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30年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英] 吉迪恩•拉赫曼  页数：282  译者：曹槟,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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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2009年达沃斯每年的1月，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要聚集在瑞士的一个山谷小镇—达沃斯，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与会的政客们一致赞成在会议期间暂时搁置分歧，同声共气。在这样一个滑雪胜地，各国领导人重申他们打造统一的全球经济的承诺，与各跨国企业高管和投资银行家们谈笑风生，并为吸引外商投资和促进贸易进行游说。在这五天的时间里，世界各国的领袖们似乎对这个世界该如何运行达成了一致看法。在达沃斯，即使是最棘手的政治分歧，也会因为对全球化的相同见解而暂时被搁置。但是在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很显然这世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次论坛是在世界经济遭遇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举办的，而这时距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仅仅四个月。随着各类金融机构开始风雨飘摇，公众的指责声越来越大，那些一贯在达沃斯鸡尾酒会上趾高气扬的银行家们这次却躲了起来。奥巴马政府受困于国内严峻的经济谈判形势，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也使美国的缺席格外引人注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成了那一年达沃斯论坛的明星。一天傍晚，一位商界重量级人物挤进一间会议室，只为了听取温家宝总理对于当前动荡的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如今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还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大买家，与会者没有理由不去仔细倾听他的发言。温家宝并不魁梧，穿一身西装，戴着眼镜。他不是那种极富号召力的人，更像是一位正在向董事会作报告的企业高管。但在讲话临近结束时，这位中国领导人放下了先前的官方姿态，变得博学起来。他说自己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场危机而“重读了亚当•斯密”。温家宝告诉与会者，他拜读的是这位18世纪经济学家的著作《道德情操论》，而非人们更为熟悉的《国富论》。一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公开表示自己向自由市场经济学之父请教，这对于任何一个稍懂历史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刻。然而，就在共产主义领导人在达沃斯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支持的同时，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似乎对共产主义开始产生兴趣。雷曼兄弟破产后不久，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就被拍到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情景；德国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则表示，“马克思的有些思想并没有那么糟糕”。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完全可以理解。2008年9月由华尔街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一致认同的全球化共识受到了严重威胁，并在世界各国的首相办公室和总统官邸制造出一种几近恐慌的情绪。面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动荡，各国政客不由得回想起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令人恐惧的政治形势。时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的最亲密盟友、英国内阁部长埃德•鲍尔斯在2009年达沃斯论坛结束后悲观地表示，当前世界面临的这场金融危机比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严重得多，他还补充说，“我们都记得那个年代的政治是怎样被经济所左右的”。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全世界遭受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人们对于全球各地再次出现施粥所遍布、政治极端主义横行，以及法西斯主义游行的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那么，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抑或只是一个恐怖故事？世界经济是不是还有可能回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的状态？如果回答“是”，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本书要告诉你的是，国际政治体系已经步入一个危险的动荡与深刻的变革并存的阶段。在过去的30年里，世界各主要大国纷纷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当中。全球化这一经济体系被人们看做提高全世界人民生活水平的保证，并使全球几个最强大的国家间产生了一些共同利益。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的主导力量，这不但阻止了其他国家对美国地位发起挑战，同时也增强了国际体系的稳定性。然而，2008年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改变了国际关系中的逻辑。全球化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利于所有世界大国，美国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国际舞台上缺少真正的对手。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系列显而易见的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和核扩散，也正是这些问题引起了国家间的对立和分歧。经过长时间的国际合作后，竞争和对立又重新回到国际体系中，一个双赢的世界正在被一个零和世界所取代。不论美国民众还是美国政府，都开始对冷战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是否还有利于美国产生疑问。人们不仅把亚洲的崛起与普通美国人的失业联系到一起，还将其视为一个愈发自信的中国对美国传统大国地位的挑战。这场危机使美国人更加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经济有多么不堪一击，这个国家是多么依赖中国和中东国家的贷款。当然，即便遭遇危机，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是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一流的大学。但是，要想重新回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开始的“单极时刻”，继续享受那一时期无可匹敌的优越感，对美国来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另一大支柱—欧盟，正在经受自1957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过去的50年里，欧洲人在建设“更加亲密的联盟”这条路上不断地取得进步，而这条路的基础便是双赢逻辑。欧洲人认为，把各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他们就会变得愈发强大和繁荣。单一货币欧元的诞生，以及2000年到2007年间欧盟规模近乎翻倍的增长，都与全球化的逻辑完美契合。尽管欧洲各国间经济和政治上的隔阂已被打破，但由于德国等国开始担心自己会被邻国拖后腿，蔓延欧洲的债务危机在欧盟内部引发了激烈的相互指责。欧洲一体化进程如今正面临着解散的威胁。在零和逻辑中，一个国家的获益很可能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损失。这种逻辑不仅导致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急剧紧张，也使得欧洲国家就实行单一货币的成本问题争论不休—这一问题将对欧盟的未来构成威胁。此外，零和逻辑还阻碍了各国就全球变暖问题达成有价值的协议。美国、欧盟、中国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都不愿迈出第一步，因为这样会严重危及本国经济，从而使对手的相对实力得到提升，社会财富增加。类似的竞争和对抗也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合作解决核扩散问题的障碍，因为主要大国都在想方设法为自己谋利，而不愿果断采取行动应对共同威胁。由于世界各个大国都在尽全力保卫自身的资源安全，其他一些国际性问题，如能源、食物和水资源短缺等，也因零和逻辑的存在而前景堪忧。零和逻辑的出现否定了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对本国外交政策走向的主要判断。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和克林顿都认为，全球化使得历史趋势正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因此鼓励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势力的崛起正是美国利益所在。老布什1999年的这番话恰好反映出那个年代人们的习惯思维。他说：“有了自由经济，才有公民自由；有了公民自由，人们就会期待民主政治……与中国人进行自由贸易，时势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克林顿甚至开始相信，全球化改变了国际关系中最古老的定律之一—新兴力量与老牌强国在实力角斗中必然产生冲突。其助手詹姆斯•斯坦伯格后来回忆说，克林顿总统“没能明白国与国之间必然存在着竞争。他认为一些人的成功对其他人来说算不上是威胁，那些人自己的失败才是最大的威胁”。克林顿实现双赢世界的信念并不是一种个人偏好，事实上，“民主和平”理论是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间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观点之一。这一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以及科学技术这三者可以同步向前推进，而世界和平会是最终的产物。如果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实行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同时全球化和高新技术把各国民众吸引到一起，战争也许就会成为历史，消费主义和电脑网络也会战胜矛盾冲突。人们会去麦当劳饱餐一顿，而不是打个你死我活；会尽情地在网上冲浪，而不是在大街上聚众闹事。在全球化鼎盛时期，双赢世界的理念并非无稽之谈，因为这一时期是亚洲国家和欧盟的乐观时代。有人曾预言，中国奇迹会因为1989年政治风波而终结。事实证明这样的预言并不正确。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之行中视察了中国的制造业重地。自此，中国以更快的速度重新迈开发展的脚步，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使中国人欣然接受了双赢世界的观念。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访问西雅图附近的一家波音飞机工厂时提到了“双赢”这个词，他说：“波音同中国的合作是中美经贸互利合作双赢的一个典范。”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印度也经历着快速发展，其信息技术产业的崛起已经是全球化进程中老掉牙的故事了。尽管1997~1998年发生了亚洲经济危机，也只是使泰国、韩国以及印度尼西亚的经济遭到暂时性破坏，并不能改变人们对亚洲不可阻挡的崛起的看法。就个人而言，不断涌现的亚洲中产阶级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乐观。正如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所说，“从前，亿万亚洲人民认为自己过着毫无权利的生活”，是亚洲的崛起“赋予了他们信心和力量”。1991年到2008年对欧洲人来说是充满希望的年代。欧盟的稳定和繁荣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众多邻国。1994年到2007年间，欧盟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多，成员国数量从12个增加到27个。它不仅将大多数前苏联国家吸纳进来，还吸收了一些在冷战中保持中立的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欧盟人口几乎达到5亿之多，作为整体来看，欧盟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2007年，即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对于全球经济的乐观情绪在那一年的达沃斯论坛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前任美国总统候选人、著名出版商史蒂夫•福布斯在大会上欢欣鼓舞地表示：“今年是人类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意识到，创造财富的最佳途径莫过于推行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就在同一年，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戴维•黑尔（和福布斯一样，也是达沃斯酒会上的常客）写道：“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更有趣的是，黑尔还指出，由于“在过去20年里，中国、印度、前苏联成员、东欧国家以及非洲地区重返全球经济舞台，新一轮的全球大繁荣比以往的经济扩张涵盖的范围更广”。然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终结了这股让人头脑发热的乐观情绪。1978年到2008年是全球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连续几届美国政府都对这样一种看法深信不疑：全球化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中国，更有利于整个世界。但是随着大衰退后美国失业率的急剧攀升，这种信念开始在美国破灭。2010年年初，美国的基本失业率为10%左右，但如果把“气馁工作者”和兼职人员计算在内，这一数字就变成了17%。2010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对前来参会的富豪精英们说了这样一番话：年龄在25岁到55岁之间的美国男性劳动者中，有五分之一的人现在都处于失业状态，而在20世纪60年代，同类人群中95%的人都有工作。萨默斯强烈暗示，中国的贸易政策对美国的失业问题负有部分责任。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还不止他一个，甚至有些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美国的金融动荡和失业问题归咎于中国的“重商主义”。尽管美国经济状况在2010年有所好转，但并不能减轻人们的忧虑，因为这种好转是以不可持续的巨大财政赤字为代价的。尽管美国国债缓解了眼前的经济危机，可激增的国债数量更加剧了美国人对未来的担忧。中美两国经济上的紧张关系很有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迅速抬头，中国政府则会更加焦虑，进而担心美国最终的目的就是阻挠中国的崛起。这样一来，不仅世界上两个最重要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会遭到破坏，还会导致全球体系的不稳定。欧洲人也对全球化开创的“世界新秩序”产生了疑问。欧洲一些领导人—如法国总统萨科齐等，就呼吁欧盟要保护欧洲人不被来自亚洲的“不公平竞争”所伤害。作为一个庞大的政治组织，欧盟同样也在失去自信。以追求共同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双赢逻辑，取代欧洲历史上曾带来巨大灾难的血腥对抗，这是整个欧盟建设的重要基石。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希腊、西班牙等国不断加剧的债务危机，使得这些国家开始质疑大团结下的欧洲最为得意的成就之一—诞生于21世纪初的欧洲单一货币。在德国要求削减开支的重压之下，希腊领导人不无担忧地提起纳粹分子在“二战”时期对希腊的占领，而这恰恰是欧盟努力想要抹去的不愉快记忆。欧洲领导人也公开表达了对欧洲国际地位下降的极度不满，他们认为世界很快就要被亚洲和美国所控制。欧洲选民普遍反对欧盟进一步扩大规模，越来越多的人转而支持那些反对移民的激进政党，选民的行动也反映出欧洲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带有自卫倾向的观点。随着一系列严重的全球性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出现，产生新一轮国际对抗和冲突的风险也大为增加。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引起各种战争、环境灾难以及后果更为严重的经济动荡。这一系列严重问题都包括哪些内容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9月第一次联合国重要讲话中对此进行了简要的总结：“极端主义分子在世界各地制造恐怖事件，各种长期的冲突还在持续，种族屠杀和大规模暴行依然存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地球冰盖不断融化，大量人口受灾，贫困仍然无法摆脱，传染病也还在蔓延。”奥巴马总统列出的清单已足够令人担忧，但严重问题的全部内容远远不止这些。事实上，爆发新一轮贸易战争的威胁，以及随之引发的国际政治紧张局势；失败国家增多及其带来的诸多跨境问题；国家间为获得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食物资源的控制权而你争我夺；威权主义及其他与民主政治相抵触的意识形态重新抬头；跨境流动的难民潮和非法移民；以及墨西哥、巴尔干半岛等地区的有组织跨国犯罪势力日益猖獗，所有这些复杂的国际问题都可以列入这份清单。即使遭受重创的西方国家和日益崛起的亚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能够得到遏制，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削弱，使得这些全球范围内日益激化的国际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前景变得更加暗淡。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开始讨论要不要建立一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为“二战”后国际体系的重建奠定了基础。“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强大实力使其成为世界秩序的设计者，以及确保这一秩序为人们所接受的执行者。然而，今天的美国已不再拥有过去那样的实力—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诸多国际政治问题解决方案的实力。正如人们在国际气候变化大会上所看到的那样，在缺少一个绝对主导力量的前提下，多极世界里各国参与的磋商和论坛很容易陷入困境并最终失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到的那些国际问题非但得不到解决，反而很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一些诸如“全球经济不平衡”、“失败国家”，乃至“核扩散”之类的字眼听起来会让人感觉很抽象，甚至有些索然无味。但是，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在未来10年里得到有效解决，全球政治将陷入一片混乱。如果伊朗核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中东地区爆发新的大规模战争将成为最大的隐患之一。不论是欧洲的债务危机，还是美国为报复中国“重商主义”而挑起的贸易战争，都会使世界经济急剧滑坡。如果不能稳定那些失败国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暴力横行的无政府状态会进一步恶化，同时在世界其他地区引发严重的后果。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将会导致最严重的国际危机—洪水、饥荒、大规模人口迁移，甚至是战争。所有这些危机最终将威胁到整个世界未来的命运，而那些世界主要大国却无法通力合作来应对危机：一是因为世界经济遭到重创，运转失灵；二是因为新的国际对抗日益激烈，特别是中美两国间的对抗。这两个原因把整个世界困在一种零和逻辑中。在这种逻辑下，一个国家的获益很可能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损失。这种暗淡的国际前景与过去30年里人们的自由之梦形成了鲜明对照。曾几何时，在全球化不可阻挡的力量推动下，在自由市场和美国实力的控制下，人们对建设一个更加繁荣、更加和平的世界充满期待。只有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所处的两难境地，这也是本书前两章着重介绍过去30年国际关系史和思想史的原因。对读者来说，从1978年开始叙述那段历史似乎有些无法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冷战结束和基地组织空袭美国才是进入现代史的标志性时刻。一本关于美国近期外交政策史的畅销书就以《从11月9日到9月11日》（From 11/9 to 9/11）为副标题—前者是柏林墙倒塌的日子，后者则标志着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始。但是，与建立全球化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相比较而言，苏联解体和“9•11”恐怖袭击事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构筑起这段历史的两个关键性事件，一是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二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 本书将这30年的历史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始于1978年的“变革时代”，重点阐述世界各主要大国如何选择、为什么选择全球化，以及全球化又是怎样刺激了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等问题。第二部分讲述的是“乐观时代”，这一时代从1991年苏联解体开始，一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体系几近崩溃而结束。这部分内容主要围绕全球化是怎样使世界大国间关系保持稳定并创造出一个双赢世界来展开。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以“焦虑时代”为标题，阐明了国际政治将走向危险和不稳定的原因，以及摆脱一个充满风险的零和世界的方法。第一部分变革时代1978~1991引?言如果一种思想的时代已经到来，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它蔓延的脚步。印度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1991年7月变革时代开始于1978年12月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止步于1991年的平安夜—1991年12月24日那一天，苏联国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悄然降下。1978年年末，邓小平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正是这一政策让中国后来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相反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政治经济改革却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尽管中国和苏联各自的经济改革对国内政治产生的影响大相径庭，但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却很相似。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的划分依然存在—冷战从1949年起就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旋律。而变革时代接近尾声时，整个世界不再划分成两个敌对的政治经济阵营，全世界几乎都在庆祝资本主义与财富创造的胜利。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宣称：“我最想看到的，就是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变得富有。”恰如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那句名言—“致富光荣”。1978年到1991年间，尽管发生在苏联和中国的重大事件占据了变革时代的开头和结尾，但世界上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世界发生了重大变革。美国的里根革命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大刀阔斧的改革，无不预示着自由市场思想的回归、私有企业的复苏以及国家角色的重新定位。随着1986年建立欧洲单一市场的决定，欧盟也在走向自由经济体过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与此同时，自由市场的浪潮也席卷了拉丁美洲和印度—两个始终对自由经济和美国式资本主义持怀疑态度的地区。到了80年代中期，所有这些自由市场改革行动无疑成为一种全球模式，但每个国家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改革初衷。在中国，邓小平是为了反对极具破坏性的对毛泽东的盲目个人崇拜；而英国首相撒切尔则希望扭转英国几十年来经济不断下滑的局面，并着手应对国内的激进工会组织；美国总统里根想要解决卡特政府留下的“隐忧”、削减社会福利；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则意图振兴僵化死板且负债累累的苏联经济；拉丁美洲进行经济开放和政治民主化的动力主要来自1982年波及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危机；而印度1991年的经济改革则由国内的汇率危机所引发。美国和英国在80年代初纷纷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但到了80年代中期，衰退的局面就被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所取代。伦敦和纽约创造出的巨大财富，无疑成为展示自由市场改革之影响和益处的活广告，也为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手—金融业—起到了宣传作用。撒切尔政府实行的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减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竞相效仿，而1989年东欧剧变则为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了深刻影响。到了1991年，苏联模式已无处可寻，印度则在同一年开始实行经济开放政策，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后一个抵制全球化的大国也加入到这一体系中。就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有着深厚的国内传统可以利用—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是苏格兰人，而自由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则是美国人。但是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全球化涉及政治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甚至心理层面上的巨大转变。对于那些主要共产主义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就是这些国家对自己的定义之一。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受殖民主义记忆的影响，则对自由贸易和国际投资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对中国来说，决定与西方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就意味着要打消长期以来对其挥之不去的疑虑，这种疑虑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839年到1842年进行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以清政府的耻辱失败、被迫给予英国对华通商特权而告终。拉丁美洲和印度也同样因为沉重的历史包袱而对西方跨国公司持保留态度。英国跨国公司—东印度公司—曾作为英国政府在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而在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眼中，美国的跨国公司无异于美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代理人。但是，自由市场的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是那样的汹涌澎湃，以至于将众多类似的历史记忆冲散到遗忘的岸边，无人理会。变革时代不仅是经济改革的时代，更是各国政治和世界均势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民主政治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显著发展。在拉丁美洲，政治民主化掀起了一股极具感染力的热潮，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分别在1983年、1985年和1989年进行了民主化改革。在变革时代，一共有16个拉丁美洲和中美洲国家建立了民主政府。在一些依附于西方的亚洲国家，民主政治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于1986年被推翻；韩国1987年举行的总统直接选举宣告了韩国从此脱离威权统治；而在欧洲，随着1989年苏维埃阵营的解体，从波兰到民主德国，从匈牙利到捷克斯洛伐克，中东欧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变革。变革时代开始之初，美国曾一度遭遇信心危机。而到这一时代接近尾声时，美国人的乐观情绪再度回归。这种心态上的变化，部分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复苏以及里根政府给美国带来的长期繁荣。除此之外，这种乐观情绪的回归与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也不无关系，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原因莫过于苏联阵营的解体，以及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而1990年日本出现的经济危机、1991年中东地区发生的海湾战争，更是为新的美国必胜主义注入了又一针强心剂。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对于苏联威胁的担忧有所减轻，但随之而来的是对一股新势力的忧虑—日本。从众多出版著作—如迈克尔•克莱顿的惊悚小说《升起的太阳》（Rising Sun），到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如1989年日本投资商买下洛克菲勒中心，所有这些无一不反映出美国人对日本的忧心忡忡。然而，日本股市在1989年12月达到历史巅峰后随即在1990年发生大崩盘。随着日本在90年代陷入漫长而痛苦的经济衰退，关于探求另一种日本模式的讨论也逐渐停止。这样，就在美国旧日的挑战者—苏联开始垮台的同时，美国主导地位的新威胁—日本又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变革时代止步于1991年。美国在打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海湾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不仅让美国人重拾对本国强大军事实力的信心，美国总统老布什更是欢欣鼓舞地宣布美国“彻底根治了‘越南综合征’”。就在那一年的平安夜，苏联神话最终灰飞烟灭，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内容概要

　　《世界30年》内容简介:世界已经变了！如果你了解这个变化的世界，你已经被这个世界抛下了。
　　在这个后危机世界里，全球经济已经变得脆弱不堪，国际政治也正在被改写。
　　过去，各个国家的关系是双赢；现在，这种关系越来越接近零和了。
　　过去，那么多的人欢呼雀跃地拥抱全球化；现在，到处可以看到反全球化人士示威的身影。
　　过去，美、苏之间的核恐怖平衡让世界捏了一把汗；现在，中、美之间的借贷关系也堪称恐怖平衡。
　　一个理想的世界是，主要经济大国以及金融中心会通力合作，共同解决全球经济问题，规范全球和金融机构；但一个现实世界是，全球经济问题更有可能会让各经济大国“大打出手”，而不是走向合作。
　　这个世界有太多你无法了解的事情：
　　中美已经无法做到双赢？为什么中美之间争端不断？
　　为什么美国在汇率问题上一直要对中国施压？
　　当代属于美国，未来属于亚洲，而欧洲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中美已经陷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怪圈？
　　全球化世界为什么会遭到那么多的人反对？
　　为什么每当经济危机出现，所有的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
　　不读《世界30年》，你一定不会了解上面这些问题。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 吉迪恩?拉赫曼
　　吉迪恩?拉赫曼，2006年7月成为《金融时报》的首席外交专栏作家，在之前的15年时间里，他作为《经济学人》的通讯记者先后在布鲁塞尔、华盛顿和曼谷工作，此外他还参与该杂志“商业”和“亚洲”部分的编辑工作，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欧盟和全球化尤为感兴趣。

书籍目录

序2009年达沃斯XI
第一部分
变革时代
1978~1991
引言
　第一章
　　1978年，中国：邓小平复出
　　1978年，为了向党内阐明摒弃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合理性，邓小平说：“恩格斯从没坐过飞机，斯大林从没穿过涤纶。”邓小平也不认为虚伪地接受贫穷有任何好处，因此“贫穷不是共产主义”成了他又一个著名论断。
　第二章
　　1979年，英国：撒切尔主义
　　撒切尔最著名且最简洁有力的名言就是—“你不能跟市场作对”—这句话再恰当不过地概括了1978年到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这段时期全球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向。
　第三章
　　1980年，美国：里根革命
　　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繁荣，似乎证明了里根经济观点的重要价值。国内经济政策的成功，也为里根的连任搭建起政治平台。但是，人们将里根奉为保守主义英雄的真正原因，当属里根在冷战中的伟大功绩。
　第四章
　　1986年，欧盟：拥抱市场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组建的欧盟单一市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比美国或中国还要大。除此之外，尽管欧元遇到了一些麻烦，但作为欧洲统一货币，欧元是迄今为止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唯一选择。
　第五章
　　1985~1991年，苏联：政治开放、经济重建及最后的瓦解
　　保守派批评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在为整个苏维埃制度播下自我毁灭的种子，而这种担忧确实不无道理。一旦戈尔巴乔夫认定“选择”的思想应当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进而发展到国际关系领域，苏维埃制度就难以为继了。
　第六章
　　1989年，欧洲：革命之年
　　1989年政治大变革所产生的深层次影响已远远超出欧洲范围。苏联阵营曾经为全世界左翼政治运动提供了道义上、思想上以及资金上的支持。因此，不论是中欧心脏地带国家对苏维埃制度的坚决抵制，还是苏联在道德和经济上的双重破产，都产生了全球性的复杂影响。
　第七章
　　1982~1991年，拉丁美洲：民主和市场的胜利
　　很显然，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形势深深地影响着拉丁美洲的发展进程。但是，正如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真正为变革时代经济政策在拉丁美洲的实施扫清障碍的，是发生在那里的经济危机。
　第八章
　　1991年，印度：第二个亚洲巨人的觉醒
　　在中国已经改革开放13年后，印度成为最后一个加入全球化博弈的世界大国。尽管加入的时间有些晚，但印度的到来最终也许会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对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第九章
　　1991年，海湾战争：单极世界的到来
　　老布什总统欢欣鼓舞地表示，海湾战争的轻松取胜使美国“彻底摆脱了越南综合征”。而这场战争的胜利无疑也改变了美国政府对于使用武力的态度。
第二部分
　　乐观时代
　　1991~2008
　　引言
　第十章
　　民主：弗朗西斯?福山和历史的终结
　　事实上，在乐观时代，对普世民主的信仰从来都不是全球性的信仰，在苏联解体以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自由国际主义者相信是其他的一些因素真正征服了世界。他们相信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市场经济。
　第十一章
　　繁荣：艾伦?格林斯潘和经济历史的终结
　　因为一直看起来都很好，金融业正在产生巨大的利润、税收收入和红利，以至于监管似乎是愚蠢的。就像格林斯潘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一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所说的：“为什么要限制那些辛勤劳作的华尔街蜜蜂呢？”
　第十二章
　　进步：比尔?盖茨与科技胜利
　　当高端金融业在美国西海岸大放异彩的时候，美国的东海岸也成为科技革命的中心。科技革命在20世纪90年代的蓬勃开展使得美国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微软、苹果、网景、易趣、亚马逊、英特尔、雅虎、谷歌，这些企业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光荣和动力。
　第十三章
　　和平：比尔?克林顿和双赢世界
　　这是对美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态度的精彩总结，这种态度塑造了美国在乐观时代的行为。美国相信经济全球化和自由经济是推动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力量。但是如果市场经济不能带来和平、繁荣和稳定，美国准备用武力加以干涉。
　第十四章
　　乐观的东方：马凯硕和亚洲世纪
　　中国官员遵循着邓小平的指示，“韬光养晦，善于守拙”，低调行事，让别人去研究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崛起的意义。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要为像亚洲这样地域广阔且国家多样的大洲寻找一个代言人也确实是不现实的。所以当人口仅有500万的城市国家新加坡成为这个代言人的时候，很多人感到非常意外。
　第十五章
　　欧洲：冈特?费尔霍伊根和欧洲梦
　　很多经济学家怀疑欧元是否能够坚持下去，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他们的担忧看起来很有先见之明。当时，欧元区各国对一些成员国—尤其是希腊的偿还能力产生怀疑，也对欧元本身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
　第十六章
　　反全球化主义者：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美国“9?11”恐怖
　　袭击事件
　　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拉里?萨默斯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对那些打着世界正义的旗号抗议全球化运动的人，他无法掩饰自己的蔑视，他犀利而尖刻地说道：“如果在亚洲纺织工厂里工作的那些孩子失去工作的话，她们不会在街边抗议，而是沦为街边的妓女。”
　第十七章
　　查尔斯?克劳萨默和新保守主义
　　“9?11”事件中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没有改变任何事情，相反，这次袭击只是让美国强调了一些世界早已知道的事情—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如果美国愿意，那么它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内推翻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一国政府。
　第三部分
　　焦虑时代
　　引言
　第十八章
　　西方的危机
　　但是在华尔街崩盘发生后没多少时间，潘维教授就在思考高盛集团的这份预测报告是否显得过于谨慎，他说：“在我看来，只需20年，中国就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而且那一天可能还会来得更早。美国的体系处于混乱之中，他们需要我们的钱来拯救自己。”
　第十九章
　　麻烦的世界
　　在2000年以前，中国本质上已经成为一个地区强国，而且也很少在亚洲以外的区域留下显著的“脚印”；但随着中国与非洲大陆日益密切的往来，情况发生了改变，其背后最主要的驱动力就来自中国对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需求。
　第二十章
　　全球政府：像欧洲一样的世界
　　如果20国集团无法完成使命，那么让中国和美国组成一个2国集团如何？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一方案确实诱人。与其在没完没了的国际会议和让人头疼的多边协议中陷入窘境，还不如让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面对面把问题解决了。
　第二十一章
　　像俄罗斯和中国一样的世界
　　2007年1月，由美国人和欧洲人组成的访问团参观了中国国防部，期间我们不断听到中国的将军们直率地声明“台独便意味着战争”，中国不会因为美国干涉带来的威胁而有所畏惧。
　第二十二章
　　破碎的世界：像巴基斯坦一样的世界
　　奥巴马关于继续跟进阿富汗战争的决定或许能够最终实现阿富汗的稳定，但在未来10年内，世界上的无政府和危险区域，即“失败国家”的范围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第二十三章
　　零和世界
　　美国再强大也无法操纵民族主义情绪。如果美国最终诉诸贸易保护主义，或者以某种方式强迫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那么将有可能引发中国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应。
　第二十四章
　　拯救世界
　　2008年金融危机的地缘政治意义在于，它使人们认识到“中国挑战”并不是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中国挑战”就发生在当下。虽然中国经济想要赶超美国还需要15年或者更长时间，但中国在一些重要方面已经成为世界第一。
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1978年，中国：邓小平复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变革时代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意义非凡。1978年年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把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重新带入国际主流政治经济体系中。改革开放政策首先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进而改变了全球经济的面貌。在建立新的世界经济大国的同时，邓小平还改变了全球均势格局。对当时的美国和欧洲来说，苏联解体才是变革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但实际上，中国在同一时间进行的变革，正在悄悄地为中国崛起、成为美国新的潜在对手打下基础。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绝不仅仅是另一条“亚洲之龙”—现代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曾在1993年不无敬畏地表示：“假装中国不过是全球经济的某一位参与者是办不到的，因为中国其实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位参与者。”中国的转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支柱，这在1978年根本不可想象。1976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邓小平的复出看起来似乎只是戏剧性的中国政治斗争舞台上出现的又一次变化而已。邓小平于1904年出生在四川省，在经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艰难困苦之后，直到七十多岁高龄才上台执政，并开创了属于他的时代，而大多数西方政治家在这个年龄早已退休。邓小平身材矮小，身高不足5英尺，青年时期曾在巴黎度过6年的时光，不仅加深了对法国的了解，还对足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法国逗留期间，邓小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自己全部的生命投入到20世纪中国血腥动荡的政治革命斗争中。20世纪20年代中期回到中国后，邓小平就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政治革命和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红军长征和国共战争，直至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在其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邓小平都属于党内比较务实的派别。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曾多次在中国革命热情高涨的时期被打倒。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被诬陷为“走资派”，遭到四人帮的排挤和羞辱。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于1973年得到平反。毛泽东公开表示了对邓小平的肯定，并允许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带领中国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然而到了1975年，邓小平再次被扣上极端实用主义的帽子。1976年，邓小平再次被撤销一切职务。在遭受政治迫害的同时，邓小平还经受了种种家庭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在1930年死于难产。“文革”期间，长子被激进的红卫兵从楼顶推下，腰部以下完全瘫痪。1978年，邓小平再次复出。正如英国记者、历史学家乔纳森•芬比所说，邓小平在1978年以“最后的幸存者”的姿态复出，“他忠心耿耿，可以在必要的时刻谦卑地作出自我批评，也懂得在困难的时候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决定。没有人能够质疑他的忠诚和才能”。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这给了邓小平及其支持者打开政治局面的机会。由于邓小平赞成实施改革、推动国家实现现代化，并希望尽快结束国内的动荡局面，因此他的支持者们迫切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复出后，在1978年这一整年的时间里，邓小平自始至终在为两件事而努力。一是为其他像他一样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党内成员平反，二是加快实施 “现代化建设”战略。在邓小平的积极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在这一年开始走出国门，留学海外。到了这年年底，邓小平对于在意义重大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赢得那场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稳操胜券。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这看似平淡无奇的方针政策背后，暗藏的是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巨大力量。西方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总结了中国在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变：首先，“四个现代化”战略被应用到企业层面，这次会议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提出将权力“从领导层下放到地方基层单位”，地方企业的负责人将在企业经营方面获得更大的自主权，这也可以被称做“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化”；其次，给予农民更多自由，把农民从集体化模式中解放出来，允许农民在自有土地上种植庄稼的同时兼营一些“副业”，如种植水果、蔬菜，以及饲养家畜等；最后，会议同意今后朝着建设一个更加独立的司法体系的方向前进，确保 “在地方拥有更大经济自主权的新形势下”，司法部门对可能发生的争议作出公正裁决。仅从文字表述来看，这些措施不过是探索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一个相当保守且带有试探性质的开端。大多数真正将中国带进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经济强国之列的政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陆续出台。为吸引境外投资者设立经济特区的建议在1979年就已经提出，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并没有提及。事实上，这一政策直到80年代初才得以实施，经济特区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南方制造业的发展。其他一些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如住房私有化、国有企业改革等，更是十多年以后才相继出台。尽管如此，1978年仍然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真正开启了邓小平时代，中国从此走上现代化建设道路，并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此后，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78年到1985年间，中国的出口额从100亿美元增长到250亿美元。随着农民得到更多自主经营权，中国农村变得更加富裕。据称，1978年中国贫困人口达2.7亿，占总人口的28%；到1985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0.97亿，占人口总数不到10%。由于经济特区的成立，越来越多的制造业活动从亚洲其他地区迁移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为这一地区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工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在90年代初期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增长了4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世界工厂，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并且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回过头看，对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进行的改革的重大意义，外国观察家们反应确实迟钝了一些。时任英国驻北京外交人员、后来成为英国驻华大使的克里斯托弗•哈姆曾说，1978年到1979年间，由于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出现，外交界人士的大部分注意力都被中国在短时间内兴起的政治与言论自由所吸引。紧接着1980 年对四人帮的审判，以及江青的倒台，进一步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只有美国杂志《时代周刊》颇具先见之明，评选邓小平为1978年的“年度人物”，并认为邓小平主张的一些改革政策“有时看起来竟像是在走一条资本主义道路”。《时代周刊》还总结道：“北京要想赶上华盛顿和莫斯科，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首都，还要花很长时间。”作为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部分，邓小平下决心改变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因此与1978年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还有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邓小平于1979年年初访问美国，在到访休斯敦时，邓小平戴上了一顶巨大的牛仔帽，引得当地人们兴奋欢呼。然而让人不那么兴奋的是，1979年年底，中国与越南开战。比起那些听起来颇为专业的农业改革和吸引外资措施，所有这些中国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发生的大事件显然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夺人眼球。可能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西方领导人对于中国变革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领会得相当缓慢。根据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回忆录的记述，对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改革，两人立刻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对于中国经济的巨大飞跃，则几乎没有注意到。撒切尔提到中国的地方，全都与冗长而复杂的香港回归谈判有关。而里根曾在1990年这样写道：1984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从北京访问归来，提交了这样一份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朝着自由市场迈进，脚步缓慢而坚定，同时还欢迎外国资本家们对华投资”。但是同撒切尔一样，里根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冷战的结束而不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上。关于西方世界为什么在领会邓小平改革的重大意义上表现得如此迟钝，还有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一些时事评论员认为，1978年改革的重要意义，后来被急需创造出新的伟大成就的中国共产党夸大、神化，其目的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颇为棘手的政治风波中转移开来。许多人认为邓小平早就为1978年的经济改革勾画出一幅宏伟蓝图，而《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的作者詹姆斯•金奇则对这一观点泼了冷水。该书是近年来以中国崛起为主题的畅销书之一，作者在书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最直接的动力来自资金短缺和“支付危机”。金奇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许多重大的经济改革其实是由地方农民或小型企业发起的。这些改革得到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支持，而这些官员实际上根本不理会北京的指示。他还相信，“邓小平对中国经济改革作出的贡献，并不是他制定的那些为中国经济起飞奠定基础的伟大策略。实际上，不论多么简单朴素的方法，只要能为这个国家带来迫切需要的经济发展，邓小平就愿意去尝试”。事实上，就连邓小平本人私下里可能也会同意这种看法。众所周知，邓小平把自己的改革理论形容为“摸着石头过河”。然而，正是这种随意却务实的态度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过去，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中国曾经上演了充满灾难的一幕，意识形态和政治狂热战胜了最基本的常识和人道，其结果便是“大跃进”时期全中国爆发的大规模饥荒，以及“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的恐慌和破坏。邓小平把中国从这种政治狂热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几乎所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著名论断都是实用主义的表达，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恐怕要属那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1978年，为了向党内阐明摒弃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合理性，邓小平说：“恩格斯从没坐过飞机，斯大林从没穿过涤纶。”邓小平也不认为虚伪地接受贫穷有任何好处，因此“贫穷不是共产主义”成了他又一个著名论断。邓小平奉行的实用主义使得他非常愿意向外界学习。他既不赞成一些党内成员提出的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以避免被资本主义世界玷污，又反对民主主义者的“天朝上国心态”。邓小平最早实施的改革措施之一，便是积极推动更多的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他曾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闭关自守来实现国家现代化—不管这个国家采取何种政治制度。”邓小平为中国打开了通向对外贸易、海外投资、国外先进教育和技术的大门，所有这些决策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注定与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后记

后  记写一本关于当代政治的书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因为国际上出乎意料的突发事件不但会使这类书显得漏洞百出，也会使那些原本似乎充满智慧的预测在瞬间显得愚不可及。2010年1月，我完成了本书的初稿，所幸的是，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所发生的国际大事使得本书所阐述的中心观点更有说服力，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我所说的在国际政治中“零和逻辑的增长”在中美关系、欧盟的内部危机以及全球治理这三个国际政治的重要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在2011年年初，发端于埃及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也为国际政治注入了不确定的因素，这些事件在我的书中都有预测，但是目前这些事件还远未平息，这些事件的最终结果有可能会再次掀起乐观时代的那种民主化浪潮，也有可能会加重焦虑时代的那种不确定性。2010年最重大的政治变化无疑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张，这种紧张关系的背后，是人们已经认识到经济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正在发生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重大变化。虽然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支配世界的力量，但是，太平洋两岸的国家都认识到中国的挑战正在变得更加现实。2007年，高盛公司曾预测中国将会在2027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一消息曾被大肆宣扬，但是这个预测是在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以前作出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人们预计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大大提前了，《经济学人》的预测表明中国可能在2019年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0年，由于发觉自身的预算赤字已经无法控制，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焦虑变得更加强烈。在2010年年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迈克尔•马伦认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唯一威胁就是迅速增长的债务问题，他指出美国国家预算中可变更部分的50%都是花在军事上的。鉴于欧洲各国政府（包括英国）由于财政困难大幅削减军费开支，马伦上将说道：“我非常担心未来我们也会发生类似的削减活动，而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军力的不断增长强化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面临日益严峻威胁的观点。就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预定2011年1月访问北京的前夕，他还对中国最新式武器的发展表示关注。结果，他一到达北京，中国就以自己第一批隐形飞机的首飞来对他表示“欢迎”，很多评论家认为这看起来是北京在向华盛顿微妙地传递咄咄逼人的信息。不仅仅是美国对一个更加强硬的中国感到忧虑。也许是感到世界权力正在朝着自己转移，中国变得更加大胆。2010年，中国政府在处理与邻国关系上变得更加强硬。通过和印度政府官员的交谈，我发现，由于新德里政府大肆宣扬中国威胁不断增长，中国在两国领土争议区（印度称为阿鲁纳恰尔邦，中国的藏南达旺地区）加大了对印度的压力。此外，印度还把中国与其邻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缅甸紧密的战略和经济联系看做严重的威胁。中国宣称中国南海地区的领土权利是其“核心国家利益”，这引起了许多东南亚邻国，尤其是越南的警惕和恐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声明宣称，中国南海地区形势的发展也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使得北京相当不满。日本是另一个对中国更加强硬姿态感到恐惧的亚洲国家。2010年下半年，在日本宣称的主权海域内，日本巡逻船撞击了一艘中国的迷途渔船，这一事件成为一个重大的外交事件，并最终使得日本“重新回到山姆大叔的怀抱”，这是地缘政治的巨大改变。随着鸠山由纪夫内阁在2010年6月的下台，新上任的菅直人首相重新把日本的外交政策定位在更加亲美的立场上。2010年，美国开始致力于和中国的邻国，特别是印度发展更为密切的军事、外交关系。2010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印度，对印度大加赞扬，并对印度成为新兴的大国表示欢迎。正如印度忧心于被中国的盟友包围，中国看起来也开始忧心于自己被美国强大的盟友集团—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所包围。中美之间争夺盟友和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活动正在进行。一些美国的战略家认为美国只有和亚洲盟友建立紧密的联系，并对中国实行软遏制才能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但是，这个地区的国家却面临着严重的战略困境，因为如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它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中国，但是它们最主要的军事伙伴却是美国。除非中国有极其夸张的举动，否则从长远来看这些经济联系更能决定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在人们怀疑美国能否在这一地区继续保持原有实力的背景下。正如新加坡学者马凯硕2010年年初对我说的那样：“这个地区的国家必须小心谨慎，因为中国永远都会在这里，但是我们不知道100年后美国是否还会在这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年末的时候表现得相当明显，在胡锦涛主席预定2011年1月访问华盛顿的前夕，他指出，中美双方要摒弃“零和”的冷战思维。随着2010年中美之间安全和战略紧张关系的加剧，双方经济上的紧张态势也一触即发。就在2010年中期选举的前不久，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美国提高关税以报复中国操控货币汇率。来自密歇根的共和党人迈克•罗杰斯把这种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生硬地转化为政治问题，他指责中国“靠着欺骗的手段偷走了我们的工作”。但是参议院没有通过提高关税的法案，而且美国中期选举在2010年11月结束后，这种经济上的紧张关系好像也随着反对中国的关税法案的结束而结束，中国也在胡锦涛主席预定2011年1月访问华盛顿的前夕，稍稍提高了人民币汇率，以照顾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情绪。但是，如果认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就这样结束也未免太乐观了。在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的情况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兴起的条件依然具备。美国的商业领袖们开始抱怨中国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差，美国通用电气总裁杰夫•伊梅尔特对中美经贸关系能否双赢持怀疑态度，他在2010年的一次私人晚宴上抱怨道：“我也不知道中国最后是否希望我们都成功。”一方面是美国在指责中国操控货币汇率，另一方面是中国在指责美国“量化宽松”的 政策（即大规模增加货币发行量），中国认为这是美国故意在促使美元贬值。其他国家则抱怨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正在损害它们的利益，使得它们的产品变得毫无竞争力。巴西财政部长基多•曼特加指责道：“这场货币战争正在变成贸易战争。”但是巴西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对自由流动资本的控制，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对全球化基本架构的侵蚀，这生动反映出世界上两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之间零和逻辑的增长是如何影响整个国际关系的。在2010年还未得到解决的欧盟危机，看起来更像是欧盟内部的问题。但是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且它陷入困境的银行是世界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世界上的其他人认识到自己也被卷入了这场还在上演的欧洲戏剧中。随着经济危机从希腊扩大到爱尔兰，再扩大到伊比利亚半岛，欧盟与其成员国，以及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也日趋紧张。爱尔兰人认为德国和欧洲央行过于专横，心中积蓄着巨大的不满。很多爱尔兰评论家和外界人士都认为2010年针对爱尔兰的救市计划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德国的政治家在国内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无论是公众还是司法界都强烈反对进一步的救助计划。德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似乎想联合起来通过新的规则和政策把欧洲重新整合到一起，但是具体的措施依然含糊不清，而这对于欧盟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同时，那些身陷欧洲债务危机的国家竭力削减开支，由此引发了社会和政治关系不断紧张。在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甚至是英国，失业率迅速上升，年轻人的失业状况尤为严重。在2011年1月举行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表示他担心欧洲的富人阶层会继续富裕，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会更受压榨。他警告说，这种情况通常都会导致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陷入困境的欧盟越来越难以使20国集团向着欧洲的模式发展。到了2010年秋，20国集团已经清楚地表明，它变成了一个麻烦缠身的组织。随着20国集团首尔峰会的召开，中国和美国在货币问题上的相互指责几乎要毁了20国集团这个强大的国家联合体。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强调道：“我们在如何处理危机上没有达成共识，20国集团面临着严重的困难。”那些急于验证以前20国集团峰会的承诺是否兑现的人对此表示完全赞同—“采取有力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没有实现，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的约定被忽略了，只有金融监管领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即使在这个领域，主要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尤其是在处理银行问题上，因为“事务规模庞大而告失败”。各国高超的外交手段阻止了20国集团首尔峰会的公开破裂，但是，即使是最热情的全球治理的倡导者也开始变得失望了。曾经是联合国二号人物的马克•马洛克•布朗曾经热情地在他的书中探讨过全球治理，但是世界的现实状况让他失望而苦闷。在一本与人合著的书中，他哀叹道：“国际合作已经陷入泥潭，从气候变化到全球贸易，从防止核扩散到联合国改革，从宏观经济调整到发展基金，还有很多其他领域，总之几乎在新世纪面临的每个重大问题的初始阶段都陷入了裹足不前的境地。”然而，在一片阴郁和停滞的状态中，2011年年初席卷中东的革命浪潮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气氛。仅仅用了6周，一个突尼斯菜贩的被捕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就导致了埃及总统下野。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2011年2月），革命浪潮已经发展到海湾国家，并且传播到北非的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虽然大家都认为没人能预测到埃及的动乱，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很多北非问题专家和阿拉伯世界的学者就写过文章，指出埃及及其邻国都有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在零和世界的第一节，我就写道：“埃及政府明显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这使得这个国家就像盛满沸水的水壶一样。”并且“埃及的独裁统治者可能被受伊斯兰教影响的革命推翻”。我还补充道：“埃及政府现在所面临的压力在整个北非地区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在这个事件中，埃及早期的革命并非由伊斯兰主义者主导或受到了他们的强烈影响。相反，革命是由埃及的中产阶级和说英语的埃及人通过脸谱网和微博组织起来，这种现象更符合西方观众的口味。中东地区的动乱现在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如果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能够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政体，那将是乐观时代那些理念的再次胜利。中东地区的民主化将会被看做民主不断发展的最新例证，被福山和其他人载入史册。20世纪70年代西欧政治更加自由化，80年代拉美民主化不断发展，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东欧民主化也开始了，如果民主能在中东地区扎根下来，那么不仅“阿拉伯例外论”不攻自破，还会极大地削弱我在书中所说的“威权主义轴心”的信心。新科技在传播革命方面的作用也证明，正像比尔•克林顿所说的那样，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会促进政治自由的传播。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中东地区的政治秩序绝对有可能—至少是较有可能变得更加混乱和动荡，甚至会比大多数比较顺利地转变为民主国家的前苏联阵营国家更加混乱和动荡。中东乱象的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当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动荡，暴力冲突和经济混乱严重。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会使美国极大削弱自己在这一关键战略区域的力量。与北非隔海相望的欧盟则既担心北非的移民潮来袭，也担心潜在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进入欧洲大陆。最后，我想说，中东地区的未来可能是乐观的，也可能是悲观的，我想这本书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无比绝望，也会让一些人充满希望，这些都是正常的。在“零和世界”里确实既有让人悲观的因素，也有让人乐观的因素—国际政治未来10年内的氛围无疑是令人抑郁的，但是对自由政治和经济价值最终会实现的信仰却是令人振奋的。在本书出版以后的几周内，我参加了各种研讨会和对话，我发现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我对世界未来的看法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我的回答是：“从中期看，我是悲观的，但是从长远看，我是乐观的。”我现在依然觉得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吉迪恩•拉赫曼伦敦，2011年2月18日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当前危机下，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美国前总统里根，1981年1月。我们国家不断倒退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们重新找回了自信。我们的信心来自于重振国家经济的努力，更在八千英里之遥的南太平洋上进一步坚定了这种自信。——英国前首相撒切尔，1982年7月人民拥有选择的自由，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不应该有任何例外。——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8年年底假装中国不过是全球经济的某一位参与者是办不到的，因为中国其实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位参与者。——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1993年我们的民主自由文明正在成为全球文明，民主制是人类的普遍共识，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的普遍共识。——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1994年我一直认为，我们缺少足够大的市场，特别是在法国……市场可以教会我们如何根据全球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来思考问题、采取行动以及组织生产，这比任何讲话都管用。——欧共体前主席德洛尔，2000年在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失败以及这场经济危机以后，我认为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全球主义正在走向终结。——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2009年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欠债国怎么可能一直保持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奥巴马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一个统一的全球经济与一个分裂的全球社会之间的矛盾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威胁。——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我们在如何处理危机上没有达成共识，20国集团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

编辑推荐

《世界30年:全球政治、权力和繁荣的演变》是一部结合冷酷嘲讽和清晰分析的不可复制之作，哈佛大学历史金融学教授尼尔•弗格森称赞道：“没有人可以像拉赫曼那样将这一话题描绘得如此栩栩如生。”

用户评论 (总计8条)

•   在书店看到，当时没钱买。回家就买了。很不错的书。
•   快餐书，不能说不好!但肯定没多好
•   如题，纳闷儿这种书的卖点在哪儿
•   大视野、宏观思考、很好的一本书1
•   对于丰富知识，提高认识很有意义
•   书有脱页的现象，其他的都很好
•   书很好，质感也很好，每缺少页数。我喜欢！
•   这本书内容很丰富，亚马逊的服务也非常到位，很好！送货的师傅也很周到，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