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1999-8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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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曾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易名《中国现代哲学史》,于1992年7月出版,是为繁体字竖排本。在经多次校勘后,现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哲学史》,是为简化字横排本。冯先生在书的绪论中说道,“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这对于理解中国哲学、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具有很深的认识意义。冯先生以他的漫长的学术生涯和辉煌的学术生命铸就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品格。对于他的著作的阅读一定让你增长对于哲学、学术、人格的深刻体会。
作者简介
冯友兰(一八九五——一九九零),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后卦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二八至一九五二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一九五二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书籍目录
自序
绪论
第一节 中国现代革命时期的阶级分析
第二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四节 “以夷为师”(向西方学习)
第一章 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宣传斗争与章炳麟
第一节 《民报》与《新民丛报》斗争的要点
第二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的驳斥
第三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评论
第四节 章炳麟所理解的社会革命
第二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理论家和最高领导人孙中山
第一节 孙中山的思想和政治活动的发展
第二节 孙中山追随维新派时期的半封建思想
第三节 孙中山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资产阶甥思想——建国方略
第四节 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中的半社会主义思想
第三章 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教育家、哲学家蔡元培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蔡元培论世界观与人生观
第三节 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
第四节 蔡元培的哲学观
第五节 蔡元培的美学思想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胡适、梁漱溟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内部的派别
第二节 胡适引进美国哲学——实验主义
第三节 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应用
第四节 梁漱溟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第五节 梁漱溟对于孔丘的新估价及其对于儒家的新解释
第六节 梁漱溟的文化论
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的左翼——陈独秀、李大钊
第一节 陈独秀论新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
第二节 陈独秀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根源和奋斗目标
第三节 陈独秀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第四节 陈独秀论国民革命后中国的前途
第五节 李大钊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第六节 李大钊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
第六章 20—40年代之间的三大论战
第一节 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对于“论战”的总结
第三节 关于中国在当时的社会性质的论战
第四节 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论战
第七章 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阶段
第二节 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
第三节 《实践论》
第四节 《矛盾论》
第五节 《矛盾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六节 社会主义阶段
第七节 极左思想阶段
第八节 空想共产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
第八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上)——金岳霖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道、式、能
第二书共相与殊相,一般与特殊
第三节 性与尽性
第四节 理与命
第五节 无极而太极
第六节 现代化与民族化
第九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下)——冯友兰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接着讲”与“照着讲”
第二节 理,太极
第三节 气
第四节 政治、社会思想
第五节 精神境界
第六节 “新理学”的理论矛盾
第十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心学——熊十力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熊十力哲学体系发展的过程
第二节 熊十力哲学体系的中心思想
第三节 熊十力的宇宙论
第四节 熊十力的心学思想
第十一章 《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
附录:冯友兰先生评传
校勘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对于全国的思想界、知识界、教育界,有无形的领导权威,这是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基础。蔡元培当北大校长,可以说“有其德”又“有其位”。他在北大就职后,首先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把当时有名望的思想家聚集在北大,以北大为他们的讲学基地。以北大的讲堂为他们宣传的讲坛。蔡元培在这样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上,着手改造北京大学,同时也创始了新文化运动。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戊戌变法时期的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失败,“新政”多被撤销,京师大学堂幸免。辛亥革命后,民国的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南北统一,临时政府迁到北京,他继续任教育总长。在总长任内,他改组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并任命严复为校长。改组之事,当是他和严复共同商定的。 京师大学堂的组织还是半封建性质的,其中设有经科,每一儒家的经典,都独立为一门(一系),如:易经门、诗经门等等。改组后的北京大学废除经科,把儒家的经典分配人文、史、哲等门。 蔡元培于]917年1月到北大就任校长时,发表了一篇就职演说,向学生提出了三点要求,即“三事”。其中二事比较重要。 他说:“一日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外人海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人法科,人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唯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全集)第三卷,第5页)当时科举虽废,但社会上的人们仍以看待“科举”的眼光看待新设的学校。 科举本来是封建统治者选拔官僚的考试制度,考试取得的资格,称为功名;全国最高考试及格所取得的功名,称为“进士”。当时的人们认为京师大学堂既然是全国最高学校,它的毕业生应该相当于“进士”了;在京师大学堂上学的学生自然都是待中的“进士”,候补的官僚;京师大学堂就是一个官僚养成所。 京师大学堂虽然改组为北京大学,但学生们的这种思想并没有改变。蔡元培的演说所说第一事,就是要改变这种思想。 学生们既自命为候补的官僚,也就预先要过当时官僚的腐败生活;他们虽尚未成为官僚,但已学会了腐败官僚的生活方式。蔡元培演说中所说的第二事,就是要改变这一点。 蔡元培的演说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是说,大学并不是官僚养成所,也不像各种专门学校那样教人以某种谋生技能;大学不讲升官发财之道,而讲知识,是研究或传授高深学问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学问是主体。 有没有学问,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最高标准。大学的教授,应该是某一门高深学问的权威,他们应该领导大学。本着这个意思,蔡元培在北大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当时人称之为“学术第一”、“教授治校”、“讲学自由”、“兼容并包”,其中尤以“兼容并包”为当时人们所注意。所谓“兼容并包”,就是聘请教授只问其学术上的成就,不管其政见如何。 “兼容并包”为的是“讲学自由”;离开“讲学自由”, “兼容并包”就没有意义了。在一个历史过渡时期,“兼容并包”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后者,不是前者。这一点,学生们在看见他发布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布告时,就完全明白了,社会上的人也全明白了。 后来胡适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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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于1964年6月印行。很快我就感到不满意,遂又从头撰写。将已出的两册作为“试稿”。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新编”七册(即《中国现代哲学史》——编者注)终于完成了。回顾二十多年的工作过程,不禁感慨系之矣。 我的老妻任载坤在1977年去世的时候,我写了一副挽联:“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飞”之所以为自由。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 在写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 在写第七册的过程中,张跃同志为搜集材料,提出意见;陈来同志也提出很多重要意见;朱伯昆同志也帮助看稿子。趁第七册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致谢。 冯友兰 1990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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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哲学史》是冯友兰先生晚年回归自我,“修辞立其诚”、“海阔天空我自飞”的产物。其写作开始于1988年初,成书于1990年6月,是年冯先生已九十五岁。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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