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论争在美国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社：阎景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03出版)  作者：阎景娟  页数：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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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主要考察1980年代以来发生在美国学界的围绕“西方文学经典”的论争。20世纪的前五十年，是西方文学经典建立并得以在体制上确认的时期，文学经典被认为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远离政治利益的。经典形构（canon-formation）的这一过程以如此“自然的”方式进行，以至从来没有人注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社会运动的学术之翼，文学经典开始遭到质疑。这种质疑的焦点集中在经典形构中的排除和包含，认为是作者的阶级、种族、性别身份决定了他们的作品被包含或排除于经典之列。在这种视野下，人们发现，文学经典几乎全部由已故白人男性组成，是欧洲中心论和“瓦斯普主义”（Waspism）的建构。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者们认为，经典应该更多地代表真正的社会多样性和宽广范围的文化遗产，经典应该包含先前被排除在文学史和主流文化的教育体系之外的作者作品。从1980年代初开始，文学经典话题在体制上显著起来，其标志是来自学院内的教师对“英语文学”教学大纲应包括什么内容的讨论，以及对传统的文学批评的实践及其认识前提的反思。1983～1984年，美国著名杂志《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主办了以文学经典为主题的讨论，推动了人们对文学经典话题的关注。而作为文化战争中心的文学经典论争在1980年代后期达到高潮，它表现为几部以大学教育、文化传统、文学文化经典为话题的畅销书的连续出版，与课程改革相关的激烈事件（斯坦福事件）的发生，有影响的学者社团（“全国学者协会”、“为民主文化而斗争的教师”）的组建，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论争中来并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出版了许多相关著作。时至今日，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余音尚在。美国发生的这场文学经典论争，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所致。从论争的社会背景上看，它是196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政治运动在学术界的投射。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黑人研究、妇女研究、少数人群体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文学研究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有不少建树。但教学改革的步伐远远落后于社会运动理论与实践，经典之争的一个主要意图是促进文学文化的民主化进程。从文化上看，文学经典论争其实是文化战争在大学人文教育上的反映，是文化战争的一个主战场；狭义的文化战争就是围绕西方文明与文学经典的争夺，保守主义者将文学经典作为文化传统的保留地而进行守卫，而新左派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只是要求“拓宽经典”，让少数族裔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但完全没有推翻西方文明的意思。从思想源泉上说，它反映着1980年代英美政治理论的辩论焦点，是身份政治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在文学经典问题上的反映；它直接受到社群主义理论的启发和指引，要求身份政治在文化系统中的代表性。从学术研究的趋向看，它是在文化研究提供的理论、视野与方法启发下的结果。美国的文化研究是英国的文化研究在全球的发展之一。它以“受害人研究”为特色，为少数人群体争取权益，反映在文学经典论争上就是要求少数群体在经典中的代表性。从教育体制、学科建设方面看，文学和批评受到大学中交叉学科的发展所带来的方法论和质询方式的重大影响。文学研究的压力是，必须对“伟大”文学作品的公认传统进行怀疑和分析，仔细检视批评运作的前提，并追问：批评是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对构成“文学价值”的东西予以预选、评估、假定，从而制造出“文学”的。本书梳理文学经典论争过程和各种观点，但更主要的用意，是对论争中最重要的和最富于启发性的维度做出描述和分析，揭示出使文学经典论争成为可能的学术视野。因此在考虑到了历史线索之后，基本上是从文学经典争论的几方面来搭建框架。第一章从词源的角度对“经典”、“古典”、“文学经典”等词语进行梳理，考察它们的原始意义以及词义变迁中反映出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我们将看到，经典就是标准，而这种标准的制定与教会、政府、学校的机制作用密不可分。由于经典选择和确立过程被拿来与文学经典的建立过程做了类比，文学经典的权威性的实质才被认识、被拆解。第二章在文学“自身”领域，思考文学经典的价值功能和美学标准。我们将揭示英语文学传统的建构过程，以及这一传统中深刻的人文主义关怀；重新考量被当作文学经典的重要特征的“普遍性”与“永恒性”等相关问题。文学经典的特征还可以从美学竞争的角度来揭示，哈罗德?布鲁姆这样的美学理想主义者不仅提供了思考经典的一种有渊源、有影响的角度，也表现出一种维护经典的强硬姿态。第三章把文学经典论争放到文化的视野中、放到文化战争中去做一个宏观考察，说明政治文化诉求是文学经典论争的根本动因，“打开经典”的呼声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群体希望在政治文化体系中获得符号表征的要求。第四章认为文学经典与大学教育息息相关，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促成了文学研究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在大学课程大纲、阅读书目和文选那里，文学经典获得了可见的栖息地。因为文学经典一直占据着博雅教育的中心，所以经典论争实际上是大学教育理念的斗争。“经典形构”也是经典论争中的热门课题，许多批评家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典加封过程中的种种偶然与必然；本书将表明，在文学经典成因中，个人意见、时代要求、机构制度、文化体系常常纠葛在一起发挥着综合作用。序言经典：变动中的永恒

内容概要

　　《文学经典论争在美国》主要考察1980年代以来发生在美国学界的围绕“西方文学经典”的论争。　　20世纪的前五十年，是西方文学经典建立并得以在体制上确认的时期，文学经典被认为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远离政治利益的。经典形构（canon-formation）的这一过程以如此“自然的”方式进行，以至从来没有人注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社会运动的学术之翼，文学经典开始遭到质疑。这种质疑的焦点集中在经典形构中的排除和包含，认为是作者的阶级、种族、性别身份决定了他们的作品被包含或排除于经典之列。在这种视野下，人们发现，文学经典几乎全部由已故白人男性组成，是欧洲中心论和“瓦斯普主义”（Waspism）的建构。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者们认为，经典应该更多地代表真正的社会多样性和宽广范围的文化遗产，经典应该包含先前被排除在文学史和主流文化的教育体系之外的作者作品。从1980年代初开始，文学经典话题在体制上显著起来，其标志是来自学院内的教师对“英语文学”教学大纲应包括什么内容的讨论，以及对传统的文学批评的实践及其认识前提的反思。1983～1984年，美国著名杂志《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主办了以文学经典为主题的讨论，推动了人们对文学经典话题的关注。而作为文化战争中心的文学经典论争在1980年代后期达到高潮，它表现为几部以大学教育、文化传统、文学文化经典为话题的畅销书的连续出版，与课程改革相关的激烈事件（斯坦福事件）的发生，有影响的学者社团（“全国学者协会”、“为民主文化而斗争的教师”）的组建，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论争中来并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出版了许多相关著作。时至今日，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余音尚在。　　美国发生的这场文学经典论争，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所致。从论争的社会背景上看，它是196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政治运动在学术界的投射。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黑人研究、妇女研究、少数人群体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文学研究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有不少建树。但教学改革的步伐远远落后于社会运动理论与实践，经典之争的一个主要意图是促进文学文化的民主化进程。从文化上看，文学经典论争其实是文化战争在大学人文教育上的反映，是文化战争的一个主战场；狭义的文化战争就是围绕西方文明与文学经典的争夺，保守主义者将文学经典作为文化传统的保留地而进行守卫，而新左派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只是要求“拓宽经典”，让少数族裔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但完全没有推翻西方文明的意思。从思想源泉上说，它反映着1980年代英美政治理论的辩论焦点，是身份政治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在文学经典问题上的反映；它直接受到社群主义理论的启发和指引，要求身份政治在文化系统中的代表性。从学术研究的趋向看，它是在文化研究提供的理论、视野与方法启发下的结果。美国的文化研究是英国的文化研究在全球的发展之一。它以“受害人研究”为特色，为少数人群体争取权益，反映在文学经典论争上就是要求少数群体在经典中的代表性。从教育体制、学科建设方面看，文学和批评受到大学中交叉学科的发展所带来的方法论和质询方式的重大影响。文学研究的压力是，必须对“伟大”文学作品的公认传统进行怀疑和分析，仔细检视批评运作的前提，并追问：批评是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对构成“文学价值”的东西予以预选、评估、假定，从而制造出“文学”的。　　《文学经典论争在美国》梳理文学经典论争过程和各种观点，但更主要的用意，是对论争中最重要的和最富于启发性的维度做出描述和分析，揭示出使文学经典论争成为可能的学术视野。因此在考虑到了历史线索之后，基本上是从文学经典争论的几方面来搭建框架。第一章从词源的角度对“经典”、 “古典”、“文学经典”等词语进行梳理，考察它们的原始意义以及词义变迁中反映出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我们将看到，经典就是标准，而这种标准的制定与教会、政府、学校的机制作用密不可分。由于经典选择和确立过程被拿来与文学经典的建立过程做了类比，文学经典的权威性的实质才被认识、被拆解。第二章在文学 “自身”领域，思考文学经典的价值功能和美学标准。我们将揭示英语文学传统的建构过程，以及这一传统中深刻的人文主义关怀；重新考量被当作文学经典的重要特征的“普遍性”与“永恒性”等相关问题。文学经典的特征还可以从美学竞争的角度来揭示，哈罗德·布鲁姆这样的美学理想主义者不仅提供了思考经典的一种有渊源、有影响的角度，也表现出一种维护经典的强硬姿态。第三章把文学经典论争放到文化的视野中、放到文化战争中去做一个宏观考察，说明政治文化诉求是文学经典论争的根本动因，“打开经典”的呼声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群体希望在政治文化体系中获得符号表征的要求。第四章认为文学经典与大学教育息息相关，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促成了文学研究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在大学课程大纲、阅读书目和文选那里，文学经典获得了可见的栖息地。因为文学经典一直占据着博雅教育的中心，所以经典论争实际上是大学教育理念的斗争。“经典形构”也是经典论争中的热门课题，许多批评家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典加封过程中的种种偶然与必然；《文学经典论争在美国》将表明，在文学经典成因中，个人意见、时代要求、机构制度、文化体系常常纠葛在一起发挥着综合作用。

作者简介

阎景娟，天津人，198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攻方向为文艺理论批评及文化研究。发表《浮华掩盖下的荒原》、《影视剧的文学性与文学的电影性》、《从日常生活的文艺化到文化研究》、《试论文学经典的永恒性》、《在高等母语教育中建立文学经典的正当性》等论文多篇。译有《文化研究导论》（合译）。近年从事林业史、生态文明研究及古籍整理工作，主持编纂《中华大典·林业典·园林及风景名胜分典》。

书籍目录

序言 经典：变动中的永恒导论一 文学经典何以成为问题二 文学经典之争的视角与层面三 本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基本思路第一章 文学经典的含义一 “经典”的词源及含义演变二 经典(canon)与古典(classic)三 经典与文学经典第二章 以文学自身的名义一 经典的功用：人文主义传统的建立二 传统与正统：艾略特的经典修正三 英语文学传统的描述与学术规训的建立四 对文学经典的特征与标准的反思五 原创与影响：哈罗德?布鲁姆的经典观 第三章 作为文化表征的文学经典一 文化战争二 多元文化主义与身份政治三 挑战文学经典：以女性主义为例四 在个人自我与文化身份之间考虑经典第四章 文学经典与大学教育一 草坪上的文化战争二 经典：博雅教育的中心三 拓宽经典：推荐书目、大学课程与文学选集第五章 文学经典形构中的偶然与必然一 文学经典的偶然性二 意识形态、文化资本与经典形构三 另一种“偶然”：被选中的与被忽略的第六章 文学经典论争的其他维度一 虚实之间的张力：实用主义立场二 为经典赋意：来自哲学阐释学的启示第七章 结论与启示一 结论二 对中国高等母语教育及通识教育的思考附录一 莫提默·艾德勒(Mortimer Adler) 之推荐书目附录二 1937～1938学年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人文教程必读书目附录三 1988～1989学年斯坦福大学“文化-观念-价值”概论教程“欧洲和南北美洲”部分必读书目附录四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附录之《经典书目》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正面为文学批评声称地位的大概要算加籍学者诺思罗普·弗莱。在《批评的剖析》的论辩式前言中，弗莱批评了以往人们的一些偏见，比如认为批评能力比创造能力要低一等，批评家依附或寄生于作家身上，自己缺乏创造力，只会剥削作家，等等。弗莱将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艺术家置于平等位置，肯定了批评的作用。因为艺术作品不能说明自身，而只有批评才可以做到这一点。那种将作家和艺术家对自身作品的解释作为批评的至高无上的信条，无疑是不正确的，作家的评论只能算作供批评家研究的文献，而不应该成为批评的指南。弗莱所说的批评“是指涉及文学的全部学术研究和鉴赏活动，它属于你不妨称作文科教育、文化或人文学科研究的范围之内”。①弗莱所从事的工作，是竭力把文学批评从“不含真理的神秘宗教”式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他反对通过文学来推行某种社会态度，主张“站在一个理想的无阶级社会的立场去看待文学艺术”。②在他看来，“以一种社会的、道德的或知识的比较作为基础的”文学价值等级体系，要么是为了维护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或知识阶层的主张，要么是作为它的对立面加以质疑，这些社会观念导致批评标准的不断摇摆、变化，并妨碍可以成为传统的文学原理和标准的确立。弗莱认为，文学批评是系统的，必须有能力概括出一些基本原理并能为一般心智正常的年轻人所理解。在弗莱看来，当时的批评家并没有为文学读者提供这些基本原理的意识。他摒弃那种杂感式、印象式、概论式或意识形态式的评论，认为：“为了发展一种真正的诗学，其第一步必须识别并摒弃毫无意义的批评，即不再以一种无助于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的方式去谈论文学。”

后记

这本薄薄的小书得以出版，要感谢太多的人。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感谢我的导师陶东风先生，无论是在做学问的原则、态度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与学术训练方面，我都极大地受益于陶先生的教诲与指导。陶先生学识渊博、视野高远，他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敏锐的思想锋芒，他坚韧不拔的勇气和执著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能够追随这样一位导师，一直是我深以为幸的事。本课题的研究既是我充实学术涵养的过程，也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思想探索的痛苦与快乐。特别感谢美国《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总编、俄克拉荷马大学英文系的文森特·雷奇（Vincent B.Leitch）教授，他不仅对我论文的框架和基本内容给予了关键性的纠正和指导，还向我介绍了许多有价值的书籍和信息。在我论文写作的过程中，雷奇教授有求必应地耐心回答了我请教的所有问题。感谢荷兰学者佛克马（D.w.Fokkema）教授，他曾审阅并基本肯定了我的论文大纲，并给了我热情的鼓励。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曹卫东教授；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余虹教授（愿他此时在天堂安息）；感谢首都师范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的王光明等教授对我的学业和论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感谢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史宝辉教授给我的英文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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