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作者:牛军  页数:422  字数:5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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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自选集收集了我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发表的20篇与冷战有关的论文,是我研究冷战与中国外交之关系的部分学术成果,当然也是我自认为比较有心得、价值的部分。在编选本文集时,我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论文,而是将它们分成为“冷战与中国外交”、“中苏关系”、“抗美援朝决策”、“地区问题”、“中美关系”等5个专题,每个专题约3-4篇论文。做这样的分类主要是为了便于读者在阅读时能更容易地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有关的内容。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在不同时间针对冷战与中国外交之关系的不同问题撰写的论文,其内容主要还是围绕着几个重大事件的,有这样的机会将它们分类组合一下,还可以大致看出各组中的论文的内在联系。这种编选方式也的确反映了本人这些年来研究时的主要关注和研究视角,特别是对冷战时期中国重大外交决策的关注。我一直相信,做大致分类的案例分析对于最终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研究架构和分析模式是不可缺少的工作,这也是我现在坚持做案例研究的目的和动力之一。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冷战历史、特别是冷战与中国外交之关系的历史,是我学术研究工作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近5年来,我的研究工作的大部分是围绕冷战与中国外交这个领域展开的,而且比较多地侧重于研究冷战时期的中国重大外交决策。2007年9月间,我应邀到日本新潟大学做过一次系列讲座,题目是“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2009年春夏,又在东京大学开了这门课程,为东大的硕士研究生讲授相同的内容。这两次授课的内容包括8个专题,除了总论之外,涉及7个冷战时期中国重大外交决策的案例。承蒙新潟大学真水康树教授真诚与慷慨的帮助,这些授课内容经他编辑翻译成书,已经在日本出版,书名就是《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2010年夏天,我又应邀到新潟大学做了第二次系列讲座,题目一样,内容则是另外6个冷战时期中国的重大外交决策案例。按照真水康树教授的计划,这次讲座的内容也会编辑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其中有两个部分已经在新潟大学的法政杂志上发表了。现在这本自选集的内容只包括了我研究冷战时期中国外交决策案例的部分内容。文集涉及的这些案例固然重要,但远不是全部。还有不少没有涉及的案例,它们同样很有(有的甚至更有)研究价值,但没有或难以见诸文字。在中国做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学术环境有实质性的改善,包括更为开放的档案管理制度和更宽松的学术环境。我的这些研究成果能用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好处是观点集中鲜明一些,不足是受篇幅限制,无法展开论述。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限制,一些重要的案例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环境中,还是只可深入研究却不能著书出版的。这种局面其实大不利于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长此以往受其累者是中国学术和教育,希望这种局面能改变得更快一些。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这也说明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还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不少学者都渴望并疾呼要建立“中国学派”,其实不妨静下心来从扎实的案例研究着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些论文是在10来年里先后发表的,这期间中国学术界的发展进步是明显的,尤其是对学术规范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与国际标准基本接轨了。这种积极的变化对编辑这跨越10来年的文集带来一些问题,主要就是在注释的要求上,早年发表的论文中的注释提供的信息同近两年发表的相比,就不够充分完整。我在编选时在这方面做了努力,但毕竟时间过了很久,难免有没有做到之处,还请读者谅解。另一方面,这些年不断有相关的历史档案被发掘出来,较早发表的论文中某些在没有那么充足的历史档案的条件下做出的判断,是需要进行新的更精确的界定,有的甚至需要重新思考。这是做当代历史研究最难以应付却又很难回避的问题。我对较早发表的论文中的某些判断做了文字上的修订,以便使之进一步精确化,但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改动。其实就算是现在有比较多的档案的条件下,我写完一篇论文也还是会心中默念:让时间来检验它的立论的可靠性。需要说明的是,个别论文的标题做了一些改动,目的或是因为文字表述更准确顺畅,或是为了论文观点更突出、醒目。这点改变对论文的内容没有任何影响。自选集的最后一篇《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之经线》是比较宏观地梳理和论述建国60年来中国外交的基本线索和基本架构,时间上有些超出了冷战史的范围。不过,这篇论文涵盖的60年中,有40年属于冷战时期,而且它的很多内容都是论述有关冷战时期的问题或与冷战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篇论文可以提供一个更宏观的背景,有利于深化对40年冷战时期中国外交中一些重要事件的理解。所以收录在文集末篇权作为结束语。最后,在此对沈志华先生、九州出版社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的努力才使这套自选集能够出版,而本人也才有机会将自选集加入其中。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读过这本自选集后能有所收获,今后授课时也可以有内容比较集中的著作推荐给同学阅读,更方便他们的学习和研究。

内容概要

在《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一书中,作者牛军收集并利用大量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解密的第一手历史档案,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案例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冷战背景下中国制定外交战略和处理中美苏关系、应对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等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决策机制、指导思想及其长远影响,对认识和总结中国外交决策的历史经验有重要的价值。
《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者简介

牛军,1954年出生于重庆。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多次到美日欧等国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担任客座教授或客座研究员。多年从事中阑对外关系、中美关系、美国对外政策等研究。出版中英文专著《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曾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出版日文专著《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中文专著《同床异梦:美国的欧洲战略》。主编《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国学者看世界(中国外交)》、《克林顿治下的美国》。与美国学者合编英文论文集《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1920-1960:人物与研究方法》、合编中文论文集《冷战与中国》。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参加完成多项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重大项目。

书籍目录

代序:冷战国际史研究:世界与中国
一、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
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三、冷战国际史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前言
冷战与中国外交
解放战争时期的美苏国共关系——东亚冷战的前奏
一、“蒋(介石)之下的和平”:机会是否存在
二、内战与冷战
三、革命中的新格局
论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
一、“一边倒”与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
二、三大决策与新中国外交的内在矛盾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含义
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一、5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关系动荡的缘起
二、1960年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及其原因
三、1962年的对外政策向左转
“告别冷战”:中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涵义
中苏关系
论中苏同盟的起源
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
一、“原子弹”——危机与裂痕之一
二、“美苏缓和”——危机与裂痕之二
三、“大跃进”——危机与裂痕之三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一、中苏关系破裂后的中国外交战略
二、中苏边界军事冲突与中国的反应
三、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政策的转变
198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
一、中苏关系的研究框架
二、“正常化”问题的缘起及涵义
三、“三大障碍”的提出及其影响
四、解决印支问题与“正常化”
抗美援朝决策
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抗美援朝决策研究之一
一、美国决定军事干涉与中国决定抗美援朝
二、越过三八线决策
三、“停战谈判”决策
越过三八线——抗美援朝决策研究之二
一、中国参战目标:“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二、“取法乎上得其中”
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论“战争局部化”与停战谈判决策——抗美援朝决策研究之三
一、“战争局部化”与出兵前的军事目标
二、停战谈判设想的提出
三、停战谈判决策的形成
地区问题
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
一、“中间地带”:一种新认同的缘起
二、“一边倒”中的亚洲政策定位
三、重返“中间地带”
中国援越抗法政策再探讨
一、“援越抗法”政策的缘起
二、“积极援助,但不包办”
三、推广“中国革命经验”
四、分歧的由来
“回归亚洲”:中苏关系与中国印度支那政策的演变(1979—1989)
一、提出问题
二、“项庄舞剑”与“一石二鸟”
三、成为中苏正常化的“障碍”
四、成为唯一的“障碍”
五、回归“地区”
中美关系
未确定的开端:内战末期中共对美政策再探讨
一、从“承认”到“挤走”
二、“不承认”与“不断绝”
三、南京秘密交往与中断
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再探讨
一、东南沿海作战计划的形成
二、1958年炮击金门的背景与起因
三、炮击金门决策过程探析
论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
一、中国安全战略的演变
二、中国外交政策演变与决策机制的重建
三、中国与北越关系的变化
略论60年代中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一、肯尼迪上台前后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
二、1960年代中期的困境
三、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及其特点
中国、印度支那战争与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1969~1973)
代结语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60年之经线
一、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
二、中国内政与中国对外关系
三、国际环境及其与中国对外关系的互动

章节摘录

版权页:冷战与中国外交解放战争时期的美苏国共关系--东亚冷战的前奏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的美苏国共关系曾经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包括国共内战的爆发、中共取得全国政权、新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和中美走向对抗,等等,均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这主要表现在有关成果多数集中于抗战结束到1946年。对此后不同阶段中美苏国共关系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分别展开的,包括对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国共关系等等的分别研究。迄今为止,只有台湾学者邵玉铭曾经在80年代专文系统地论述整个这一时期的三国四方关系。 由于当时历史档案的欠缺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该文中一些重要观点至少也是需要调整和补充的。本文的目的是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疑问,进一步探讨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关系的特点和是否存在避免中国内战的机会,冷战发生与中国内战爆发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胜利对东亚政治格局的影响等。一、“蒋(介石)之下的和平”:机会是否存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东亚政局正处于大变动之中,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美苏对华政策的矛盾和国共关系等等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团乱麻千头万绪,其中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能否在中国实现“蒋之下的和平”,美苏国共关系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蒋之下的和平”包含两个内容,其一是战后蒋介石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和蒋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其二是有没有以及通过什么方式避免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美苏国共均面临着两个国际协议,即美英苏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议和苏联与国民政府达成的中苏同盟条约。在这两个国际协议的背后是美、苏和民国政府间的一系列外交折冲,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试图为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做出它们均可以接受的国际安排。至少美苏领导人当时还是认为,那种安排的结果最终会对东亚政治格局和大国的战略利益产生至关重要和有益的影响。实际情况表明,两个国际协议中的各种安排能否实现,的确取决于中国政治形势如何发展。对于美国来说,战争后期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使它感到有必要调整以往的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领导人一度相信,在东亚扶持起一个强大的中国,战时有利于打败日本,战后可以成为遏制苏联野心的“一道屏障”,还可以对亚洲的革命运动起“限制”作用。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将对华政策的成败与能否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用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戴维斯的话说,就是“也许唯独蒋介石是这样的中国人,他使多数美国人误认为他就是中国”。 然而到战争后期,美国面临的情况却完全相反。首先是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严重危机,民国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军事失败遭到盟国舆论的普遍批评。蒋介石虽然面临内外危机,但除了继续保存实力准备内讧,仍然无意改弦更张,励精图治。其次是中苏关系因为新疆问题而严重恶化,双方在那里几乎发生军事冲突。蒋介石为了得到美国支持,蓄意将苏联在新疆的行动与中共联系在一起,声称中国有可能被苏联和中共里应外合地“赤化”,美国也将因此而在“东西方两败俱伤”。这时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正与苏联讨论在东亚的军事合作,美国领导人非常担心中苏关系恶化破坏其战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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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研究冷战时期中国重大战略与外交决策,认识和总结中国外交决策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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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刚收到,九州出版社的这一套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大部分是作者的论文集,以前发表过。
  •   牛军老师冷战集成。
  •   牛军老师的论文集,值得收藏
  •   解释世界历史的一本好书
  •   这本书是研究中国外交史方面的不错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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