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标准化推广实施体系研究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周洁红//何乐琴//金少胜  页数：313  

前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1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农业标准化和食品安全工作；没有农业标准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食品安全保障。　　当前，我省农业正处在全面转型升级、实现现代农业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只有把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全程都纳入农业标准化轨道，才能加快农业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型，才能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和经营水平，才能适应现代农业要求的管理和服务体系。由于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推广和实施农业标准化、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控制，对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推广和实施农业标准化，就是要以农业科学技术和实践为基础，把农业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转化为标准，在农业生产和管理中加以实施应用，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标准化控制，从技术和管理两个层面提高现代农业的生产水平。因此，农业标准化上接农业部门的日常监管，下联生产者的日常生产活动，具有农技推广和生产管理的双重功能，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由浙江大学和浙江省农业厅合作、历时两年的“浙江省农业标准化推广实施体系研究”项目成果，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课题组通过对现行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从实践、理论到政策层面的全面系统地梳理、评估和研究，系统总结了浙江省农业标准化发展历程和成长路径；并以实证调查研究为支撑，分析了浙江标准化实施的绩效；揭示了“企业、合作组织、大户带动”型农业标准化模式实施的关键影响因素；探究了不同组织类型开展农业标准化推广实施的运行机制。同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影响实施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管理动机的各个因素（包括组织内在因素、市场因素、企业外界的关联方式、产业环境匹配及现有政府管理措施等）进行相关性分析。

内容概要

　　《农业标准化推广实施体系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践》在对现行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从实践、理论到政策层面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评估和研究的基础上，以标准化实施主体——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管理为切入点，在分析不同类型的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现行农产品标准实施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影响实施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管理动机的因素及其与企业的内在因素、市场因素、企业与上下游的关联方式、产业环境匹配及现有政府管理措施等进行相关分析，揭示影响当前“企业带动”型农业标准化模式实施的关键因素，并在借鉴发达国家标准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探寻和解决加快浙江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的思路、模式和对策。

作者简介

　　周洁红，女。1966年9月出生，浙江桐乡人，浙江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主攻农产品供应链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曾先后在《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Food Control》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独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社科重点基金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重点基金等各类项目10多项，出版专著两本，参与著书三部。　　何乐琴，女，1960年7月出生，浙江海宁人，浙江大学农学学士，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现为浙江省农业厅正处级调研员。1996年以来，一直从事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方面的研究。曾先后在《中国标准化》、《农业质量标准》、《中国农学通报》、《农业科技管理》、《农村工作通讯》、《浙江农业科学》、《浙江现代农业》等国内刊物发表论文15篇。主持完成省级相关研究课题3项，参与完成国家级和省级相关课题研究4项；出版专著1本。　　金少胜，男，1979年6月出生，浙江义乌人。本科、硕士毕业于浙江大学，后赴日本筑波大学留学，2008年11月获博士学位。2008年12月开始在浙江大学工作，主要从事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研究。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 10余篇，其中3篇被SSCl、SCl录用，主持或参与日本学术振兴会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多项，2006年获国际农业经济学会（IAAE）JB赏，2007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赏。

书籍目录

1 导论1.1 研究背景1.2 问题的提出1.3 研究意义1.4 主要研究内容1.5 研究对象1.6 研究方法1.7 技术路线和结构安排1.7.1 技术路线1.7.2 结构安排1.8 创新和不足1.8.1 创新之处1.8.2 不足之处上篇：农业标准化建设理论与现实问题2 农业标准化的理论2.1 有关基本概念的界定2.1.1 农业标准的定义2.1.2 农业标准化体系的定义2.2 农业标准化的作用机理2.2.1 农业标准化的核心作用2.2.2 农业标准（化）的引中作用2.3 实施农业标准化的经济学分析2.3.1 农业标准化实施的影响因素2.3.2 农业标准化实施的成本和收益结构2.4 有关农业标准化实施行为的实证研究2.4.1 国外研究2.4.2 国内研究2.5 有关农业标准化的成本和收益的实施研究2.6 关于不同农业标准化实施主体的作用2.7 农业标准化实施的对策分析2.8 文献评述3 浙江省农业标准化的发展历程和现状3.1 发展阶段3.1.1 农业标准化发展的总体历程3.1.2 浙江农业标准化的发展历程3.2 浙江标准化制度的供给现状和问题3.2.1 浙江标准化体系建设取得的成就3.2.2 浙江标准化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3.3 标准化制度的需求现状和问题3.3.1 浙江省标准化体系实施取得的成就3.3.2 浙江省标准化体系实施存在的问题3.4 小结4 浙江省农业标准化的发生机制和成长路径4.1 浙江农业发展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所面临的问题4.1.1 农业增效困难问题更加突出4.1.2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加大4.1.3 资源环境问题更加严峻4.1.4 农民文化素质低下的问题更加突出4.2 浙江农业标准化的成长路径4.2.1 农业标准化与浙江市场化的经济发展4.2.2 农业标准化与浙江产业化的推进4.2.3 农业标准化与浙江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4.2.4 农业标准化与浙江应对SPS措施4.3 浙江省标准化实施的路径特征5 浙江省实施农业标准化的基本模式和制度运行5.1 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主导模式5.2 行业协会主导模式5.3 合作社主导模式5.4 龙头企业主导模式5.5 不同农业标准化推进模式的比较分析5.5.1 不同农业标准化推进模式的共同点5.5.2 不同农业标准化推进模式的差异点中篇：浙江省农业标准化实施主体行为与绩效的实证分析6 浙江省农业标准化实施主体的行为及动因分析6.1 企业实施标准化行为及动因分析6.1.1 被调查企业的基本特征6.1.2 被调查企业产品认证情况6.1.3 被调查企业实施标准化的障碍因素6.1.4 被调查农业企业实施标准化的成本收益6.1.5 被调查企业实施农业标准化的动因6.2 合作社实施标准化行为及动因分析6.2.1 被调查合作社的基本特征6.2.2 被调查合作社产品认证情况6.2.3 被调查合作社实施标准化的障碍因素6.2.4 被调查合作社实施标准化的成本收益6.2.5 合作社实施农业标准化动因的因子分析6.3 主要结论7 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实施的宏观绩效分析7.1 资料与数据来源及其说明7.2 农产品质量安全政府监管体系建设的绩效评估7.2.1 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发展7.2.2 绿色食品的生产发展7.2.3 有机食品的生产发展7.3 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监测结果的绩效评估7.3.1 农业投入品质量监测结果7.3.2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结果7.4 浙江省县级安全农产品生产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7.4.1 评价指标及影响因素选择7.4.2 数据来源及几点说明7.4.3 县级安全农产品生产绩效描述性分析7.4.4 安全农产品生产绩效影响因素实证分析7.5 结论8 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实施的微观绩效分析——以蔬菜为例8.1 合作社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行为及绩效分析8.1.1 模型构建和假设提出8.1.2 调查方案设计8.1.3 描述性统计分析8.1.4 质量安全标准化实施行为的回归分析8.1.5 合作社实施蔬菜质量安全标准的案例分析8.1.6 结论与政策建议8.2 农业龙头企业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行为及绩效分析8.2.1 调查介绍8.2.2 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8.2.3 蔬菜生产企业质量安全管理基本状况8.2.4 蔬菜生产企业供应链层面质量安全管理机制分析8.2.5 蔬菜生产企业质量安全管理的成本与收益分析8.2.6 影响蔬菜生产企业实施质量安全标准的计量分析8.2.7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下篇：农业标准化建设对策探寻附录参考文献图表索引后记

章节摘录

　　（4）偏好　　偏好的变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偏好通过影响价格，影响制度变迁的收益。这种情况下，偏好的影响等价于产品价格的影响。当下游买方显示出整体意义上的强烈偏好时，偏好对制度变迁收益的影响就可能是通过另一种影响方式而发生的，即买方的强大压力将成本转嫁给生产方。这时，偏好对制度变迁的收益则表现为实施标准化的卖方将获得更好的市场进入能力和扩大了的销售量。所以，偏好的变化影响标准化制度的均衡点和标准化的实施行为。　　（5）制度结构内的其他制度安排　　标准化体系是一种制度安排，出于整体的制度结构之中。某个制度结构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除了考虑以上这些因素对合作社标准化行为的影响外，还必须考虑到制度结构内其他制度安排对制度的影响。其中，政府对标准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政府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作为标准化制度的最大的供给者，政府对标准化制度的供给会影响供给曲线和均衡点，从而影响标准化实施行为。第二，自发性的制度变迁也需要政府行为加以促进（林毅夫，1992）。政府对标准化实行补贴、奖励和培训等扶持政策，可以降低标准化制度变迁的成本。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政府较强干预、强介入传统的国家，政府过程本身就对社会生活预设了方向和特征（汪洪涛，2003）。因此，在合作社标准化行为中，政府行为也是对标准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