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天知否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陈徒手  页数：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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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当事人的口述．以及大量档案、会议纪录和口述史料，真实地再现了俞平伯、沈从文、丁玲、老舍，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等作家在一九四九年后的遭际和故事，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让读者了解到那些尘封的如烟往事。
作者以一种极大的善意敬意写这些离我们不远的作家们，不溢美也不隐恶，不粉饰也不歪曲。于是，读者就可以从本书中发现许多生动鲜活的、却也是强大而可畏的真实，进而可以揣想，有哪些真实可能是被有意无意地删略了?

书籍目录

善哉
人证与史证
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
丁玲的北大荒日子
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
郭小川：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浩然的历史场
严文井口述中的中宣部、作协琐事
林希翎女士
果戈理到中国也要有苦闷
后记
再版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善哉新时期到来，大家对假大空烦透了，提倡说真话。一声“真格的”，无不喝彩。向真、仿真的自然沾光，连乱真也能“炒”一阵子。知识分子有个天职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响，是失职；若做假，是渎职，严重了还是公害。但知识分子深知说真话的难处，那不是好玩的，搭上自家性命都不稀罕，因此又有商量；真话不能说的时候，也不说假话。沉默未必真金，可有含金量。说真话的文字与日?增，虽不见得势不可挡，但不可逆转，已如春水东流。捎带着泥沙俱下，草叶纠缠，暗礁回旋本不可免。好比千百人四面坐着，同时同地同看一场球，人人是见证人。你喊了好球，他看见犯规动作，这嫌哨子吹跑了，那挑吹早了，吹漏了，吹腻了……都可以是座位不一，角度不同，人人亲眼所见，各各参差。史家与作家，又有“英雄所见”“大略不同”。史家以为史无“如果”，不能“想象”。也有竟把“虚构”与“戏说”一同挨“嗤”。有不搞“主义”的，有不取值道德的，有拿人说事的……。有作家说：史书除人名是真，别的都是假的；小说馀人名是假，别的都是真的。电视有个栏目开头说：历史有两种，一种是理性的历史，写在史牛上；一种是感性的历史，在艺术作品里。这两种要是打起官司来呢?电视不管，或者没有官司好打，原是大路朝天，各走各边。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是一个很受注目的职业，文学曾经时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发动大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由头或藉口，文学成为政治的风向标、晴雨计。作家的戏剧性经历后面隐藏着的是中国的社会变迁史，也是人性的证明。陈君的文章就是现当代中国的重要的“人证”。而且他的文章写得细，生动，材料挖得深而且常有独得之秘至少是独得之深与细，他的文章十分好读。　　——王蒙《人有病，天知否》以大量原始材料独家报道了沈从文、老舍、丁玲、俞平伯等作家1949年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所采用的大量原始档案和往来书信均为第一次面世，属于绝对的独家报道，向人们展示了许多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渴望了解的关于个人和中国文坛的“故事”。　　——孙郁

编辑推荐

《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抒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人与岁月”丛书于是应运而生。

用户评论 (总计93条)

•   真实反映49年后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好
•   喜欢这样做学问的。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并且以访谈为主，感觉更为真实。观点全摆出来，对与错由读者自定。很好！
•   这是新中国文坛上的悲剧，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极左路线下，遭到了无情的打击，不公正的对待，使他们的才华过早的逝去。在那个年代，本书所反映的这几位只是那众多受迫害者中的沧海一粟。我们要认真的反思那个年代的许多问题，肃清其影响，还需要人们去努力！
•   知道了中国文学真实的一面。
•   看到沈从文篇的最后哭了 很感动
•   我绝这本书比这个作者13年的那本民国写的好多了
•   有史料价值，很有意义
•   历史可以忘却 却不能篡改 有些东西 我们要铭记在心
•   我把这本当成了一本了解当年大知识分子的书，没事的时候翻翻，感觉那个年代的无声的刀光剑影。
•   中国特色。
•   中国社会人文环境就是这样被污染的
•   原版已买不到，这本增订本很不错
•   个人回忆、个人历史反映大时代。最近一直偏好这方面的文字，不错看。
•   越读越有味
•   切入歷史細節，很好
•   一本值得认真读的书
•   之前找了好久的书，终于又出版了
•   快递速度还行，书本很好，奶奶很喜欢。一直都在当当买书，物美价廉！
•   书的质量很好，内容也很有价值，很值得一看
•   本书对1949年后文坛的一些事情做了披露，让人了解了政治对文学创作和作家生活的影响，有一定意义。但资料堆砌多，影响了阅读快感。
•   看过《典型文坛》，里面多次提到这本书。所以一定要买来看看。
  有收获，有启迪。
•   作者搜集了大量独家资料撰写成书，比第一版增加了几篇文章，是好书。缺点是用光面纸印刷，着墨很浅，而且多有深浅不一处，看着费劲。
•   书很好，包装很好，物流慢但是覆盖范围还不错，我这里算是很偏僻的都覆盖到了，所以基本上还算满意的
•   还没看完，正在看中。。认为绝对是本好书！
•   数质量还行，就是有点偏贵
•   内容绝对值得一看，印刷也非常好，就是给压坏了，希望下次注意！
•   这种书近来出来很多，究其根源应是出自于世说新语呀！
•   没有特别好看，一般般
•   沉重了点
•   很多的小故事。可读性较强。看了会更了解那个时代。
•   都是有才之人，但是，在有病的年代有才之人变成有病之人。
•   这本书已经买了N本，都被人拿走了，很深刻的一部著作。
•   写的一般，就是掌握了第一手的材料。
•   很好的题材，读起来还是很沉重的
•   很偶然的机会知道了这本书 内容很震撼
•   书中是按照一个个具体的文学巨匠来分类的，大都是一些人的口述和评价，可读性较差。
•   不错的书，正在读。。。。。。。
•   看看吧，很有意义的。
•   知识分子的命运坎坷
•   神明、民众
•   思考历史和文学的另一面
•   十年前买过第一版
•   　　人有病，天知否？
  　　
  　　一个天地玄黄般的大题目。作者凭借私人关系走访了很多现当代知识分子，但可惜的是，大量的采访与口述在作者的文字编排下，显得乏味与杂乱。很难有效的串联，对文字与口述内容的驾驭能力不足。
  　　
  　　在阅读这些老人的口述历史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口述的历史，能够作为历史么？或者说，口述历史，能够还原真实的历史么？
  　　
  　　在我看来，口述历史，最多只能作为还原历史的佐证。
  　　
  　　就好像高华先生所讲，研究林彪，对林豆豆的回忆要持谨慎态度。对于家属的回忆及评价，我们不能照单全收。
  　　
  　　可惜了这么多一手的采访信息，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亟待提高。
•   　　只是一点原文 沈从文的信件节选
  　　
  　　“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
•   　　 《人有病 天知否》，陈徒手著，三联书店，2013年5月第1版。
  　　 与《故国人民有所思》一样，还是这个题材，只是更详细了。当然，从结构上讲，比例不恰当，有长达百页的，也有短至两千余字的。
  　　 象知识分子这种臭老九，打江山时用处不大，但好歹还能跟着摇旗呐喊、打鼓放炮；一旦江山底定了，歌舞升平一下就谁都会了，谁还要他们做什么用？因此，只能在一次次运动中走向肉体与精神的消亡。欲亡其国，先灭其文化；而欲亡其人，先灭其精神。精神往往又甚于肉体。因此，结果只能是驯服。而灭其精神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发动群众斗群众。与土改时一样，只有发动了群众内斗，领导才能站在高处，坐收奇效。
  　　 这些文人们，无论是谦退无锋的，还是张扬跋扈的，结局也差不多，只争来早与来迟。用汪曾祺的话最有代表性：既感恩戴德，又诚惶诚恐。这些人都不在了，但革命传统代代传啊。
•   　　我发现，只要进入体制内生活，我的关注点便不由自主的转向。一向连新闻联播都看不懂的人，在2009年间才读懂了《1984》，以及《古拉格群岛》。在内心深处对这种体制下人的心灵扭曲和际遇离奇感到激愤，一方面又因为生存的被迫，在这夹缝中找不到该何去何从的道路。而在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其生活又集中的反映了我自己当前的遭遇和心态，这虽然没有那么惨烈，也没有极端，但是其性质和内中的运作根源是一致的。我是一个不善于从周围的人身上寻找搭救，而总是悄悄默默的从书籍的记录里，寻找一个细微的方向。
  　　一旦一个问题成为我思维的阻滞，我便很难迈动步子走路，这些就很快变成我头脑中的毒痈，让我日夜难安。在日常中，我时常像是一个漂泊的局外人，而在年龄愈加加深的时候，却越来越被动的开始，不得不注意和讨好集体中的个人。实际上，集体是没有个人可言的，这个误解我之前从来没有认识到，而当一个人可以仰头看见集体的迫感，那么生存的状态可能已经非常卑微了。
  　　一些在日常状态中看似人性中的小卑琐，在非常时期就被放大的了，他们从表面上看来是不同的，但是从本质上是一种东西。只是在类似文革活类似战争这样的状况下，人的求生本能将一切都逼的纤毫毕现，只有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一些温情脉脉才可能有生存空间。而实际上，无论是在 什么时候，丛林法则都是最终决定人类生存图景的规则所在，无论经过文明的修饰，人类给自己包裹了多少礼义廉耻的华衣。
  　　通常来说，人类中的知识分子，总是会保持较多的，或者顽抗较久的，保持他们个人，他们的本性，而这些人的沦陷或者对抗方式，又是尤其耐人寻味的。
  　　在文革中，冲击较少的冯友兰，除了北大哲学系斗争氛围不浓之外，他本身的那种全身避害的生存哲学保护了他。当别人要批评和打击他的时候，他总是能够顺着这些人的毛捋，然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被认真的接受了，不但如此，他还会针对别人的批评，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据此保住自己的地盘，双方往往就这样一来一往，打平了输赢，而达到了一团和气的目的。而私下里，他自己就利用自己学术地位所获得的特殊待遇，每周去高级饭馆吃两餐有肉的饭，保持住了体力。所以，当年很多北大教授因为激愤而死，有些饿到快死，只有他从文革中活出，长寿到了85岁。诠释了什么叫做不卑不亢，完整敦厚，保全根基，长久光大。
  　　而丁玲作为解放后风头无两的文联最高官员，却在无数次的向党表忠心而不得的情况下，在北大荒生活八年，但是总算避免了再秦城监狱被迫害致死的可能。解放后凭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后任中国文联主席的丁玲，可能正因为位置重要，成为了周扬等人认为务必拔去的钉子。当丁玲被周扬辱骂后，坐三轮车哭回自己家，从此去了北大荒之后，这个空缺的位子，就为周扬等人所占有。所以丁玲的惨剧，在于她所占据的位子。可将在人类资源的抢夺中，一个人所占有的资源越多，其所可能受到的攻击和迫害就越大。丁玲无疑是一心向党的，在北大荒时丁玲每月向组织汇报思想，据作者陈徒手所说，丁玲8年北大荒生活，文字能力不断退化，不在有趣，不在雷厉风行，改造的结果如此明显，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丁玲从北大荒会京参加会议，时人个个自危，无人敢搭理她，只有老舍问她身体可好，老舍作为人民艺术家在文革初期还一直是比较受欢迎的，直到最后突然连老舍这样的人也被拉出去批斗，所以老舍之死，跟他内心所感受到的委屈很大，也是有直接关联的。此时丁玲立刻卑微地从位子上站起来，回应老舍的问候。而49以后一直不太得志的沈从文在拍照结束后，跟丁玲说话，丁玲也不敢搭理，立刻走掉了。我在想，假如这个时候，老舍也是混的很不得志，那么丁玲也是不会搭理他了。一方面特殊年代折射出人人自危的境况，另一方面也看得出来，丁玲的意志所向，是真诚的向着党，而认为沈从文他们是不入流，不值得交往的吧。人性本是如此，叫人感觉无奈，唏嘘。此时是感觉尘归尘，土归土，气上水下，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它的规律可循。很多表面看似让人无法理解的悖理之事，多数时候只是折射了人在艰难环境中，依从丛林法则生存，而出现的必然状况。
  　　49以后，沈从文作为一个自甘寂寞在博物馆里，沉寂20年的不求进步的作家，在以往是觉得，他可能是被迫的如此郁郁，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他遵从自己内心选择的做法。“作家写他所能写，无所谓应当”，因此，写作是人内心最为自由的表达，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作品不能够纯粹，他便难以真正具有真正的价值。一个好的作家，必然不能够图解符号，必然不能遵命服务，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是自己的帝王。这是一个好作家内心的自觉，也是一种本能，写作必须达到精神的赤裸，作家最好不要受到某种生硬指使。不然，他的写作生命就算是了断。沈从文49后 曾经尝试写作但终究不成功，无论从题材还是写法上，都是不对路了。虽然当时高层对他也颇为重视，创造了条件让他写作，但是始终都未能真正写成一篇完整的东西。“我是乡下人”，这是沈从文的名言，此时他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他的语言方式，跟这个时代都是不搭的，他继续写自己，怕招致祸患，他图解符号，跟文学本质冲突，于是或许不写是最好的方法。一个陈词滥调的看法，紧随潮流，可以临时变化的写作者，写出的是用品，写作有它自身的规律，破坏这个规律的作家是不诚实的，可鄙的，这样的东西或许能够换得某种短期的现实好处，但是作品本身就只是一个工具，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沈从文受到了家里人的集体误解，所有人都投入到新社会的建设中去，只有他仍然有些问题思索不清楚，成了拖大家后腿的人。他自甘躲进博物馆，做一个淹没在群众中微不足道的分子，这个或许也是对他来说最合适最简便的生存之道。他延续自己另一个爱好，中国服装史、陶瓷史、山水画史等等，他可以日复一日的在没有办公室的午门城楼上做枯燥工作，过手几十万件文物，搜集大量专题资料，始终以寂寞保持了自己的纯粹。回看沈从文的家书，他在时代中过着最简朴生活，身处边缘地带，对当时热闹的同行，当时惨烈的斗争，有种看透一切的狡黠，也有隔岸观火的庆幸，有着内心绝大的狂妄和自尊，也有着对自我世界完整的绝大的坚守。这个人，可以说是内心如狮如虎的，但从外表来看，他怯懦，内向，整个人摇摇晃晃，不起眼。当然，他在49以后，是孤绝的，无人搭救的，只有他自己，用难以想象的力量，坚持了一个完整的自己。沈从文《中国服装史》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获得出版，而其他的专题作品，如今也不见问世。所以，这本身就是功利的世界，也无可厚非，一切都事出有因，一切也都有踪迹可循，每个人的性格早就了每个人的际遇。
  　　在一个如狼似虎的世界里，你自己是谁，你是否知道，在一个实际上从来都没有真正进化的原始丛林中，每个人坚持这饮啜同类的血，来获得自己生命的延续，而这个时候，你是选择做一个冯友兰式的藏拙的人，有进有退，守住自己。还是选择做一个丁玲式的， 向当权者奉献自己的热情，成为一个图解符号的功利主义者。又或者向沈从文，甘愿做一个底层的不足道的人，以对世界的放弃来获得自我的最大成全。我可能还是会偏向沈从文所选择的道路。
  　　在沈从文的一封家书里，这样写道，那时我的作家朋友们正在世界各国飞来飞去，参加会议接见外宾。而我清早即起床，吃一个馒头，步行至天安门，开始一天登记文物的工作，到了6点钟，从午门城楼上看黄昏日落，即步行回家。有时天雨，即披一个麻袋。
  　　从字里行间，这种生活却是富有诗意，最是一个作家本分的。
  　　
  　　
•   　　 历史没有绝对的真实。如何寻访，关乎执笔人的能耐与心思。十分欣赏林斤澜的序，他说：作家这边，身边的真实以外，还有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也许是可能的生活，也许是不可能的生活。有的作家半生蹭蹬，却不愿发生半句凄苦。这在作家，是修养，是境界，也是风格。史家若问真不真？作家反问：美不美？
  　　 看陈先生的整理资料，眼里闪过一个个老先生们，会想起一句话：“安危显大节，琐事见性情”，只是，只是，更多的，是想起孤独。怎么也忘不了沈先生那封未发出的信：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孤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望……
•   　　 “一声鸡啼，一辆水车，一个花瓶，几茎小草与几叶浮萍，勾起作者人生行路难的幽微感喟。”这是《沈从文散文选》中编后记里的话。总觉着这里面有那种“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的味道。
  　　 的确，沈从文的一生是寂寞的。寂寞也是一种美德，也是做人的品位。
  　　 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倡过大众风格和通俗文艺，那是一种为了权力而战斗的精神火药或暴力美学，充满了践踏一切柔软的咬牙切齿，四溢着诋毁一切精致的粗俗。看上去生性懦弱的沈从文先生，在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中，之所以曾选择过自杀，或是源于他在审美上与毛式暴力美学的格格不入。
  　　 沈从文在审美上的敏感、细腻、雅致和忧郁，如同湘西山间茂林中的溪流，有种清澈透明的深邃，根本无法忍受从红色延安一路滚滚而下的暴力浊流。何况，那浊流不是黄河之水的天然浑浊，而是混合着独裁者的残忍和无辜者的血泪的浑浊。
  　　 沈从文先生在他近一个世纪的金色年华里，以无比惊人的毅力，独守寂寞，专心致志，竖立了两座耀人眼目的丰碑：一座是属于文学的，一座是属于考古的，都一样光芒四射，永照千秋。
  　　 他从文学上大撤退时，还是表现出了难于割舍的依恋之情，几乎是含着泪水说：“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听起来，真是催人泪下。
  　　 我们可以想象着一个人，在热闹的大都市中，在彬彬有礼的文化人的圈子里，他是那么的孤独，那么的寂寞。他总是发现，自己虽然穿着城里人的衣服，用着城里人都用的物件，甚至，说一些城里人的话，可怎么也难以放弃自己乡下人的本质；他总是发觉，自己的创作底蕴无人知晓，他缺少同伴，缺少知音。一个乡下人，没有了土地，没有了林木和水流，他是真的寂寞着。
  　　
  　　 人群中，他孤独的站着，并一再的感叹：“乡下人太少了！”
  　　
  　　
  　　如今，沈先生静静地卧在故乡的土地上，日夜聆听沱江的歌声，总不会再感到寂寞了吧。尽管他痛苦过，他徬徨过，但最终赢得了胜利。正如他所说：“一个战士要么战死杀场，便是回到故乡。”
  　　 是的，他回到了故乡。家乡人民将其骨灰安葬在“听涛”山下。沈家主动自理安葬费。
  　　 只是，走近沈从文先生墓地，我倏然感到一阵酸楚。这座一如百姓墓，甚至不如一些百姓墓的坟墓，远远边缘于我的想象。坟墓没有围栏，也没有传言中的五彩玛瑙石墓座墓碑，只是极随意地在长满荒草的土石间。说得明白些，就是一块简单的碑石，状如云朵，周围没有宏伟的雕塑和阁楼，也没有一排排青松翠柏。
  　　 也许，这正是先生所希望的罢。“听涛”山距离县城中心一公里半，正所谓远离闹市，环境清幽，四周是青绿的树木，山下是脉脉的沱江之水，岩泽气通，也算是清净了。
  　　 碑石的正面，是先生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碑石的背面，是先生姨妹张充和撰联并书：“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墓碑前，落花散落一地。除了满地碎花，还有一排整齐码放过的烟头——那大概是来找先生“忆往西，述衷肠”之人留下的，烟头之多，可见那人逗留之久。
  　　 有一年四季开不败的鲜花伴着他，一个个崇拜者的脚步走近他，这也算是莫大的安慰吧。
  　　 现在他寂寞地守候在家乡的土地上，或许他什么也没有再想了，他实在太辛苦了，让清清的沱江为他唱着歌儿，他在歌声里闭上眼睛睡了……
  　　
•   　　看这本书的过程中，心里一直在呼唤一句话。这一句话直到翻到《林希翎女士》篇章末尾时才清晰开，因为此篇章末尾的一句话极贴近我心里模糊的那句话---提起林希翎这个名字来，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了，也没有兴致去打听。我却忍不住想问，这个曾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叱咤风云一时的人物，是否应该被人们记取呢？
  　　
  　　“当年北大政治运动的中心地---大饭厅已经全部拆毁……1957年鸣放时这里热闹万分，成为世界瞩目的新闻焦点……隔了半个世纪，在有些妩媚的春光里，她在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革命’现场找不到记忆中的一点痕迹……”
  　　
  　　“林希翎在小平房里翻着这些涉及个人坎坷命运的复印件，半天不出声，只压低声音问了一句：‘一生如此，值得？’……”
  　　
  　　这些又让我想到此书在讲述郭小川的一生时提及到的一个人，这个人在我这学期选修的乒乓课上祖师爷也提到过。听祖师爷说起他那时，是第一次；抚书看到他名字时，心里跳动了一下。那人，有谁听闻过？我们年轻的一代，了解么？那人，庄则栋。中国乒乓球第一人，第一位在国际上拿到冠军。独创中近台两路攻法。推动了中国乒乓的神奇之路。有一些国家的人认为这是世界乒坛里程碑的地位。然而，十多年前国家体委评选出的建国五十年最优秀运动员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
  　　
  　　为什么？他钦佩郭小川，视郭为偶像。可是同时他又被江青青睐。一位简单、单纯的人，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不容自己的评断，一切听上级【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包括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的社会环境统统如此】。
  　　
  　　“笔者问起当年批王猛、郭小川的事情，他眯着眼，在暗红色的夕阳光线中颇为深沉地说道：‘江青插进来了，你说我听谁的？江青说王猛是大军阀，说郭小川是修正主义分子……’”
  　　
  　　对文艺有独特见解（的确当下很少见）的江青的某些角色被后人无限扩大。历史的涂抹性有时使人模糊了真实，也许一辈子也解不开。历史实在太复杂了，所谓历史教科书不过一家之言，不过一剂小小的毒药。宁愿客观不做评价，让历史的复杂运满整个胸腔。
  　　
  　　过去文坛上的恩恩怨怨，细致开来，有些不免由于身处环境的无奈而造成双方或几方半辈子的仇恨的死结。
  　　
  　　过去文坛上的老人，有些在当下仍如雷贯耳，有些在当下早已化作尘沫。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中有些的如雷贯耳仅是他们一生中的某部作品，其中有些人一生仅凭一部作品撑起他长久的名誉。拨开名誉，发现血痕斑斑。文学与政治，在过去某段时间或者说翻开中国历史，因太紧密的缠绕，而奏出多少令我们扼腕的曲调，况且我们与那些老人因“时间的错位，失去了取得历史旁证的最佳机会。”
  　　
  　　又有多少在那时处于政坛、文坛中心的老人在晚年欲写却“写不出”那段历史以及其反思？不是他们反思不得，不是他们文笔竭尽，而是因为某些原因，实在有难度。
  　　
  　　看到《林希翎女士》最后一段，我实在忍不住，重新打开电脑输入了以上这些话，不吐不快。有太多被我们忘却的人，有太多我们所不知的历史以及教训和反思，这些都该怎么办？
  　　
  　　过去的殊荣，就算被记载下又怎样？后人有多少认真对待认真记忆？拿来随便当做考试答案，拿做他们的工具锻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殊荣。过去的“帽子”又如何？后人又有多少在认真反思？微博上传来传去的大多都是几年前传过的东西，而深埋在历史里的那些人有些在生存困境里苦苦挣扎，过去的黄金岁月被时间吞噬。需要记录的不仅仅是俞平伯、沈从文、丁玲、老舍、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等作家在一九四九年后的遭际和故事（我看后内心长久不得平静），还有一大团一大团被尘封的如烟往事正离我们越来越远。正如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和幸存者正远离时代。
  　　
  　　一想到这，难免觉得生之不轻，娱之不乐。人在这世界上微渺到一定境界。时间浪费在哪？生命的郑重应放在哪？想必会有些督促产生。
•   　　 陈徒手著，大三十二开平装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二零一一年一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印数一万册，系该社“人与岁月”系列之一种。
  　　 此书寒斋存有一册初版本，惜乎书室过乱，翻检不易，近期偏偏又对这段历史大感兴趣起来，只得于网上购得此册。作者在“再版后记”中有言：“此次本书再版，与出版社商量，补进了我这几年间写的几篇短文”，这其实指的应该是正文部分的后四篇，即：《浩然的历史场》《严文井口述中的中宣部、作协琐事》《林希翎女士》和《果戈理到中国也要有苦闷》，只可惜初版本不在手头，无法比照。未知其与出版社是如何“商量”的，然则在我看来，此四篇于全书来说，却多少有些蛇足之嫌。尝闻书友谓之笔法老到，此余也未敢认同，乃至怀疑，作者的文字、包括标点的使用等基本功是否过关。此外，此书写到的作家，只有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等九人，诸君固是文坛翘楚，但是否能够代表和反映彼时文坛的整体情境，也还大有问题，倘若考察一下彼时几个掌控文学体制、权力的大腕，问题就很清楚了，故而认为此书的副标题却有些大而无当了，是否使用“管窥”一类的词会更恰当些？至少是可以商榷的。
  　　 鄙意，倘说此书记录了一些彼时文坛的史实，毋宁说它仅仅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文本，它的意义恰恰在于突破。
•   　　一个受害者，往往是另一个故事里的帮凶。有视政治为生命的，有视艺术为生命的，求生则是本能。由这一本能所使的趋利避害的种种手段，可以归结为时代造成的人性扭曲，然而，很难说这就不是人性的本来面貌。当所有约束都消失的时候，许多人心底的私欲都在蠢蠢欲动吧。
•   　　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
  　　至少，威权加官僚主义加干群/群群矛盾是文革发生的必然，应反思。
  　　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
  　　至少，威权加官僚主义加干群/群群矛盾是文革发生的必然，应反思。
  　　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
  　　至少，威权加官僚主义加干群/群群矛盾是文革发生的必然，应反思。
  　　
  　　
•   　　简单的说，若说此书有魅力，那是史料本身的魅力，若说它深它痛，那些转引的部分本身就有那么深那么痛。
  　　
  　　当然堆积也是一种巨大的学问，这一次，虽不能满意，但也算有可观之处，毕竟，他是一次次落幕的现场见证者。
  　　
  　　书的题目，极成功。
  　　
  　　病人们可以选择不听、不看、不说，最终，也可以选择不想。
•   　　 一千年，在茫茫宇宙不过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人而言，“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多少次改朝换代、隆盛衰亡，都在其中。人寿数短暂，却最喜回望前尘往事，借以为鉴，免得重入先人曾做客的瓮中。种如是因，收如是果——公元两千年千禧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的书店中，悄然出现一本并不起眼的书，细看书名却颇有意味：人有病，天知否？
  　　 此名并非作者一时草创，却是一句成诗，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领导者，亦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新中国绝对的精神领袖——毛泽东的手笔。欲知出处，须追溯到1923年毛泽东赠与爱妻杨开慧的一首《贺新郎》，虽原词中并无此句，二者却有渊源。再看这书副标题：“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事”。一九四九，正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待毛泽东登高一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毛爱好诗词，人所共知，除去残缺亡佚之句，存世尚有近七十首诗词。1973年，时隔《贺新郎》初成五十年、爱妻开慧离世四十三年，毛重新修定《贺新郎》，将曾蕴藏无限心底波澜的“重感慨，泪如雨”删去，替上一句“人有病，天知否”。此时毛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一生如怒江汹涌，叱咤风云，这一句“人有病，天知否”若单解为儿女情长，或缅怀亡妻，未免牵强。老骥纵然志在千里，已入暮年。这一句病从何来，天又何指，今人已无法揣测，唯知其中杂陈五味，并举百态，蕴藉深远，意味难具言以述之。数十年后，陈君重拾此句为题，意味深长，发人深思。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在同名文章《人有病，天知否？》中试解题，“以吾观之，此‘病’似病又非病也，病者，有待改造的人性之痼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非病者，精神，灵魂之痛也，对焉？错焉？”
  　　 对焉？错焉？主席原句之深意今已难考。然而陈君所指所感，犹有其书可以参照探讨。法无定法，历史之对错亦难为我辈一时可参透，然而，此书中所记种种遭际，暗合枯荣之常，正是“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陈君文字简洁朴素，多史料而少议论，然而“秉直笔”故力透纸背。既解后来学者寻觅史料无门之苦，又足作文坛中烈火烹油、风光无限者之戒。
  　　 作者自己已有言在先，本书所记是“文坛纪事”，是“记录中国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何谓“知识分子”？《现代汉语词典》中定义“知识分子”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而在本书中的“知识分子”概念应该缩小，因特指文坛中人，与一般知识分子还有不同，他们是“写文章的人”、“做学问的人”，是传统观念中的“书生”。倘谈至“书生”，则不得不提“孔颜人格”。无需讳言，儒家于中国之影响深远，“孔颜”上自汉，下至“五四”前，始终为中国“书生”之楷模，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出自《论语•述而篇》）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出自《论语•雍也篇》）也就无愧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安贫乐道。其间不乏难耐凄凉、阳奉阴违、沽名钓誉之辈，然而即便力所难及，却仍要以此为遮羞布，甚至不遗余力鼓吹，可见“孔颜”入人心之深。腹中承载着这般文化底蕴的人们，必有一股“高士气”，这与爱国、组织、各色主义并无直接关系，不过因腹内那“累赘”的一点底蕴，本能地恪守自家操守，严谨地钻研自家学问，对政与权敬而远之。然而，在求同伐异的时代，恪守原则、拒绝盲目的代价是高昂的。正是“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于是，俞平伯留下铮铮风骨，被抄去了家、抄去了宝贵光阴。于是，沈从文失去灵秀笔墨，捧起了冷板凳，捧起了烤白薯。
  　　 耿直者贫而存风骨，质朴者屈而全人格。而另一些知识分子，在天地换了面目之际，凭了诗人的热情，文人的单纯，愿与天地同沐浴，洗涤蜕变。开始时畅快淋漓，豪气干云，欢快得蒙蔽了眼睛，却不见黑云压城，暴雨渐骤，交织成一片巨大的阴谋，待得惊醒，已经深陷其中不得自拔，不知路在何方，只得东跑西撞求一片晴朗。从“纤笔一支谁与似”到“毒草肥料”的丁玲，可怜风烛之年还须如履薄冰，言不由衷。郭小川诗冠国中，到头来苍茫大地中沉浮哪得自主，离世时一片愁云惨雾。老舍先生风光无限好，却敌不过一时间翻云覆雨之手，“呼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文以载道”，终被“道”毁，不知此“道”非彼“道”，寻一生“道”，最终竟无道可走。今人唯有祷祝人有病，天莫患疾。学者以治学为要，引钱先生一句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莫要手捧古卷，而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再借长吉一句诗：“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   　　　　十年前，我有幸开始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刊发记录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史料文章，第一次在正式人文杂志上见到了自己文字落在纸面上的模样，并大胆地使用了“陈徒手”这么一个怪异的笔名。那一年我37岁，正处于徘徊摇摆之际，拙作能被锋头很盛的《读书》使用，一下子改变了我焦虑、观望的状态，决定了我一生的写作方向。
  　　
  　　　　在上世纪80年代，我一直是《读书》忠实可靠的读者，从中滋补了很多的知识营养。对《读书》崇拜的起因之一就是与冯亦代老先生相邻相熟，他住在西城区三不老胡同一号院一单元的二楼，而我就住在一单元对过的平房里。那几年与冯老做邻居的日子，是我这一生最值得记忆的美好段落。他有事找我，就在厨房的窗户大喊我的名字，我就应声而上。一周习惯性到老人的家坐二三次，有时也帮忙做一点力气活。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冯老与老伴安娜阿姨始终那么安静地工作，冯老埋头写字，安娜阿姨在旁边帮他找资料，休息时就喝咖啡聊天。我常常觉得，这不就是夫妇之间最惬意不过的、令人羡慕的场景吗？我时常发现，作为副主编，冯老一个月之中要看不少《读书》稿件，他看得格外投入，有时遇到开心处还忍不住地指给我看。而他自己把“海外拾锦”栏目坚持了好多年，他几次说过，写这个栏目要看很多新近的、及时的美国报刊资料，操作辛苦然而确是十分值得。
  　　
  　　　　由人及屋，我对《读书》的喜爱与日俱增。对于像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在整个80年代，虽然有汹涌的潮流，但环境略嫌单一、呆板，《读书》的滋养不可或缺，暗地里成为锻造人的学识、品质的基本培训之一。
  　　
  　　　　对于我个人而言，《读书》是一座高不可攀的险峰，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在上面发稿。当1997年底、1998年初接到《读书》的正式邀稿时，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喜悦是不真实的。
  　　
  　　　　我是1993年春离开中国作家协会机关而到《北京青年报》谋职的，由于报纸工作的忙碌，几乎完全脱离相伴多年的文学圈，但内心无法忘怀一个深藏许久的念头，就是想完成一本《中国文坛运动史》的写作。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转接之中，我一边照顾刚刚出生的女儿，一边总想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在二三年间，我有机会看了不少涉及文学界学术界的资料，并走访了几十位年老体弱的当事人，获得大量第一手史料。
  　　
  　　　　到报社后，由于同文学圈脱节，写作经验的缺乏，学识底子弱，再加上自信心严重不足，我慢慢地丢失《中国文坛运动史》写作的梦想。这成了我一个心结，在岁月流逝中找不到一条适合自己有效发挥的途径。
  　　
  　　　　1997年秋天，出现了我需要永远感谢的三个人：报社同事尚晓岚、《读书》的汪晖和叶彤。当时晓岚正跑图书学术口，与《读书》诸位相熟。她把我的情况向汪晖介绍，汪晖表示对选题感兴趣，愿意谈一谈。记得在西长安街电报大楼东侧的一家清真饭馆，面对在座的三位好心人，我有点受宠若惊，说话大概是语无伦次。
  　　
  　　　　现在已想不起来汪晖和叶彤的具体意见是如何，但他们的每一次指点都使我在写作方法上、史料取材上有所明白，有所改正。在大的写作选题上，他们是放手的，到了细节部分他们又是非常讲究。正是因为他们的认真和期待，我每写一篇，都有一种身负重托般的责任和谨慎，有一种少见的写作愉悦和细心。
  　　
  　　　　第一篇《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发稿了，过了二三个月后，有一天三联书店编辑部的曾蔷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在新的一期《读书》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她知道我多年写文章不顺手的事，因而读了后特地表扬了几句。我马上赶到了三联书店门市部，拿起《读书》一口气连读三遍后才确定是自己的文章，那种奇怪的不确定感令我一时迷惑一时惊喜。
  　　
  　　　　说来奇怪，自己作为一位记者，已在报纸上刊发了几十万的文字，但是在写《读书》用的文章时，我却有重新码字重新学习的感觉。报社的职业训练使我掌握一种切入的写作方式和内在的节奏，知道了文字的凝练度和准确性，知道怎么写才能去吸引读者的关注，知道文章开头的重要性。这是报纸工作给我带来的优势，也解决了在机关思维封闭、文字单调的局限问题。
  　　
  　　　　我所写的文章体例在《读书》中是没有出现过的，我只是觉得写得顺手，有真实感，容易使故事展开或推进，时空转换方便。叶彤认可这种体例，提出了不少注意事项，让我在写作时有所戒备。
  　　
  　　　　每次确定下一个选题时，叶彤他们都会耐心听取意见，给出具体建议。《读书》诸位编辑老师学识渊博，一方面跟他们学习写文章受益无穷，另一方面他们对选题的判断也让我得益不小。比如叶彤建议我有机会接触一下“文革”中的代表人物，看看有没有采访的可能性。我有意识地开始寻找合适人物。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怀柔约稿会上，见到《艳阳天》、《金光大道》作者浩然先生，我立即趋前表明采访意图，想不到浩然欣然同意。后来我曾三次驱车到河北三河采访，获得了极其宝贵的口述材料。
  　　
  　　　　《读书》不定期的发稿安排，也让我有了从容的采访时间。做老舍选题时，和叶彤商量再三，觉得还是要避开人们熟知的角度。于是我们拟定从北京人艺入手，展示老舍话剧创作中的悲剧内涵。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查阅人艺艺术档案，走访了三十多位《茶馆》剧组的老艺术家们，写完后刚好到了发稿时间。这样写作的安排，无疑是一种技术含金量大的生活过程。
  　　
  　　　　正是《读书》的厚爱，使我在1998、1999年连续在《读书》刊发七篇左右的文章。正因为有了这段经历，使我更确定了从事史料收集的一生志向。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需要有人去梳理，不能再留下空白的遗憾。
  　　
  　　
  　　　　陈徒手，1961年生，福建福州人。现供职《北京青年报》副刊部。《读书》作者
  　　
  　　转自http://www.gmw.cn/01ds/2008-12/10/content_867884.htm
  　　
•   　　
  　　
  　　 朱健国在某文章骂了巴金和《收获》，巴金何许人？文学界的庞然大物啊，《收获》何种刊物？纯文学刊物中的代表刊物呵！朱健国胆子好大，脾气好大！
  　　 在此我先揭露一下朱的老底，俺从草原部落黑马文丛发现此名字，书中介绍他生于伯牙子期相会的汉阳琴台之郊，他的《不与水合作》书中访谈深圳经济学者何清涟，揭露张志新冤案内幕；质疑余秋雨；在此书中就已经向巴金进言了，他建议巴老退出文坛，理由为：巴老的思想已不在今日文化界最先进之立场，身体已无法领导中国文坛，您应当主动坚辞“作协主席”一职，让贤与实际办事者，将精力用在检讨文章及呼吁建文革纪念馆。 巴老是真老了，比不了欢蹦乱跳的王朔，王能浑不吝地四处出击，巴老只能是生闷气了。在我眼里朱先生成为一个趁火打劫者，思想者的思想很不健康。在他眼里仿佛只有一条思想者主线：李贽、鲁迅、顾准、王元化、遇罗克、张志新估计还有李锐。.他批驳总扯入的话题是文革。腐败，下岗。知识分子自由等，这不能说不对，诚然他是个知识丰富的杂文家，可他有个缺点就是把真把自己当成思想家，他不知道肯定否定什么，利用了许多知识资料来钻牛角尖，最后也没阐述出什么。他在反击巴老的文章中提出：为什么‘真诚的’郭老（沫若）在文革中不向巴老做一些提醒暗示？简直太滑稽了！那个时代谁说的清，谁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呢？
  　　 其实文革在1942延安整风就开始了，悲剧的理论家王实味在《谷雨》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他的文章叙述了当时歌舞升平“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真实现象，他还主张艺术家责任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这与欣欣向荣的主潮发生强烈冲突。1947年2月陕西兴县，王被削掉头颅，鲜血迸溅。解放后胡风等写了一批鲁迅式杂文，被钦定为反党集团。。。新的时期需要新的御用工具，哪里容你半点真言？老舍先生写的《茶馆》、《春华秋实》、《龙须沟》等作品被一次次删改，一次次被停演，需要路线原则啊，有些人认为《茶馆》中流露了“今不如昔”、“怀旧”、“影射公私合营”、“反社会主义”后来在剧本中加了大量口号，招牌，就是为了突出什么。1966年夏，那些红卫兵用皮带、皮靴、唾沫、木刀来残害一位有人情味的老人，他的头被打破，眼镜被打飞。后来在派出所又将人民的艺术家轮番毒打。8月24日晨，老人和自己的孙女告别后，绝望地投入太平湖。
  　　 我曾看过一本书《人有病，天知否》内文的事件令我糊涂，书里全是整人的篇什，尤其文人整文人，里面充斥着这些名字：周扬、冯雪峰、刘白羽、秦兆阳、浩然、艾青、胡乔木、郭小川、邵荃麟。没有深处那个时代甚至是亲历者是不会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说不清谁整谁？
  　　 其中印象很深的有一段：“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草明、阮章竞、雷加、黄纲等到《人民日报》请愿，一定要公开批判我，我跟他们有一些恩怨，跟草明原来关系不错，但文革造反造错了，我不理她，她记了我的事（浩然语）。”
  　　 在那个时代果戈理到中国也会苦闷，在我记忆里显现了这些作家，在解放后除了老舍、郭小川等这些作家创作外，还有那些地下文学------“红色纵队”、“食指”、“白洋淀诗派”、“知青地下文学”，其中有被斥为黄书的《曼娜回忆录》、传奇《梅花党》、毕汝协的《九级浪》、北岛的《波动》，其他的那些作家呢？50年初卞之琳烧掉自己长篇手稿，以后很少拿起笔；由于郭沫若在香港发了《斥反动文艺》批了沈从文，使沈压力很大，1949年沈从文学创作转向了文物研究；钱钟书解放后仿佛变了，不说话，不写小说，不见客人，就是调去翻译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也听之任之，无一丝怨言。30年代被鲁迅讽刺为“洋场恶少”的施蛰存，1956年发杂文《德与才》讽刺了上海文艺领导大都是不识字的人。于是被发配劳改，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文革”成为牛鬼蛇神的活标本，但他还是翻译一些不能署名的书，如《蓬皮杜传》《尼日利亚史》等。前一段在报纸上看到施先生的文章，他的观点与我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最好的文学在20、30年代，他看到目前语文水平忧心忡忡，汉语被糟蹋如此地步，有个安徽教授为了职称抄袭施老的《唐诗白话》。看起来施老才是活到老，批到老啊！而茅盾先生却是个聪明识时务的人，解放后不写小说，也不写鲁迅式杂文，写的《夜读偶记》与时政远远的，一系列运动中他没受大苦难，落个平安。可1980年他却在庆羊城晚报副刊题词竟写下：双百方针须贯彻，未来鲁迅属何人？
  　　 回到本文中巴金在文革也同样受到冲击，他的杂文《随想录》写的不乏深刻，却有点像牢骚，《家》、《春》、《秋》成就了他，散文《阿尔克的灯光》发人深省。解放后他在文学成就不大（巨型随笔《随想录》），只剩下一个令人激动的倡议了（建立文革纪念馆）。可他的这个想法太幼稚，他是个经过多少风雨的老人，（其实他根本不需要郭老的暗示啊），一个连《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里来的年轻人》、高尔泰肤浅美学都封杀的国家还指望揭自己伤疤吗？再就是朱健国，他太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妄想自己能改变什么？他指出众多问题，引用了大量材料，到底说出了什么，找到灵魂的出口吗？中国历史上是个“人治”社会，朱健国把《收获》斥为封建体制，巴金是主编，李小林为副主编。这的确有问题。昨晚我翻旧报纸看到朝鲜领袖金正日现在就开始培养自己的28岁儿子金正男接班，这怎么解释，你反复考虑问题在哪？诚实地说《收获》发过好的作品（余华、苏童等人的小说），但作为国刊传统的弊病是“人际关系”，诸多刊物选本充满了人际关系，天津《小说月报》是张自忠路出版大楼那几位先生订的；《中篇小说选刊》是福州东水路76号那几个人订的；中国诗歌最高标准以及被承认标志就是《诗刊》所在地展览馆文联那些老头他们订的。你对国家刊物还期望什么呢？目前掌握权势话语的作家们互相吹捧，访谈搞行为艺术，真是喧哗与躁动啊！中国最紧要的不是没有好作家，只是这个时代太缺少有眼力深刻的批评家啊！那些权威、名家、他们被政治、文化、经济变着花样的利用，被侮辱、被损害。（如鲁迅，海子，食指，王小波等）。
  　　 作为本文另一主人公朱健国，他是有一定思想的，行文有一定见解，可你面对的是一位行将就暮的耄耋老人，你如此率性而为似乎太不公道了。我再重复一句中国太需要深刻有远见的批评家了，需要真知灼见呀，那些虚伪做作的麻木的腐朽的功利的拥有大量知识而不会合理运用的批评家们，你们存在是文化的悲剧，你们所做的一切都等于没做，你们的一生就等于堆砌大量没有意义的文字而已。2001年6月3日
  　　
•   　　以下内容为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多的同好能了解这一部书
  　　
  　　史料的魅力
  　　□陈骏涛
  　　
  　　　　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
  　　（以下简称《纪实》）日前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据说，在不久
  　　前闭幕的南京全国书市上，此书颇受青睐，创下了同类书销售的较高
  　　记录。
  　　
  　　　　《纪实》收录了作者近年所写的十篇文章，凡33万余字，所写都
  　　是我们熟悉的文坛名角：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
  　　小川、汪曾祺、浩然……。陈徒手给它们起了一些颇能引发读者阅读
  　　兴味的题目，比如：《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丁玲的北大荒日子》、《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郭小川：党
  　　组里的一个和八个》、《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浩然：
  　　艳阳天中的阴影》等等。不过，陈徒手却不用花哨的语言去演绎这些
  　　故事，却用异常平实、素朴（有时甚至显得过于平直）的文字来记录
  　　这些过程，读者将从这位忠实的“书记官“的笔下，分明感受到那个
  　　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
  　　
  　　　　这里所写，都是这些文坛名角所亲历的事件和当时及事后的心绪，
  　　所依据的材料，或是名角们的自白，或是从故纸堆里发掘出的档案资
  　　料，或是名角们的亲属、朋友、同事、学生的口述实录……。比如：
  　　俞平伯之于《〈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前前后后，直至“文革”
  　　后他的心态；沈从文于1949年从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研究的前因后
  　　果，以及80年代他应邀访美时，对这段经历的诚恳、机智而又令人玩
  　　味的回答；老舍1949年12月回国后所经历的升沉起落，以及他在“文
  　　革”前后的心态和遭际；丁玲在划为“右派”后被流放到北大荒的那
  　　些日子，以及她在北大荒前后性格上的变化；赵树理因“上书”而在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作为批判对象，以及他临死前的感悟；郭小川
  　　的《一个和八个》及由此引发的一连串风波，还有他在团泊洼五七干
  　　校的经历和思索，由此而演绎出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的风云际会；汪
  　　曾祺在“文革”中因被江青起用而有过的一段微妙而特殊的经历，
  　　“文革”后他对这段经历的表白和反思；浩然面对着对他“文革”时
  　　期的表现的激烈批评，他的混乱矛盾又讳莫如深的心态；还有卞之琳、
  　　茅盾、张天翼、沙汀、周立波等等，他们在1949后对于创作问题所感
  　　受到的苦闷、迷惘和无奈，因而有陈白尘的“果戈里到中国也要有苦
  　　闷”之一说……。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坛的见证人，这些文坛
  　　名角经历了从50年代到70年代文艺界的风风雨雨，《纪实》所披露的
  　　这些“史证”和“人证”，无疑都镌刻着那个时代的特有的印记，读
  　　者也由此而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雷闪电。
  　　
  　　　　《纪实》的主要特点是完全凭史料说话，叙述者（作者）只充当
  　　“书记官”的角色，用的是“客观记叙”的方法。叙述者从不轻易地
  　　站出来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但有时候也免不了有几句看似无意的点
  　　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尽管是“客观记叙”，但从字里行间，
  　　读者仍然可以感受到叙述者的倾向——他的是非和爱憎。同时（这是
  　　最主要的），读者能从中分明地品味到笼罩于全书的一种无奈、苦涩
  　　的复杂矛盾的心态，这心态，与其说是叙述者所有，还不如说是本书
  　　的主人公们所有，或者干脆说，就是那个时代的心态的一种折射。一
  　　般读者读此书读出的是一段段感性的历史，而研究家将可能从中演绎
  　　出一部部理性的历史来。史料本身所拥有的价值和魅力，由此可见一
  　　斑！尽管我们对《纪实》还可能感到有种种的不足，对它所记述的某
  　　些史料，当事者及后人也还会提出诸种异议，这是正常的，因为一名
  　　“书记官”的工作决不可能穷尽历史事件和人物心态的细微末节，
  　　“书记官”只是给后来者提供一份尽可能翔实可靠的原始资料，至于
  　　后人对这些史料如何分析和评断，已然超越了“书记官”的职责权限。
  　　
  　　
  　　　　陈徒手写这本书的愿望，可以追溯到十多年以前。那时，他还是
  　　一名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在有幸接触到许多文坛珍贵的资料后，
  　　他产生了一种创作的冲动，想写一本“中国文坛运动史”之类的书。
  　　后来大约是由于工作变动等诸种原因，他自知力量有所不逮，遂决定
  　　化整为零，把他所收集到的资料，以人物为中心，写成一篇篇文章。
  　　当然，这中间还免不了再继续查档案、找材料、访人物，通常一篇文
  　　章花上几个月，甚至半年是常有的事。我曾经为陈徒手引荐过几位访
  　　问对象，深知其中的甘苦，有时候半天的访问，所得可能就只有几行
  　　文字。比如《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这篇不过万余字的文章，访问
  　　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就达十三四位，还不算查阅的那些档案资料，由此
  　　可见花费工夫之大。这是求省力的“聪明人”决不为的工作，但陈徒
  　　手却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做了，而且坚持达数年之久，可见其锲而
  　　不舍的精神。如今，我们从书中仍然可以隐约地读出一个谦诚、认真、
  　　严谨、求实的作者的身影！
  　　
  　　　　作者谦称自己为“徒手”，十年来，他就凭着这双“徒手”（学
  　　徒的手？白手起家者的手？），写就了这本厚实的、有价值的书，这
  　　使我们体味到一个创造者的艰辛，也分享到一位收获者的喜悦！但愿
  　　陈徒手能继续扩大成果，以与“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这一书
  　　名更加贴合！
  　　
•   我倒是觉得应该差不多可以代表了，文学史 一个朝代往往也就几个人掐出来说。以上这些人比较有代表性。各个时期的代表都有了。
•   这段历史太过复杂，诚如李洁非先生所言，如看不到彼时文坛体制下的几个掌权人物的作用，对当代文学史来说是不全面的，那不是实事求是的当代文学。此九人在当时的个人创作情况不能代表彼时文坛，在引领作用上更不能称为代表。谢谢。
•   呵呵 估计要把 周扬他们都弄进来。
•   可以鄙夷，但那的确是实事。呵呵
•   还有茅盾 夏衍等人
•   吴钩兄所言甚是。
•   没鄙夷，周扬也不过是工具。而且 临死前 比很多人强多了。
•   所以，倘谈到纪实，不谈这些是触不到实质的。
•   很多是“怅”
•   意义在于突破，比文学大家的文章有趣很多。
•   我借到的便是初版了，倒是已经有《果戈理到中国也要有苦闷》这篇在后记之前出现。看的时候也觉蛇足，怕是作者有些材料实在想用但是没出用，只能写一篇文附在书的结尾处。又或者，作者也许是想试图对这一段的文坛的历史做个小总结之类的，但是并不成功。
•   妞妞姐，我读过这本书的第一版，王蒙给这书写了序，序里说的很明白，建国后的文坛在现在这种环境下是说不明白的，这本书能写到这种程度，而且字里行间还藏了不少东西，很不容易了，需要我们自己去挖掘，这本书是宝库的一把钥匙，是一条大路的指路牌
•   嗯，我只是觉得遮遮掩掩的很不舒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欲说还休，读着着急。哈哈
•   所以我说它的可贵在于提供了一个文本，一个突破的文本。
•   没办法，刨根的话，估计不能出版了 ，涉及到开国27年来的各个方面了
•   现在宽多了，至少再版时可做些润色或修改的。可惜。。。。。。
•   一个受害者，往往是另一个故事里的帮凶。+1
•   原话？
•   sodesnei
•   你又高深了一把……
•   很难得……
•   好，呵呵．＂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
  道可道，非常道．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   “呼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用的真好
•   “刘项原来不读书”。
•   进诤言也落骂名,算了算了
  做隐士亦求不得,完了完了
  横批:伟大时代
•   写的真好：）
•   评论高贵冷艳了
•   读书也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
•   陈徒手就是朱健国吗，如果不是应该去朱健国的书写评论啊
•   呵呵
  今年是文革开始40周年和结束30周年啊
•   读了些片断，关于赵树理的，很想读全书。。
•   这是一本不施褒贬、用事实说话的书
•   比李辉同类书写得好多了
•   现在哪可以找到这本书呀？DANGDANG等都是断货O。，。
•   绝对胜过沧桑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