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孟子》学史大纲

出版时间：2011-2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畅然  页数：512  字数：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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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为全面地调查了清代围绕《孟子》的专著，统计了其年代分布和内容分布，探讨了所采用的各类著作体式，分别介绍、评价了清代六个时期内《孟子》学著作的概况和重要著作。本书以辩证法在人文学科的最新进展为理论准备，总结清代《孟子》学著作在思想上和学术上的积累、创新以及因袭、重复，分析其与同时期以及前代特别是宋元明种种思想观念、学术形态的联系，评价了清代考据学的治学方法。本书还对经学诠释的基础理论作了有益的探索。

作者简介

　　李畅然，祖籍山东济宁，1974年生于济南。1993至200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供职于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国经学史、古文献学史及相关理论。

书籍目录

序　
序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清代《孟子》学的意义
　第二节　前人的研究模式和研究现状
　　一、传统的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缺憾
　　二、有关《孟子》和四书的专书学史的研究
　第三节　本书的定位、基本思路和材料断限
　　一、本书的定位
　　二、本书的基本思路和内容安排
　　三、存异求同的宏观视角
　　——“清代《孟子》学史大纲”命名之由来
　　四、本书的材料断限和资料来源
　第四节　　判断诠释的合法性及孰优孰劣的原则及实例举隅
第二章　清代有关《孟子》学的官方背景
　第一节　　四书学在清代科举教育中的兴衰和演变
　　一、四书学在清代科举中的地位
　　二、八股文的性质、意义、流变和在清代的兴废
　　三、从晚清新式学校的兴起到清末科举的废止
　　四、附：咸同间太平天国对待儒家经典的政策
　第二节　　以朱子学为内容的儒学作为清朝官方哲学的确立及其实际的地位与作用
　　一、康熙帝理学基础的奠定与反对门户之争，提倡躬行实践的“真理学”
　　二、康熙帝从兼容并包到盛推重视经学传统的朱子学
　　三、雍正间儒学的地位及孟子弟子的从祀
　　四、从雍正帝的《朋党论》到乾隆帝的本朝“无名臣亦无奸臣”论——乾隆间程朱理学“师道”地位的丧失
　第三节　　清朝政府的文化出版事业及《孟子》主要的官方版本
　　一、清代《孟子》、四书主要的官方版本
　　二、清朝政府重要的修书活动
　第四节　清朝政府对思想文化的控制
　　一、顺治康熙间的文字狱
　　——坊刻制艺序案和朱方旦私刻秘书案
　　二、雍正前期的文字狱
　　——查嗣庭科场试题案和谢济世注《大学》案
　　三、雍正中期由曾静投书谋反案引发的吕留良案
　　——雍正帝的“夫子好辩”
　　四、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和禁书毁书改书的活动
　　——盛世的严猛
　　五、清代文字狱对乾嘉考据学兴起的影响评估
　　六、嘉道以降对思想文化控制的松弛和光绪年间对《四书改错》的禁令
第三章　清代《孟子》学著作总说
　第一节　　清代《孟子》学著作的种数和内容分布
　第二节　　清代《孟子》学著作的年代分布和分期　
　　一、清代偏义理的《孟子》学著作的年代分布
　　二、清代普通的偏考据的《孟子》学著作的年代分布
　……
第四章　清代《孟子》学著作分期详述
第五章　有关清代《孟子》学的四个问题
结论：清代《孟子》学发展的最简陈述
附录
参考文献（一）普通资料
参考文献（二）书目资料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本书主要关注四方面的问题，由此在绪论之外分为四章。第二章调查清朝政府的文化教育制度、官方哲学以及思想文化政策和活动，因为这些对《孟子》的流传、解释和研究有重大的影响。只有将官方的政策、举措研究得比较清楚，才有可能将官方因素与民间因素剥离开来。经涮查，清前期科举制度上的改进、清前期主要由中央政府后期主要由地方政府组织的修书活动、清帝对师道的争夺和贬抑以及乾隆后期的文字狱都对清代考据学的兴旺发达有促进作用。结合第三章对清代《孟子》学著作年代分布的考查，笔者发现康熙帝选择朱子学作为官方哲学要远远晚于阳明学在民间的消退，而文字狱在乾隆后期以外的时期对四书研究的影响不甚明显。本章对太平天国的文教政策也作了简单的考查和评价，因为研究一代之《孟子》学不仅要盯住与《孟子》直接相关的材料，也要注意与之相关的其他方面或者说对立面；正凶为如此，本书对《孟子》和四书以外，诸如五经、佛道二教以及西学等材料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照顾，第二章尤为突出，例如于康熙朝注意术士朱方旦的材料，于阮校《十_二经注疏》之外注意到明末永怀堂《十三经占注》仍在晚清市场占有份额，而最典型的是在介绍《四库全书》时提到同期译刻了满文《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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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孟子>学史大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用户评论 (总计4条)

•   研究对象虽限于清代《孟》学，意义却早已超乎断代学术史的界限。书中提出的种种研究方法与理念，足可为类似的学术史研究树立范式，提供借鉴。
  　　第三章“清代《孟子》学著作总说”先尽可能考证出863种著作的成书或刊刻时间，将它们安插到清代的十个时期中，并依据书目探查阶段所积累的实际经验将每个时期的著作分为偏义理类、普通考据类、特种考据类、四书典故类、初学类等若干小类。在此基础上，对每个时期各个小类的著作数量进行统计，从中摸出清代《孟子》学史的发展大势，得出各个时期不同学术力量之间的消长关系。在这一章里，作者不仅为我们解释了分期和分类的依据，而且还独出心裁地将解经著作分为“传注体”和“子学体”这两大体式，并对“义理”和“考据”做了重新界说。作者认为，在清代《孟子》学著作中，“义理”和“考据”的分界并不明晰，且与具体的解经体式不存在必然联系。
  　　第四章“清代《孟子》学著作详述”对不同作品尽可能平等视之，平均用力，“不为任何著作专立章节，任何著作至多只能占据第三级标题”。这实是基于一种“求同存异”的理论认识。作者认为，如果只关注学术的进展，学术史的叙述就会以求新求异为主，会更多地看到不同著作之间的差异性，并总是把目光集中在具有创新性的内容上。而学术史的真相却并非如此，对前人的因循重复才是学术演进的主调。另外，作者在分析各时期学术力量之消长大势时，并非停留于现象本身，而是结合每一时期的具体背景，为这些现象寻求解释。如乾隆后期义理类著作大幅减少，乃是由于此阶段文字狱之尤其酷烈与考据学风之骤然兴起，康雍和乾隆前期，文字狱对学术的影响则甚微。
  本书最富特色之处集中体现在了第五章——“有关清代《孟子》学的四个问题”。结合前面的学术史叙述，从四个方面做出理论升华。尤其是其中的第二个方面“清代考据学与王学同属前近代的思想解放潮流”和第四个方面“清人解经方法平议”，不仅适用于本选题，亦且适用于整个清代学术史，具有更加普遍的学术意义。
  　　当然缺点也很明显，第二章太长太碎，尽管妙趣横生
•   这是一部优秀的专书学术史，作者先尽可能考证出这863种著作的成书或刊刻时间，再将它们安插到清代的十一个时期中，并依据书目探查阶段所积累的实际经验将每个时期的著作分为偏义理类、普通考据类、特种考据类、四书典故类、初学类等若干小类。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每个时期各个小类的著作数量进行统计，从中摸出清代《孟子》学史的发展大势，得出各个时期不同学术力量之间的消长关系。这就是全书第三章“清代《孟子》学著作总说”的基本任务。在这一章里，作者不仅为我们解释了分期和分类的依据，而且还独出心裁地将解经著作分为“传注体”和“子学体”这两大体式，并对“义理”和“考据”做了重新界说。作者认为，在清代《孟子》学著作中，“义理”和“考据”的分界并不明晰，且与具体的解经体式不存在必然联系。
•   书不错的，内容和质量都很好！
•   　　研究对象虽限于清代《孟》学，意义却早已超乎断代学术史的界限。书中提出的种种研究方法与理念，足可为类似的学术史研究树立范式，提供借鉴。　　第三章“清代《孟子》学著作总说”先尽可能考证出863种著作的成书或刊刻时间，将它们安插到清代的十个时期中，并依据书目探查阶段所积累的实际经验将每个时期的著作分为偏义理类、普通考据类、特种考据类、四书典故类、初学类等若干小类。在此基础上，对每个时期各个小类的著作数量进行统计，从中摸出清代《孟子》学史的发展大势，得出各个时期不同学术力量之间的消长关系。在这一章里，作者不仅为我们解释了分期和分类的依据，而且还独出心裁地将解经著作分为“传注体”和“子学体”这两大体式，并对“义理”和“考据”做了重新界说。作者认为，在清代《孟子》学著作中，“义理”和“考据”的分界并不明晰，且与具体的解经体式不存在必然联系。　　第四章“清代《孟子》学著作详述”对不同作品尽可能平等视之，平均用力，“不为任何著作专立章节，任何著作至多只能占据第三级标题”。这实是基于一种“求同存异”的理论认识。作者认为，如果只关注学术的进展，学术史的叙述就会以求新求异为主，会更多地看到不同著作之间的差异性，并总是把目光集中在具有创新性的内容上。而学术史的真相却并非如此，对前人的因循重复才是学术演进的主调。另外，作者在分析各时期学术力量之消长大势时，并非停留于现象本身，而是...结合每一时期的具体背景，为这些现象寻求解释。如乾隆后期义理类著作大幅减少，乃是由于此阶段文字狱之尤其酷烈与考据学风之骤然兴起，康雍和乾隆前期，文字狱对学术的影响则甚微。本书最富特色之处集中体现在了第五章——“有关清代《孟子》学的四个问题”。结合前面的学术史叙述，从四个方面做出理论升华。尤其是其中的第二个方面“清代考据学与王学同属前近代的思想解放潮流”和第四个方面“清人解经方法平议”，不仅适用于本选题，亦且适用于整个清代学术史，具有更加普遍的学术意义。　　当然缺点也很明显，第二章太长太碎，尽管妙趣横生。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