏伟和长远。李新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
      在回忆录的开首,李新对他的家乡四川省荣昌县(现重庆市远郊区)的乡镇作了详尽的描述,包括对百姓擅动大刑的乡公所、大地主的庄园,以及炮楼、神庙、烟馆、赌场、妓院,此外还有规格不同的饭馆、连着赌场的茶馆等等。这些绝不仅是为描述一个地方的乡风民俗,更主要的是交待作者参加革命的背景:“就是这个安富镇,使我对旧社会的黑暗了解不少,它激起了我的不满和愤恨,使我想把它推倒、把它粉碎而不惜。我后来接受新思想,参加革命,和我童年早岁的这些遭遇有相当的关系。”
      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乡村以及乡镇基本上是传统社会的阵地,新式学校则是新世界的发祥地。李新就读的大观小学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优越的体育设施,尤其图书室订了全国著名的报纸,一应俱全,对于开阔学生的眼界,了解世界大势、国家大事都大有益处。无怪乎中国的爱国运动从学生运动开始。
      九•一八事变激起中国人的爱国救亡运动,这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是在学生的推动下进行的。一二•九后,重庆学生响应北平学生运动,成立“学生救国联合会”,李新(当时名李忠慎,是川东师范学校学生)就是领导人之一。国民党政府打击、镇压爱国运动,而且“学生的救国热情虽然高涨起来了,但整个社会还没有觉醒。”学生们想尽办法动员民众:演戏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号召商人和消费者共同抵制日货、采用国货。教民众大唱抗日歌曲,组织游行示威、办报刊、画宣传画、成立各种救国组织等等。书中说:“歌咏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很突出。哪里有抗日的歌声,哪里的救亡活动就开展起来了。”不过,宣传抗日道理,最重要的是讲演。学生们用地图配合讲演,“讲演员对着地图向群众讲述日本侵占东北的经过和现在侵略华北的情况。群众看图听讲,最容易受感动,有的中小学生听着听着就哭了起来。这时再高呼‘收回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激奋之情,是任何文辞也难以形容的。”当时的学生运动是全国性的,各地学生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作者便对其他地区的学生爱国运动有一定的了解,他介绍说“上海的学运搞得轰轰烈烈,不亚于北平。学生要到南京去请愿,当局竟至下令把铁轨拆了。但学生们却自己铺上铁轨,自己开车前进。当局不得不露出狰狞面孔,用武装把学生押解回去。上海学生的英勇斗争太激动人心了!因此我们立即派人去求救。”“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候,如果没有一批热血青年,我们的民族恐怕是要沉沦下去。”
      这些爱国学生中的佼佼者后来投身革命事业,成为革命队伍的中坚。李新和他的朋友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们继续发动民众抗日、后来又反蒋,最终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现时中国革命与旧式农民战争的不同。当时永年县某些领导人为了迎合群众的心理,提出要将敌人俘虏中当官的人全部杀死,并将头领活剐。李新认为这是农民狭隘的报复主义思想在作怪:“历代农民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政策,杀害俘虏也是他们的重要错误之一。”1948年夏,李新与任弼时曾作三日长谈。他们谈古论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一致认为“要克服农民意识,克服那些落后的东西。”正是因为有着理性的思考,李新这样的新知识分子在革命工作中能够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黄敏兰/文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11月19日
  •   这一节内容十分丰富,耐琢磨。
  •   没什么反思力度的书,枉费自己是民国史主编
  •   要知道,有时候体制内的人的话是不能说透的。再者中国的出版传媒事业你又不是不知道,很多所谓敏感的内容在出版社准备出版时,都被无情删改完毕了,所谓洁净本是也(看看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唐公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和《袁氏当国》等在大陆和以外的版本就知道了。)。在国内连这都不知道吗?非不为也,时不能也。
  •   两码事
  •   楼主就是白色恐怖培养出大兽性走狗。
  •   呵呵,所以后来老邓没给这个婆娘什么职位。有机会的话,她未必逊于江姐姐的。
  •   纪录片《八九点的太阳》,有她的露面。看相貌/谈吐/气质/风度,怪不得60年代因其去东南亚访问风光了一番,引起了气量狭小的江青的妒忌,温格的时候给她戴上了那套乒乓球项链,并将其彻底批臭/批倒。
  •   我想:要是刘少奇做工人运动这类的报告,我当然要去听;至于农村工作,就是刘少奇讲,我也不一定去,何况王光美。去她的吧!
    新版中这一句话删掉
  •   囧…
  •   嗯,影响不好
  •   很不好,实在不好。
  •   我承认,读到这一段,我笑喷了。
 

250万本中文图书简介、评论、评分,PDF格式免费下载。 第一图书网 手机版

京ICP备13047387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