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神话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 马丁·W. 刘易士,卡伦·E. 魏根  页数：488  译者：杨瑾,林航,周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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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决心把澳大利亚增添在亚洲地图上。事情是这样的，他7月末抵达文莱，在一年一度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并提出重新绘制地图，要把澳洲大陆直接纳入东亚半球的中心。　　然而，这位雄辩的外交官没能让所有的人都认可他的区域划分设想。针对这一问题，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Datck Abdullbh Ahmad Badawi）在回答澳大利亚新闻记者时说：“如果瞅一眼地图，我就会不假思索地说澳大利亚不是亚洲的一部分。”“你们并不了解自己的地理构成。”　　——默里·希尔伯特（Murray Hiebert）［1］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人类对自身事务的每一种全球性关照都调动了元地理学（metageography）的相关知识。元地理学意味着一整套空间结构，通过它，人们构建起关于世界的知识。这些习以为常的无意识框架操控着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甚或是博物学的研究。［2］这本书的写作秉持着一种信念： 对这些框架进行一次迟来的但彻底的检讨。　　随着冷战的结束，普遍的全球地理观念在英文世界已变得空洞无物且摇摆不定，既有的方法尺度也不再胜任新的空间现象的组织划分。在冷战的对抗状态中，美国人倚重三足鼎立之势来描绘地图；［3］　　然而，如今共产主义的第二世界几乎崩溃，令人宽慰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区分也正在被不同的经济增长比率所撼动。对于划分地球的大陆组成观念的怀疑变得更加微妙，它曾使几个世纪以来有教养的欧洲人把地球的基本地理结构想像为理所当然；如今我们虽然仍采纳这种大陆划分的观念，但对于这些大陆何在、何解的疑惑却与日俱增。世界区域（region）或地区(area)的概念也令人困惑。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者们习惯于根据地域研究的观念来构思他们的全球研究；现在，当基金会威胁着焦点地区（area?focused）的研究，撤销对其支持时，学者们发觉，世界区域的重要性遭到了质疑。甚至像获得了基本的、表面上是永久的地域实体地位的民族国家，也突然显得脆弱不堪；1989年以来，地图绘制者们不得不对世界基本政治地图进行多次修订。不过，最成问题的或许是我们尤为简易、极为秩序化的地理观念，那种把世界作出所谓的“西方”与非西方的划分。这一术语持续得到使用，即便在它的批评者那里也是如此。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以这种方式划分全球的概念是偏执与歪曲的，并已遭到猛烈谴责。　　不过，概念化带来的危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不同的集团都在建议划分世界的新思路，竞相为21世纪提出比较合适的地理学范畴。尽管如此，何去何从却依然晦暗不明、众说纷纭。许多作者用两极方案（bipolar scheme）来取代第一、第二与第三世界的划分范例，以富裕的北方来对应贫穷的南方。然而，这些术语的使用既不精确也不稳定；正如1991年的那次学术会议，它关注地缘政治学而非社会发展，这次会议使用北方（North）这一范畴——不加任何注解地——来指代前苏联（the former Soviet Union）和它曾经的同盟者。［4］另外一种划分世界的方式是： 核心（core）、半边陲（semiperiphery）和边陲（periphery）。这一类术语最明显地被应用于世界体系理论家与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他们认为构造现代世界的基本材料是些连锁的政治经济区域。［5］相反，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一群政治理论家则宣称，新兴世界秩序中的关联体（relevant units）表现为少数古老的文明形态，据称每一关联体都有意地一再声明它们的同一性，甚至有可能投入与邻人的战备状态中。［6］　　正如上述的最后一个案例提示的，就在新的提议出现的时候，旧的地理架构也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回旋余地。流传甚广的非洲中心论便是饶有趣味的一例，它实际上意味着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生活基本上是沿着大陆线组织起来的。这一论点更为极端的表述是，构成非洲的不仅是互相接壤着的陆地，而且是融合为一体的人类社群，绝对与众不同，完全位居于人类的经验的中心地位。莱纳·切尼引导的“西方文明”的铁杆支持者们，通常采用近似的大陆框架，尽管他们都必然地要根据地球的不同地形地貌区来确证其中心。［7］这一阵营中的乐观派们，宣称共产主义的衰落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指出21世纪全世界都会看到西方自由主义与民主的特定优势。［8］另一些人持有比较悲观的看法，认为自由主义与民主纵使不走向灭亡也将处境维艰。本雅明·巴伯构想了一个未来，一个由反民主的、道德败坏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联结而成的“大世界”（McWorld）。但是，这个“大世界”同时也为蔓延开来的种族主义“圣战”（jihads）所借用。［9］在一篇载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的富有影响的文章中，罗伯特·卡普兰同样断言一个“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 支配世界的，不是稳固的资本主义中心或者古代文明，而是毒品集团、黑手党、私家安全局组成的“影子似的触角”（shadowy tentacles）。接着，卡普兰提倡一种新的绘图法，能够作为“无秩序的持续转化着的表现”。［10］然而，另外一些思想家仍然相信，无处不在的混乱完全否决了绘图的意义可能性。乘着后现代主义者的旋风，学术上的进展表明“游牧文化”（nomad culture）的兴起和模糊边界的跨越，这些无不暗示了元地理学的特质已经变化莫测。［11］　　在差异的背后，所有的这些方法都拥有一个特性： 对于已有的元地理学结构抱有很深的怀疑主义。［12］怀疑主义是值得肯定的，这有两个原因： 首先，左右我们的人类社会基本的空间图景显然是有缺陷的，在人类探究的每一个领域、每一项研究中都附带着令人困惑的结论。其次，不考虑空间表述上的绝对精确，元地理学也形成了一套意识形态结构。矛盾之处在于，意识形态中海洋的变化通常伴随着对元地理学范畴的质疑——或者，试图有意识地阐明全球新图景的人通常构成了信仰新图式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恰恰来源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权力。不过，关于地球划分的古老的地理学观点已经显示出惊人的顽固，甚至是在试图摆脱它的人们中间也是这样。此外，特定的概念是不够用的，我们可以拭目以待。问题仅仅以一种特殊而零碎的方式被提出来。系统化的元地理学已然表现为以维系知识分子的讨论与争论为主题。对旧地理学观念的缺陷的揭示和更新，依然缺乏系统而有力的成果，因此这些观念一如既往地束缚着我们的想像。　　如果说元地理学尚未在我们的国家事务中体现出显著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地理学的学科设置上，还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在这个国家，对地理学的忽视是如此普遍，以致那些彻底的地理学文盲遮蔽了我们全球地理学概念的破碎。［13］战后，根据多数人的主导意见，美国教育把地理学仅仅作为辅修科目。从那以后，多数人对世界所知甚少，而在试图理解其基本结构时又极易犯错，这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报纸用令人瞩目的大字标题公开批评了我们的学生们对最基本的世界地图的无知，这并不是夸张。即便在声望甚高的大学，也会发现这样的情况： 一个四年级学生面对世界地理略图，将会无意地把亚洲定位在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上。［14］　　学生们不应当承受所有的指责。大多数美国大学生从来就没有正式地学习过地理学。因为20世纪60年代，在一种认为记忆性的学科会使年轻人的头脑变得愚笨的理论影响下，多数小学和中学就已经停止了地理学的讲授。这种误导性的实验造成的遗憾的结果现在已经充分地显现出来，广泛的改革也已经努力付诸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al Society）和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他们促成了基础性的地理教学逐渐回归到美国中小学教育之中。［15］父母们看来对此也有所回应，制图玩具和游戏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逐步增长中的辅助产业。然而，在大学这一层次，情况依然严峻。在多数美国排名最高的大学中，地理学是一个边缘学科，不但缺席并且受到其他学科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在作为一门学科的地理学缺乏制度支持时，重新审视我们对于世界地理的基本看法，以对这种情形做出有效的回应。 　　当我们谈到世界区域学或全球地理学这一直接涉及我们如何理解地球的分支学科时，问题就尤其严重了。不仅教育水准极低，而且世界地理根本就不被视为一门具有智力含量的学术性科目。虽然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拥有一大串的专家名录，也不足以否认这一现状。毕竟，专家名录只代表地理学研究的活跃的前沿领域。虽然诸如“老龄化地理学”“圣经地理学”以及“娱乐、旅游和体育地理学”这些分支学科都已经被制度化地纳入正式的研究领域中去，但是，全球地理学仍然遭受冷落。在美国大学的顶尖地理学系，“世界区域”之类的课程被认为只适合作为补习课程给初学者开设。在少数学校的课程表上，这些课程根本就不存在。并且，全球地理学被忽视为只是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即使在那些为学生开设了此门课程的学校里，其讲授方式往往也是过时的。世界区域地理学的课本，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充斥着这一学科以往的错误： 用已被否认的1920年代环境决定论思潮下土壤地基情况来编制1950年代的区域特性目录。所以，多数美国大学毕业生对世界的概念如此模糊，一点也不奇怪。　　这种秩序上的制度性失误并不容易处理。然而，一种可能的途径是，揭示出美国人对世界的主导观念的偏差： 追溯传统元地理学是如何形成并发展出这种主导观念，并分析这些观念是如何继续把我们引入歧途的。本书做的正是这样的尝试。我们的起点立足于这样一个前提之上： 无论是门外汉还是学者们，都同样未经批判地接受了一整套便利然而无效的地理神话，这一神话植根于对全球空间图式毫无依据的简化上。我们特别清理出四种彼此关联的错误观念，它们植根于英语世界中混乱的元地理学： 大陆的神话、民族—国家的神话、东方与西方的神话以及地理一致性的神话（比如，认为那些全然迥异的现象显示出空间上的同一变化）。我们会进一步指出，这些观念的存在不仅是出于天真的“误解”，还常常是某种意识形态权力的工具。外交家们、政治家们、军事战略家们使用元地理学结构并不比学者们和记者们少。这些政治家们在为公共想像提供一幅全球结构图景方面，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关注该领域的学者。正如我们应当看到的，世界上某些最基本的，或是想当然的世界“区域”都是由军事思想家们首先确定的。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花费主要的精力，去检验当前美国使用的主流元地理学观念的智识基础。我们的目的是要研究全球地理学概念是如何运作的，不仅包括它们是如何影响了关于世界的话语系统，还包括它们是如何引导着现实政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细致考察大量的地理学概念，追溯它们的知识学历史，同时考量它们在学术和大众话语中的当代用法。然而，我们首先要承认，这种追根溯源的努力探索还是不彻底的。因为，首先我们的研究范围主要限制在处于支配地位的地理学思想的欧—美模式，我们关注的要点也依然局限于以欧亚大陆为代表的传统。此外，我们的探索仅仅涉及了几个层面，但有关元地理学观念是如何在国际权力政治领域发生作用，这一方面还值得做出更为充分的讨论。最后，对于其他不同的元地理学框架的发展，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不过，我们的结论可以勾勒出一套指导方针，以此来重构宏观区域框架，也可以为将来的研究确定出一系列具有研究前景的领域。要创立一种真正具有批判性的元地理学还需要广泛的集体努力。因此，从很多方面来说，目前的研究还是不彻底的。它的目的主要是让那些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引起关注，而不是提供某种确定的答案。如果本书能够成功地引发争论，并激发进一步的探索，那么它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写作这本书的岁月里，我们拥有着三所大学不同的知识经验。如果没有这三个让我们彼此相遇相知的研究团队的集体付出，这本书就不会以今天的面貌得以呈现。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乔尔·库帕斯（Joel Kuipers）对该研究计划的概念定位给出了有价值的初步评论；唐·维梅尔（Don Vermeer）表达了对计划完成的兴趣；玛丽·普莱斯（Marie Price）对我们特别有帮助，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并对我们用于非洲和拉丁美洲讨论的概念进行修正，她还与我们分享了正在写作中的著作里的洞见。对乔治·华盛顿大学所有这些同事，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在麦迪逊(Madison)的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短暂逗留也对这个研究计划产生了重要作用。感谢威斯康星州立历史学图书馆的职员们，为我们接触他们馆藏的丰富的世界地图提供了便利。在威斯康星地理学系，我们受益于和丹·多普斯（Dan Doeppers）、罗伯特·塞克（Robert Sack）、段义孚（Yi?Fu Tuan）、盖瑞·克恩斯（Gerry Kearns）（现在剑桥）等人的讨论，尤其是马克·贝森（Mark Bassin）（现在伦敦大学学院），他热情地与我们分享了他关于俄罗斯的元地理学定位的分析。我们同样感谢研究生们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发，特别是克里斯汀·布兰斯特罗姆（Christian Brannstrom）和瓦伦蒂诺·伯格若夫（Valentin Bogorov）。其他还要单独感谢的威斯康星同事，包括安德烈·温克（Andre Wink），感谢他关于印度洋世界（Indian Ocean world）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艾德·弗里德曼（Ed Friedman），感谢他关于中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深刻分析；以及柯琳·邓利维（Colleen Dunlavy）和罗纳德·拉达诺（Ronald Radano），感谢他们深刻的问题和全面的帮助。　　我们得到的最大帮助来自杜克大学。区域比较研究工作室（the Workshop in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对基本元地理学进行批判的论坛，因此有些问题可以先于本书在这里得到讨论。虽然并不是小组的所有成员都认可我们的立场，但是这个工作室及其非正式的读书会认真地提出了区域比较研究的真正意义这样的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写作本书之前更精确地设计我们的议程。感谢柯尼·布莱克摩尔（Connie Blackmore），她在组织这些会议方面给予我们的帮助和善意；感谢布鲁斯·劳伦斯（Bruce Lawrence），他为论坛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持，我们还要感谢他对我们的初稿提供了支持和实质性的回应，感谢他在伊斯兰文明的地理学方面提供的洞见，也感谢马歇尔·霍奇森在知识规划上的帮助。约翰·理查德（John Richards）分享了他的知识以及在区域研究的一般领域，尤其是在南亚研究领域的敏锐阐释。詹姆斯·罗尔斯坦（James Rollston）对我们关于德国的元地理学阐释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评论；瓦尔特·米格诺罗在关于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概念方面给我们教益甚多。我们还要感谢倾听并参与我们讨论的杜克大学的其他同事和友人，特别是安妮·阿里森（Anne Allison）、文森特·康奈尔（Vincent Cornell）、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瓦桑特·凯沃（Vasant Kaiwar）、丽贝卡·卡尔（Rebecca Karl）、苏薛塔·玛祖达尔（Sucheta Mazumdar）、查尔斯·毕奥（Charles Piot）、亚力克斯·罗兰（Alex Roland）、苏桑·桑恩（Susan Thorne）、克里斯蒂娜·图斯特（Kristina Troost）和彼得·伍德（Peter Wood）。　　同样感谢美国和世界上其他支持了这个研究计划的人们。诺曼·李维特（Norm Levitt）和米拉·南达发起了关于科学、理性和“西方文化”的持续性讨论。维克多·利伯曼分享了他在地理学和早期现代性领域的非凡的博学。保罗·斯塔斯（Paul Starrs）已经是我们老朋友和同事；詹姆斯·海尼斯（James Hynes）帮助我们保持了在学术研究方面努力探索的信念。感谢莱斯·朗特里（Les Rowntree），他为我们的研究计划中关于全球地理学教学水平的反思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以及他温暖的友情。保加利亚地理学家学会（Bulgarian Academy of Geographers）的成员们（尤其是玛瑞安·尼科洛娃（Marianna Nikolova））在我们关于他们国家的（元）地理学情况方面给予了大量的启发。　　本书的最后成形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的关心和指导。亚历山大·墨菲和两位匿名评审在对原稿的改进方面提出了具有探索意义的问题和深入的建议。希拉·利文（Sheila Levine）、劳拉·杜瑞希（Laura Driussi）、苏·海尔曼（Sue Heinemann）和瑞切尔·伯克腾（Rachel Berchten）专业地指导了这本书的出版。同样感谢乔·斯库勒（Joe School）以及UMBC的制图员。　　最后，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对我们的家人致以最深的感谢。

内容概要

　　“跨文化研究译丛”第二本，提出“地理是文化构成的”这一命题。不管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都涉及到人们组织世界知识的空间结构问题。作者对我们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地理学概念进行了后现代主义的地缘政治文化的解读。

作者简介

　　马丁·E. 刘易士（Martin W. Lewis），斯坦福大学高级讲师，曾任教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和杜克大学。当前研究方向为全球空间关系的核心-边缘模型，主要关注其在菲律宾和世界历史问题上的应用。曾出版Green Delusions: An Environmentalist Critique of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1994）和Wagering the Land: Ritual, Capital,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the Cordillera of Northern Luzon, 1900-1986（1992）等。卡伦·E. 魏根（K?ren E. Wigen），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东亚历史地理、日本的早期现代性、想像地理学等。曾出版Malleable Map: Geographies of Restoration in Central Japan, 1600-1912（2010）和The Making of a Japanese Periphery（1995）等。

书籍目录

前言
导言
第一章　大陆体系结构
第二章　东方和西方，以及东部和西部的空间概念
第三章　东方和西方，以及东部和西部的文化构成
第四章　欧洲中心主义与非洲中心主义
第五章　历史想像中的全球地理
第六章　世界区域：另一种可选择的方案
结论　迈向一种批判的元地理学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章节摘录

　　大陆体系的演变　　根据当代的用法，大陆被理解为彼此连续且独立的大面积陆地，并且大陆间最好由宽阔的水道相互分隔。虽然如此，这种起源于古代的大陆概念既缺乏历史的稳定性，又出人意料地未经验证，并且对相互间必要的自然间隔的尺度和面积也从未作出规定。众所周知，直到本世纪中叶，(指20世纪。——译者注)七大洲体系才正式出现于美国小学的历史教程中。　　古典时期的范例　　根据阿诺德·汤因比的观点，最初的洲际区分来自古希腊的水手，正是这些水手对起始于爱琴海，经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马尔马拉海(the Sea of Marmara)、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刻赤海峡（Kerch Strait），最终到达亚述海（Sea of Azov）的复杂内陆水道两侧的陆地分别赋予了欧洲和亚洲的概念。［1］当希腊最早的哲学家们——米利都的爱奥尼亚人(Ionians of Miletus)将这条水道指定为他们世界中的两块大陆的分界线时，该水道便成了大陆体系的核心。稍后，利比亚（或非洲）的加入最终形成了三大洲的体系格局。［2］基于这种格局，爱琴海自然而然地成为希腊人观察世界的中心，亚洲实质上是指爱琴海东部的陆地，［3］欧洲指其西北面的陆地，利比亚则指其南部的陆地。　　这个方案的反常之处看上去来自横跨了爱琴海东西两岸的希腊文明自身的中介地位。汤因比曾指出，希腊的中部居民利用欧亚分界线来贬低他们的爱奥尼亚近亲，并认为爱奥尼亚人屈从的“亚洲人”（波斯人）的统治与他们谄媚讨好的欧洲人的自由形成了强烈反差。［4］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希腊思想家都视自己为欧洲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显然把欧洲作为北部（非希腊地区）色雷斯人（Thracia）领土的同义词来使用。［5］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欧洲包括希腊大陆部分，但不包括岛屿和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us）部分。［6］还有其他一些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将希腊“人种”完全排除在大陆体系之外，理由是，希腊的特性正如希腊领土本身一样，处于欧亚的“中间位置”。［7］因为希腊人倾向于将大陆视作自然实体，并很少考虑文化和政治因素，所以这些争议中无论哪个都有些偏技术性。［8］当他们概述不同大陆的居民时，他们的讨论常局限于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的对比，而利比亚则因被认为太小、太过贫瘠而不值一提。　　对于那些地理知识仅局限于爱琴海（Aegean）、东地中海和黑海（Black Sea）的人们来说，希腊的两大洲或三大洲体系确实具有实用价值。但到了公元前5世纪，这种大陆体系随意性便凸现出来。希罗多德尤其对传统的三大洲体系不断提出质疑，甚至在使用这一体系时，他批评希腊地理学家们过于依赖一种假想的情形，试图通过精致的地理理论模型，而不是通过基于勘探和游历的实证绘图法来理解世界，［9］从而导致了他们过度的理论性倾向。希罗多德批评的有问题的地理学特征便是以尼罗河（Nile）分界来划分亚洲和非洲，这种划分方法明显将作为整体的埃及一分为二了。［10］毕竟，如他所说，亚洲和非洲以及欧洲事实上是彼此相连的：“另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事实上是一个整体的大陆被分别赋予了三个不同的女性名称；并且，为什么将尼罗河与斐西斯河（Phasis），或者根据一些人的观点，将麦奥提斯湖的塔纳伊斯河（Maeotic Tanais）以及西米里地峡(Cimmerian Strait)确定为分界线；另外，我也不明白是谁首先标记这些分界线，以及他从哪里得到的这些名字？”［11］　　类似的评说及其共鸣贯穿了整个古典时期，并且使人们不断意识到这些范畴是被建构出来的。斯特拉波在公元前1世纪注意到“针对大陆问题争议颇多”，一些作者认为是岛屿的，其他人则认为是半岛。此外，他还指出“在为三大洲命名时，希腊人只考虑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以及与他们相对的地方，而没有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考虑……”［12］在罗马时代，学术界依然沿用该大陆体系，并且在非正式场合使用欧洲和亚洲的概念表示帝国的东西两部分。［13］在军事方面，则使用europeenses来更准确地表达西部地区，［14］而亚洲则在一种更为本土化的特定意义上用来指代罗马帝国在西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政治分支。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体系　　在希罗多德之后约两千年，划分世界的三大洲体系继续引导着欧洲的知识想像，并于古典时代的晚期，在早期基督教作家将其引入诺亚继承者三分天下的故事之后被进一步强化。根据拉丁文圣经译者圣·哲罗姆（St.Jerome）（约卒于公元420年）的说法，“诺亚将世界的三个部分，即亚洲、非洲和欧洲分别给予他的三个儿子闪（Shem）、含（Ham）和雅弗（Japheth）继承”。［15］这种提法的优点是用闪的长子身份解释了亚洲大陆的宽广，［16］同时也为希腊人三分天下的观念赋予了宗教意义。这种被神圣化了的大陆体系模式此后几乎未经变动，并一直持续到了现代初期。　　中世纪的欧洲因此继承了古典时期的世界地理观念，只不过为其披上了一件经久不衰的神话外衣。尽管最优秀的希腊地理学家在承认传统的大陆概念基础上，强调用红海（Red Sea）作为亚洲和非洲的分界线会比尼罗河更为合适，［17］但这种提法在古典时代的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却经常不敌其反对者。马提诺斯·卡布拉（Martianus Capella）编辑的知识已成了标准的中世纪教材，［18］他认同将世界分为欧洲、亚洲和非洲三部分，后两者以尼罗河为分界线，并将这种划分奉为真理。［19］其他同时期的颇具影响的百科全书编纂者，如伊西多尔（Isidore）和塞维利亚（Seville）也持相同的观点。［20］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加洛林（Carolingian）王朝时期，传统的希腊地理学体系则渐渐衰落。欧洲（无论以何种形式表达）有时候被用来指拉丁基督教界法兰克人土地上的新兴文明，并时而对比于东部令人日益惊叹的亚洲。［21］事实上，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Ottonian)(德国)的支持者，以及教皇都将欧洲这一概念作为“上等颂词，（和）文化象征”。［22］但直至中世纪晚期，正式的大陆体系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晦涩的地理学研究领域，而在一般的学术探讨中则鲜有提及。［23］在中世纪欧洲人的游历知识和神话传说方面，非洲尤其不引人注目。由于错误地认为非洲土地面积不大且主要是沙漠，所以在当时南方大陆被认为地位低下而被忽略。［24］　　当然，学术性的地理学研究又是另一回事，这一领域保留了希腊的三大洲体系，并在摒弃了所有那些所谓的影响空间准确性的内容后，将其抽象为一个世界地理模式。中世纪著名的“TO”地图将世界描绘成一个十字形，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空间神学观。十字形标记（被描绘成在世界圆周内的T字形）代表划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水域；在某种意义上，大陆充当了神圣的十字形标记的背景。大多数情况下，尼罗河都依然被作为划分亚洲和非洲的分界线。在此，古典的权威与神学的神圣相互协作，将实证性的歪曲转化为一种意味深长的世界秩序表述。［25］　　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希腊和罗马知识的复苏，旧有的大陆体系也重获新生，并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权威性。［26］例如，16世纪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塞巴斯蒂安·明斯特提出了“将旧大陆以顿河（Don）、地中海和尼罗河为界分割为三部分的古老划分方法”。［27］尽管在希罗多德之后的若干世纪里，知识的积累已相当可观，但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对这些古老的分界线没有提出任何质疑。相反，正是在这一时期，该大陆体系成为对不同的人类社会进行分类时依据的权威。［28］　　大陆体系地位能被提升至不容置疑的真理的高度，部分地取决于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在14和15世纪，正当对古典作品进行价值重估的时候，25基督地理学在几个阵线上即刻发生了动荡。土耳其人对其东南边境地区的征服导致了滞留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基督教社群的撤退；而基督教在东北部的统治与同化行动击败了波罗的海（Baltic）地区最后的异教徒；同时，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成为天主教文化内部的一股离心力量。这些历史事件共同成就了希腊大陆体系的重新崛起。一方面，基督教自东南向东北方的移动，使基督教世界的边界渐次与古希腊意义上的欧洲相重合（尽管并非完全一致）；另一方面，人文主义学者开始寻求一种世俗的自我定位。经历了这几个世纪的动荡，主要用来指代西方社会的基督王国的地位最终为欧洲取代。［29］　　当西方基督徒在15世纪开始自称欧洲人时，大陆体系便作为整体开始被广泛使用了。但不久之后，欧洲和宗教界之间全新的（也是部分的）地理一致性便又一次发生偏移。由于土耳其人的持续进攻，加之东部和西部基督教传统的最终分离，导致了东南部欧洲几乎完全脱离了日益自觉的欧洲文明圈。［30］　　旧世界，新大洲当欧洲人跨越大西洋后，才渐渐发现他们的三大洲体系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世界模式。显然，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对这个单一的“新大陆”加以考虑。哥伦布发现美洲后，三大洲体系并未立刻升级为四大洲体系，而是首先在知识层面上创造性地将美洲定性为一块独特的陆地，从而使其在地理意义上，而不是在文化上与其他大陆对等。［31］根据伊维塔·泽鲁巴威尔所说，这个再概念化过程整整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部分原因是它带来的可怕的“宇宙学震惊”（cosmographic shock)。［32］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许多欧洲人对这一事实完全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迟至1555年，一本大受欢迎的法语地理教科书《世界的划分》（Division du Monde）声称，整个世界由亚洲、欧洲和非洲组成，却对美洲只字未提。［33］西班牙帝国则在更长的时间内否定其大洋彼岸殖民地的大陆地位。根据瓦尔特·米格诺罗所说：“卡斯蒂利亚人（Castilian）的（遗留的）‘印度群岛’概念被持续使用至殖民帝国末期；26直到18世纪末‘美洲’概念才开始被持独立主义论的知识分子所使用。”［34］然而早在16世纪初，葡萄牙宇宙学家杜亚尔特·帕切科（Duarte Pacheco）及其德国同行马丁·瓦德辛穆勒（Martin Waldseemuller）已经在地图中赋予了美洲以大陆的地位。［35］然而根据这一时期的制图惯例，新大陆像非洲那样被区别对待，给予它一个较之亚洲和欧洲更为低劣的地位。［36］事实上直到17世纪，世界地理学至少承认了美洲“四分天下有其一”的说法。　　上述情形说明了，接受大洋彼岸的大陆，并不是仅仅将其添加在现有大陆体系结构中那么简单。正如埃德蒙多·欧·高曼明确指出的那样，“把未知大陆纳入现有的大陆体系中，要求对欧洲宇宙学进行一个根本的重构”。［37］在旧概念中，欧洲、非洲和亚洲通常被认为是组成了一个单一且互相连接的“世界岛”（the Orbis Terrarum），并推测在南半球的对应位置也存在一个这样的——“世界岛”（Orbis Terrarum）——但同时又假设在它构成的独立世界里，如果真有的话，可能居住着另外一些有着完全异样的智慧的生物。鉴于美洲人跟其他人类的情形相同，［38］从而说明了美洲应该是人类世界的第四部分，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另类世界。因此，从本质上说，是人类学数据颠覆了被构建的宇宙学秩序。　　美洲大陆虽然距离遥远，却居住着属于人类社会的居民。从长远来看，它的发现将不可避免地粉碎“世界岛”体系。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世界主要大陆间的关系都呈现为日趋分离而非整合状态。1570年，奥特利埃将世界划分为四个组成部分，但在他的世界地图中却没有强调各部分之间的分界线，并且一些区域性地图有时候还跨越了“大陆”分界线。［39］到了17世纪晚期，大多数世界地图都清晰地区分了世界主要大陆并配有相应的区域性地图。［40］换句话说，古希腊的一元人类区域观念被组构它的几块大陆瓦解，与这一观念相关的“与世隔绝”如今讽刺性地成为界定其自身的特征。虽然人们已对“世界岛”概念不以为然，但从今以后，用于划分世界的界线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重视，成为一种绝对的尺度。在这个时段，地理测绘的精确度有了引人瞩目的提高，然而，世界划分的概念化却变得如此僵硬，以致带来了一次明显的观念退化。"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这本书中，马丁·W.刘易士和卡伦·E.魏根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有趣又很有信息含量的方式让我们重新看待我们想要看到的世界。　　——纽约时报书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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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你如何划分世界，完全取决于你站在哪里。地图告诉我们的世界，只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世界。为什么欧洲人把他们那小小的半岛称为“大陆”，却把印度和中国的广袤地域视为“次大陆”？与此同时，印度的地图绘制师则将南亚描画成世界上最大的陆地，而欧洲却只是个边缘的“戴着帽子的小岛”。　　2.作者大胆地揭露了地理学科中的“民族中心主义”，给出了全新的世界划分方式——打破“大陆”的神话，建构“区域”概念，根据语言、文化和种族标准重新描绘世界——它会让你不再以过去的方式，面对你眼前的世界地图。　　3.如果你一直认为地理是一门客观的学科，那么在读完此书之后，你就会对此有新的考量。　　地图告诉我们的世界，只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世界。

用户评论 (总计9条)

•   置身自己被划定的空间，也许我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在看似最为理所当然的地理“常识”背后，往往潜藏着一套隐而不彰的空间秩序，它们悄然地左右着人类的空间想象，并构建出一种无意识的思维框架。这一整套空间结构就是元地理学知识，它的知识能量是如此巨大，不仅发挥着宏观层面的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权力，而且在微观层面调动了人类对自身事务所有的全球性关照。为了“对这些框架进行一次迟来的但彻底的检讨”，斯坦福大学的马丁•W.刘易士和卡伦•E.魏根教授合著了《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致力于解析“隐秘的权力地理学”，对看似不证自明的世界地理知识体系提出了深刻的质疑。
  按照作者的清理，混乱的元地理学知识构建出了三种彼此关联概念，即大陆体系、民族国家、东方与西方。大陆体系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三大洲的体系格局就在此时得以确立。这一空间格局中，爱琴海成为希腊人观察世界的中心，以此为中心，亚洲在东方，欧洲在西北，而非洲则位于南部。在中世纪，希腊人的大陆观念被早期的基督教作家引入诺亚继承者三分天下的故事从而被赋予了宗教意义。古典权威与基督神圣相互协作，致使大陆的观念持续引导了欧洲人的知识想象。“文艺复兴”不仅复苏了古典知识，也复活了人们关于大陆的记忆。19世纪，大陆体系正式形成，而且其范畴成为不证自明的常识。20世纪中期，七大洲体系在美国获得广泛认可并得到“科学”论证。此时，大陆体系已然成为划分人类社会的权威依据和不容置疑的真理。
  根据匈牙利学者简诺•苏丝（Jeno Szucs）的观点，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东西方划分是拉丁基督教界的欧洲西方与东罗马帝国和俄罗斯的东正教区之间的区分。到了中世纪，与拉丁基督教界相关的“西方”文化区又把中部和西部欧洲纳入其范围。启蒙运动时期,位于德国以东的欧洲部分被认为是区分亚洲与欧洲、文明与野蛮的缓冲区域和中介地带。欧洲人在16世纪到19世纪的流散，使欧洲基督教界的内部划分逐渐为超出欧洲的西方所取代，这里的“西方”把横跨大西洋的欧洲移民聚居区也包括在内，并逐渐固定下来。这个扩展的“西方”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加强。到了1960年代，意义更为宽泛的“西方”概念在大众传媒中被广泛使用，即“发达世界”，这一界定排除了任何地理依据，比如日本就属于这个意义上的“西方”。“西方”意义变迁的同时，“东方”的外延也在不断拓展。最初的“东方”仅指代西南亚。公元7、8世纪，东方作为异域文化的象征，成为欧洲性的对应物和他者。从中世纪到启蒙时期，东方的自然所指仍然没有变化，但是，东方的意义在和伊斯兰等同时，这一概念便由东地中海开始向外扩展。19世纪，印度渐渐取代了黎凡特地区成为东方学家的主要研究课题，在同一时期，中国也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并在其绘制的地图上有所体现。二战以后，欧洲内部传统的东西分界线再次成为问题，但这次划分依据的是冷战地理学：东部代表了共产主义阵营，西部代表了资本主义阵营。冷战结束后，这一划分东西方的尺度就显得力不从心，但是该如何划分至今仍不明确。根据作者对东方概念扩展过程的解析，可以看到东西方划分中的欧洲中心倾向，欧洲依据世界其他地方与自己的空间和文化距离的远近，划分出各种不同的地理范畴，近东、中东和远东这样的描述就是欧洲中心主义地理观念的最好体现。
  基于文化身份（民族）与政治实体（国家）相一致的预设，在大陆体系与东方西方区分的神话之后，还有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民族-国家神话。这一神话生产出了一系列内在统一且匀质的个体，事实上，它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单位上复制了大陆体系中出现的诸多错误。自然的地球与人为的政治很少有彼此相符的地方。大陆、民族-国家与大陆之上的区域，比如东方和西方这三大元地理学概念，尽管彼此有着不同的话语渊源和表述谱系，但它们共享着两大前提：把世界格局视为拼图游戏，并假设地理现象是一种静态的、秩序井然的等级体系。
  要真正地批判元地理学观念，必须批判其二元对立的哲学前提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该书作者在解析元地理学观念的混乱模糊、自相矛盾的特点及其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功能时，并没有把批判的锋芒压倒性地集中在西方或欧洲，而是同时指向与欧洲中心主义平行的“非洲中心主义”元地理学框架。“非洲中心主义”的元地理学观念同样借助了虚假的地理学推理模式。“非洲中心主义”的地理学观念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欧洲中心主义元地理学观念的倒置和衍生形式。西方和非西方的知识精英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元地理学观念时，在一种非此即彼或对抗的民族主义激情中继承了元地理学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同时也继承了这一模式的区分逻辑，再次落入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这一思路借助对其他类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倒置，完成了另一种中心主义的建构这种实践模式不仅没能清算欧洲中心主义的元地理学观念，反而反向地认同并巩固了其话语结构。
  针对欧洲和非洲中心主义式的元地理学观念，本书作者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即改进的世界区域方案。改进的替代方案不再使用具体征状的特征来界定区域，而是去关注历史进程；它把人类群体的观念、实践和社会制度及其组合的空间轮廓作为划分时的首要标准；新的世界区域划分还把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也考虑在内。世界区域方案与大陆方案相比，没有很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
  如何重新想象人类共有的地球，作者提出的另类方案毋宁是在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而不是给出最终的答案，它启迪我们走向元地理学批判的自觉。
•   作者是地理学出身，在历史学院任教，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   这个领域很有趣，从一个我不太熟悉的视角看这个世界
•   这是文化地理学的经典作品，值得阅读。书的印刷也不错
•   对地理学的再思考，虽然不是很好读，但不能否认是本好书。
•   好书，适合细读。
•   不会有太多人对本书的内容感兴趣，但确实是本经典之作。
•   很严谨的一本著作，值得慢慢细读
•   书一般，没有介绍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