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的限度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杨庆祥  页数：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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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重写文学史”为研究对象，整体性考察“重写文学史”与80年代历史语境之间的多重关联，辨析“重写”主体的知识构成、美学旨趣和政治诉求，厘定话语的变迁史和具体的行为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
　　本书的研究对象——80年代“重写文学史”——被界定如下：在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一类知识分子借助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重建文学史的主体性，参与80年代现代化文学叙事和现代化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文化思潮。本书由杨庆祥著。

作者简介

杨庆祥(1980-)，男，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书籍目录

在今天语境中再看“文学史重写”问题(代序)
绪论 如何理解“重写文学史”的“历史性”
 一 “重写文学史”的当下性和文化内涵
 二 “重写文学史”与学科的重构
 三 研究的对象、思路和方法
第一章 “从历史实际出发”和“重评”的分歧
 一 从唐強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说起
 二 “从历史实际出发”的“重评”
 三 对“现代文学”理解的分歧
第二章 “20世纪中国文学”和“去历史”叙事
 一 “20世纪中国文学”提出的几个背景
 二 “现代化”与“去历史”叙事
第三章 上海的“重写”姿态和内涵
 一 上海：“重写”的另一发生空间
 二 “新潮批评”、“文学圈子”与“重写意识”
第四章 反思“重写文学史”：审美主义和主体意识
 一 审美性和作品中心主义
 二 叙事体式背后的主体意识
 三 对“当代文学”的态度
结语 重新解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一 现代文学成为“古代文学”?
 二 “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
 三 “整体性”与“当下性”
 四 现代文学研究的根本问题
附录一 “20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钱理群访谈录
附录二 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王晓明答杨庆祥问
附录三 知识分子精神与“重写文学史”——陈思和访谈录
附录四 《上海文论》和“重写文学史”——毛时安访谈录
参考文献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杨：那您现在研究的视角、重心与您在80年代的研究（比如周作人研究、鲁迅研究等等）有什么变化或者说差异？在我看来，80年代是一个强调普遍性的年代，而90年代则更强调特殊性。你觉得这是不是与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关，比如在80年代“现代化”是不需要怀疑的，但是到了90年代“现代化”成了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后来洪子诚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进行了完全不同于80年代的定位，您怎么看这些问题？钱：不同时代实际上会提出不同的问题，研究也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问题意识是不一样的，80年代有80年代的问题，90年代有90年代的问题。其实现在学界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有两个重要的事件影响到我们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方向，一个是“文革”，“文革”的历史和记忆导致了80年代的学术面向，另外一个是“89”，它直接影响了90年代的学术面貌。就我个人来说，就是从文学史研究转向精神史、思想史的研究，比如《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的东移》。其实后来的“回到学院”，“回到书斋”，都是这个影响的结果，是不同的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90年代以后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引起我们的关注，使我们来重新认识改革开放的结果。“现代化”并没有带来我们期望的结果，于是，我们的革命记忆重新被激发了，所以“十七年”文学重新受到关注。洪子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为什么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跟社会现实的变化有关系。80年代为了从“文革”中挣脱出来，对此前的历史采取的是全盘否定、割断的态度，我当时就不完全同意，但是我没有说，我后来反思，主要是因为人的记忆受到时代集体记忆模式的影响太大，摆脱不了，所以当时我们的记忆都是偏向于“文革”的阴暗面。这些到了90年代以后都有了重新思考的空间，面对“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我们的态度更复杂了，所以我称洪子诚的文学史为“犹豫不决”的。

编辑推荐

《“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重写文学史”建构了全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确立了影响深远的现代化文学叙事。它与80年代诸多的社会文化思潮都拥有共同的价值指向，试图在一个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分裂而政权又保持连续性的环境中开辟尽可能广阔的言说空间。作为应对“文革”后严重文化危机的社会话语之一种，构成重建文化主体和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力量之一。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当代文学“重返八十年代”的成果之一，是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较年轻的教师写的，值得一读。
•   合格的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