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解释

出版时间：1999-1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作者：[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译者：纳日碧力戈,郭于华,李彬,罗红光,田青,谭小勤,胡懋仁,陈小秋,张海洋,黄剑波,张谋,周燕,胡鸿保,王铭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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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这本书是冲着末尾那篇著名的《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去的，也为了看看传说中的“深描”法。格尔兹通过斗鸡一隅展现巴厘社会全景的解析视角和方法很独到。然而我并没有能很好地理解文中所体现的将文化作为文本来解析的方法，只是感觉作者在文末匆匆几句便是做了方法论的宏观叙述。
　　先说一下，这个版本的译文确实太差了，我试图找译者的简介，但是没找到。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著《文化的解释》让人充满期待，该著作是由格尔茨在不同时期所发表的十五篇论文组成的集子。不过让人遗憾的是，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本读起来并不容易，其中第十一章《意义的政治》是我唯一勉强能读懂的。因视野狭窄，学识浅薄，学力欠佳，也只能凑合着得出一些粗浅的认识。
　　
　　只是“意义的政治”这一题目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这样的短语组合方式也让中国人难以理解。不过，通过格尔茨给文化所下的定义来考量，能大概明白题目的意义。
　　
　　格尔茨主张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概念。马克思·韦伯认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格尔茨接受了这一观点，并认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接着他认为文化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
　　
　　至此，我认为“意义的政治”实际上指的是“文化意义上的政治”或“文化模式与政治制度”。
　　
　　在开篇，格尔茨就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反映了他的文化设计（政治制度设计反映文化？）。格尔茨将印尼作为研究“意义的政治”的蓝本。文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崇拜与习俗，而是意义结构，人们通过它整理他们的经验；政治也并非政变与宪法，而是使文化这种意义结构在其中得以公开解释的主要场所。
　　
　　印尼有着地区（爪哇和苏门答腊）、宗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民族、阶级、种族（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等明显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被认为是殖民主义对印尼的诋毁而被否认。苏加诺时期提出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口号，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不过这只能是希望，而非现实。现实的多元与理想的一元在印尼政治与社会中想成强烈的对比与冲突。
　　
　　由于殖民者在印尼建立的政治体制不具有全国性，独立后延续此政治模式的合法性便特别突出。现代国家是作为协调各种利益的工具，但在印尼的地方传统中缺乏对应物，其建立的现代国家不是印尼土生土长的政治模式，印尼公众难以理解现代国家的意义。这种冲突导致公正、权力、认同等发生混乱。尽管苏加诺要求“跟上时代”，但印尼只是政府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在其他性质上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以引进的与跟上时代的来替代本土的与过失的——现代化分析便是从这一假设开始的，后来趋向于双重目标：既要保留自己的，又要跟上时代步伐。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在印尼紧密结合。在印尼，希望有效将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主体有很多：开明绅士，农村《古兰经》教师，穆斯林，左翼革命者，欧印混血阶层，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多元的主体未能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与方向路径，政治思想异质性明显。
　　
　　印尼的文化异质性与现代政治思想异质性相互影响。一方面双方达成了共识：现代化与传统都必须兼得。但在实现方式上发生了分歧，以致于权力国家与民族发生剧烈冲突。
　　
　　1965年，印尼的政治生活最终走向极端，发生了军事政变和大屠杀。
　　
　　格尔茨在“意义的政治”中从容地展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在印尼的冲突与剧变。“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长期被争论不休。格尔茨的这篇文章给了我一点小小的启示。我不得不追问：到底是制度具有普适性还是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具有普适性？如果是前者，那么格尔茨的《意义的政治》倒是给我们浇了一盆冷水。在我看来，不过是人类发展目标是相同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就像毛泽东所说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就当前的政治目标来看，我们最基本的追求便是民主和法治。在前进的过程中，因民族间的文化传统不同，采取的路径和方法也不同，最后效果也千差万别。在相互学习和借鉴中，不自觉的忘记了所要实现的真正目标，轻易地被追求目标所采取的制度所绑架。每个人都需要血液，但是每个人的血型却不尽相同。也许这个例子并不恰当。法德英美都是世界上典型的法治国家，他们实现的路径却不尽相同。
　　
　　我也并非否认对制度的借鉴，只是强调其他民族用得风生水起的制度在我们这里是否能得到相同的效果。目标是相同的，但文化却是千姿百态的。尽管我们具有相同的方向，但是我们又站在各不相同的出发点，那么就没有谁敢保证我们前进的方式必须整齐划一，如果非要这样，那么格尔茨通过印尼给我们展示了可能的后果。格尔茨说，文章的价值不在于对未来的预言，而在于对进程的启发。我认为，《意义的政治》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对我国司法制度改革进程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
　　
　　正如格尔茨所强调的，政治形式需符合自己人民的秉性。离开文化谈制度路径过于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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