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社：工人出版社  作者：张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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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是笔者张曙光1999～2002年在一些报告会、读书会和研讨会上的讲演和发言。其中，一部分是先做讲演，然后根据发言写成文章；一部分是先有文章，然后再去做讲演，有两篇是根据讲演记录整理成文。
《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收入的30篇讲演和发言可以分为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企业、企业家以及人力资本和债信文化问题，二是关于农村以及公共政策问题，三是关于宏观经济运行以及财政和金融体制和政策问题，四是关于经济学主要是制度经济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五是关于学风的问题。

作者简介

张曙光，经济学教授。1939年9月8日生，陕西长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和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1959-1963年，在西北大学经济系学习：1963～1966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1979年被评定为助理研究员，1983～1984年借调至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1985年晋升副研究员，1988年破格晋升研究员，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聘为博士生导师。曾四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一次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三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获第二届“十大中华经济英才”特别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
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曾参与“六五”经验总结、“七五”国力预测、“八五”改革大思路、2000年的中国、中国以及深圳和海南发展战略、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等重大课题的研究；亲自主持了体制变革中的宏观经济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学科、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核算、中国土地问题等重大课题。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著作20多部，英俄文译著5部(篇)。
主要著作有：《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1982)，《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副主笔，1990)，Measuring
the Costs of Protection in China，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1
Economics & Uniru1e Institute of Economics，Washington，DC
20036—1207(《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合著，1998)，《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1999)，《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1999)，《经济自由与思想自由》(2004)，《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2005)，《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主编，共6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主笔，共6集)等。

书籍目录

第一讲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
第二讲企业家如何著书立说
第三讲企业游戏与游戏规则
第四讲企业投融资问题为什么重要？
第五讲为什么要提出和讨论债信文化？
第六讲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第七讲人才：Made in China
第八讲就业问题和人力资本投资
第九讲中国农村经济决策权的变迁
第十讲农村健康服务应由谁买单？
第十一讲从劳动力自由流动到人口自由迁徙
第十二讲迁徙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
第十三讲中国宏观经济大家谈
第十四讲美元与人民币：中美倾向政策比较谈
第十五讲钱畅其流：疏通货币传导渠道
第十六讲放开货款利率，此其时矣！
第十七讲凯恩斯主义是有用的，但又是远远不够的
第十八讲券商上市：圈钱乎？――在回顾中重新评价
第十九讲国有股减持新思路：股票期权、职工持股
第二十讲应当树立什么样的财富观？
第二十一讲为香港的繁荣进言
第二十二讲如何测试中国经济的市场化？
第二十三讲兄弟之争：中国转型中的政府制度竞争
第二十四讲如何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政府制度
第二十五讲如何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经济活动
第二十六讲第三部门的成长对21世纪中国的影响
第二十七讲弄潮新经济
第二十八讲关于道德、理性和均衡
第二十九讲鱼与熊掌兼得：法学与经济学的交流与整合
第三十讲谈学术论辩的方法

章节摘录

　　第1讲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　　自序　　呈现给读者的这个文集，是笔者1999～2002年在一些报告会、读书会和研讨会上的讲演和发言。其中，一部分是先做讲演，然后根据发言写成文章；一部分是先有文章，然后再去做讲演，有两篇是根据讲演记录整理成文。因而，集在一起，称为讲演集。　　如果做一个大致的区分，收入的30篇讲演和发言可以分为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企业、企业家以及人力资本和债信文化问题，二是关于农村以及公共政策问题，三是关于宏观经济运行以及财政和金融体制和政策问题，四是关于经济学主要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五是关于学风的问题。　　我之所以将本文集命名为学术讲演集，不只是因为收入的文字中，多篇长篇报告都是学术论文，而且是因为有多篇书评和文评。且不说一些直接讨论理论问题和学风问题的发言，就是在一些论坛上就当前现实经济问题所作的讲演，笔者也力求从理论上提出问题，或者给以理论的解释。如，1999年末，在讨论当时的宏观经济问题时，针对再次降低准备金率，扩大货币供给，笔者明确指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扩张政策是有用的，但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又是远远不够的，并对之进行了深入一步的分析和讨论。再如，在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召开的“'世界工厂'与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笔者从国际分工方式的变化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来观察中国经济的当前态势和未来发展，为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议论，做了一点理论上的说明。这不仅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而且体现了理论的价值和生命力。　　本人是那种痛快人，说话、做事、写文章，怎么看，就怎么讲，实实在在，心口一致，喜欢开门见山，直抒胸襟，不愿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愿拐弯抹角，绕来绕去。总觉得不这样做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使别人和自己都感到难受。这在本讲演集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特别是那些在读书会和首发式上的讲话，即使这样做显得有些不识时务，但觉得无愧于自己的良心。还有一个考虑，即目前经济学的研究普遍存在着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现象，所谓“上不着天”，是说很多文章缺乏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以及相应的理论假定和理论逻辑，学术价值不大；所谓“下不着地”，是指事实太少，到处是宏观大叙事，而不是直面现实。本论文集中的两篇长文就在于将一个热点问题建构成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从决策权的分配和变迁考察了“三农”问题，从市场分割来解释失业现象。至于那些短篇的讲演，都是从捕捉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象出发，提出问题，给予分析和解释。从这些讲演中，人们不难发现本人的学术理念和做人原则。　　鉴于讨论问题的广泛性，我只能对30篇讲演做一个大致的归类，不可能做详细的介绍，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每篇讲演的背景和讨论的问题，我们在题注中注明了每一篇讲演的时间、地点和会议的主题。　　张曙光　　2003年3月　　?　　第1讲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　　第1讲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2001年11月16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的“企业家理论与企业成长”国际研讨会上的讲演。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中国企业的变化却相对较小，中国企业家的成长相对缓慢，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几个像样的企业家。这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行，不适于做企业家，而是由于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缺少企业家成长的环境和条件。　　什么是企业家　　什么是企业家？企业家不是一个实体概念，而是一个职能概念，不是一个持久不变的职业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变动之中的职业选择，因而，不论是熊彼特，还是其他经济学家，都是从职能上来定义企业家的。与此相适应，人们也很难给出一个可操作的企业家定义，只能从描述中加以把握。　　在现有的经济理论和企业理论中，有很多企业家的定义。如，认为企业家是企业的经营者，企业家是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人，企业家是掌握企业控制权的人，企业家是企业剩余的索取者等。这些定义虽然都有可取的成分，但都有些言不及义。比较而言，熊彼特关于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的观点，也许更准确地抓住了企业家概念的核心和要害，凸显了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特征。尽管这一概念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局限，但是，离开了这一点，我们根本无法对企业家做出描述和分析。比如，企业家必须经营企业，但不是所有的经营者都能成为企业家；同样，企业家要承担企业风险，但经营者和投资者都要承担企业风险，只是承担不承担或者直接不直接承担创新的风险罢了；把企业家定义为掌握企业控制权的人，使其无法与经营者区分开来；而把企业家看做企业的剩余索取者，则无法与企业出资人划清界限。　　商务独立：企业家生成的基础　　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最缺乏的东西是什么？有人说是资金，有人说是人才，有人说是技术，其实，这些东西都不缺。最为缺乏的是一种能够促进和激励创新的环境条件和制度规则。既然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那么，也可以说，中国目前最缺乏的是企业家生存和成长的环境和条件。　　企业家生存和成长的基础和前提是商业领域和企业活动的独立存在和发展，而且主要是摆脱政治的参与和政府的干预。这实际上是分工和交易的要求，是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安排。数年前，笔者写过这样一段话，曾经受到一些人的严厉批判，但笔者至今仍然坚持。“在现代社会中，大致有三个主要活动领域和三类人：一是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二是科研教育单位及学者，三是企业组织及企业家。其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不同，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官员的目标是职位的升迁和权力的扩大，学者的追求是知识的增长和成名成家，企业家的目标是市场的份额和利润的增加。人们虽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地做出选择，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但以完全脱离前一领域为前提。根据我的观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面对信息爆炸、知识无限、变化多端的现实，心挂两头，劲用两边，一件事情也做不好。不仅如此，三个领域各有其道，各守其规，也各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三类人各显其能，各取其利，是分工和交易的要求，也是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安排，以己之道、之规、之能、之利，干预和强求他人之事，强取和侵占他方之利，必然把事情搞糟，把秩序弄乱。结果是大家受损，社会受害。”我们的问题也在这里。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只有官员，没有学者，也没有企业家，后二者都依附于政府机构。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和国有研究机构的问题依然是缺乏独立地位和自由权利，民营企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是大成问题的。首先，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科研教育的管理者是由政府任命的，而不是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因而，在国有单位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武大郎开店”的现象和再分配竞争的事情。其次，政府垄断和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官员处于经济生活的中心。不仅国有单位有着政府的直接参与和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围绕着政府的指挥棒转的，政府的隐含担保和企业的软约束阻碍着企业家精神的出现，而且非国有单位也千方百计向政府靠拢，与政府挂钩，政府及其官员也设法拉拢和控制民营企业。因而，一个民营企业一旦有一点成绩，其老板就会在政治体系中得到一个位子和一顶帽子。这种交易虽然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但却扼杀了企业的创新精神，因为，靠再分配努力比靠创新能够得到更大的好处。再次，商业领域和企业活动的不独立，既限制和束缚了企业经营者的活动范围和自由，也不利于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形成，因而妨碍了企业家人格、胆识和气魄的成长。　　商业信用：企业家安身立命之本　　企业家的成长有赖于商业信用的发展和债信文化的形成。一般而言，有两种信用：一是政府信用，二是商业信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几乎控制和支配了全部经济资源和经济运行，只要有政府信用就行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直接控制和分配的经济资源在减少，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仅有政府信用就不行了。这时，不仅要有强大的政府信用，而且要有发达的商业信用。然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一方面按住商业信用不让发展，另一方面又在糟蹋政府信用。隐含担保是政府信用的滥用和对商业信用的抑制，从政府隐含担保中产生的是无信用。于是，产生了各种扭曲行为，银行可以不问资质债信放贷，企业可以不管自己的还款能力借钱，股市投资也完全背离公司业绩。可见，没有信用基础，企业家是无法生存的。　　我们不仅缺乏信用基础，而且缺乏债信文化。企业家既是促进信用制度建立和债信文化形成的中坚力量，反过来，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债信文化的发展也是企业家成长的土壤。所谓债信文化就是一种自由交易、借债还钱、损害赔偿的信念和传统。这种信念和传统不只是在乡土社会的狭小范围和熟人之间存在，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和全球范围陌生人之间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一个缺少债信文化的国度。尽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也有“人无信义，无以立足”；“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以及“仁、义、礼、智、信”之类的箴言，但这充其量只存在于乡土社区和乡亲熟人之间。因而，中国人往往在乡土社会是君子，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变成小人。如果说在传统文化中，还存有债信文化的某些要素，那么，建国后几十年的折腾，连传统中那一点点信用也丢掉了。于是，形成了一些与债信文化相悖的信念和传统，出现了很多非理性的行为，如，借债不还，欠钱有利、有理，债权人怕债务人；“杀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以及贪污腐败等等。这样一来，信用成为当前最稀缺的东西，我们的社会几乎成为一个债信文化的沙漠。这种情况的形成与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有很大关系。目前，有些地方开始着手建立个人信用制度，这是一件好事，但关键仍然是政府要尊重产权、保护产权；重视信用，维护信用，进而在全社会确立诚实守信的理念和传统。　　竞争秩序：企业家成长的根本途径　　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它可以减少无知，扩散知识，抑制错误，激励争胜。要找到在发现前发现者对其征兆一无所知的知识，必须有做出惊人发现的能力和准备，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永远准备感受惊奇，永远准备借助这样的惊喜采取必要的步骤，谋取利润。而准备（承受风险）的程度和竞争的强度，既取决于市场参与者投入交易成本的倾向，也取决于保护竞争的制度，即取决于竞争秩序的建立和完善。　　第2讲企业家如何著书立说　　第2讲企业家如何著书立说2002年9月17日，在经济日报出版社召开的《破解中国经济之谜》首发式上的发言。　　目前，很多企业家都在著书立说，这也许又是一种中国特色。　　此事发端于90年代初。一个企业家出钱，一两个学者出力，几大卷著作问世，开创了企业家著书立说、问鼎学术研究的先例。此后，此类事情日多，随之成风。一方面附庸风雅，读一个学位，有一个博士、硕士的头衔；另一方面有钱不够，还要有权、有名，权钱结合，问鼎政治，著书立说，留名青史。与此同时，教授和出版商也都乐于帮忙，因为三方都有好处。于是，企业家著书立说成为时尚。不仅出书，而且出得迅速，出得精美漂亮，同时还要举行首发式，召开讨论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捧场。最近，笔者读了一些企业家的著作，也应邀出席了一些首发式和讨论会，不过没有逢迎捧场，而是公开地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个别报纸做了一些如实报道，而另一些传媒的报道却是替作者讳，专拣好听的讲，报喜不报忧。更有甚者，有的记者无中生有，将自己的观点硬安在别人的头上，借专家学者之口讲他们要讲的话。笔者就曾当过这样的冤大头。因此，就这一问题，笔者想直接发表些议论。　　数年前，笔者在《随笔集》“自序”中写了一段有关分工的话，曾经受到一位自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严厉批判，斥之为“精英”经济学家无视人民大众，与强势集团勾结、为其辩护的“自供”（皖河，2001）。笔者冥颇不化，自今不悔。因与本文的论题相关，加之批判者采用“文革”手法，断章取义（删去了下文中的“大致”和“主要”，而加上了“只有”）和强加于人，现引述如下，供大家评析：　　“在现代社会中，大致有三个主要活动领域和三类人：一是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二是科研教育单位及学者，三是企业组织及企业家。其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不同，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官员的目标是职位的升迁和权力的扩大，学者的追求是知识的增长和成名成家，企业家的目标是市场的份额和利润的增加。人们虽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地做出选择，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但以完全脱离前一领域为前提。根据我的观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面对信息爆炸、知识无限、变化多端的现实，心挂两头，劲用两边，一件事情也做不好。不仅如此，三个领域各有其道，各守其规，也各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在前两个领域，上下级之间的等级服从关系十分清楚，而在学术研究领域，自由思考、平等商讨则是其基本关系和基本规则，这与学术传承并不矛盾；学术成果的官方评价和社会（主要是大众传媒）评价虽然有其作用，不可忽视，但基本的仍然是学术评价和专家评价。三类人各显其能，各取其利，是分工和交易的要求，也是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安排，以己之道、之规、之能、之利，干预和强求他人之事，强取和侵占他方之利，必然把事情搞糟，把秩序弄乱。结果是大家受损，社会受害。”　　社会是有分工的，而且只有分工，才能专业化，才能提高效率，并形成规则和秩序，进而促进发展和提高。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企业家更是深切地体验到这一点。企业经营者其所以能够成为企业家，首先要遵循分工原则，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努力经营好自己的企业。如果企业没有做好，竞争力下降，市场份额和盈利减少，甚至亏损，而企业家本人却在著书立说，这就是失职，就是不务正业--即使书写得再好。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写好。既然写不好，那么，为什么要写，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如果真要写书，笔者建议：先辞去在企业中的职务，然后再去著书立说，以免影响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或者企业中的职务就是虚职闲差，有精力和时间看书学习、观察思考和撰稿著书，那么，也就称不上是什么企业家。这不是说，企业家不可以写书，而是什么时候写？写什么？怎么写？　　首先，什么时候写？企业家当然可以对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如就某些深有感触的事务发表一些简短的评论，评论多了，将其汇集成册，出个集子，是件好事。但是，著书立说，探讨学问，最好是在离开企业工作岗位以后。这里，杰克·韦尔奇可以说是一个范例。他经营通用公司20年，虽然发表过不少议论，但没有写书，只在离开CEO职位以后，他才着手整理自己的思想，著书立说。与此不同，我们的企业家大都是在任内写书，在工作岗位上写书。其实，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写了书，就搞不了企业。因为，写书是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而且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读书学习、反复思考和持续写作。在任内写书，必然顾此失彼，不是影响企业工作，就是影响著作的质量，更有可能是两者都做不好。事实正是如此，在笔者读过的这类书中，有的作者的企业几近破产，有的企业惨淡经营，有的企业问题成堆。仅就写书而言，这有很多不利，因为工作繁忙，很多问题不能深思熟虑，很多文献也无暇阅读，甚至有很多表述都没有时间推敲，因而，不免产生很多问题。由于自己无暇顾及，于是，不是让秘书或者公司研发部门的秀才代劳，就是干脆找“枪手”来做，最后看看，稍事修改；或者看也不看，改也不改，就署上自己的大名出版发行。找“枪手”代写，往往出现这样的现象，大学生做硕士论文，硕士生做博士论文，非本专业和非专长者来做专业要求很高的论文，其质量可想而知。反正“枪手”是为了赚钱，好坏是雇主的事情。让秘书和研发部门去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文责自负是要署名者负责的。秘书和研发部门的人既然都不署名，当然也就不会为其质量负责，因而也就不会真正为此而积极主动地下大工夫研究思考，即使有所发现，或者有一些好的思想，也不一定拿出来。只要不出现常识性错误和闹大笑话就算尽到了责任。一些老总们写的书，之所以前后矛盾，错误百出，甚至出现硬伤和笑话，其原因也在这里。因此，著书立说，必须亲自所为，千万不能代笔。这是企业家力所不及的。明知不能为而为之，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写什么？写自己最熟悉、有研究、有思考的东西。仍以韦尔奇著书立说为例。他写的是自己在通用20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写他如何创造和推行6个西格玛，如何创立听证会制度，如何重视学习和知识，重视思想和人，重视交流和创造，如何把通用电气公司从一个制造企业变成一个全球服务的提供商，把一个边界分明、等级森严的企业变成一个无边界的学习型组织，成为企业管理革命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杰弗瑞·克雷默，2001）。与此有别，我们的很多企业家写书，写的内容不是本身所干的最熟悉的事情，而是很多宏大的论题，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解中国经济之谜”，以及“金融和投资理论”之类。这就更使人产生疑虑，为什么不写自己所干的最熟悉的事情？看来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对自己所干的有关企业经营和发展的事情不了解、不熟悉，因而无话写、无法写。为什么要选择一般性的宏大论题？因为宏大论题可以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大发宏论，指点江山。然而，宏大的论题需要更多的知识积累，需要更多的研究思考。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你看过那么多与之有关的文献吗？你反复和认真地思考和研究过那么多的重大问题吗？你的时间和精力允许你这样做吗？既然没有和不允许，为什么要著书立说呢？　　最后，写书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搞清问题？为了提高自己？为了博取名声？为了进行炒作？为了掩饰经营的失误？在写作以前，最好能够想清楚。不要用那些为国为民的大话去自欺欺人；自欺也许可以，欺人难矣，因为你不可能一手遮天。你的书一旦出版发行，就成为一件公共产品，任何人都可以说三道四，品头论足。不管话讲得多么尖锐、多么难听，你可以不听，也可以进行反批评，但不能不让人家讲话。只要没有人身攻击，没有冷嘲热讽，都应当真心欢迎，因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也不要以为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买来汽车和住房，买不来知识和学问，更买不来人心。在这里，钱是无能为力的，钱再多也没有用处。因为，对拥有者本人来说，知识是学习和劳动获得的，不是用钱买来的。能用钱来买的是他人的知识，可以为你使用，被你占有，但不是你拥有的知识。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包括交易），把别人的知识冒充为自己的知识，这是侵权；把别人的错误和无知作为自己的错误和无知，则是错上加错和比无知更无知。因此，笔者以为，在任内著书立说，而且讨论的并非自己所做的事情，不是中国企业家的光彩，而是中国企业家的悲哀。当然，责任也不全在企业家个人，现行的制度规则和评价体系鼓励人们这样行为，因而，企业家写书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不过，这种选择不仅成就不了理论家，反而葬送了企业家。　　第3讲企业游戏与游戏规则　　第3讲企业游戏与游戏规则2001年4月8日，在天则所召开“《企业游戏》座谈会”上的发言。　　郭梓林先生的《企业游戏--近距离文化观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以下简称《游戏》）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它不是理论著作，既没有严格的概念界定和阐释，也没有逻辑的推演和实证，但却讨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它不是小说，既没有细腻的人物刻画，也没有完整的故事描写，但却从一个侧面生动地讲述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兴衰史。不论是对于理论工作者，还是对于一般读者，从《游戏》中都会吸取很多营养，笔者也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迪。我感受最深的有这样几点。　　首先，这是一个企业游戏参与者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思，具有很大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对于已经“下海”和准备“下海”的人来说，这也许就是阁下本人（已经或者即将发生）的故事。笔者虽然没有像郭先生那样下海经商，但在参与和负责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运作过程中，也曾经历过《游戏》中所讲的某些故事。　　其次，作者对自己亲历的事情力图进行一些经济学上的理论思考和解答，为此，作者读了很多书，与很多学者接触，也写了很多东西。这对于一个从事企业工作的经理人员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虽然还很年轻，在“玩企业”以后，不妨“玩玩学问”，把自己的经验、感受、观察、思考讲出来，写出来，使之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这对于企业的发展和理论的繁荣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再次，《游戏》写得平实，没有目前一些企业小报和企业文化书籍那种自吹自擂、华而不实、为企业领导者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陋习，相反，倒是蕴涵着一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相比之下，其高下优劣，可见一斑。　　最后，《游戏》中有很多闪光的思想和独到的观察。如，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把企业看做知识的载体，并通过企业参与者个人知识的互补性和互替性的不同结合来说明其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游戏》第53~56页，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再如，按照价值观--规则--秩序来讨论企业文化和观察企业兴衰，认为企业文化是关于企业自身的制度知识和价值观念的阐释及其在内部的复制（第105、123页）。还有，如认为利益冲突背后往往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冲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企业内部的冲突有的因企业理念的不同而产生，有的因在道德观念上不能达成共识而产生，有的因在行为规则上自以为是而产生（第133~135页）。此外，作者对企业家创新过程的描述也很精彩，强烈的创新愿望产生出创新思想，向参与企业实践的人推销创新思想，并使其了解和掌握，组合资源和组织人与人的分工合作，创造利润或亏损（第155~157页）。等等。　　在对《游戏》作了上述好评之后，笔者想指出该书的不足之处。这些批评是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所做的观察和评价，也许对郭先生不应提出这样的要求。　　既然是讲企业文化，当然要从思想、理念、伦理、道德等方面来考察，但是，这种考察离不开企业产生、成长、壮大、衰败和死亡的生命过程，离不开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核算和利润分配等具体活动，离不开人与物的相互影响和人与人的博弈互动。因此，不论是从什么角度，采取什么形式来讨论这些问题，都必须紧紧把握住这一点。这样，人们读完以后，就会领悟到，企业文化既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故事，也不是什么干巴巴的一般理论，而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的生命形态和生活过程。从这一点上来看，《游戏》尚有很多可改进之处。　　在《游戏》的“代序”和“跋”中，汪丁丁先生曾经提出和讨论了企业文化的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分别与以下三个方面相联系：①为追求特定目的而建立的企业制度；②参与企业活动的每一个人的个性；③每个参与企业活动的个人所在的文化传统。并指出，第三个层次是最难以改变的最深厚的文化层次，而最关键的还是个性的层次（第2、183~185页）。其实，第三个层次是构成企业文化的环境和资源的社会文化，它是历史的产物；个性层次是最复杂多变、丰富多彩和最难处理的一个层次，但我觉得，重要的也许是企业制度的文化层次，这是一个能够扩展、能够深化、能够把握、能够操作的层次。从企业文化的这三个层次来看，《游戏》虽然都有所涉及，但有些地方挖掘得不深，特别是没有解决好不同层次如何在企业文化的形成和流变中相互作用的问题。下面，我们想简单地提及几点。　　首先，《游戏》中多次讨论到产权问题，并且认为民营企业的特点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但是，作者对产权的理解是有缺陷的。权利和义务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产权既是财产权利，也是财产义务。企业家在缔结企业合约和建立企业的时候，一方面，从参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手中取得了对其一部分财产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同时也对对方承担了相应的财产责任和财产义务。在产权问题上，民营企业优于国有企业的地方，在于没有财产权利与财产义务的人为分割，从一开始就实现了二者的统一。即使国有民营企业中的人为分割，也在产权明晰的改革中逐步走向统一。这也是其活力所在。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家与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最大区别是，他们玩企业时玩的不是一种无财产责任和财产义务的产权，而是要负财产责任和财产义务的产权。至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只存在于个体企业和合伙制企业中，在大型民营企业中还是分离的。企业产权在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怎样的作用，是通过什么途径和如何起作用的。《游戏》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这恐怕与作者对财产责任和财产义务的忽视不无关系。因为，虽然民营企业的产权实际上是比较完整的，但是，民营企业家是否真正意识到和深刻理解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和统一，并在企业理念形成、企业制度安排、企业运营活动中体现这一原则，则是另一回事。民营企业家真正充分意识和理解了这一点，他们在讲述“有美好预期的商业故事”和获取“第一桶黄金”的同时，也就会考虑到他们对企业参与者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游戏》讲到民营企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难道与此没有关系？　　其次，既然讨论的中心是企业游戏，首先遇到的是游戏规则问题。企业游戏规则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既有基本规则和宪法规则，也有一般规则和具体规则；既有正式规则，也有非正式规则；既有市场交易规则，也有权威控制规则。而且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企业家的权威是一种交易性权威。正式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以及交易性权威的形成和运用固然离不开理念和道德之类的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也必须通过游戏规则和交易性权威体现出来。企业文化如果不能通过一系列正式制度规则和交易性权威体现出来，这样的企业文化是无法生根的。民营企业成长和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固然与参与者的理念和道德分歧有关，但与正式游戏规则的缺乏和不健全密切相关，与交易性权威形成和运用中的缺陷和滥用密切相关。《游戏》讲了很多思想理念和伦理道德的东西，但对制度规则多是一般的讨论，对交易性权威也缺乏分析，二者并未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只有在一个地方清楚地显示了制度规则的作用，即科瑞从组建开始就约定，五年之内股东不能另起炉灶，否则就光屁股走人。实际上，企业家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实施者和遵从者；既是企业权威的代表和象征，也受企业权威的约束；哪些东西要靠一套有形的制度规则来约束，哪些地方要靠企业理念和价值认同，哪些要靠企业权威来解决，哪些要靠企业家的智慧和道德以至个人人格魅力起作用，企业家必须清楚。中国民营企业家开始起家，理念道德认同以至哥们儿义气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对企业文化相对重视，但却疏于制度建设和规则形成；对企业权威非常看重，但却忽视了权威的基础及其背后的东西。民营企业其所以难以长大和长久，与此有很大关系。　　再次，企业制度的本土化问题是与企业文化紧密相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这一问题（第5~8页），《游戏》的目标也是力求解决这一问题，但取得的进展并不大。因为，对一些重要问题没有提及，提及了的也没有深入讨论。例如，契约文化、债信文化、职业文化等，都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制度本土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企业是一组合约的连接，签约、履约、解约均有一套程序和规则，其背后蕴涵着自由、平等、合作、互惠等一套思想和理念，也贯穿着一系列经济理论和方法。中国以前虽有契约，但未形成一整套契约文化，解放后的国有企业不是由契约连接而成的，而是由政府的权威建立的。民营企业的建立虽有初始的契约，但在契约当事人的意识中并未积淀和形成一种文化传统。因此，如何建立契约文化是中国的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建设无法回避的问题。自由交易、借债还钱、损害赔偿是债信文化的中心内容，而我们的现实中经常发生有强买强卖、赖账不还、损害不赔以及假冒伪劣的事情，而且在一般人的内心深处，认为这是成功的捷径，是本事和能力的表现，很多民营企业家也是靠此发家的。但这样做又是走不远和长不大的。因此，债信文化是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一同成长的，是在守信和失信的互动和计较中形成的。职业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对待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职业行为，需要建立什么样的职业道德，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和目前现实中缺乏的东西。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是，人们不是尽职尽责，而是敷衍了事，玩忽职守；不是忠于本职，做好分内工作，而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因而才有那么多的窝里斗，打横炮。因此，培养职业文化也是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整个文化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个企业和社会的文化道德水准可以用人们对自己职业的态度来衡量。《游戏》讨论企业文化过于偏重于一般的思想、理念、道德之类的考察，而没有从这些既具体又抽象、既特殊又一般的文化现象着手加以讨论，因而难以解决企业制度本土化的问题。　　最后，《游戏》讲述了很多民营企业失败的故事，这可能与我们的现实有关，也讲了几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如科瑞、联想、海尔。但是，除了亚细亚王遂舟的故事（第71~79页）和几乎以身相许的女“学生”反叛她“尊敬的老师”的故事（第127~130页）比较清楚和完整以外，其他很多都是简单提及。作为对企业文化的一种近距离的观察，应当对成功和失败的民营企业作一点分类，每一类或者某一个方面，挑选一两个典型案例，作一些比较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比如，民营企业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有的做大了，有的一做大就分裂，有哪些主要原因和哪些典型案例，如何从企业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如果在提出和论述一个思想和一个观点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生动的案例故事，并通过故事的描述和案例的分析，使提出的思想能够进一步提炼和升华，进而形成某种有解释能力的理论，也许对“玩企业游戏”的企业家会有更多的启迪和思考，对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建设也会更大的建树。　　第4讲企业投融资问题为什么重要？　　第4讲企业投融资问题为什么重要？2001年9月28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企业融资渠道与成功案例研讨会”上的讲演。　　投融资问题是企业经营中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企业经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融资决策的正确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在企业理论“三中心”说中，成本中心和利润中心仅仅是企业的一部分职能，而投资中心才是完整企业的基本标志。　　投融资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由于它是企业经营中最重要的基础性的决策，直接决定着一个企业的“体质”和“体能”，关系到各该企业能否“健康”和“长寿”。因而，投融资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投融资的成功是最重要的成功。在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中，没有一家企业由于投融资的失败而成功的。　　人们之所以把投融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是由于融资是投资的前提和条件，投资是融资的目的和归宿。不用于投资的融资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其本身就是一个浪费。　　我们一般所讲的企业融资，是指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筹资行为。因而，企业融资与金融市场、金融体制和债信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企业融资与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前，我国有工厂而无企业，有银行而无金融市场。虽然发生有企业向银行的借贷行为，但由于企业是国有企业，银行只有人民银行一家国有银行，这种借贷行为很难说成是一种市场融资行为。一般来说，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企业融资也包括在货币市场融资或者间接融资和在资本市场融资或者直接融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发展了货币市场，而且开放了资本市场，也就发生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融资行为。然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因而企业的融资行为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和扭曲。　　一是金融市场发展严重失衡。一般来说，货币市场的发展通常会先于资本市场，至少二者应当同步，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相对于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货币市场却滞后了。而在我国企业发展的资金供应和来源中，绝大部分仍然来自银行，来自资本市场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比如，2000年我国企业从境内外股票市场中筹得资金为2103亿元，商业汇票累计发生额为6740亿元，而新增贷款（余额）则高达13347亿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拆借市场、债券市场、贴现市场、票据市场、外汇市场虽然发展较早，但限制较多，发展缓慢，成为金融市场中的瓶颈。特别是企业债券的发行和流通基本上处于禁止状态，不仅没有扩大和发展，反而出现萎缩。这就使得企业的融资受到很大的限制。于是，人们都把目光投向股市。股市波动不仅成为媒体炒作的热点，而且成为最高当局关注的中心。由此引发出一系列不正常现象，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发展的失衡。因此，发展企业融资首先要全面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关注股票市场，也要重视债券市场，还要重视货币市场。　　二是利率市场化严重滞后。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金融市场的主要机制，而目前的利率由央行实际上是政府直接控制，因为，除了拆借市场利率在央行的参与下由交易双方决定以外，存贷款利率由央行控制，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准备金利率，由最高当局审定，央行的独立性本身就没有落实。没有利率的市场化，金融市场不可能健康发展和有效运作，企业融资也无法做出恰当的选择。其实，现在是利率市场化的一个最好的时机。国内利率很低，通货膨胀率不高，国际上也在纷纷降息，资本外流的压力在减少，推进利率市场化的风险不大。　　三是市场主体行为严重扭曲。在货币市场上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在资本市场上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再加上市场价格信号失真，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也存在着很大的扭曲。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发生的种种违规操作丑闻就是证明。相对于实物产品价格，由于资产价格过高，再加上市场环境恶劣，资金从实质经济领域大量流出，进入股市，一方面增大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造成股市泡沫膨胀，使企业融资的风险增大。目前的股市回落整理表面上看与监管当局的操作有关，实际上也是有其必然性。从长期来看，对股市的健康发展有利，对企业的融资也是有利的。　　其次，企业融资与信用制度。企业融资是一种信用关系和信用行为，其发展有赖于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一般而言，有两种信用：一是政府信用，二是民间信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几乎控制和支配了全部经济资源和经济运行，只要有政府信用就行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直接控制和分配的经济资源在减少，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仅有政府信用就不行了。这时，不仅要有强大的政府信用，而且要有发达的民间信用。然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一方面按住民间信用不让发展，另一方面又在糟蹋政府信用。因此，我国的信用制度不仅是一种一条腿的信用，而且是一种不讲信用的信用制度。这集中体现在政府对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的隐含担保上。因为，隐含担保是政府信用的滥用，从政府隐含担保中产生的是无信用。于是，不仅发生了金融市场上的恶性竞争，既高息揽存，又低息争贷，而且产生了各种扭曲行为，银行可以不问资质债信放贷，企业可以不管自己的还款能力借钱，股市投资也完全背离公司业绩。其实，债转股就是政府隐含担保的最好例证，其结果是国企三年解困的成本大于收益，债转股以后负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最严重的是破坏了经济运行的信用基础。　　再次，企业融资与债信文化。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信用制度的建立既能促进债信文化的形成，反过来，债信文化的形成又是金融市场和信用制度有效运作的保证。所谓债信文化就是一种自由交易、借债还钱、损害赔偿的信念和传统。这种信念和传统不只是在乡土社会的狭小范围和熟人之间存在，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和全球范围陌生人之间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一个缺少债信文化的国度。尽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也有“人无信义，无以立足”；“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以及“仁、义、礼、智、信”之类的箴言，但这充其量只存在于乡土社区和乡亲熟人之间。因而，中国人往往在乡土社会是君子，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变成小人。如果说在传统文化中，还存有债信文化的某些要素，那么，建国后几十年的折腾，连传统中那一点点信用也丢掉了。于是，形成了一些与债信文化相悖的信念和传统，出现了很多非理性的行为，如，借债不还，欠钱有利、有理，债权人怕债务人；“杀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以及贪污腐败等等。这样一来，信用成为当前最稀缺的东西，我们的社会几乎成为一个债信文化的沙漠。这种情况的形成与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有很大关系。须知，不讲信用的博弈是一个零和博弈，不可能增进社会的财富。目前，有些地方开始着手建立个人信用制度，这是一件好事，但关键仍然是政府要尊重产权，保护产权；重视信用，维护信用，进而在全社会确立诚实守信的理念和传统。与此同时，企业家也应成为促进信用制度建立和债信文化形成的中坚力量，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应当为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债信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也是企业融资和企业家成长的土壤。　　总之，将以上的内容归结起来就是，发展企业融资，建立信用制度，培育债信文化。　　第5讲为什么要提出和讨论债信文化？　　第5讲为什么要提出和讨论债信文化？2002年5月20日，在杭州“新经济条件下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国际研讨会上的讲演。　　什么是债信文化　　债信文化是一种自由交易、借债还钱、损害赔偿的理念、传统和行为规范，用以支配和调节着人们之间的信用关系和信用行为（张曙光，1999）。它形成于商业社会或市场社会，并随着商业的发达和市场的进化而发展，与契约文化、商业文化是同一种文化形态的不同表达和不同称谓。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债信文化是建立在个人经济自由权利，特别是私人产权得以明确界定，并得到有效实施和保护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支持社会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减少人们相互交往的风险和成本，形成一种可以扩展的合作秩序。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债信文化不只是在乡土社会的狭小范围和熟人之间存在，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和全球范围陌生人之间发展。它是人们后天习得的，是一个人作为社会一员所获得的交往能力和秉性，不仅具有普适的性质，而且具有规范性内涵。　　作为个人的一般思想，债信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缓慢演变的，它要经受时间的检验，并且是随着经验的积累而演化的，因而，这种演化不仅是边际性的，而且是路径依赖的。　　作为一种共享的价值和一套规则体系（柯武刚、史漫飞，2000），债信文化体现在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上，成为调节人们信用行为的机制。其中，有些制度规则可能是明晰的和正式的，但更多的是隐含的和非正式的，有的甚至要靠符号来支撑，它渗透在人们的血液里，融化在日常的习惯中，通过经验和实践而习得，并通过自发的遵从而发挥作用。　　为什么提出和讨论债信文化　　中国是一个缺少债信文化的国度，又是一个亟待建立和发展债信文化的国度。尽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也有“人无信义，无以立足”；“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以及“仁、义、礼、智、信，温、廉、恭、俭、让”之类的箴言，但这充其量只存在于乡土社区和乡亲熟人之间。因而，中国人往往在乡土社会是君子，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有可能变成小人。尽管近代以来，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也曾经出现过高风险的金融业，晋商票号的繁荣（费孝通，1995；李亦园，1995），其银票曾广泛流通，西至圣彼得堡，东达神户，其信用之好，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上海、江浙一带民营资本的发展，也曾造就了近代商业社会和市场制度的萌芽。但是，由于范围狭小，时间短暂，再加上环境的变迁，它们不仅没有成长壮大，反而凋谢和枯萎了。　　如果说在传统文化中，还存有债信文化的某些要素，那么，建国后几十年的折腾，连传统中那一点点信用也丢掉了。首先是对私人产权的大规模的侵犯，特别是作为政府的一种持续的制度性行为，其结果是公有产权的广泛普及和私人产权的几近消灭；其次是对民间信用的取缔和剿杀，以至在其鼎盛时期，个人的金融决策及其与金融机构的关系除了简单的现金储蓄以外，几乎不可能发生任何金融交易，个人之间也很少发生信用往来和金融交易；还有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对于种种失信行为的褒扬和对诚信行为的批判。于是，形成了一些与债信文化相悖的理念和传统，出现了很多背信弃义、食言悔诺的行为，如，借债不还，欠钱有利、有理，债权人怕债务人，逃废债；“杀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以及贪污腐败等等。甚至一些官员从银行贷款为政府搞建设，当银行提请其还贷时，竟然十分诧异，不知道这里还有借债还钱一说。这样一来，信用成为当前最稀缺的东西，我们的社会几乎成为一个债信文化的沙漠。　　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计划经济是一种统制经济和命令经济，仅仅依靠行政层次和行政命令，整个社会和经济就能够有效地运行，既不需要在人们之间建立什么信用关系，也不需要发展什么信用交易，债信文化也就没有生存的土壤和环境，或者说，只要有政府信用和命令文化就足够了，民间信用和债信文化都是多余的。现在，我们正在告别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虽然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也离不开政府信用，但却无法依靠政府的命令来维系和调节，而必须以发达的民间信用为基础，靠自发遵从的债信文化和契约文化来维系的。鉴于信用基础的式微和债信文化的缺失，因此，发展民间信用，建设债信文化就是当务之急。　　市场经济需要有发达的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而后者是靠信用支撑的，其本质就是信用。因为，信用一旦能够转让和交易，就产生了金融，金融的发展与信用的发达和债信文化的繁荣是相表里的。不仅如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健全和有效的金融体系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发达的债信文化是金融体系健全和有效的本源。一旦发生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整个经济生活就会陷于混乱状态。这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从近代以来的情况看，所谓经济危机，其实就是金融危机和信用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市场制度，其核心就是如何建立和发展信用制度和债信文化，防止和避免金融危机和信用危机。　　开放民间金融和民间信用：债信文化形成的必由之路　　当前中国的现实是既缺乏债信文化又急需债信文化，而债信文化的形成又是人们在信用活动和金融实践中耳闻目染、逐渐习得和不断积累的过程。因而，建设和发展债信文化，首先有一个解除政府管制，让人们放开手脚，积极参与和发展信用交易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们目前的误区也在这里。由于信用基础的脆弱，债信文化的缺失，金融风险的积累和威胁，因而，风险防范成为主要任务，而金融发展和信用扩展成为次要的事情。不仅如此，防范风险成为抑制民间金融的代名词。于是，一方面，收紧个人的信用往来和金融交易，另一方面，不允许民间金融和民间信用的发展。其实，一个人如果不与他人和金融机构发生信用交易和债权债务关系，没有任何信用记录，那么，他对信用和金融的理解和认识，要么是空白，要么是肤浅的，债信文化就不可能成为人们的一般思想和观念。同样，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发达的信用交易和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债信文化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然而，要发展信用交易，培育债信文化，是需要扎扎实实做些具体工作的。这里，我们想以助学贷款和民间金融为例，稍作分析。　　目前，助学贷款的发放率大约在10%~30%之间，据说是因为学生的信用差，还款率低，银行的损失和风险比较大。于是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果把发放助学贷款与建立学生的个人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结合起来，用个人信用档案代替以前的人事档案，这一问题也许不难解决。这样做的好处主要不在于提高助学贷款的还款率，而在于通过自己的实践，向学生灌输一种诚信守约的理念，确立一种借债还钱的思想，使之从一进入社会起，就懂得爱护自己的信用，积累自己的信用。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学生的信用差，而在于国有商业银行没有激励去从事这件事。一是因为助学贷款数量小，交易成本高；二是因为建立个人信用记录和信用档案有外部性，成本要自己负担，收益是他人的和社会的。但是，与其在贷款利率上实行优惠政策，不如在建立信用记录上实施鼓励办法，或者将二者结合起来。不仅如此，既然建立了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就要运用它，让它发挥作用，成为促进债信文化形成的工具。　　民间金融活动和民间信用交易是培育债信文化的大学校。在这里，债权人和债务人平等对峙，相互竞争，讨价还价，缔约践约，自由交易、借债还钱、损害赔偿的理念和传统就会逐渐在人们的心中扎根、发芽、生长，诚信守约就会成为人们普遍的行为准则。然而，我们至今仍然不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存在，甚至随意关闭民间信用机构。其实，民间信用活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与其说是它本身固有的，不如说是政府视为非法，围剿和取缔的结果。因为，在一个天天面临制裁的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比正常情况下要严重得多，由此引起的道德风险，特别是逆向选择的问题更大。既然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融资需求，而国有金融又满足不了，实行管制的结果，实际上是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获利空间，管制得越严，获利的空间越大，地下金融和高利贷就越活跃，假冒伪劣就越盛行，市场秩序就越混乱，社会信用和社会道德的破坏就越厉害。我们目前就陷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债信文化，放开民间信用和民间金融是必由之路。否则，就是叶公好龙，自欺欺人。　　放弃隐含担保：清除债信文化形成的障碍　　阻碍信用基础和债信文化形成的不仅在于政府对民间信用和民间金融的严格管制，而且在于国家信用和国有金融本身的缺陷。其集中表现为企业的软约束和政府的隐含担保（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2001）。这实际上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控制者和经营者不是企业家和银行家，而是政府官员，由于可以就企业的财务与政府重新谈判，因而，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与其说是一种信用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投机行为。企业对于银行的债务，要么是千年不赖，万年不还，要么是假破产，真逃债。这不仅无助于信用制度的建立，而且在破坏人们心目中借债还钱的理念。与此相适应，政府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银行的隐含担保，更是进一步瓦解和破坏整个社会的信用基础。债转股就是最好的例证。　　债转股和股转债如果是企业的自主行为和市场选择，那么，就是企业为应对市场变化和市场风险而进行的资本结构的调整，影响的只是企业本身的绩效。但如果是政府行为和政府决策，其影响就是另一种情形。对于企业来说是减债减负，遵循的是歧视性的规则和优汰劣胜的规则，企业还会继续不顾还款能力借债，也会千方百计地逃废债；对于银行来说，是剥离不良资产，改善资产质量，自然会继续不问资质债信放贷；对于资产管理公司来说，为了尽快地将手中的股权脱手变现，于是热衷于PT和ST公司的重组，阻碍其下市和退出。这样一来，激励和培育的不是诚信行为和债信文化，而是寻租行为和寻租文化。因而才有如下的结果出现，债转股剥离了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并没有减少，仍然高达25%以上；1998年政府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充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使之达到8%的国际标准，但是，经过几年的运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实率又下降到5?7%，其中农行下降到1?4%。这一结果所传达的信息及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也许比其本身更严重。　　消除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隐含担保，涉及整个经济体制特别是国有经济根本变革，彻底改变目前以国有产权为主、政府垄断和为国有企业服务为特征的金融结构。当然，这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但这一方向必须明确而坚定，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抓紧。　　总之，债信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和互动过程，需要的是从一点一滴做起，不断地积累，方能有所成就，而不能在相反方向上使劲。　　……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这本书内容很好，理论 观点都值得起思考。我看过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