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上下卷)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  作者:刘鸿儒  页数: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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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00年,我出版了一本文集,书名是《刘鸿儒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上下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有如下一段话:“我最近几年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教授了两门课程,一门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思想发展研究”,另一门是“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我曾经打算以这两门课程所讲内容为主,改编出版两本书。后因社会活动比较多,没有挤出时间编写。在学生们的一再督促下,我静下心来,翻阅了过去的讲稿和发表的文章,感到数量比较多,决定先编一本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后编一本关于资本市场的。”2003年8月,我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探索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这本书是我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讲授“中国资本市场研究”课程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我讲授这门课,主要是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加以总结阐述。前几年是我一个人讲,后来为了更贴近现实,我请了我的几位学生来讲课,他们在证券界工作多年,有理论,有经验,进一步充实了课程内容。我选择了一部分讲稿,加以整理、修改,编写成书,其中主要是我的讲稿,也有一部分是我的学生们的讲稿。这本书只集中了一部分题目,不全面,也不系统。这本书出版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我有关资本市场的文稿全部整理编写成册,能够从一个侧面系统地反映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本市场思想发展的历程。

内容概要

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是建立历程,下册是发展思路。在上册中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要不要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的认识深化的历程。在下册中探讨了如何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的几个重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强化资本市场的两个支柱,即提高上市公司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机构投资者;另一个是丰富和完善市场体系,包括在发展股票市场的同时如何发展债券市场、期货市场、B股市场,运用好海外市场,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等。    为了便于研究思想认识的演变,全书基本上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了编辑整理,并保留了原稿的内容,没有作修改,属于现在的看法则放在背景介绍和评论中来体现。

作者简介

刘鸿儒,1930年生人。1959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人民银行工作;1979-1980年参与组建中国农业银行并担任副行长;1980-1989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主管中国金融体制改革;1990-1992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管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1992-1995年创建中国证监会并担任首任主席;1992-2002年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80年创立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并一直担任学位委员会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1987年创办中国金融学院,并担任院长至1992年;1997年被香港城市大学授予工商管理名誉博士学位。著有《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研究》等8部专著,另有译著2部,主编著作20多部。

书籍目录

第1章 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资本市场  1.1 邓小平与中国资本市场  1.2 江泽民与中国资本市场第2章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方案形成中的资本市场 2.1  金融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变迁历程 2.2 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银行作用的讨论为整个金融体制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3  1984年提出的金融体制改革方案 2.4 1985年中共中央对金融体制改革的表述 2.5  当时争论的几个问题 2.6 金融体制改革方案设计中对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思考和表述第3章 资本市场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 3.1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资本市场发展的特点 3.2 关于建立资金市场的讨论和方案的形成 3.3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资本市场发展的特点 3.4 1985年关于建立资金市场的一篇文章第4章 从1990年深圳股票热到江泽民的谈话 4.1  1990年5月出现的股票热 4.2 对深圳股份制与证券市场进行调查 4.3 李鹏同志、姚依林同志指示由国家审计署组织调查 4.4 深圳市政府派人赴京汇报 4.5 江泽民同志对股票市场继续试验作了明确指示 4.6 李鹏同志在出差路上听我汇报 4.7 我主持工作组对上海股份制试点和股票市场的发展进行调查 4.8  1991年系统论述资本市场的发言第5章 证券交易所成立的前前后后 5.1  20世纪80年代关于建立证券交易所的讨论和提出的建议 5.2 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在先 5.3 深圳证券交易所:先试营业再正式开业 5.4 应该建立几个证券交易所 5.5 法人股交易市场的问题第6章 争论的深化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 6.1  上海、深圳赴京汇报,突出表达了对政治风险的担心    6.1.1  上海股份制试点工作的汇报    6.1.2 深圳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的汇报    6.1.3  国家体改委快报表达了对政治风险的担心 6.2 我们对沪、深两市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发展的综合报告 6.3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调查 6.4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听取我们的专题汇报  6.5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第7章 股份制改革思想的发展历程  7.1  1988年的西直门会议  7.2 早期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的规范与发展    7.2.1  第一步是农村的股份制改革    7.2.2 第二步是发展城市股份制公司    7.2.3  第三步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7.3  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推行股份制改革    7.3.1 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座谈会的背景和讨论的重点    7.3.2 我在会议总结时重点讲了若干认识问题    7.3.3  国务院决定积极稳妥地推进股份制改革  7.4 我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我国试行股份制的几个问题》的来龙去脉第8章 股份制改革的热潮和“8·10”事件的发生  8.1  股份制改革及证券市场发展热潮中的问题  8.2 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严格规范、防范风险——股份制试点座谈会  8.3  “8·10”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第9章  中国第一个证券监管机构的诞生  9.1 统一监管的最初尝试 ——股票市场办公会议制度 9.2  国务院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 9.3 建立什么样的统一监管机构 9.4 我出任证监会首任主席 9.5 开荒、修路、铺轨道——创建中国证监会第10章  中国证监会建立初期的施政纲领——《股票市场的风险与管理》  10.1  股灾难免发生,力求减少损失  10.2 接受经验教训,强化市场管理  10.3 借鉴国外经验,探索我国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道路第11章 依法治市是政府监管资本市场的核心  11.1 股票条例的出台  11.2 证券法律制度与证券市场规范化  11.3 监管体系和监管队伍的建设第12章 “阳光是最有效的消毒剂”——建立公开透明的股票发行制度  12.1  技术性问题搞不好会引发社会问题  12.2 青岛啤酒发行A股的试验  12.3 关于股票发行工作程序的意见——1993年在全国股票发行工作程序座谈会上的讲话 12.4 提高证券承销机构的工作水平——1993年在全国证券承销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2.5 公开透明是完善股票发行和上市制度的核心   12.5.1  逐步取消计划额度的限制,向核准制过渡   12.5.2 建立发行审核委员会   12.5.3  由审批制过渡到核准制 12.6 股票发行上市制度的国际比较与未来的发展方向   12.6.1  股票发行上市审核制度的国际比较   12.6.2  完善我国股票发行上市审核制度的思考第13章 “三分业务,七分政治”——建立市场化的股票交易制度 13.1 股票发行价格谁来定 13.2 1994年“三大政策”的背后    13.2.1  台湾股市下跌和采取的对策    13.2.2 我们的对策建议    13.2.3  “三大政策”的公布    13.2.4  向政治局会议提供说明材料    13.2.5  向李鹏总理汇报股市情况  13.3 关于用《人民日报》特邀评论员文章影响股市的思考    13.3.1  第一次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  13.3.2 第二次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  13.3.3  两次《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给我的启示第14章 资本市场的发展与规范 14.1  资本市场发展初期就强调规范    14.1.1  向规范化发展的中国证券市场    14.1.2 加强证券市场规范化,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14.2 证券市场十年实践的体会与思考  14.3 股市大讨论——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资本市场    14.3.1 2001年的股市大讨论    14.3.2  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几个认识问题 14.4 全面理解《九条意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第15章 摆正位置,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15.1 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如何摆正“两个轮子”  15.2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我在1997年的一份讲课提纲  15.3  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地位——在《金融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第16章 转换经营机制与依法规范运作——“基石论”之一 16.1  “基石论”的由来 16.2 上市公司必须把转换经营机制放在首位 16.3 加强信息披露,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16.4 上市公司应当在深化企业改革中勇于探索,依法规范运作第17章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基石论”之二  17.1  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的关系  17.2 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研究  17.3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发展与问题第18章 提高上市公司综合素质的若干重要问题研究——“基石论”之三  18.1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国有股东行为问题    18.1.1  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在股权行使中的不规范行为    18.1.2 建立控股股东行为制约机制    18.1.3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    18.1.4 如何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18.2  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问题    18.2.1  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特殊性    18.2.2  国有商业银行股东价值最大化 18.3 建立完善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制度    18.3.1 如何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18.3.2 建立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机制 18.4 关于独立董事问题   18.4.1  英美等国的独立董事制度   18.4.2 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   18.4.3 独立董事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18.5 关于高管人员的激励机制   18.5.1  为什么要建立股权激励制度   18.5.2  建立股权激励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   18.5.3  建立股权激励制度的基本思路   18.5.4 建立股权激励制度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 18.6 关于投资者关系问题   18.6.1  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现状及展望   18.6.2 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 18.7  营造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外部环境第19章 从机构投资者到“两个支柱论”第20章 “跛足”的债券市场第21章 期货市场——发展中的认识反复第22章 B股的来龙去脉第23章 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的背景和经过第24章 内地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关系第25章 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后记

章节摘录

1.1  邓小平与中国资本市场邓小平关于建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关于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论述和建立资本市场的论述,奠定了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建立和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指导心想和基本原则。我在《刘鸿儒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一书中的第一部分专门介绍了邓小平理论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其中有两个题目,分别是“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与金触改革——回忆几件事”。在这本书出版以后,新闻媒体在邓小平诞辰百年之际对我进行了采访,全面系统地回顾了邓小平理论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建设的历程。现选出阿篇公开发表的采访稿收入本书。关于江泽民同志和我谈话的内容在本章后文中收入一篇专门的采访稿,为了减少重复,在这部分中作了删节。

后记

本书是从2006年6月开始动手编写的。因为我经常忙于一些社会活动,只能是抽出一部分时间,集中精力进行编写工作。开头三章是我的学生余亮协助我编写的,以后的部分全部由我的学生管延友协助编写。本书的不同部分协助我起草或提供资料的学生有:聂庆平、张晋生、王一萱、杜书明、李佩云、易彬、杨继等。本书初稿形成以后,2007年7月在青岛组织了一次书稿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主要是熟悉资本市场建立初期历史情况的一些同志,有范福春、桂敏杰、耿亮、傅丰祥、朱从玖、朱玉辰、宋丽萍、张晋生、段虎、王一萱等同志,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中国金融出版社社长林铁钢和编辑戴硕参加了讨论。李晓雪、聂庆平等同志没有参加会议,但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会后,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中国金融出版社非常重视本书的出版,社长林铁钢不仅亲自参加会议,还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见。编辑戴硕做了大量、细致的编审和修改工作。我在此对所有关心和帮助我出版本书的各位朋友和同事,表示深深的谢意!

编辑推荐

《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套装全2册)》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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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20条)

 
 

  •   了解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之路
  •   这不是很多人认为的“文件汇编”。阅读文件本身和串联细节,可以悉心体会到改革决策出台的困难困惑艰苦历程。适合金融政策制定者阅读,把握操作节奏。
  •   帮同事买的,他感觉很不错,值得一看。
  •   非常全面,见解独到。对学生学者皆适合。
  •   讲资本市场发展的
  •   当当网的效率蛮高的,定了的书没过几天就送到了,价格实惠,恩,好东东啊
  •   主要出于对作者地位和影响力的考虑购买的。书并非著作,而是一大堆研究报告和提纲以及讲话的集合体。因此一以贯之的逻辑并不强,作为一部参考工具书还不错。
  •   算是当局者最权威的声音了。
  •   很好的一本介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的书
  •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现代证券市场在20年间从混乱逐步走向规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部法律的出台。1998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通过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1999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中国人在证券市场摸着石头过河,经过漫长的摸索、疑惑与争论,到这一天终于有了较为统一的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起草始于1992年7月,其时中国证券市场有了一定的实践基础,证券监管者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也有了阶段性的经验和认识,证券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政府以及各界的认可。证券市场作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作是否规范健康,监管是否有力到位,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山雨欲来风满楼
      由于当时股市充斥着“一夜暴富”的神话,加上人们对股市致富的狂热有增无减,繁荣背后过度投机的现象时有浮现,而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严重滞后,法规建设无法跟上证券市场的发展步伐。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为整治和解决当时证券市场出现的种种问题,陆续制订了一些管理条例和规定,后来相继发展出近250个行政法规,这些规章零零散散,互相矛盾,缺乏权威性,面对迅猛发展的证券市场,时常“力不从心”,一系列问题随之加速暴露。原有的行政规章已不足以体现证券市场的重要性,也不足以保护证券市场和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从官方到民间,从机构到个人,要求制订统一的国家证券法规、依法治市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证券法》的起草阶段,中国证券市场曾有过多次大的波动,股票发行乱象丛生,多家公司“包装”上市,欺骗造假,操纵市场,各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违规投机行为接二连三发生,似乎在轮番上演着最后的疯狂。1995年2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27”国债事件,上证所一天交易量达到上千亿元,国家紧急叫停国债期货交易,这场被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称为“中国的巴林银行事件”加深了社会各界对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漏洞的深刻认识。加上《证券法》出台前后正值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逐步蔓延,我国不良金融资产不断产生和累积,证券市场也埋藏、积淀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并不时暴露出来。长期积淀而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警惕,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对社会经济稳定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促使立法者和政府重新审视证券市场的风险程度,希望加快出台相关法律,以规范证券市场。“这四年时间,证券市场发展还是比较混乱的,坐庄、内幕消息、造假等,加之应对 1997 年亚洲危机的需要,客观上急需出台一部证券法。”《证券法》起草负责人之一王连洲回忆说。
      据报道,《证券法》获九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前后,沪深两地股市出现了一波中级调整,当时投资者担心券商进行分类管理,将使大量主力资金退出二级市场。还有投资者担心有关券商自营必须开设法人专户、不得挪用客户保证金等规定,将加大券商自营的难度,而且禁止透支、禁止国企炒股,以及各种对违规的处罚措施,将迫使大量不合规定的灰色资金退场,从而造成证券市场的相对贫血。在这种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的情况下,有人主张推迟《证券法》的公布时间,待股市上扬时再推出。但起草组的专家人为:既然社会上已对《证券法》有许多猜测,晚推出不如早推出,这样更可稳定民心。7月1日当天,市场出现大跌,上证综指暴跌近8%,随后股指展开为期逾半年的震荡调整。但《证券法》的实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可谓是风雨无阻,并在翌年春天迎来了市场信心的回升。
      开创学者参与国家立法先河
      《证券法》立法工作走了一条主要由专家学者负责起草的路子,应该归功于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提议。在 1992 年 6 月的一次讨论制定证券交易法的委员长会议上,万里提出,这是“专业性很强的法律”,应该更多地听听专家的意见,建议由时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负责组织证券交易法起草工作。
      1992年8月,以厉以宁为组长的《证券法》起草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包括高程德、曹凤岐、王连洲等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一场旨在规范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立法进程拉开了序幕。王连洲后来谈到《证券法》起草工作开创了多个“第一”:《证券法》是我国最贴近市场脉搏、最触动权益行为的第一部经济法律,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部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组织起草而不是主要由政府一个行政部门组织起草的经济法律,同时也是第一部首先由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牵头组织起草、而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经济法律。这在新中国的经济立法史上,开启了由国家立法机关组织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立法的先河。
      鉴于中国证券市场法制经验的不足,《证券法》起草组的专家学者不仅经常往来于上海、深圳两地的证券交易所进行实地考察,而且大量参阅美国、英国、韩国、日本、香港、台湾地区的有关证券法律、法规,汲取先行者管理证券市场的经验。1993年3月,起草组成员接受当时任职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的梁定邦律师邀请,在香港召开了《证券法》草案若干问题的意见征求会,香港各界人士反响热烈,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
      由于当时我国证券市场还不太成熟,人们对证券市场的认识还不统一,在《证券法》起草的历次讨论会上,专家学者围绕《证券法》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券商业务范围、分类及融资,银行业和证券业分业,上市公司收购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曹凤岐回忆起当年那场“火药味”颇浓的“雅宝路空军招待所证券法座谈会”时说过:“有的时候气得没办法,有些时候同他们讲不清道理,有一次为了修改一个条目我就和一个法工委的负责同志吵起来了,我没控制住情绪,就拍桌子了。这件事厉老师(厉以宁)批评我丢了教授的面子,失了教授的风度,我跟厉老师说,为了起草一个好的《证券法》,我宁愿丢面子,宁愿失风度。”当时担任人大财经委委员的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也参加过《证券法》草案的讨论,他事后不无风趣地向曹凤岐抱怨:“我参加你们的会都害怕,你这跟国共谈判真差不多!”
      几经斟酌,《证券法》正名
      1993年1月8日到10日,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证券交易法》起草组邀请了中央国家机关、北京、上海、深圳、湖北、河北等关注证券立法的专家、学者共 80 余人,在北京组织部招待所召开了《证券交易法(草案)》第三稿的讨论会。
      在组织部招待所举行的讨论会上,业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对《证券交易法》的第三稿提出许多修改意见,主要是建议修改《证券交易法》的名称。很多业界人士认为,证券交易法规范的内容过窄,应改为《证券法》,对于证券管理体制及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的发行、交易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规范。会后,国家体改委的参会人员将会议情况写成简报,上报给当时的体改委领导,体改委领导圈阅后立即上报国务院。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该简报上,做了几处批示,并再转李鹏、江泽民等其他高层领导逐一圈阅,足见当时的最高领导层对于中国证券立法是何等的重视和关注!”王连洲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依然激动不已。根据组织部招待所研讨会的意见,人大财经委起草组随即将《证券交易法(草案)》更名为《证券法(草案)》。
      但是,给《证券法》正名并非一锤定音。很快,一个消息给人们泼了一盆冷水,另一部重要的经济法律——《公司法》也在紧锣密鼓筹划当中,即将出台。这两部法律当时在流程和内容上有所冲突,于是有观点认为:既然《公司法》囊括了“证券发行”,那么《证券法》只需管好“证券交易”,换句话,一级市场由《公司法》管,二级市场由《证券法》管,《公司法》没有规定的就使用《证券法》,《证券法》无疑又降格为《证券交易法》。虽然这种提法欠妥,但各方一直争论不休。直到《证券法》提交人大审议通过之前,李鹏委员长还就此组织了一次讨论,与会人员包括田纪云、姜春云两位副委员长、《证券法》起草组全体成员和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会议最终商定:《证券法》是一部大法,它与《公司法》是平行的,不能从属于《公司法》。《证券法》既要管发行,又要管交易,这是一个原则。随后,这一原则被明确写进了《证券法》,《证券法》的正名之争至此才尘埃落定。
      横跨三届人大,历时六载春秋
      也许正是证券法独特的起草组织形式,注定了它坎坷而曲折的历程和命运。证券法从起草到表决通过,跨及七、八、九共三届人大,时过六个春秋,易稿不下数十次,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五次会议的审议,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在起草过程中,有关方面对证券立法几个重大问题的观点之对立,争辩之激烈,协调认识的路程之漫长,涉及的高层领导决断之艰难,也是经济立法史上少见的。
      1992年中国证券市场刚刚起步,当年七届人大会议提出,要参照国外立法的经验,根据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制订较为完善的《证券法》(最初称为《证券交易法》),以规范证券市场的操作和发展。会议委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持《证券法》起草工作。
      1992年8月,以厉以宁为组长的《证券法》起草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包括全国人大财经委、中国证监会、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
      1993年8月,《证券法》草案完成,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柳随年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上提请常委审议。在审议讨论环节,“有的委员说证券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部法到底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坚持资本主义,如果说是坚持社会主义,那我就举双手赞成,如果搞资本主义,我坚决反对。另一部分常委实际上反对制定这个法,认为没有必要,他们说中国证券市场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吗?如果不知道去看看茅盾的《子夜》,《子夜》那里面说得很清楚:让军队后退五十里,这就是证券市场。你们记住小平同志的讲话没有?小平同志说了,证券市场要试验,小平同志还有后半句你们记住了没有?他说了试验不好还可以关了。”曹凤岐回忆起当年《证券法》草案初次审议时的艰辛感慨万千:“在这种情况下制订什么法呀?!根本就不同意。所以,当时的初步审议也不可能通过这个法。”
      1993年12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议,由法律委员会作了关于证券法草案意见的汇报。
      1994年6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第三次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提交了证券法草案修改稿,并作了修改情况的说明。
      1998年10月,人大财经委在香山召开了“证券立法国际研讨会”,为《证券法》提交审议做最后准备。同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再次对证券法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11月,李鹏委员长专程到深圳进行立法调研,考察了深交所和康佳集团并与有关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进行了座谈。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起草小组就《证券法》的调整范围、股票发行上市核准、新股发行、禁止国有企业炒作上市股票、证交所的监管作用、证券公司的分业问题、规范交易行为等条款作了补充和修改。
      1998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证券法》以135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的高票获得通过,由江泽民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颁布,1999年7月1日实施。至此,中国证券市场终于拥有了一把悬在市场投机违规者头上的利剑。
      从“次优”到“最优”
      《证券法》从起草到出台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也是一个不断实践和不断探索的过程。由于当时社会形势以及证券市场自身发展的限制,决定了1999年《证券法》不可能是中国证券立法进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厉以宁在《证券法》出台后的一次访谈里坦言:“证券立法应有阶段性,我们必须立足现实。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在‘最优’不可能实现时,就只能作‘次优选择’,这时的‘次优’就是现实中的‘最优’。我国的证券立法不可能‘一步到位’,而是要‘分步到位’。”1999年《证券法》的主导性立法思想是防范风险,内容上有一系列“不得”与“禁止”,监管过严致使市场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活力,自2000年始,修改《证券法》有关条款的呼声不断高涨。
      2003年7月18日,全国人大财经委成立《证券法》修改起草工作小组,这标志着广受关注的《证券法》修改工作正式启动。2003年8月8日,《证券法》修改起草工作小组开始向社会征求《证券法》修改意见。2005年10月27日,经过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证券法》于2006年1月1日正式施行。历时2年零3个月的《证券法》修改工作随着立法程序的结束而告一段落,实施了6年半的《证券法》也被修改后的新《证券法》取而代之,中国证券立法进程朝着“最优”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证券法》是发展法、促进法、规范法,是一部“功在当代,利在长远”的大法。经历了十多年的磨砺,《证券法》以及其他配套法律的日益完善,“庄股横行”、“基金黑幕”等违法违规现象已得到了根本性的遏制,中国证券市场正以更加稳健的身姿迎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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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两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新名词写进宪法中,标志着短缺经济时代的终结。随着票证这样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退出历史舞台、证券公司营业部和投资者数量迅猛增长带来的跑道愈发通畅,股票也因时宜地进入无纸化的柜台交易(次年哈岁宝成为了首家以上网定价发行的股票,标志着认购证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红马甲”作为交易撮合的参与者,也成为了当时投资者最为津津乐道的职业之一。同时,开市集合竞价制度因此于是年8月得以诞生。令无数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年竟是中国股市三年大熊市的第一年。
      一年暴跌80%
      1992年的股市疯狂,使得包括管理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对股市的判断产生了一定的误差。“五朵金花”以及“老八股”时期股票供不应求的局面,也使得部分管理者认为,群众对股票的需求如此巨大,因此有必要快马加鞭地发行新股。这种思维的结果,是造成了新股发行量严重超过了当时的国家规划。以上海为例,1992年上海共发行了20亿元左右面值的个人股与定向法人股,这超过了国家计划全国额度的20倍!
      超发股票的恶果是,供求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供不应求一下子变成了供大于求。
      1994年通货膨胀水平一度超过20%,一年期存款利率全年维持在10.98%的较高水平。奇高的利息水平,令中国股市不再具有吸引力。股市的暴跌引起了监管层的注意。3月14日,证监会宣布四条新规:新股半年内不上市,1994年不征收股票转让所得税,公股个人股年内不并轨,上市公司不得乱配股。这四条新规,由于每句话中都有一个“不”字,所以被称为“四不”政策。“四不”政策给市场带来了短暂的利好。政策宣布当天,沪深股市大幅反弹,上证指数涨幅超过9%。
      但遗憾的是,反弹并没有持续,匆匆两日后便宣告结束。3月下旬,B股首先破位下行,接着沪指和深成指也持续走低。4月11日,沪深股市双双创出1993年以来的新低,沪指报659点,深成指则跌至164点。几天之后,新低再次被刷新,沪指一路飘摇,从600点区间跌至500,继而是400,最后跌到了300区间去了。市场仅仅用了半年时间,便从年初的833点回落到400点下方。上证指数在1994年7月29日跌到全年最低点325点。
      政府救市的开始
      1994年7月30日,各大传媒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的通稿《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做出决策》。紧接着中国证监会在8月1日着手救市,宣布暂停新股上市,当天深沪两个市场的涨幅都超过了30%。此后连续上涨,上证综指涨至9月13日的1052.94点,累计涨幅215.33%。中国的投资者再一次领教了“政策市”的威力。但治标未治本,不久两地市场又暴跌36%以上。
      由于中国证监会1994年8月1日还宣布了两条“建议”,即建立共同基金和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史称“三大政策”。与1991年的深圳救市相比,这一次的救市完全不同。首先,这是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联合行动,其级别之高,为1991年深圳救市所不能比;其二,救市的信息以新华社通稿的方式播发,各大媒体转载,其影响也并非1991年深圳的救市可比。由于以上两点重要区别,1994年的救市往往也被称为是政府救市的开始。
      “三大政策”中扩大入市资金范围的表态也增加了投资者对未来资金面的想象。但它们真正实现要等到20世纪初。中国证券市场对投资基金的渴求,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停留在1993年8月20日 第一只上市的投资基金淄博基金发行的美好回忆里。
      宝延暗战打响二级市场收购第一枪
      市场的低迷,给嗅觉敏锐的产业投资者资本运作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中国宝安就此盯上了股权结构较为分散的延中实业。1993年9月13日,深宝安旗下宝安上海、宝安华东保健品公司和深圳龙岗宝灵电子灯饰公司在二级市场上悄悄收购延中实业的股票。9月29日, 上述3家公司已经分别持有延中实业4.56%、4.52%和1.657%的股份, 合计持有10.6%。由此,延中实业的股票价格从9月13日的8.83元涨至12.05元。9月30日,宝安继续增持延中实业的股票,持股比例达到15.98%。至此宝安才发布举牌公告宣称持有延中5%以上的股票,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向延中实业公开宣战。由此揭开中国收购上市公司第一页。而中国证监会第一次以裁判的身份出现在整场收购风波当中,最终宝安成功入主延中实业,而作为恶意收购(先斩后奏式的举牌),也付出了罚款100万元的代价。
      1993年的宝延事件,深圳宝安集团通过二级市场最终购买延中股票达19.8%,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由此开辟了中国证券市场收购与兼并的先河,成为中国证券市场首例通过二级市场收购达到成功控制一家上市公司的案例。宝延风波是中国大陆第一例股权转移事件,标志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发展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其后万科参股申华、恒通控股棱光、康恩贝吃掉凤凰、辽国发拨弄爱使、恒丰举牌兴业、一汽买金杯等一系列事件,都可说是宝延事件激起的千层波浪,同时也催生了中国股市挖掘不尽的题材板块——资产重组。后来,1998年,方正入住延中,延中改名为方正科技。
      一些资本除了在收购中各显神通外,也抓住机会展开策略性回购。1994年10月30日,陆家嘴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国家股减资的方案,由此陆家嘴成为我国第一家协议回购本公司股票并注销股份的公司。此回购案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减资回购从而规范股权结构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国家股减资回购,再增发一定数量的流通股(B股),进一步增资。股份回购成为一种“策略性“的资本运营工具。
      君万之争来如山倒,去如闪电
      股市收购的出现,为我国经济走向市场的进程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笔。其中,发生在1994年春的一件非同凡响的新“收购”事件也值得一提,这便是“君(安)万(科)风波”。
      当年的3月30日,上午10点半,君安证券总经理张国庆和副总经理张汉生走进了王石的办公室。张国庆开门见山,告诉王石:“君安准备下午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式提出对万科的意见。提意见是以告万科全体股东书的形式,并在明天的《深圳特区报》见报,建议改组董事会。”说完,张国庆和张汉生就离开了王石的办公室。整个谈话过程仅仅用了五分钟。而被扔在办公室的王石马上就明白了张国庆的用意:君安这是要夺取万科的领导权啊!
      张国庆为何非要获得万科的控制权呢?原来,因承销破发,君安证券手中积压了1000万股万科B,按市场价售出将亏损3000万元。为了避免亏损,君安便想出了一个一箭数雕的招数:制造公司收购概念,夺取万科控制权,从而推动股价上涨,这样就可以拉高出货了。
      而万科方面的股权分散也给君安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当时,万科第一大股东持股也不过占总股本的6.5%。所以,谁只要持股超过这个数,谁就可以成为新的万科老大。而君安加上此次联合的四大法人股东,持股数就占到10.73%。
      形势显然对王石相当不利。在经历了短暂的思索之后,王石迅速拿起电话,给13名董事打电话。在获取了多数董事的支持后,王石又紧急联系万科管理团队,商量对策。面对险情,王石认为有两件事是必须要做的,一是要从内部攻破,瓦解君安和另外四大法人股东的联盟。只要联盟瓦解,只拥有3%股权的君安将成光杆司令。另外,就是要阻止股价上涨,打消股民对于万科的投机情绪,而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让万科股票停牌,用拖延战术为自己争取时间。
      瓦解君安的联合军团,王石很快就找到了办法,四大法人股东中最大的一个,“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在接到王石的电话之后,就明确表态,不认可君安开发布会逼宫等做法,并宣布退出君安联盟。让万科停牌却是一件难事。因为如果没有重大事项的话,万科是没有理由要求股票停牌的。怎么办,眼看着万科的股价已经遭到了投机者追捧。
      千钧一发的时刻,王石突然想到,会不会有人知道万科被收购会引起股价大涨,所以提前建仓以牟利?于是,万科迅速查看了近两个月的万科股东变化和新开的户头身份,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去年为万科服务的渣打公司的宁志翔确实新买了2000万元的万科股票,而且户头开在君安证券营业处!看到这些连王石乐了,这条信息足以帮助万科向深交所申请停牌。
      最终万科被连续停牌4天,加上星期日,万科停止交易的时间达到5天。在这5天中,王石和万科团队进一步瓦解了君安联盟,获得了更多股东的支持。与此同时,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市场足以消化君安与万科此次争端所造成的影响。4月4日,停牌4天后的万科复牌,没有出现大家担忧的快速上涨,股价表现异常平静。王石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当日下午,万科在深圳举行新闻发布会,王石向记者宣布:“君万之争已经结束。” 就这样,1994年的这场权利大争夺,仅仅过了5天,来如山倒,去也如闪电。
      国债327惊魂
      东边日出西边雨,自从1993年10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开放国债期货交易起,新生的国债期货市场与同期中国股市的熊途末路截然相反,表现出一派牛气冲天的景象。
      国债期货双边交易和杠杆交易等多项交易制度引发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仅在1994年全国国债期货市场总成交量就达2.8万亿元,占上海证券市场全部证券成交额的74.6%。而实际利率高于国债利率的现象,最终导致机构卖空非实物券、买入实物券,国债现货市场进入了供不应求的状态,伴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恢复对国库券利率保值贴补,国债期货市场也就因此进入前所未有的火爆状态(特别是商品期货于4月6日被暂停交易后)。
      此时“327”事件发生了。327国债是指1992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债92(三),1995年6月到期兑换。1992—1994年中国面临高通涨压力,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不断调高,国家为了保证国债的顺利发行,对已经发行的国债实行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由财政部根据通涨指数每月公布,因此,对通涨率及保值贴补率的不同预期,成了327国债期货品种的主要多空分歧。以上海万国证券为首的机构在“327”国债期货上作空,而以中经开为首的机构在此国债期货品种上作多。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消息证实要对“327”国债进行贴息,此时的万国证券管金生已经在“327”国债期货上重仓持有空单,并且是超过规定持仓量很多,万国证券因此面临天文数字的巨额亏损。于是,在下午4:22分,管金生开始出手,短短的7分多钟时间之内,万国证券抛出大量的卖单,最后一笔730万口的卖单让市场目瞪口呆(按照上交所的规定,国债期货交易1口为2万元面值的国债,730万口的卖单为1460亿元,而当时“327”国债总共有240亿元)。当时,国债期货保证金的标准定在2.5%,也就是缴纳250万保证金可以做1亿元市值的交易,但关键是万国证券做空期货交易的保证金根本没有,是透支交易。违规交易造成“327”国债期货收盘时价格被打到147.40元。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万国证券由巨额亏损60亿元转为巨额盈利40亿元。
      最大的一个向上跳空缺口
      交易结束了,结算要开始了,怎么办?根据规则,国债期货收市后开始清算,交易所根据浮动盈亏计算会员的保证金损失,不足部分需要追缴。此时,工作人员在焦急地等待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的决定。“不能动,今天的交易结果先不要发出去。”尉文渊告诉工作人员。思考了一会儿,尉文渊从桌子上的打印机里随手抽出一张打印纸,是一张少了半边的残缺的打印纸。写下这样一行字:“经初步调查,发现‘327’国债期货出现‘严重蓄意违规’迹象,交易所正在作进一步调查了解,请各会员单位等待通知。”写好后,他告诉工作人员立即将此通知发出去。而“严重蓄意违规”,成为后来调查组对“327”事件的性质认定。当晚11点,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新通知,决定取消1995年2月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交易。
      “327事件”震憾了中国证券期货界。在仲裁机关的调解下,2月27日、28日进行了协议平仓,但效果不甚理想,3月1日又进行了强行平仓。局面刚刚明朗,又值两会召开,对“327事件”责任的追究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后来,中纪委、监察部会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在上海市政府配合下进行了4个多月的调查,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严肃处理,当事人之一的管金生由此身陷牢狱,另一当事人尉文渊被免掉上交所总经理的职务。“327”国债期货事件事后被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称为“中国的巴林银行事件”。
      1995年3月31日周道炯被任命为证监会新一任主席。周道炯自1995年3月至1997年6月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他上任时上证指数在600点附近,上海股市日成交量6亿元,离任时上证指数在1200点以上,日成交量100亿元。其间经历了两次上升行情,第一次是因为关闭国债期货引发的1995年5月18日的井喷牛市,以“中国股市上最大的一个向上跳空缺口”的方式一举结束了长达三年的漫漫熊途。第二次为1996年初开始的绩优股长期牛市。1996年的大牛市改变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全貌,投资者从以投机为主的跟庄炒作开始向以投资为主的价值投资转变,股市中涌现出了相当多的明星股票,例如四川长虹、深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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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成立以前,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多头参与、多头监管的,缺少一个统一协调机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提案,建议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1992年,深圳“8•10事件”的出现,震动了各有关部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也感到了问题的紧迫性,意识到成立一个专门监管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就采取了特殊的办法,加快了研究建立统一监管机构的步伐。时隔多年,往事仍像镜鉴一样提醒人们,资本市场的发展永远不能背离规律。
      320万张身份证满天飞
      1991年,深圳集中发行过一次股票,认购采用“抽签”的办法,让股民排队买认购表,然后摇号抽签,抽中一张者可买1000股原始股票。主管部门印了300万张表,约60万人在全市292个金融网点取得认购表270余万张,最后将售出的表回收后全部输入电脑查验,以一次性公开抽签的方式决定购买者。这次的新股认购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新股认购场面非常火热,认购方式得到空前的成功,令海内外所叹服,甚至,港澳多家报社争相报道赞扬此次认购办法的成功与先进。此次发行为1992年的又一次新股认购做了铺垫。
      1992年5月21日,沪市全面放开股价管制,大盘直接跳空高开在1260.32点,较前一天猛涨104.27%,上证综指当天从616点蹿升至1265点,首度跨越千点。股价随后一飞冲天,仅隔3天,又登顶1420点。股市的火热为深圳“8.10事件”埋下了伏笔。
      1992年8月7日,《深圳商报》头版刊登《一九九二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此次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中签表可以认购本次发行公司的股票1000股;定于1992年8月9日至10日两天,在全市各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经营机构共303个网点同时发售和收回填写后的新股认购抽签表(各证券商售表只限于8月9日一天);每张抽签表收费100元;购表人可携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居民身份证到任何一家售表网点排队购表,每一身份证限购新股认购抽签表一张,为减少排队人数,每一排队者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表……
      于是,大量的身份证涌入深圳,特快专递的蓝皮信封满天飞,在邮局,有的包裹里竟装有重达7公斤的身份证。还有的嫌快递联系不可靠,干脆自己搭火车、坐汽车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去租去借甚至干脆去买!有人背着一大麻袋千方百计搜集来的身份证来到深圳排队购表。据当时有关部门的统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从全国各地汇集到深圳。
      几十万人露宿街头等来两手空空
      1992年8月7日下午,离发售抽签表的时间还有两天,购表的人群就开始行动,排起了蜿蜒的长龙,人们通宵达旦等待着“大好机会”。据当时统计,深圳有40万股民,再加上8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群,深圳市303个发售网点周围的大小酒店、旅馆、招待所全部爆满,仍容纳不下如潮水般涌来的人流,致使许多人不得不露宿街头。
      放眼望向发售网点前,黑压压的人群人头攒动好不壮观。许多人倾家出动,带着小凳、席子、自行车、纸箱、报纸、砖头等排在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长龙之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头碰着头,脚挨着脚,前后拥坐着,防止有人“加塞”。为了维持秩序,深圳市出动了大批公安和武警部队。有的网点人们还自发地发了号定时叫号,如果错过了叫号,只能重新排队。那时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队伍,渴了、饿了、累了都忍着,哪怕是下起倾盆大雨也一直坚持着。在如此坚苦的环境下煎熬了几十个小时。
      终于熬到发售当日,一张张抽签表从窗口中流了出来,股民们从口袋中掏出了沾满了辛苦汗水和雨水的钱,兴奋且焦急地准备换取能够实现他们发财梦的抽签表时,谁会料想到,才开始发售一、两小时,售表点却相继打烊,说抽签表已售完。其实大量的抽签表是从后门被那些开着汽车、穿着西装革履的人买走了。人们无法接受发财梦顷刻间成了幻影。8月10日早上,还有可怜的人们仍在排队的时候,深圳各大报纸已宣布9日500万张认购抽签表已发售完毕。
      震惊中外的“8•10”事件
      8月10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发布通告,原定于8月10日下午6时的截止收表时间,推迟到11日11时。这一通告无疑如一颗火种点燃了广大股民的怒火,因为他们有理由怀疑银行推迟收表截止时间是为了给那些舞弊者创造方便条件,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以高价卖出那些走后门的抽签表。8月10日傍晚,愤怒的人群,纷纷涌向政府大门,打着“坚决反对作弊”、“反对贪污”、“我们要公平”等横幅游行、示威。数万人围攻在政府周围,阻塞了深南中路的交通,有少数人还使用了暴力与执班的警察发生了冲突。
      为了安抚愤怒的股民,8月11日,深圳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经请示中央政府,宣布再发售500万张认购抽签表。并通过各大媒体报纸宣布了此消息,如此,才缓解了紧张、混乱的局面。
       “8•10”事件发生后,深圳市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后来扩成联合清查办公室,调用了党政干部130名。调查结果是,深圳市在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时,有不少发售点的工作人员、监管人员和执勤人员犯了营私舞弊的行为。通过三个多月的调查,清查出最严重的六个发售网点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多达10万多张,平均私分私购达44.6%,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四千多人。然而,如果以这个概率推算,全市何止流失了10万多张?
      深圳市政府通过这次事件总结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并拟订了一个“稳定深圳股市的方案”,分别对原始股的发行方法、扩大股票发行和增加上市公司的数量、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健全,证券市场的监管、提高证券业操作效率,以及发展机构投资者等方面提出了管理办法。
      这次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中国在此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停止了新股的发行。
      催生了中国证监会成立
      深圳“8•10”之后第三天,沪指猛跌22.2%。此时点位与5月25日的1420点相比,净跌640点,两个半月内跌幅达到45%。
      几乎是在深圳“8•10”事件发生的同时,国务院召开了部分省市负责人参加的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规范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谨慎推进改革的问题;二是沪、深两市以外的企业到沪、深交易所上市的问题。因为在此前,只准许沪、深两市的企业在当地交易所上市。由于刚好发生了深圳“8•10”事件,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国务院领导同志就加快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机构的进程做出了明确指示。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创建证券监管机构,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既没有经验,也缺少人力。一切要从头学起,边学边干,真正是摸着石头过河。1992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最高证券管理权力机关——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了,主任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刘鸿儒、周道炯任副主任,由13个部委和最高检察院的部门负责人担任委员。同时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指导、监督检查和归口管理,刘鸿儒任证监会主席。
      “8•10”事件虽然大大伤了深圳股市的元气,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却促成了一件好事,它催生了中国证监会的成立。
      刘鸿儒临危受命
      中国证监会成立前夕,刘鸿儒邀请了台湾金融界有经验的专家到北京开座谈会,请他们传授台湾证券市场的监管经验。对于深圳的“8•10事件”,专家说台湾也发生过类似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无限量地发行认购表。他们把认购表直接印在报纸上,任何人都可以把认购表从报纸上剪下来,拿到证券网点,交纳5块钱办理登记,就可以参加抽签了。这么做既不用排队,也不会有舞弊现象的发生。后来,刘鸿儒将此经验写成了报告提交给国务院,并在今后的新股发行中进行实践,解决了早期股票发行的困难。
      此后,刘鸿儒又请来了香港和一些海外的朋友,调动所有的力量收集了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近60年来世界上历次股灾的情况,包括发生的问题、解决的措施以及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最后完成了中国证监会成立的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的报告,标题是《股票市场的风险与管理》。
      作为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曾在证监会职工大会上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股票市场猛跌,下边有意见;但是猛涨的话,中央政府有意见,怕出事;可是,不涨不跌,股民们会有意见,觉得这不像是股票市场;因此永远是会有意见的。”第二句话说:“我们是第一代拓荒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参考。我们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基础打好了,后来人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开快车了。这是我们应有的思想准备,也是光荣的职责。换句话说,挨骂是肯定的,挨了骂但给后人打下了好的基础,提供了好的条件,开出一条好路来,也是我们的幸福,这是值得的。”
      发展资本市场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这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证券市场中所具有的不同利益取向有关。中央政府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利益非常小,却要承担证券市场的全部风险。所以,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基本上采取了以防范风险为主的政策。
      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制度基因,决定了行政控制成为伸手可及的现成工具,成为一种便捷地替代和填补市场缺失的约束机制的重要战略选择。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证监会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初步介入证券市场,进行大量具体制度设计,原有的市场利益主体的制度供给空间逐渐丧失。向地方收权、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加紧建立较完整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成了这段时期中国证监会的主要工作。
      在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后不久,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便在北京成立。从中国证监会成立以后,中国证券业协会就开始“接受中国证监会指导和监督管理”,其高层管理干部大多来自证监会系统。如前任会长庄心一,原在1995年受中国证监会委任为深圳证交所总经理、1997年去职后于2002年成为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2005年初在会长任上提拔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1992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全国人大也开始了有关制定《证券法》的讨论。
      《第一财经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总的来说,到1995年为止,中央政府只是被动地针对证券市场的具体问题予以干预。直到1996年,中央政府才正式把证券市场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形成明确的发展战略和方针,积极主动地全面介入证券市场,成为证券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证券市场从此开始步入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发展轨道。”
      这标志着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体系开始构建,同时中央政府也开始以它的监管机构为代表,正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利益主体之一。
      1998年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证监会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的中央政府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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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南行之前,小平已经退休两年。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那座青砖灰瓦的院落里,需要他决策的是,怎样把饼干分给孙子孙女。“爷爷就这么点权力。”
      1992年春,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到佛山的南海检查工作,忽然接到当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的电话,谢非讲了一句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安排和接待警卫工作。”回到广州,陈开枝看到了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的绝密电报,只有短短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其实当时,广东有不少同志都认为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但陈开枝不这样认为。小平同志多年已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上海早做好他休息的整套准备。他到广东不是来休息的,也不只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陈开枝预感到小平同志来广东,将是“一个大动作”!
      当时“思想不够解放”
      如果从社会转型和演进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到1989年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多方博弈的游戏规则中。从那时开始,政府将保持社会稳定视为要务,1990年6月4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社论标题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博弈的一方面是政府千方百计把可能引发百姓不安的因素化解在萌芽中;另一方面百姓则在社会规则与法律的范畴内,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市场发展的边际,以自己的不安、躁动的倾向来引发关注,最终政府在寻找平息不稳定因素方法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市场发展的目标蹒跚前行。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这位老人乘专列驰骋2441公里后,抵达深圳,这次完全意义上的“私人之行”,却让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得以延续。陈开枝仍记得诸多细节。小平一到宾馆,就从房间走出来说:“快点叫车,别人把深圳说得一塌糊涂,说资本主义复辟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急需确认。”
      参观回来后,大家都在车上争论“深圳姓资姓社”,小平下车后说:“那些人尽讲屁话!”陈锡添,当年被允许采访邓小平南巡深圳的惟一记者,如今坦言当时“思想不够解放”,在撰写新闻稿时,把小平一些当时看来颇敏感的言词隐去。
      李灏见缝插针汇报情况
      1992年1月20日那个春意盎然的上午,小平在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及其他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登上深圳国贸大厦53层的旋转观光层,发表了30多分钟的重要谈话,而这些成为举世闻名的南方谈话宝贵篇章,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
      时光已逝,记忆弥新。李灏说:“当时我在几天陪同过程中,‘见缝插针’般抓紧时间向小平汇报了深圳改革和发展情况,陪同小平视察让我终生难忘!当年那一幕一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底,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那天,小平面窗而坐,目光炯炯,尽情饱览深圳风貌,外面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我顺着老人家手指的方向一一向他介绍,那是通向火车站的人民路、建设路、和平路,再往远看,就是香港。”看到深圳发生的巨大变化,小平情绪高涨,“我记得小平当时说,8年了,变化太大了,看看,这些都是实干干出来的,不是讲话讲出来的,也不是写文章写出来的。”在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李灏说:“我记忆很深刻的是,当时小平教导我们办特区,首先要敢闯!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挥手之间平息政治争议
      很多参加过陪同接待小平1992年南巡深圳的同志至今还记得一幕,1992年1月20日,小平结束谈话后,从国贸大厦观光厅搭乘电梯下楼后,一出大厅的小侧门,就看到大厅里人山人海,从一楼到四楼,站满了闻讯自发赶来的市民,一看到小平走出来,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问好声。“小平,您好!”、“谢谢小平!”很多市民看到小平,都眼含热泪。来到群众当中,小平也非常高兴,他满脸笑容,冲着人群挥手,当时那一幕非常感人。小平面带慈祥微笑挥手的那张照片,就是当年他向群众挥手时的经典画面。
      邓小平视察深圳,对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争议下了一个暂停的定论。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小平谈话定调股市生存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各种争论中,证券市场背后所隐含的关键因素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和各类债券、股票的发行,已经将越来越多老百姓的钱圈进了各类企业、国库和市场,于是面对证券市场的所有政府行为,都意味着直接面对老百姓的身家性命。这是中央政府当时踌躇不安、踟蹰不前的症结所在。
      邓小平南巡谈话中的一段话,后来长期被证券业奉为护身法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1992年3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厦门召开会议,请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负责人汇报有关两地证券市场试点的情况。在听取汇报后,朱镕基指出:沪深两个股市试点的决定十分正确。但上海和深圳两地股市的试点工作还远未完成,谈不上推广,现在也不能推广。下一步,我们放手让上海、深圳两个股市试验。两市证券地方法规,凡不影响宏观的一律批准,错了还可以改嘛。上市公司挂牌,由沪深当地批。在这两个股市试点真正取得经验前,现在只能搞一个轮廓设想:一是严禁一切柜台交易,证券从业人员要严格培训,其中包括要有合格的电脑工作人员和严格的操作规程;二是现在,只有上海和深圳这两个证券交易所可以进行股票上市交易,便于宏观调控;三是允许有几个大城市、沿海城市、开放城市经批准发行股票。搞多少,不好说。总的原则,也不要一下子搞得太多,要逐步推广。
      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让世界震惊。在国际舆论看来,“能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难以置信。”1992年,小平头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文章写道:“‘航空母舰’在13年里转了第二圈。”
      B股的前世今生
      小平南巡之前,1991年1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和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暂行办法》。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又颁布了《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1992年2月21日,真空B股在沪上市(招股时间为1992年1月12日);1992年2月28日,深南玻B在深上市(招股时间为1991年11月1日),宣告中国B股市场诞生。
      “B股可以说是个早产儿,当时中国为了吸引外资,搞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股票市场建立后,我们就讨论能不能把股票市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来吸引外资流入。基于当时外汇管制的约束,B股是对外开放的最早窗口。92年春天,也就是交易所开业一年多就出来了,那一年大家都很勇敢,只争朝夕、抓住机遇,大胆推进。”上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如今回忆起B股市场,当年创业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
      从1992年到2000年,先后有114家公司发行了B股。然而随着H股、N股等企业直接到境外上市的步伐加快,境内企业投入B股市场吸引外资的意向越来越少。2000年后B股IPO停止,2004年后未有公司增发。B股似乎成了“弃儿”。
      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企业所需的外汇资金已经不需要投资者来投入了。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家外汇体制的进步,外汇紧缺的局面早已不再。另一方面,大企业还可以选择在海外上市,没有必要再选择B股上市。
      B股市场诞生是中国股市的特殊产物,其曾为企业解决外汇问题做出重大贡献,但这一贡献随着企业直接到境外上市的步伐加快,B股市场的意义不断缩小,B股成了鸡肋。
      2001年2月19日,证监会宣布B股向境内投资者开放(原只对境外投资者开放),沉寂多年的B股市场,出现了其诞生以来爆发力最强的一轮上涨行情,2月28日对境内居民开放首日,B股全线无量涨停。此后沪深B股继续4天涨停,个股鸡犬升天。而根据有关规定,境内投资者6月1日后才能从事B股交易,这一天也成了上涨行情的终点,机构投资者“胜利大逃亡”,B股2个月累计下跌近九成,继续长达4年的漫漫熊途。近几年B股的走势多跟随A股,2006年—2007年也经历过疯牛式的上涨,现在每每有B股全线上涨的局面出现,市场都会传出B股改革的传言。
      就B股指数上市以来的历史表现来看,首日收盘为124.85点,但2001年之前一度跌至21.24点的历史最低点,2007年10月达到历史高点394.21点,最新在300点左右。不过,B股虽然陷入尴尬,但却被认为是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仅剩的一块可能产生巨大财富机会的宝地,B股问题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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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交所与深交所相继开业期间,刚刚蹒跚起步的中国股市正潜流暗涌,敏感的人已经嗅到一场席卷整个市场的大风暴就要降临。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老行长龚浩成和上海证券期货学院院长金德环主编的《上海证券市场十年》一书中,在叙述申银证券公司创办初期的发展情况时有这样一段:“第二个机遇就是从‘老申银’手中接过来的400多万元‘真空电子’。虽然在1990年8月转让给‘申银’的时候是105元,而市面上只卖到80多元,根本出不了手……一个月以后,在申银证券公司开业典礼上,105元买的‘真空电子’黑市价格已经到了400多元,后来到过480元,这又为申银证券公司赚了1500多万元。那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来剪彩,看着申银证券花了400多万元在威海路上建成的办公室和营业部说:‘这些都是我白送你的。’”
      恨不得抱个炸药包来炸申银证券
      这批从人民银行转让过来的电真空股票,给重组的申银证券带来了不少于1500万的买卖差价。那年申银证券公司尽管号称“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可是注册资本仅仅3000万元。
      申银当年的掌舵人阚治东后来回忆说:“我们一直持有这批电真空股票,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才逐渐抛出,获利超出原先预料。而这批股票的抛出,对于平抑当时的股价暴涨也有贡献。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也设有涨停板制度,但是当时不管什么股票都是一路上涨,而且几乎每天都是涨停板,股价指数几乎呈直线上升。为此,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决定全面放开股价,让股价一次性涨到位后再回落,以形成波动性行情,回到其正常的运动轨迹。我则趁机指示公司自营部门,在电真空每股价格四五百元时逐渐减仓,实现收益。我记得当时有篇报道,说有一批大户在万国证券公司炒电真空股票,有人抛,他们买,后来发现抛单源源不断,一查是申银证券公司席位上在抛,气得他们恨不得抱个炸药包来炸申银证券。气话归气话,但这就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待我们把库存股票抛得差不多了,上海股市出现了第一次大幅度的回落。”
      印花税横空出世
      1990年,深圳市场的疯狂上涨一点也不逊色于上海市场。深交所成立之前,深圳股市处于柜台交易阶段,股市呈节节拔高之势。到1990年5-6月间,更进入了一个失去理性的狂热阶段。仅在1990年5月25日至6月17日短短的20天内,深市5 种股票大幅上扬其增幅分别为:深发展100%;深金田140%;原野210%;深万科380%;深安达380%。
      为调控股市,1990年6月28日,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制定《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规定》,拟出台印花税。
      印花税是一个很古老的税种,公元1624年,荷兰政府发生经济危机,财政困难,统治阶级就采用公开招标办法,以重赏来寻求新税设计方案,谋求敛财之妙策。印花税,就是从千万个应征者设计的方案中精选出来的“杰作”。印花税的设计者可谓独具匠心。他观察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契约、借贷凭证之类的单据很多,连绵不断,所以,一旦征税,税源将很大;而且,人们还有一个心理,认为凭证单据上由政府盖个印,就成为合法凭证,在诉讼时可以有法律保障,因而对交纳印花税也乐于接受。正是这样,印花税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誉为税负轻微、税源畅旺、手续简便、成本低廉的“良税”。
      从1624年世界上第一次在荷兰出现印花税后,由于印花税“取微用宏”,简便易行,它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世界上普遍采用的一个税种,在国际上盛行。从某种程度上来看,1990年中国股市证券交易印花税开征,实际上是深圳市政府的创作和引进,套用了印花税的书据印花,设立了一个实际上具有自己特色的税目。中央政府当时默认了地方政府征收这个税目来抑制股市。于是,1990年7月1日,印花税在深交所率先开始征收,由卖出方按股票成交金额的千分之六单向征收。1990年11月,深圳市对买方也开征千分之六的印花税,这是我国证券市场双边征收印花税的历史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的股市调控中,印花税横空出世,成为了调节股市方向的一个重要手段,该手法一用二十年。平均大概每两年调整一次。其间,每一次的税率调整无不与中国股市的牛熊交替有关。一般规律为:在熊市中后期下调;在牛市中后期上调。更准确地讲,如果股市泡沫过大,投机过度,印花税就会上调;相反,如果泡沫破灭,人气涣散,则印花税就会向下调整。
      第一轮调控,结局冰火两重天
      为抑制股市泡沫,不光深交所频繁出手,上交所也陆续出招。沪深两地联袂祭起打压法宝,中国股市第一轮调控轰轰烈烈地上演。
      1990年12月26日和31日,为抑制行情暴涨,上交所股票两次调整涨跌停幅度,先将涨停幅度由5%调低到1%,再从1%调低到0.5%,而跌停幅度始终保持在5%,趋向如此明显,资金也就纷纷反应了,半个月之内,大盘跌幅达15.6%。
      股民有句老话,“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既然如此,那就只有下跌了。
      深市的调控反应比上海更激烈。1991年4月3日,作为及时地记录和反映股市变化情况的“深圳股价指数”开始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编制发布。当天的基数为100。过去上市公司的股票属柜台交易,难于计算。4月3日起,5 家上市公司股票全部进入集中交易,标志着深圳股市交易正式按规范化运作的开始。不幸的是,“深圳股价指数”刚编制发布就面临天天下降的趋势。
      9月7日深圳股指从基日(1991年4月3日)的100点下跌到45点,股市总市值由50亿元下跌到35亿元。广大中小投资者大多在1990年10月股价高峰期入市,有人以250元/股购进深金田股票,此时,经拆细后仅值6.00元/股(相当于未拆细以前的60元/股),那情形真是欲哭无泪。其他几只股价跌得更惨,市场上一片“抛抛抛”的呼声。下跌途中还创造了一个纪录,1991年4月22日,深市零成交!全天没交易,这一天零成交不是因为没人卖,而是压根没人肯买,深圳的股票无人敢进。
      出人意料的是调控之后的1991年上海市场居然仍有“狂热”现象。1991年8月,上海万国证券和申银证券发售认购证和增资扩股的股票,还出现了六万市民扶老携幼排队抢购的风潮。当时国务院研究室修培生处长和人民银行的聂庆平副处长专程到上海专题调查,写成《关于上海部分市民争购股票的情况》报告,李鹏总理批示说:“应积极有效地利用股票债券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深圳酝酿2 亿元绝密救市计划
      看着深圳股市一病不起,深圳市政府又着起急来。从1991年5月开始,深圳市政府酝酿救市计划。
      1991年7月10日,深交所开会商讨救市方案,会上交易所副总经理王健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抢救20 天后,缓了过来,从此淡出股市。
      1991年8月19日,深圳市政府面对连续9个月下跌的局面,召开有企业家参与的“救市”会议,动员机构入场,加强市场的支撑力。但此次会议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与会的企业家并没有出面救市。
      深圳市政府于1991年8月19日、21日、23日、25日,连续四次召开由各大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大型国企等机构参加的救市会议,动员各机构入市,增强市场的支撑力。但是收效甚微,股市继续飞流直下。
      市委书记李灏一直非常关注股市下滑情况,他和郑良玉市长交换意见,请市长亲自出马,动员救市,并在9月2日召开最后一次救市会议。
      这次会议之后,禹国刚找到深国投董事长谢强,力图说服他出资救市。谢强很担心地问了三个问题:股市的底到底在哪里?救市得花多少钱?能否救得起来?禹国刚老实回答说:股市的底在哪里,神仙都不知道;救市要花多少钱也不知道,你出一个亿就行。至于能不能救市成功,只有50% 的把握。最终,谢强同意出资。而兼任市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的深交所监事长董国良也同意出资1个亿救市。
      1991年9月2日晚间,禹国刚和董国良当天晚上到李灏家,请示筹资两亿用于救市大决战,李书记拍板同意,并要求行动一定要绝对保密,遵循市场规则,巧妙自然的把股价托起来,唤起广大股民的信心,变熊市为牛市。禹国刚事后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认为用行政手段救市并不符合市场原则,但是深交所当时只是一个刚出生10个月的婴儿,没有很强的免疫力,必须用一下特效药,救活股市比什么都强。
      调节基金入市力挽狂澜
      按照李灏书记的指示,禹国刚和董国良二人把筹到的2亿元资金,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的名义,由禹国刚和金明以及仍住院的王健秘密指挥救市。当时的策略是:稳住龙头——深发展,带动万科、金田、安达等股改变局面,稳住大市。
      9月7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入市,当天奋力将深发展股价托到13.85元/ 股。而其他几家股价仍然在下落。
      但9月8日,深发展刚刚涨起来,就有人开始抛售。“调节基金”继续入市,于是有人再卖。这样反复两天后,深发展降到13.6元/ 股。
      与此同时,禹国刚借接受记者采访的机会放风,呼吁股民勿抛售股票,造成股市继续下跌,否则受损失的只会是自己。
      接下来的20多天里,深圳股市“调节基金”每天买进深发展,一直到9月30日国庆节前,深发展涨到14.95 元/ 股,而2 亿元救市资金也用去了1.7 亿元。但一个好的现象是,从9 月14日到29日,股市再没有出现大起大落,股民们的信心再一次树立起来了。
      想起当年的情景,禹国刚到现在还有些后怕:钱已经不多了,很害怕救不起来。禹国刚回忆说:“犹如一个人拉肚子9个月终于止泻了,这个时候股民大概也有人感觉到了,有人在救市,但是这是绝密的,他们不知道谁在救。所以国庆放假了,那时候有一个股市沙龙,他们就跑到深圳的荔枝公园去开会,说我们都笨蛋,互相残杀,把股票价格压的那么低,不知谁买了那么多便宜的股票,国庆一复市咱就杀进去捞回来,这段话传到我耳朵了,正合我意。”
      非常幸运的是,国庆后的10月3日复市后,股民重新杀入股市,连续14天止跌,两周后深发展涨到28元/ 股,三个多月后涨到48元/ 股,此时的深圳股指也达到了136点。
      至此,救市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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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向全世界宣告成立证券交易所之前,深圳已经悄悄起步了。
      1980年代末,随着特区经济的发展,特区企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扩大生产。“钱从哪里来” ?每个特区领导人的心里都画下了大大的问号。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当时,在邓小平这样的讲话背景下,特区政府大力发展招商引资。
      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率团赴英、法、意三国考察,并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欧洲许多互惠基金及信托基金经理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表示愿意向中国特别是深圳等沿海城市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主要是股票、债券,一般不直接投资于实业。他们建议中国应尽早建立起规范的证券交易机构,为他们提供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场所。李灏备受启发:从利用外资的角度看,建立证券交易所,可以在证券市场上源源不断地筹得发展资金。
      深交所取名,一波三折
      离开欧洲后,李灏马不停蹄地赶赴香港,会见了香港新鸿基公司董事长冯永祥先生,并聘请冯永祥为证券业顾问,请新鸿基公司协助起草发展深圳证券市场的总体规划并帮助深圳培训金融证券方面的专业干部。
      1988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建立“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担任组长。很快,禹国刚、王健被分别从深圳市中国银行和深发展银行里调出,转而专门从事资本市场筹建的工作。
      一开始,禹国刚他们筹备工作的时候,筹备组的名称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到了1990年春天,筹备组人员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工作,时任人总行监管司司长的金建栋,要给交易所改名,他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谁敢批你啊,这个事没人敢给你弄啊,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你如果同意,现在我都可以给你批,你回去马上可以运作。”
      禹国刚说:“这到底是菜市场还是肉市场,那边挂了个菜市场,这边挂个肉市场,我这叫深圳证券市场,跟它有什么区别?”
      结果金建栋说:“老禹你不懂,我给你改这个名字,我马上就能批,回去马上就能运作,你运作起来了以后等到做成了,还可以更名啊。”筹备组听从了金建栋的建议。
      后来,“深圳证券市场”这个名字又曾换成“深圳证券交易中心”,直到开业前夕才最终定名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狂热引发的第一轮调控
      然而,1990年上半年深圳股市过热的现象,却一度使深交所陷入“难产”。
      1990年,股票已经被深圳市民所认知。深圳的证券交易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股市中一夜暴富的例子使内地居民反响强烈。很多人辞掉了内地国企的工作来深圳炒股。由于仅有的三家证券公司不能满足股民的交易需求,深圳出现了兴旺的股票黑市交易。
      在荔枝公园北面的园岭小区及红岭中路证券部周围,逐步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火爆的股票“黑市”。后来,“黑市”不断蔓延,在深圳车站、大街、菜市场、码头……到处都有“黑市”股票摊。你可以在车站买进,到码头卖出,去街头巷尾炒差价。
      这一轮狂热,引发了第一轮政府对市场的调控。1990年5月29日,深圳限制涨跌停板10%。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6月18日,深圳将涨跌停板限制缩窄至5%。6月26日,将涨停板限制缩至1%,跌停板限制还是5%。7月1日,深圳开始实行《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卖出股票需缴纳6‰的印花税;红利所得超过银行1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由于当时的深圳股市尚处于初级阶段,供需严重失衡,大量技术改造资金、扶贫资金也涌进股市淘金,“黑市”交易猖獗,混乱无序的股市震惊全国。1990年6月,《人民日报》记者王楚写了一篇内参,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报送到了王震以及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常委那里。
      关于股票市场要不要继续试验,各方面特别是高层领导的看法出现了分歧,股票市场的存亡处于危急关头。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总行和国家审计署领导组成中央调查组进驻深圳,开始了专门的调研。
      调研结束后,1990年7月,国家审计署和人民银行给国务院写了一份《关于深圳股市狂热问题的报告》,内容既反映了当时深圳股票市场中许多不规范的现象,同时也就扩大股票发行规模、完善税收制度和规范股票交易行为提出了调查意见,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建立规范的证券交易所。
      报告写上去,国务院领导对深圳股市试点未作明确批示,虽然没说“行”,但也没说“不行”,深圳的企业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试点便得以继续进行。
      李灏拍板,抢闸开业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1990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的消息很早就传到了深圳。
      这个消息对于筹备了三年而得不到审批的深交所筹备组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按照当时的国情,一旦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开业,深交所在短时间内就很难得到审批,甚至可能最终得不到审批。因为中国证券交易市场的试验田很可能只有一个,即上海证券交易所。
      此时的深交所筹备组已经被逼上了绝路,想要绝处逢生,就必须具备非凡的胆量和智慧。禹国刚回忆说,1990年11月22日,李灏、郑良玉、张鸿义等市领导来到国投大厦15楼,视察深交所筹备工作。李灏同志一进门,还没坐下,便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今天我们可是来拍板的!”禹国刚当即表示,“市里今天定下来,我们明天就开业。”
      会上,王健和禹国刚将深圳股市当时的混乱情况再次进行了汇报,重申了事情的严重性。此外,还汇报了深交所的筹备情况,并当场做了演示。筹备组一边做演示,王健和禹国刚一边介绍说,“现在一切就绪,完全可以开业”。
      演示中,电脑显示屏上不停地出现着各种数据,滴滴嗒嗒的闪光吸引着李灏等领导的兴趣。最后,筹备组的人解释说,因为实现了自动化撮合、自动过户,大量的人为搞鬼便没了机会。直到此时,李灏心里有了底,随之最后决断:“深交所12月1日开业!今天就拍板定了!”
      事隔多年以后,禹国刚还对李灏当时的胆魄和智慧颇为感叹。他说,先斩后奏,深交所在没有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开业,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最危险的就是有可能被强行关闭,如果那样,深交所从此将不复存在。
      但抢先开业又透露出无比的智慧,因为当时的深圳是特区,是试验田,完全可以用实验的名义开业,再不行就说成是试业,这样即使尚未拿到批文,也一样可以说得过去。
      万米高空之上的高端谈话
      一次重要的谈话对深交所的正式成立起着重要的作用。1990年11月28日,深圳经济特区和珠海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来到珠海。江泽民与刘鸿儒(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约好在回北京的路上专门谈谈股票市场的情况。
      刘鸿儒在后来的回忆录《突破》里详细地描述了这次“万米高空之上的高端谈话”。交谈方式是江泽民问,刘鸿儒答。
      江泽民问,股票市场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刘鸿儒根据当时的情况回答,现在95%都是散户的钱,是老百姓掏钱买的股票,这并没有影响所有制,因为60%的股份仍属国家和集体单位所有。
      江泽民再问,股票涨价以后,是谁赚了,谁受损失了?刘鸿儒说,只要是股票不停地涨,就都有收入。都是低买高卖。只有在股票价格下跌的时候,才有人赔钱。谁赔了呢?就是在高价位购买股票的人。但即使股票落到谁手里,问题也不很大,因为可以分红,以后还有机会涨。
      江泽民又问,股价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这么高?刘鸿儒说,这与当时的市场供求关系有关,主要是5只股票总量太小,而想购买股票的钱过多。
      临下飞机的时候,刘鸿儒说,无论如何,股票市场的试点还是应该继续试下去,否则我们在全国、在世界面前无法交代,改革不能后退。现在在没有获得经验的情况下,股市可以暂不扩大。请相信我们会有办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资本市场发展道路。但股票市场非常敏感,我们又没有经验,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希望不要一出问题就戴政治帽子,那谁也不敢干了。江泽民听后明确表示,可以把上海、深圳这两个试验点保留下来,继续试验不能撤。但是暂不扩大,谨慎进行,摸索经验。
      深交所的正式开业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低调开业了。出席开业仪式的人很少,时任深圳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的董国良兼任深交所监事长,王健、禹国刚担任副总经理。
      同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成立。事后多年,常有人问到同一个问题:深交所和上交所到底谁先开业?事实是深交所先试业,上交所先拿批文。两者都是第一。
      和上交所盛大的开业不同,深交所的试业是在静悄悄中进行的。当天,深交所铜牌上的红布没有开启,出席开业仪式的最高领导是董国良。
      江泽民和刘鸿儒在珠海谈话之后,江泽民回北京又作了进一步研究,还请了周建南来深圳进行调研。周建南一行专门深入地了解了深圳股票市场试点的全过程,并全面、准确地向中央汇报了股市利大于弊的情况。此外,这一年深圳和上海因“股票热”所出现的种种情况也都说明,建立集中统一的交易所和有效的清算系统已刻不容缓。
      1990年12月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逐步扩大证券和股票发行,并严格加强管理……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建立和完善证券交易所。”在这方面,深圳和上海都做了大量积极的筹备工作,条件也成熟。
      1991年7月3日,深圳终于为领到了“准生证”的深交所热热闹闹地举行了正式的开业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广东省代省长朱森林、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汤丙午、深圳市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周道炯等均出席了开业庆典。庆典场面盛大,与1990年未取得“准生证”时的开业典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清晰了解一个市场的产生原因、发展历程、监管者态度、存在问题等是一个市场参与者必需的储备,是把握市场规律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本书很好的提供了以上内容。尤其有价值的是作者对目前资本市场的一些问题都进行了分析,以刘鸿儒的身份,他的观点也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官方的主流意见。值得关注的是:<1>债券市场和B股这两章;<2>书中体现的市场化为主的改革思路。比较有趣的章节是描述1990年沪深两地建立证券市场的部分,究竟谁是第一家还有这么两全齐美的解决方案。总的来说,今年是证券市场建立20周年,读到这本书还是很感慨的。
  •     不忘二十年前的突破
      
      ——《突破》书评
      
      蒋飞\文(原文刊登于2010年8月10日出刊的《第一财经日报》A13版)
      
        从1990年沪深交易所试运行,即集中交易的市场开始出现时算起,中国证券市场已经走过20年。对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而言,20年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若从二十年一代人的角度看,这段时间已经太长,对多数亲历者而言,重大事件的进程或许仍历历在目,而细节则已然模糊。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下称《突破》)一书就为我们提供了还原历史细节的手段。
       《突破》由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编著,大部分文字来源于他本人的回忆,以及过往发表的讲话、报告和见报文章。作为跨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的金融管理工作者,刘鸿儒参与了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初创的整个过程,该书对这一阶段重要问题作出了细致的回顾和解释,同时也反映了来自基层的重大事件和现象,如红庙子市场和1992年深圳“8·10”事件等。
       此外,该书还披露了刘鸿儒本人鲜为人知的一段经历。1955年他被派往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攻读经济系研究生,其中花了一年时间研读《资本论》。这段经历对于刘鸿儒理解计划经济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为他此后参与“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股份制”的论战提供了理论基础。
       我国内地股份制公司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的,1989年经济整顿以后,股份制试点得到完善和提高。但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推行股份制试验遇到了许多阻力,主要是股份制出现了不规范的问题,许多人反映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等。当时,姓“资”还是姓“社”成为争论的焦点。
       这时,刘鸿儒查阅马列经典,最后在《资本论》中找到了一句话,即“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刘鸿儒说,括弧里面这句话十分重要,因为它明确指出股份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以利用的。随即他的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
       在一代人的努力下,股份制的理论问题得以解决,此时股份制企业发展已如一江春水。但新问题接踵而来——老百姓和企业手里的股票,需要一个流转的市场。当时从上海、深圳到全国各地,从中小企业到大型企业,自发的股票发行和证券市场在一些地区泛滥起来。其中成都红庙子市场可以说是全国自发市场中最大、最乱的,各种有价证券都在交易,各单位不遵守法规随意发行股权。刘鸿儒曾亲自到那个市场去调研。
       这些现象加上后来的深圳“8·10”事件(因群众误解认购表的发行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等,引起了高层对证券市场发展热潮的反思,并直接促成了中国证监会的成立。在证券市场建设的问题上,思想也统一到宜先搞好深圳、上海两地的二级市场。
       2000年,当证券市场迎来第一个十年的时候,刘鸿儒撰文对这十年进行了总结,其中的一些建言,现在看来仍颇具洞见。
       他以“8·10”为例说,提高市场化水平、增强透明度是防范风险的要害所在。在刘鸿儒担任证监会主席后,他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敞开供应认购表,还把它印到报纸上,剪下来就能用。这种做法在青岛啤酒的发行中首次应用,结果是万分之六的中签率使群众在透明的市场机制中受到了教育。
       又如对于2001年的股市大讨论和《基金黑幕》等揭露性的新闻报道,他站在市场建设者角度呼吁看到成绩和主流的一面,反对全盘否定。
       我们不妨聆听这位年届八旬的长者,有了包括他在内的一代人的勇气和智慧,才能为我们开创出今天脚下的道路。
      
      
  •   能学习一下就好了
  •   刘鸿儒,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校长。
  •   该书已经入围2010第一财经\信诚基金年度金融书籍(欢迎前来加入我们“年度金融书籍小组”http://www.douban.com/group/28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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