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场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陈集益  页数: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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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1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去。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伤,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年初秋

内容概要

  陈集益具有南方人的灵气,收敛而有韧性,作品却有针扎般的感觉。他的小说可分为历史叙事和现实叙事,前者主要是父亲“系列”,后者主要是写当代年轻人的生活。  陈集益作品中现实性与寓言性的暗合和联结都来自生活本身,是流动的生活及其多面性使人产生的联想,其奇特的想象力,总是能和许多具体、精准的生活描写结合在一起,这在当代青年作家中至为难得。  《野猪场》主要收录了《洪水、跳蚤》、《城门洞开》、《野猪场》、《阿巴东的葬礼》、《瘫痪》、《告别演出》、《恐怖症男人》等作品,供读者朋友们欣赏。

作者简介

  陈集益,男,1973年生,浙江金华人。1998年开始写作。2007年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迄今已在《十月》、《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天涯》、《山花》等文学期刊发表小说六十万字。有作品被《小说选刊》转载、收入选本。2009年获《十月》新锐人物奖。2010年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奖。

书籍目录

总序:序:在历史交接的界面上洪水、跳蚤城门洞开野猪场阿巴东的葬礼瘫痪告别演出恐怖症男人和抑郁症患者在一起

章节摘录

  长年生病的父亲躺在床上,渴盼着天下大雨。大雨来临之后,他总要叫我和姐姐去河埠头看看洪水来了没有。洪水是可怕的,泥沙俱下,骇浪涛天,在倾斜的河床上如游龙翻滚。村里人站在高高的山坡上,他们的心情跟父亲恰恰相反,洪水溅起的浪花和拍击河岸的巨响,让他们担心灾难的降临。  他们回忆起了一九七三年的那一场洪水,金塘河两岸的稻田被洪水淹没,洪水冲毁了桥梁,漫到了村子里,酱色的浑水里漂浮着动物的死尸,庄稼的秸杆,支离破碎的木头,还有人畜的粪便。那一场洪水把我们村里的十五头猪、四头牛、三口人吞进了肚子,若干天后他们在下游的水库里浮了上来。可以想象,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哭声在水库边的油泥里打滚,使平静的水库不再平静。那一场洪水被村里人口口相传。  那一年,我三岁。我的父亲就是我们村那三个被洪水冲走的人之一。母亲得知父亲落水的消息后,一手拉起比我大四岁的姐姐,一手抱起年幼的我,一路上,母亲的哭声、身体的战抖比凶猛的洪水更叫我恐惧。我是在母亲的喘息和自己的哭泣声中睡着的。睡着之后,母亲将我用一条破烂的围裙捆绑在她的背上。此后的景象,我如同在一条漆黑的隧道里穿行。  父亲是落水者当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在急速的洪流中抱住了一根圆木,直至河流的拐弯将他送到了河心的一块岩石上。父亲在这块被洪水包围的岩石上,在饥寒交迫中和芦苇丛里的水蛇、蚊子、疲倦战斗了三天两夜。当洪水消退,父亲被人从岩石上救下来,他已经站不住了,腿软得像两截腐烂的肠子。更要命的是,父亲的肺被冻坏了。他虽然没有死,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汹涌的洪水在他的胸腔里继续泛滥成灾。他咳嗽、哮喘,呼吸困难时,只好蹲在路边,眼睛翻白,满头大汗,嘴角挂着黏糊糊的痰。  父亲的病让他挣不到工分,家境一日不如一日。从三岁到分田单干,其间正是我记事的开始。我记得父亲半夜的咳嗽怎样将我吵醒。他的头从床沿上垂挂下去,脖子伸得笔直,母亲不安地拍打他后背上的骨头。父亲需要很多的力气和很长的咳嗽,才能在声嘶力竭之后吐出一口痰。他每吐出一口,就像打完一场战争,他告诉母亲窒闷的胸口舒畅了,他没事了,劝母亲躺下睡觉。母亲等了一会儿,然后才熄灯睡觉,不料光亮一消失,父亲的咳嗽就像黑暗卷土重来。父亲常常因为怕吵醒我们而将自己憋得身子发抖。  父亲不得不相信医学的力量。他开始服输,习惯别人的目光,此后看病、吃药成了他活下去的重要前提。我家的抽屉里逐渐塞满了父亲吃剩下的药瓶、药盒,厨房里飘浮着草药的怪味。一段时间之后,父亲的病却不见断根。由于经济拮据,父亲决定让母亲自学注射,这样可以省下不少费用。母亲的双手是干粗活的,当她拿起小小的针筒,颤抖的手如同狂风中的枯枝,她没有勇气将尖利的钢针扎向丈夫的皮肉。  我的父亲软硬兼施,百般诱导,将裤子一遍遍褪到臀部以下。他的不厌其烦和不怕流血的决心感动了母亲,母亲在父亲的指挥之下寻找钢针落脚的地方。尽管父亲的屁股已经被赤脚医生扎得稀巴烂,但是母亲在几个肿块之间还是找到了一处柔软的组织,她将手中的钢针瞄准了那个地方。最后,我看见大汗淋漓的母亲将针扎了过去。在那个瞬间,父亲做出了痛苦的表情。  没有想到母亲自学注射的第一针,针就断了。父亲扭身拔出了弯曲的针头,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母亲却跑到一边。伤心地哭个不停。  一九七三年的洪水夺走了父亲的健康,给我们家带来了疾,病,疾病又给我们家带来了痛苦。紧随而来的是贫穷,贫穷比疾病更可怕。我们的肚子终日饥肠辘辘,唧唧咕咕的声音听起来像一首歌曲,却是对肉体和意志的双重折磨。饥饿成了一家人最大的敌人……  或许是事物之间都存在辩证关系,父亲的脑子在他的体力衰退之后,似乎变得更加活络了。关于这一点,连村里人都看出来了。当父亲提着篮子,在一些别人没有想到的地方摘回来鲜嫩的蘑菇或者可口的野菜,人们会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他:我们怎么就没有看见呢?  父亲一面要与疾病作斗争,一边还要与饥饿去搏斗。父亲在无米下锅的窘迫里,拿一根玉米秸咬一口,尝尝是甜的,就递给孩子。总算心里好受一点。还有南瓜叶、番薯藤、芭蕉头,一度成了我们家做泡饭的材料。我记得我家屋后的水坑旁边原本有一片芭蕉林的,后来芭蕉林渐渐死光了。原来是父亲背着村里人把芭蕉树挖起来,切下头吃了后,又把秆子栽在泥巴里。  记忆中,只有家中来了亲戚,才会吃到一顿有油的菜。那油不是猪油,是平时舍不得吃的菜油,菜油是油菜籽榨的。但家中来了亲戚,往往会带来一包鸡蛋糕,或者一瓶罐头。它们的到来让我心旌摇曳。我真不敢相信世上竟有如此美妙的食物,以至现在我还经常到小店里去买鸡蛋糕和罐头吃,但现在的食品再也不复当年正宗了。  最难忘的是那些吃到肉食的日子。这样的日子除了过年过节、红白喜事,往往遥遥无期——然而,我们还是吃到了肉食。事情就是这样,有时候一顿突如其来的肉食犹如不请自到的远房亲戚。简直叫人没有心理准备。那时候,我们的面容与其说是面黄肌瘦的,不如说是眼放绿光、面露贪婪的。我还记得这样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家的屋檐上出现了一只黑黄相间的公猫。它像天外来客只停留了片刻,然后消失在高高耸起的宗祠屋顶。父亲在它离去之后,显得魂不守舍。他拖着病躯,向人打听猫的去处,村里人的回答让他断定这是一只从外村跑来的猫。  接下来的一天,父亲倒腾起了一副绳套,一天里他的牙齿数次咬破了腮帮子,鲜血直流,他激动地说:“牙齿咬到腮帮子。有肉吃,有肉吃。你们不想吃肉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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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陈集益:《野猪场》
      
      在先前为集益写的一篇印象记中,我曾以《从夸饰到朴实》为题对他做过简要的概括。在那篇文章中,我这样评价他初期的作品:这些小说虽然还带着某种硬做的痕迹,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它们是无弦琴,是第六根指头,是那种踪影无定的不明飞行物,有点剑走偏锋、我行我素的味道。它们散发着怪异而又沉重的气息,既有反常的一面,也有写实的一面,几乎每一篇都能看出作者在别有用心地越位或出轨——他以超乎寻常的想象力确立了自己的叙事维度。他的这些早期作品或写生存之谬,或写人性之恶,或写命运之无常,皆有出其不意之处,作者似乎总能不露声色地把你带进他的太虚幻境,让你不得不与另一种真相拔刀相见。
      同时,我也在那篇文章中这样评价他近期的作品:我的看法是,他对文学、对写作的看法已不再极端,他以清醒的“转变”呈现了“另一个自我”。所以,他不必再“硬做”,不必再用乖戾、浮夸的情节标新立异,只消深入到生活的腹地,忠守内心的真实,就可举重若轻,写出得心应手的小说。看他今年发表在《中国作家》等刊的《洪水、跳蚤》等多部作品,你会发现,集益已变成一位“非常规矩”的小说家,他告别了“虚伪的形式”,走向了更为广袤的话语空间。单从题材上看,集益归顺了当下十分走俏的“底层写作”,情节合乎逻辑,细节经得起推敲,集益不仅把故事拿捏得合榫合铆,而且将更大的荒诞化解到了整个文本中。集益的写作实践恰恰说明,他模仿现实,但没被现实掩埋,他以自身的体恤和温情参与了那种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的“存在”,他的笔触因之如丝如缕,能够牵缠你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现在,通读集益几乎所有的作品、辨清其写作顺序之后,我不得不对上面的印象给予修正:对集益小说来说,夸饰/夸张与朴实/写实并非一种简单的风格变化,而是同时甩出的两把刀子,二者一虚一实,互为掩护,足以把你带到真假难辨的情境中,让你既可贴近大地长歌当哭,又可振翅高飞笑傲长空。的确,虚和实都是表相,集益小说中始终都埋藏着一颗赤子之心,无论怎样写,无论写什么,都倾注了他最为真挚的感情,他的作品由此超越各种流俗和教条,诚实地表达出他对生活/生命的认知和体验。
      迄今为止,其实集益主要写了两种小说:一种写乡村,一种写城市。也就是说,他的小说基本都以吴村和北京为背景:当他写“村里的事”时,倾向于写实;当他写“城里的事”时,则偏重于写虚。所以,我们可以从题材上把他的作品概括为“吴村故事”和“北京怪谈”。很显然,无论吴村还是北京,都与集益有着直接的联系,它们对应着他的过去和现在,共同承载了他的全部生活,选择它们并且将其真实的名字植入小说,自然表露出一个写作者的立场和心态:他注定要调动自己所有的激情,注定要投入自己最诚实的情感,只有将自己完全融入其中,才有可能建构出属于他的吴村和北京。
      正因如此,集益的“吴村故事”一开始便显示出浓郁的“追忆”色彩,作者像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总是要想法设法把你拉到他的“故事”中。他的小说大都非常鲜明地带着“述说”的特征,往往一开头就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把你引入一个充满困苦和伤痛又生生不息的村庄。在这个穷僻、孱弱的小村里,有的人被烧酒、病痛、“鸡肉的味道”折磨了一辈子,有的人被饥饿、恐惧、贫困压得喘不过气,还有的人被金钱、权力、身份改变了心性和面目……他们大都是一些命贱福薄的人,哪怕终于苦尽甘来,也常会乐极生悲,祸从天降,希望颠倒为绝望,绝望毁灭为一幕悲剧。比如《城门洞开》中的陈纪年,为了实现进城吃商品粮的梦想,“一生都在跟他的身份作对”,可是当儿子终于成了城里人娶来了城里媳妇,他却无可救药地发疯了。再如《野猪场》中的两个年轻人,揣着发财的梦想到山里办野猪场,然而他们费尽千辛万苦养“野猪”,却养出一场灾难:双双锒铛入狱,断送了美好青春。不难看出,集益笔下的吴村总是包裹在一团愁云惨雾中,几乎每一个故事都记载着苦难和悲怆,那些不幸的人,倒霉的人,似乎总有难以摆脱的噩梦,对他们来说,“吴村”乃生身之地,亦是葬身之地,这个村庄给他们阳光也给他们洪水,这个村庄就是他们的命运。而对于集益来说,即便他背井离乡,那个“吴村”仍旧如影随形,成为他取之不尽的写作资源。在遥远的北京重构自己的故乡,使得集益既可充分利用冷峻的长镜头进行客观叙事,又能灵活运用近焦特写进行细致入微的主观创造,他的“吴村故事”便也入情入理,为我们虚构出“一个真实的村庄”。
      如果说“吴村”是作者自己的村庄,是他一个人的村庄,那么集益小说中的“北京”则是别人的北京,是与自己疏离的北京。与“吴村故事”相比,“北京怪谈”数量不多,也就四五篇的样子,却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荒诞写法,透过作者提供的魔镜,出现在你眼前的是另一个北京。在这里,你会看到:江郎才尽的外省文艺青年竟然下了一颗可怕的蛋(《蛋》);令人恐怖的“鬼”竟然是一个整日躲在箱子里的恐怖症患者(《恐怖症男人》);三轮车夫的身体竟会产生强大的电能,并因此被人抓起来发电(《疯狂力必多》);一个心灰意懒的“北漂”在都市生活的压力之下终日研究冬眠的办法,并试图在北京郊区挖个洞冬眠(《和抑郁症患者在一起》)……这些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说别有用心地“造假”,一本正经地滑稽,留下的是欲哭无泪的辛酸。不过,集益越是反现实,越是暴露他内心的现实,通过那些稀奇古怪的“外省人”,正可折射出作者本人飘移不定的异己感,虽然在北京生活多年,虽然受惠于这个时代,然而他还是一个没有归属感的“局外人”。所谓“怪谈”,不也是一种实话?
      实际上,不论吴村还是北京,无论写实还是写虚,集益埋下的情感线索是一致的。虽然出现在他笔下的人物不是很猥琐就是很失败,但是作者并没有摆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优越感去审判他们,他舍得倾出自己的经验,也舍得支付自己的感情,因此他塑造的人物即便有缺陷、有毛病、有污点,却从未丢失作为人的尊严,哪怕变成一头黄牛(《正在消失的父亲》),或者烧成一包骨灰(《阿巴东的葬礼》),也有其不可亵渎的灵魂。是的,如韩少功所言:“最大的主义其实是诚实的主义,与放辟邪侈无缘。”[1]集益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吴村,有一种朴素的原型意识,便也守住了那个“生长着想象的源点”[2],所以无论驰骋在吴村和北京之间,还是游离在荒诞与现实之间,他的小说都与生活血脉相连,他的人物也都有一具实实在在的“肉身”,他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从自己心里剜出来的,载着他的疼痛,也带着他体温。
      集益曾说,他不想把自己的爱与恨藏在文字背后。读他的小说,可以很容易看出他的立场、他的态度,他不用暧昧掩盖肤浅,不拿“底层”充当垫脚石,他把他的爱与恨流淌在笔端,只是把泪水流在了文本之外。正因怀着一颗内敛的慈悲之心,集益的小说才蕴藏了不愠不火的张力。他把弓拉满,却从不将箭射出,而是把弓弦徐徐松开,将箭收回囊中——引而不发更可撼动心灵,他以克制、不动声色的语言悄悄收拢了你的忧愤和颓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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