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

出版时间：2004-6-1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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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入侵科学领域后，引起的反科学思潮泛滥程度之严重，已经引起了众多科学家、哲学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不安与愤怒。对后现代相对主义及其反科学思潮的分 析与批判也就构成了本书的中心线索。 本文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以下问题进行了展开分析讨论： 一、以著名的“索卡尔事件”为线索，展现了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出现的历史背景，突出讨论了“索卡尔事件，所引发的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 二、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从逻辑主义到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发展的基本线索。 三、分析与批判“科学文化与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流派——“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殖民主义科学观、女性主义科学观这些学派在现实社会中所造成的危害。

书籍目录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　　洪银兴序　　林德宏第一章　“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　第一节反科学现象　　一　终结科学　　二　歪曲科学　　三　“新时代”的创世现象　第二节　学界反科学　　一　后现代“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　　二　美国的学界反科学　　三　英国的学界反科学　　四　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　　五　两种文化与学界反科学　第三节　后现代思想家对科学的滥用　 　　一　滥用　　　二　滥用的原因　　三　滥用的后果第二章　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　　第一节现代性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　　一　简史　　二　内容　　第三节　科学、权力与解构　　一　科学知识权力学说　　(一)福柯　　(二)利奥坦：后现代社会中的科学　　二　科学文本的微观解构主义　　第四节　科学哲学的后实证转向与相对主义　　一　奎因的本体论相对主义　　二　库恩的“范式”与相对主义　　三　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第三章　社会建构主义　　第一节　“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一　强纲领SSK的四原则　　二　从科学史的“理性重构”到科学史的“社会学的重构”　　三　从历史主义到社会建构主义　　四　科学哲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之争　　第二节　从规范社会学到知识社会学　　第三节　解构科学　　一　社会利益的理论　　二　科学外部划界标准的政治学　　三　科学内部划界的政治学　　第四节　打开潘多拉的黑箱——显微镜下的实验室生活　　一　实验室中的“真相”　　二　实验室中的政治联盟　　第五节　对科学方法与理论的解构　　一　有限论　　二　解构实在　　三　解构归纳法　　四　解构观察　　五　解构理论的逻辑结构　　第六节　对社会建构主义反思　　一　科学研究的自然维度与社会维度　　二　真理与谬误，科学与伪科学　　三　混淆了知识与信念的区别　　四　教育还是布道第四章　殖民主义先锋队的“科学”　　第一节　后殖民科学观——种族科学　　第二节　行动中的后殖民科学　　　情境一　印度教科学　　　情境二　土著科学　　第三节　后殖民科学观的理论基础　　一　后殖民科学观与后现代主义　　二　后殖民科学观与强纲领SSK　　三　作为“赛博”的科学　　第四节　拒斥后殖民科学观第五章　作为男性权力的“科学”　　第一节　科学中的男性“密码”　　一　科学史中的男性“密码”　　二　科学内容中的男性“密码”　　第二节　客观性的政治学　　第三节　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　　第四节　女性主义与历史主义　　第五节　女性主义对教育的“影响”　　第六节　评论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反科学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向科学领域中的渗透，在知识界充满着对科学技术的价值持怀疑主义倾向的各种各样的相对主义，这就是所谓的“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ScienceStudies)。“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词，其基本的内容是指从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维度去研究科学，它包括科学社会学、STS、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哲学、科学与技术的经济学、科学伦理学等。就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它还包括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然而，其中某些主流研究已经走向极端，表现为：极端的相对主义；科学的意识形态化。    后现代“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的特点是：对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客观真理与实验证据等认识论价值进行挑战，导致对科学、理性与人类文明的攻击，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的传统的批判、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脱离经验检验的诡辩，认为科学不过是众多相等地位的文化形式中一种“话语”、一种“神秘的现象”或社会建构。强调科学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形式、不同的语言游戏。这种批判并被提高到了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层次上：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建构，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误导；把科学看作是男权至上主义的统治，控制与权威化自己权力的工具；把科学作为导致一切全球性生态灾难的意识形态；把科学看作是帝国主义人侵与殖民统治的工具。就像斯宾格勒所认为的那样，现代科学思想本身包含着强调政治权力的规则，会导致西方不可避免地没落的毒素，他称这为“形而-上学的穷尽”。马克思·韦伯则宣称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将一个系统的世界“祛魅”掉，在纯实用和技术价值之中将丧失任何意义，结果是科学变成一种权力，一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科学思潮打着“政治上的左派”面貌出现。从文艺复兴以来，左翼思潮一直是和科学结盟，反对蒙昧主义，相信理性思想和客观实在的分析(在自然和社会两方面)，这两者是反对由强权所提倡的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然而在过去20年中，大量“进步的”和“左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由于受法国思想家的后现代主义和美国的女性主义影响，已经抛弃了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投入各种相对主义的怀抱。这种后现代思潮附和了各种各样的反科学思潮，如占星术、病态科学、宗教膜拜等，给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与其极端意识形态相对应，后现代“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常常打着“学界左派”的旗帜。“学界左派”(“The Academic Left”)是当前西方学术界频繁出现的一个名词。学界左派并不是指带有左派政治观点的学者或学术团体，如贝尔纳、李约瑟等人。应该说，这一领域的许多学者做出了大量杰出的和具有广泛与深远影响的工作。学界左派从内涵上来看，“是指专门设计来坚持对科学、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概念基础的误解，并把这种误解已经扩展到对科学的政治进步进行批判的学派。学界左派仿佛表达出一种对文艺复兴的最有力遗产的敌意，他们谴责科学为反动的蒙昧主义，斥科学为当前社会秩序的维持机器，所有这一切正是他们想要推翻的和蔑视的”。从外延上来看，在格罗斯与莱维特的《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中，把学界左派看成主要是由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家组成。这些是从来没有从事过科学研究的学者，现在却企图涉猎科学领域。主要有6个来源：    (1)“社会建构主义”与“人类学”方法，主要是指“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学派；    (2)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德里达与利奥坦；    (3)女性主义学派对科学的批评的理论与实践；    (4)激进的生态主义对科学与技术的强烈排斥立场；    (5)新世纪的创世论；    (6)后殖民主义的科学观。    这些内容基本上构成了我们上面所指的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学界左派反对科学，不喜欢政治与经济的力量利用科学来控制我们的社会，特别是在军事武器、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监视、破坏性的与环境上不安全的工业过程中、通过大众文化的媒介技术来控制大众意识的做法。应该说，这种观点在当前的学术界中是非常广泛的，科学家自己也表现出了这类不满。许多科学家都反对滥用科学去证明或为不道德的社会行为辩护。然而在学界左派的圈子里，这种敌视扩展到了科学得以制度化的社会结构，扩展到产生科学家的教育系统，最令人吃惊的是，这种敌意还表现为对科学内容和方法上，对科学理性、科学真理和科学精神的肆意攻击中。    这种理性的规训化不仅限于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20世纪的上半叶，弗洛伊德就根据一个殖民化的过程(Colonizing Frocess)提出了一个正常人的标准：为了加强自我，为了扩展感知的领域和扩大其组织，使自我能够更好地成为本能冲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需要一种文化的规训。弗洛依德用一个圆形监狱的理性来限制我们的生活中产生的无知的热情——本能。像17、18世纪欧洲的疯子与游民和殖民地的懒汉与不可挽救的土著人，人们不得不服从于一个圆形监狱式理性的压制与控制的过程。这一过程将规训他们，控制他们，使他们能够为生产与文明服务：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哈拉维(Haraway)认为，科学或现代理性在事实上彻底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这种心灵殖民化过程。    圆形监狱理性通过把理性与身体，与任何具体生活内容相脱离，产生出一种殖民化形式的知识。它把自己置于身体与世界之上，因而客观化它们，“自负的绝对理性”并不属于任何特殊生活世界。当圆形监狱理性把自己置于任何生活世界上时，这个世界就客观化了，也就是说世界自身的力量僵化了，死亡了或被剥夺掉了。因为圆形监狱理性是通过抽掉生命内容而形成的，它就不属于任何认知者的生活世界，也不属于被认识对象的世界，这就是能够使认知者站在所谓中性立场上。“一句话，保持客观性。圆形监狱理性的抽象化与无生活内容的本性使得客观性成为可能。”同时，它掩盖了这一事实：这种抽象化与无生活内容的性质。是以把，具体的生活化归为一种固定程序与毫无情感的本能为代价的。通过把自己从认知者或被认识对象这两方面的生活经验中抽象出来，这种形式的理性认为自己是独立于世界与心灵的，是客观与普遍的。它对真理的把握并不是建立在特殊价值之上的，也没有体现在特殊的生活世界中，是一种普遍真理。用玛格林的话来说：这种知识形式代表着“上帝对整体的把握”，是一种对权力的渴望。维斯娃拉莎(Visvanathah)说：“事实上，科学的自我陶醉代表着渴望权力的最大胆和最成功的动机。通过把科学与宗教分离，现代科学消除了除它以外的所有伦理、文化或其他任何历史的批评。”    圆形监狱理性，通过把研究者置于他们所研究的生活世界之外，使得研究者关心的焦点与责任放在他们所研究的抽象知识世界，科学家依赖的是职业与荣耀，而不是被研究的叶三活世界。换言之，它使科学家的生活世界与科学家所研究的世界才日分离，这使得科学家很难发展出一种与其研究对象的对话关系。正是这种认知模式导致了S．维斯娃拉莎所称之为的“生活的博物院化”(rlluse-umization of life)，在其中，认知者与被认知的世界之间的对话被排除掉，被祛魅化了的与无生活内容的认知工具，即理性，赋子其自己一种优越的地位。这种优越地位被庞悌(Merleau-Ponty)称为“监视性思维”(overflying thought)。    在玛格林看来，使人类认识与生活世界中相脱离的危险之一，会产生出一种将威胁我们这个星球生存的知识。对于那些造成这种分裂的人来说，森林变成了数据的贮存库，而数据的命运是不关注森林的生活和命运的。类似地，人类共同体变成了人种学的死数据档案库，对理论的检验比起这些共同体的命运更为重要。    而在许多第三世界的认知方式中，认知主体与客体是不可分离的，因而理性体现并被植入认知者的生活世界中。在这种理性中，认知者总是通过认知者的生活经验来理解实在。这样一种知识不能够声称自己拥有优越的、普遍的特征，因为它联系着某种特殊的生活世界。它是一种语境化的认知形式，在其中科学的优越性应该与伦理学、价值、历史语境、文化相联系着的。换言之，这种理性认识并没有西方文明中那种自负的普遍理性的资格。当这种普遍科学知识被运用在整个世界中时，就会声称世界服从于普遍真理，而不是以某种特殊生活世界的价值为根据的，这样的知识被认为是没有国界的，这是一种全球化的知识。这样，圆形监狱理性和知识能够为帝国主义的扩张提供一种殖民化权力。    这是对逻辑实证主义工具理性的批判，不是对科学理性的批判，后现代思想家的错误在于把工具理性与科学理性混为一谈，进而把这种批判扩大到对科学、真理与理性的批判上。    费耶阿本德反驳所谓实在论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它也是随后的社会建构主义的错误。它混淆了科学家的方法与自然应该如何才能被正确表述，科学家对真理的断言与真理自身也被混淆了，这正是随后的后现代“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的通病。很难想像我们的心灵、身体或社会过程有某种权力参与了银河系之类的自然事实的建构，只有极端的相对主义才能够允许这类与科学相矛盾的事实存在。事实上，在利用有关人造事实时，除非相关的真实的自然过程存在，否则这种利用是无意义的。当科学家是利用潜藏在实在之下的假设去解释自然时，建构主义随后提出科学家是用社会谈判的修辞学、政治经济权力去制造科学。    总之，费耶阿本德后期的哲学思想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否认科学的统一性，强调科学的地域性；学界左派；反本质主义；相对主义；自然主义趋向。结果使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在科学哲学中最为极端，最为接近后现代“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构成了下一章所要论述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出发点。    库恩著名的《科学革命结构》对皮克林的思想影响很大。据皮克森教授回忆，他是在1976年刚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著名的”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研究中心攻读社会学博士时，读了库恩《科学革命结构》一书。刚开始时，他并不喜欢这本书，原因在于他对库恩把所有有趣的科学活动都归结为科学革命这一点而感到困惑。然而，当作为物理学博士的他开始研究粒子物理学的历史时，他注意到了库恩的不可通约性概念，意识到了库恩思想的局限性。在夸克理论中，他发现两位主角费尔班克与莫柏哥，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这两位物理学分别发现自由夸克的存在与不存在，那种能够被解释为相互矛盾的证据：然而，皮克林发现这种不可通约性并不是库恩意义上的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既不同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而是指不同物质世界的操作活动，也就是说，费尔班克的仪器能够真实地提供自由夸克存在的证据，而莫柏哥的仪器却能够提供夸克不存在的证据。是在这一点上，他意识到科学的物质基础——科学实践的仪器的作用，而这方面有许多重要的内容为人们长期忽视。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杜德宏    人类始终在对历史进行反思，批判性的反思还是哲学的基本功能。自然科学的历史光辉灿烂，但也需要不断反思。不仅要对自然科学的内容进行反思，还应当对科学所形成的文化(科学思潮、科学传统、科学家的自然观、社会观、科学观、科学的社会影响等)进行反思。    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科学思潮的主流是机械论。机械论是工业文化(包括近代科学文化)的一项基本内容。哲学机械论是机械性工业文化的哲学概括。机械论的形成和流传有其历史的根源，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绝对主义是机械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机械论把牛顿力学绝对化。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从一开始就要寻找所有科学的“统一的理论基础”，“从它那里。可用逻辑方法推导出各个分科的一切概念和一切关系”，并认为“这个终极目标是可以达到的。”有趣的是爱因斯坦虽以创立相对论而名垂千古，可是他在阐述自己观点时，有不少话都讲得很满，经常出现下列词语：“整个”、“切”、“全部”、“所有”、“完全”、“任何”、“每一个”、“无论”、“尽可能”、“最少数”、“最广泛”、“最高标准”、“永远”、“终极目标”等等。爱因斯坦之后，不少物理学家都在追求“终极理论”。机械论思潮与牛顿力学、爱因斯坦关于统一场论的研究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不赞成机械论而否定同它相联系的科学。    在从工业社会开始的很长历史时期中，科学文化相对于人文文化而言，是主导文化。科学文化本质是关于物的文化，其主要任务是提高技术物的功能，更好地发挥物(物质资源和技术物)的作用。人文文化本质上是关于人的文化，其主要任务是提高人的素质和社会的协调程度，更好地发挥人的作用。科学文化的最大优点是能物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是物质文明的创新之源。相对于精神文明而言，物质文明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所以人类在很长的时期内，必须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物质生产之中。在这种背景下，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发展和地位实际上具有不平衡性和不对称性，两种文化经常分离，科学沙文主义等思潮也颇流行，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反思的。        在这些反思的方面，后现代科学观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    从利奥坦的后现代“话语说”的转向、福柯的知识权力学说到社会建构主义(爱丁堡强纲领SSK学派、巴斯学派的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后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在对科学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不少富有启迪的见解，但具有否定科学客观性的倾向。自然科学的假说、模型和理论，可以看作是科学家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科学家的建构，但创造、建构的前提是正确地反映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科学认识是反映和创造的统一，但创造以反映为基础。科学理论既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又是科学家内心世界的展示。但前者是科学的任务，后者是科学认识的主体性的表现。科学应用的有效性来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科学理论的真理性来自主客观的一致，而不是来自科学家的默契。    长期以来，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我们只能站在自然界之外，以旁观者的身份，用纯粹客观性的语言来认识自然界。这种观点已越来越被抛弃。波尔说，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普利高津说，我们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甚至连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在《物理学的进化》中也说，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就像侦探破案，但科学家既是侦探，又是罪犯。普利高津把科学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对话。他在谈到相对论时说：“相对性是基于一种约束之上的，这约束只适用于局域化的观察者，适用于在某一时刻只能处于一个位置而不可能同时处于各处的那些人。这个事实赋予这个物理学以一个‘人类的’性质。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是一种‘主观’物理学，是我们的偏爱和信念的结果；它仍然服从那些把我们认作是我们所描述的物理世界的一部分的内在约束。这是一种预先假定了一个位于被观察世界之内的观察者的物理学。我们和自然的对话仅当它是来自自然之内时才会成功。”没有人或没有自然界，都不会有自然科学。科学家之间当然要进行学术交流，但这人与人对话的背后，是人与自然的对话。所以不能因为强调科学家的作用，而否定自然界对自然科学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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