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工兄弟

出版时间：2005-7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肖春飞  页数：285  字数：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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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几位新华社记者写了一本书———一本很好的书。记者写书，过去有过，现在也有，而且越来越多，不足为奇，因为这职业本来就是时代的记录者。记者的书，有的因其采访对象多为要人、名人，闻见所及，每关重大事件，凡有记录，均成史料;有的因其游历殊域，见闻多奇，无缘亲历者，读之可以增广识见;有的观察入微，见解独到，剀切之言，卓然名家;有的虽事皆琐屑，每多趣闻，茶余饭后，足资消闲破闷。林林总总，各有价值。但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正处社会转型时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转型期中，其生存环境、生存状态，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动。变动当中，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发生多样的变化，已经消失的或又有孳生，趋于和缓的或又呈紧张，先前激烈的或渐次平缓，原先忽略的或日益突出。准确把握这些变化，及时调整政策，以求社会的和谐发展，即所谓燮理阴阳，调和鼎鼐，是执政者的要务。因此，官员们不但要阅读下级的种种汇报、请示、总结、调查，还要自己直接考察有关情况。但新闻记者，因其职业与身份的方便，对社会各阶层的调查与观察，往往有政府官员所不能及的方便。他们关于社会状况的报告，也有官方各种总结、汇报所不可及的优长。政府派员下去了解情 况，往往先要（有时只是）听取下级政府的汇报。下级官员的汇报，因为关系于自身的地位与利益，很难和盘托出。百姓的意见、实际的情况，经过一番过滤与选择、淡化与突出，数字真真假假，情况虚虚实实，虽不一定是无中生有，也总同现实拉开了距离。距离的大小，取决于下面干部作风的好坏。单凭这些材料，很难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上级官员一竿子插到底，自己直接到基层考察，当然要比只听下级官员汇报距离实际近一些。然而，大官下基层，往往处于包围之中。下级安排给上级看的，是他希望上级看到的。因此，选点总是面上光鲜的所在。我就知道有的地方，上面来了人，看的总是那几个点。点与点之间的连线道路宽阔平坦，两侧绿树成阴，新楼成群。这是他们的“形象工程”。参观计划早有安排，接待办法早有布置，汇报人员早有选定，甚至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也早经排演。只看这些，自然到处莺歌燕舞，一片光明，但也就不免入其彀中，得不到真实的情况。鲁迅当年曾想写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见鲁迅《扣丝杂感》）。足见此事之难。有效的脱离包围法，至今仍未见完整的著述，但脱离的尝试，已有不少试验。精明的领导，为了突破包围，有时会突然离开规定的参观路线，径自到了样板后面的地方，内里的馅儿就露了出来。然而，这种方法不能屡试。一则容易引起下级的反感;二则用多了，也就有了应对的方法———即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过，今天的社会毕竟不同于鲁迅生活的年代。信息化的进展，使信息渠道剧增。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多，包围的效果就越小。领导人、决策者，如果不是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死官僚，完全可以依据不同渠道的不同信息，加以综合、比较、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对实际的认识比较接近于真实。   在众多的信息渠道中，记者的观察与记述很值得重视。记者不是官员，他比较容易摆脱官场难以回避的某些程序，因而较少包围的危险。记者有职业的敏感，能够抓住繁杂社会现象中比较重要的问题，不至纠缠于一些枝节细事。记者不同于学者，他并不试图对所见现象作抽象的概括或建立某种理论框架，因此更容易保存社会现象的原生状态，而这种原生状态对于了解实际情况，往往比经过加工改造的材料更为重要。记者有文字的训练，所记所述，条理清晰，活泼生动，读来较有兴味。当然，并不是所有记者的作品都能如此。那些以跑衙门为能事的记者，那些以稿件换取私利的记者，那些对社会没有责任心的记者，那些不肯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的记者，是写不出有价值的好作品的。我推荐的这部书，具有上述记者作品的各种优长。它探讨的是当前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群体——民工——的生存状态。问题之重要，是因为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不仅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前景，而且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安定。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十分强调农业的重要。重农，几乎是历朝历代的国策。但是，历朝历代农民的生活却始终处于贫困的状态。我们常常称道所谓“文景之治”，但文景时期的晁错，仍在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也。”治世尚且如此，何论乱世!流亡的农人无以为生，铤而走险就是唯一的选择。古代中国独多农民暴动，社会安定的时期少，动荡的时期多，同农民的生存状态是分不开的。当代中国仍然十分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强农业的措施采取了许多，但农民的生活改善依旧未能尽如人意。姑不论制度、政策、组织上的种种失误，但说把八亿多人口死死地拴在人均数量极少的耕地上刨粮食，农民要富裕也就难矣哉了。1980年代初，我到珠江三角洲看过，那时的对外开放，还刚刚开了一条缝，乡镇开始有了一些小打小闹的独资或合资企业，主要做些来料加工的活计。少量的农民开始离开土地进城做工。不料没过多少年，农民进城打工已达一亿多人。汹涌澎湃的民工潮，还在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动。据研究者估计，还会有两三亿农民在今后若干年里涌入城市。大量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不但减轻了农村的负担，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中国农民生存状况有了改变的可能，也使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外资的大量进入，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没有这些吃苦耐劳而所获甚薄的劳动力是不可想象的。农民工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甚巨，但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却并不理想。他们的工作往往是城市中最苦最累的，而收入却很微薄，这微薄的工钱还常常被拖欠。以此微薄的收入要在花费高昂的城市生活，本已十分拮据，而他们还要积攒起钱来维持和改善农村家人的生活。因此，在城市中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准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他们的居住条件往往是城市中最差的，基本的卫生保健没有切实的保障。我在北京看过一些外地民工聚居的“村落”，拥挤、破败、脏乱，是共同的特点。替他们看病的，是同样从外地来的“游医”，药品大多是从享有公费医疗者手中转买来的剩余的或过期的药品。首善之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他们的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城市学校的大门，并不向他们平等地开放。他们的婚姻、家庭、性生活也同样遇到了重重的困难，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还有更为难堪的，是他们的人格尊严，常常受到不应有的伤害。社会的歧视，渗透在生活的各个细部。尽管他们进城打工都有合法的手续，但往往会受到非法的刁难和驱赶。总之，他们应当成为城市居民平等的一员，但实际上常常被当作另类。这些，几位记者的笔下都有详尽的描述。有些人轻浮地贬斥他们的道德水准，这中间许多是某些自以为“上等人”的优越和偏见，即便在这个群体中确实存在某种道德的失范，社会应当考虑的也是怎样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教育环境，因为道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着生存环境与教育环境的影响。农民进城打工，仍将继续。没有民工就不会有中国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城市，离开了民工甚至已无法运转。    民工问题，不是一个民工待遇的简单问题。它关系于经济，关系于稳定，关系于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关系于全民素质的提高。现在是一亿多，未来是三四亿。这样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的战略转移，万万不可轻忽。我喜欢这本记者的书，因为它有材料，有分析，读后有启发，有感动。关心于社会现状与未来的人，都值得读一读，然后再想一想:为了民工，社会应当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自己又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书籍目录

序　一本很好的书第一章　新二元结构   民工为什么替老板撒谎？   民工的名字   一种叫“民工粮”的米   我要回家   被妖魔化的民工   “把你的屎吃掉”   被收容的“民工作家”第二章　跳，还是不跳   追踪民工的一百一十五天   血薪   民工讨薪难在哪？   总理掀起全国讨薪高潮   “廉价劳动力”一定就是竞争力吗？第三章　保姆周岱兰   保姆坠楼，三方困境   生不如死   周岱兰成了“现象”    漫漫长夜   周岱兰站起来了   社保空白   侥幸与冷淡   “保姆荒”的背后   周岱兰们有了“保姆险”    “赤条条”地打工，沉甸甸的顾虑   “民工社保”难在哪里？   工伤保险：最迫切的需要   民工需要什么样的养老保险第四章　终于在城市放下我的书桌   民工子弟——中国教育市场的另类生存者   草根校长臧德阔   民工子女上学缘何难？   融合教育   让流动儿童共享“德育”蓝天   新华社的调研第五章　性与爱   一份叩问心灵情感的问卷调查   “空虚寂寞是进城打工的最大感受”   真感情难觅，性压抑难熬   道德危机正在降临   创建新“阵地”，弥补精神空白第六章　罪与罚   当代阿Q   “劫匪”张隆   三条人命   扼杀骨肉   为情所困   帮助民工拿起法律武器第七章　留守孩子与女人   悲剧   书信   缩影   调查   留守女人第八章　另一种生存   铁杖恶丐   “城管”被乞丐欺负管   “请吝啬你的每一元钱。”   禁乞之争　   严打“帮主”   谁也没有天生乞讨癖第九章　和谐城市　人的中国   有尊严地居住——对东沟岭的调查   有尊严地居住——对桃苑村的调查   工会，民工在城市的“娘家”   民工党员：离土离乡不离党   民工，中国工人阶级新鲜血液后记

章节摘录

　　突破口最后并不是从民工一方取得的，而是拉甲坡矿矿长黎家西支持不住了。8月2日下午5时50分，在公安人员凌厉的心理攻势前，前一天还拍胸脯保证没有死人的黎家西败下阵来，竹筒倒豆子一般承认了“7·17”事故的经过，并交出了失踪者及赔偿名单、住址。他供认说：7月17日凌晨3时30分左右，拉甲坡矿海拔一150米水平以下的三号工作面、八号工作面以及九号工作面突然涨水，迅速淹到海拔一110米水平，当晚拉甲坡矿的两百六十名矿工分别在八个工作面作业，其中约有八十名左右的矿工在被淹的三个工作面作业，除部分管理人员和九号面部分未下到工作面的矿工外，其余均失踪。　　交代完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出来，就轻松多了。”　　此时距矿难发生，已经半个月了。　　如果说矿主用钱、官员用权编织了弥天大谎，那么作为受害者一方的民工为什么也说谎呢?　　只能说是迫于生计压力。　　在龙泉矿冶总厂，矿工平均每天能拿到六十多元的报酬，具体计算方法是计件，每天采矿达到二十五筐得二十五元，而此后每增加一筐即增加三元，这样一个月下来有近两千元的收入。　　这两千元绝对算得上是血汗钱——民工们的矿洞工作环境之恶劣，超乎常人想象。8月1日15时，为了寻找疑点，时任新华社广西分社副社长的杨维成作为自治区调查领导小组成员，带领两名记者与调查组一起进入拉甲坡矿矿道。大家在二三十公分深的泥水中艰难行进，花了两个小时，前行三千米，再也坚持不下去，只能退出——矿内空气稀少，湿度达到100，温度接近摄氏40度。撤出时，一位同志因脱水被抬出来。事后，矿山专业抢险队的专家责备他们过于鲁莽，没有带任何防护装备就深入矿洞，这位专家说，如果再深入一些，体质差的就可能倒在里面，不能活着出来了。　　不能想象，工人们怎样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干活。矿工说，他们在井下几乎裸体，实在热得不行，就跳到脏兮兮的水仓里泡一会儿，而水仓的温度也不低于体温　　虽然苦不堪言，但两千元这个数字对南丹及其周边生活在喀斯特大山中的农民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八十一名死难者多数来自贵州独山、荔波和广西都安，这三个县均是著名的国家级贫困县。按2000—2010年国家级贫困县的标准，“入选者”人均年收入低于一千三百元——也就是说，如果在矿山干上一个月，就可以超过在石头山中种田一年的收入。　　韦海生的家是三间低矮的泥瓦房，破旧不堪，家里除了一台十七寸的旧黑白电视机外，根本找不到一样值钱的东西。　　韦美丹说，她原来并不想让儿子去挖矿，但眼看村里的人都盖起了楼房，就同意韦海生、韦灿军爷俩去，儿子才十八岁。　　调查组与记者采访时，都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矿工们对矿主没有太大的抱怨。　　新华社记者问韦美丹，矿难发生后为什么不告发矿老板?韦美丹说：“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人死都死了，矿老板也作出了赔偿，告他有什么用呢?又不是矿老板故意弄死他们，挖矿这种事，谁不知道有危险，可是没办法，由于我们农村人穷，不去挖矿不知干什么好?”　　对这个贫困的女人来说，别说十三万元，此前，她连两万元都没见过。两万元，这是“生死契”上民工自愿接受的价格，换句话说，这是民工对自己生命的估价！　　劫后余生的矿工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今后打算，异口同声地答道：“继续下井。”　　韦海鸥是韦海生的弟弟，7月17日，他跟兄长一起在井下干活，两人同在一个班组，由于他所处地势比韦海生高，得以死里逃生，他回忆说：“凌晨3点50分，我看到有大量的水涌人，水是从拉甲矿方向涌过来，不到一分钟，第二工作面已经灌满了水，并顺着斜道向第二平台涌上来，我想去救下面平台的亲属，已经来不及了，就和同在第二平台的两位工友拼命往外跑”　　逃过大劫的韦海鸥几天来都在矿洞前徘徊，一来是打探兄长的消息，二来等着矿洞重新开工。　　几乎所有的民工都是这种心态，他们并不太在乎矿难，他们更在乎的是矿山何时重新开工，“只要开工，我们马上就干！”　　他们为矿主保密，不惜对“大盖帽”说谎，一方面是因为矿主的威胁，另一方面，却是这种心态：如果上面知道事故情况，企业被查封，大家都要丢饭碗　　贫困就这样让身处社会底层的民工们的生命价值如此“贬值”，哀其不幸，更要哀其不争——农民身份与经济贫困决定了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两万元一条命，极其不平等的一个公式，但他们凭什么去跟“定价者”讨价不价?

媒体关注与评论

　　几位新华社记者写了一本书———一本很好的书。　　民工问题，不是一个民工待遇的简单问题。它关系于经济，关系于稳定，关系于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关系于全民素质的提高。现在是一亿多，未来是三四亿。这样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的战略转移，万万不可轻忽。　　我喜欢这本记者的书，因为它有材料，有分析，读后有启发，有感动。关心于社会现状与未来的人，都值得读一读，然后再想一想：为了民工，社会应当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自己又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陈四益（新华社高级记者、著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