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人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作者：[美] 威廉·H. 麦克尼尔  页数：228  译者：余新忠,毕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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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错综复杂。目前，诸如气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主要环境问题，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而不容回避的威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近年来，环保事业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逐步提升，我国在污染防治、生态建设和保护、环保基础能力提升和环境经济政策完善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环境保护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很多长期积累的环境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出现，人民群众改善环境质量的呼声日益高涨。环境问题无国界。在全球化的今天，思考和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必须广泛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理念和有益经验。携手保护地球家园，以开放的姿态不断深化和加强国际环境合作，一直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面。环境图书出版是我国环保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国际环保交流与合作，传播环保理念与知识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的环境科学出版社，引进国外优秀环境图书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从2009年开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明确提出将国外环境图书作为一条新的、重要的产品线，推出“国际环境译丛”系列图书，加大引进国外优秀环境图书的力度，借鉴国际社会有益的环境理念与实践，以期为推进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内容概要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错综复杂。目前，诸如气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主要环境问题，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而不容回避的威胁。　　作者简介：　　威廉 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年生于加拿大温哥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后于康奈尔大学取得历史博士学位，返芝加哥大学任教至1987年。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专攻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通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1996年，成为首位非欧洲人士获得伊拉斯谟奖（Erasmus Prize，奖励那些在欧洲文化传统之下为欧洲的文化、社会或社会科学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    其著作《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荣获196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探索旧世界文明如何相互影响，西方文明在过去五百年间发生的巨变等等，对史学理论发展有莫大的影响。尤其不同于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等人关于文明是个别、独立地发展的主张.麦克尼尔强调文化之间彼此融合。　　重要著作有《世界通史》（A World History）、《西洋文明史大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Handbook）、《人类社群史》（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权力的追逐》（The Pursuit of Power）、《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等。近年的作品有与同为历史学者的儿子J.R.麦克尼尔合著的《文明之网：鸟瞰世界历史》（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以及个人回忆录《真理的追寻》（The Pursuit of Truth：A Historian's Memoir）。

书籍目录

引言缘起关键概念第一章 狩猎者　人类与寄生物　人类狩猎者与环境相对稳定关系的建立第二章 历史的突破　农牧业的兴起　新生活方式与疫病　儿童病与文明社会疾病模式的出现　上古瘟疫之影响第三章 欧亚疾病的大交融：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200年　瘟疫阻遏帝国扩张　《圣经》等古籍中的瘟疫　疫病妨碍了中国早期南方文明的发展　印度的看似富足与实际贫弱　地中海世界的巨型和微型寄生平衡　四大“疾病圈”的出现　疫病交流的开始与影响　地方病的出现与文明疾病模式的新演进第四章 蒙古帝国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1200-1500年　蒙古人横穿欧亚大陆　关于中国等地的鼠疫　欧洲鼠疫的大流行　欧洲其他疫病方式的变动　新疫病平衡模式的重新建立　鼠疫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影响第五章 跨越大洋的交流：1500-1700年　新大陆遭遇新疾病　天花与欧洲人的胜利　印第安人加入并影响旧大陆疫病圈　欧洲大陆的新疫病　人类疫病的均质化　新疫病模式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第六章 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1700年-　传统医学与现代西医的出现　近代世界人口的成长　天花接种的出现与传播　新疫病模式与欧洲历史　霍乱流布世界　霍乱对现代医学和卫生制度的促动　现代医学与卫生制度大放异彩　现代医学并非无往不胜　历史的启示附录　中国的疫情年表注释

章节摘录

插图：其他疫病方式的重大变化也出现于欧洲，或者作为1346年后鼠疫肆虐的结果，或者作为新疫病随着蒙古帝国的铁蹄在亚欧大陆向西蔓延。最突出的现象是麻风病发病率的减少，而这是黑死病时代之前中世纪欧洲的重要疾病。当然，那时的麻风病是一个集合名词，用来描述以显著而可怕方式感染皮肤的多种传染病。今天该词所指的特定疾病，是挪威医务工作者阿穆尔·汉森于(Armallei Hansen)于1873年第一次确认的细菌传染病。为把这种传染病区别于原被称为“麻风病”的其他疫病，有时也使用“汉森病”这一术语。汉森病大约在6世纪已落脚于欧洲和地中海沿岸。此后，与被视为麻风病的其他传染病一道，一直到14世纪仍然十分活跃。麻风病院在数以千计的中世纪城镇周围建立起来，到13世纪，据估计在所有基督教国家中达19000座之多。黑死病所导致的死亡肯定使许多麻风病院的病人减少，但认为该病随着所有患者的死去而消失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其实，麻风病仍以相当规模继续留在斯堪的纳维亚，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存在，只是规模较小；但麻风病人的数目已与1346年以前已无法相比，麻风病院只能转做他用——或者改为医院，或者像在威尼斯那样，成为收容疑似鼠疫杆菌携带者的检疫所。不容置疑，导致欧洲麻风病人急剧减少的生态环境已无法复原。最近的医学研究表明，可能与维生素C在食物中的含量有关，因为维生素能够抑制麻风病菌侵蚀人类肌体的某个化学过程。但黑死病之后，欧洲饮食即使有变化，也似乎不足以解释麻风病发病率广泛而突然的降低。另一个可能性更大的假说，是关于疾病竞争模式的变动。这个假说认为，欧洲麻风病可能因肺结核发病率的日渐增多而减少。其理由是：结核病菌引发的免疫反应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与麻风病引发的免疫反应有所重叠，以致宿主接触了一种传染病原，提高了对另一种传染病的抵抗力。在这种竞争态势下，结核有明显的优势，结核杆菌夹在感染者咳嗽和喷嚏的飞沫中，进入空气在宿主间传递，比其对手更富流动性。

编辑推荐

《瘟疫与人》：国际环境译丛

用户评论 (总计14条)

•   几千年来，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是历史中唯一值得关注的对象，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这却只是一种傲慢的人类中心观：像任何其他生命形式一样，人类只不过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个成员，与动植物、微生物一样受到整个生态网络的支持和制约。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已然，在古代社会更是如此。这种视角的转换使得灯光第一次照到历史舞台上人类以外的诸多角色，例如《瘟疫与人》中所讨论的，传染病对历史也有着深远影响。 任何人要在地球表面任何一处生活，必然都得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这点在农耕文明出现之后变得尤为关键。农耕定居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进展，技术和人口都飞速进步，但正如后来人们取得的任何进展一样，它也伴随着一个“但是”——— 人类从此更易于受严重疾病的侵袭。定居使得**和粪便的处理变得困难，与家畜的密切接触加大了人被五花八门的细菌寄生的可能性，而人口的密集又使得疾病更容易在人群中传播。历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如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霍乱、禽流感等，都是由动物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随后迅速在密集人群中暴发。直到现代公共卫生医学创立，人类长期都没有摆脱这个老问题的反复困扰。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北温带是人类历史真正的舞台。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正是因为温带的生态平衡容易被人类破坏和控制，麦克尼尔说得对，至今“生态平衡易受人类摆布的脆弱性仍是热带以外地区的永恒特征”。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虽然起源于非洲，但所有伟大的文明几乎都不处在热带地区，因为在那里人类社区首先就将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热带疾病——— 长期以来这一直令人谈虎色变。 这对历史的影响十分深远。有一种观点认为，正由于传播昏睡症疫病的采采蝇在西非肆虐，使得当地不可能生成任何封建主义制度，这种苍蝇会攻击马匹，并使人无法定居生活，这种情况下无法形成骑士阶层。而印度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上之所以能有效重创来自西北境外的入侵军队，常常也只是因为当地的热带疾病瓦解了入侵者的力量。直到近代，印度仍是英国总督的坟场：在1796年至1820年期间，总计有英国1444名军官到印度上任，却只有201名平安归国。甚至正是因为印度在主要文明中热带疾病最猖獗，所以才产生了一系列“必然的伴生现象”：较少的物质剩余、脆弱的国家结构和来世主义的禁欲理念。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美洲，被疾病瓦解的则不是入侵者的力量，相反是抵抗者。自麦克尼尔在本书提出这一见解以来，学界已达成这一共识：西班牙人之所以能以极少数人征服美洲，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印第安人无法抵御入侵者携带的传染病而大批死去，而这又瓦解了幸存者的斗志。《生态扩张主义》一书又发展了这一观点，更系统地解释了这样一个现象：为何欧洲裔白人在南北美洲取代、消灭、征服了当地土著，但在非洲，他们除了南非的少量白人之外，几乎没有定居成功过。答案很简单：美洲土著的免疫系统无法抵抗欧洲人的疾病，欧洲的动植物在美洲也能顺利生长，但这两点在非洲都不存在。仅仅疟疾和热带疾病这一因素，就基本上挫败了所有欧洲人想在热带非洲和新几内亚低地定居的企图。 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蒙古骑兵征服欧亚大陆一样，在使得世界第一次实现“全球化”的同时，也使疫病传播变得全球化了，大航海不仅造就了欧洲人的霸权，也编织成一张全球疫病网络。没有传播，任何瘟疫都只能是地方性的。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另一面：一个使文化、贸易、政治得以统一的交通圈，也正是一个疾病圈，疫情传播的模式常常与这个区域内人口流动和商品交流同步进行。而军队作为一种特殊的移动人口，也常常成为瘟疫传播的重要因素。曹树基在《鼠疫：战争与和平》中证实，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人口流动，而军人的密集共处常使得军队途经或驻扎处成为鼠疫流行的起点。因而古代在大军过后，常常不仅是武器造成的破坏，更多的还有瘟疫传播留下的累累尸骨。 与现代相反，在所有文明社会的早期历史上，城市都更容易受到传染病的威胁。原因很简单：几乎所有前现代城市都非常肮脏，恶劣的卫生环境极容易滋生传染病，而城市的人群接触又远比乡村频繁复杂，使疾病传播能迅速蔓延。西欧城市中弥漫的恶臭要等1775年抽水马桶发明后才逐渐好转，但即使如此，19世纪英国一些工人贫民窟的卫生状况仍是令人作呕的。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曾说，近代作家笔下适宜治疗结核病的旅行地点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离弃城市。从当时生态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实在不难理解。 直到18世纪后，现代医学才逐渐开始“驯服”流行病。这确实是世界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之一，以往瘟疫常常成为人们强化宗教信仰的理由(因为疾病被认为是“天谴”)，而对传染病的控制使得人们放松了对身体的控制，一如本书所言，“由此，真正的进步出现了：那种认为人类的智力和技巧不仅可在机械方面，而且也可在健康方面改善生活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合理了”。同时，城市第一次能不依赖农村移民而能自我维持人口规模，城市变得从未如此干净———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洁过度的城市环境又导致人们免疫能力下降，同时全球交流愈加频繁，以至于现代人反倒更容易受到史无前例的流行病的威胁，一次SARS或禽流感就能使全球为之紧张。 《瘟疫与人》笔调流畅，视角独特，无怪麦克尼尔自称这是他最受欢迎的著作。但如果以为这只是“趣味历史”，那就不免宝山空回了。它事实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鼓励人们从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人类历史，《病菌、枪炮与钢铁》等著作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它启发，其影响所及，使医学史、卫生与现代性等课题如今已成学界的新领域。 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当然最容易对本书中涉及中国史的部分感到遗憾。中国史显然并非他最熟悉的领域，虽然他谈到了天花及种痘在欧洲的历史和重大影响，却没有谈到清朝的著名案例：康熙皇帝之所以能登上皇位，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幼年在天花疾病中幸存。对于中国历史上瘴疠阻碍中原政治、文化力量向南拓展时所起的作用，以及瘟疫引发的谣言心理、政府职能和权威通过疾病控制过程得到扩张(古代政府基本不承担公共卫生职能)，他也都几乎未予触及。此外，他屡次强调医疗技术改进是控制传染病的关键，但却并未意识到环境的变迁有时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例如，云南瘴疠区域的缩小是开矿、冶炼、开垦、运输等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最终使汉人移民更好地适应了云南的生活，而这并不只是因为医疗手段有何飞速改进。说到底，环境变迁与社会变迁是紧密相连的一体两面。
•   瘟疫对历史的影响，有时候是关键性的，这给历史的发展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   作者从另一个视角观看人类历史，特别是现在的社会，更值得人去深思
•   很有趣的书籍，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理解人类的历史。
•   这本书要精读
•   他覺得還可以
•   震撼心灵的一本好书
•   麦克尼尔教授的名著
•   这一批环境译丛是很难得的一批好书，当当网上貌似不全。希望有英文原版出售。
•   被前面的評論欺騙了，要么也可能是翻譯的問題，總之，比較難看，不僅內容上面沒什麼吸引力，講的東西太雜，也不是很新穎，遣詞造句也很奇怪。。。
•   麦克尼尔的视角是如此特别 附加 台湾 刘士永 的书评瘟疫与人 　　 大概很少有著作像本书一般，刺中历史研究的弱点，但也为读者开启一扇窥探历史的窗户。麦克尼尔利用流畅的笔调和文明史中较为人熟知的个案，重新描绘人类历史的转折与疫病间的关系，瘟疫对麦克尼尔来说，不仅是造成人类死亡的原因，也是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动因。人类主观上的聪明才智不再是创造历史的唯一要素；作为生物界的一员，人类在过去数千万年以来的点点滴滴，亦受制于最基本的生存法则：生病与死亡。随着人类移动范围的扩大，原来局促于特定区域和人群的某些疫病开始扩散交流，因而造成历史上数次的大瘟疫。这些瘟疫就如同摆弄傀儡的丝线般，操弄着某些文明的兴衰与人类历史的方向，在麦克尼尔的笔下，人类和瘟疫间的生物性关系，要到十七世纪因为新式的卫生学、病源论和药品产生后，才略微扭转了人类在对抗疫病时的被动地位。 　　 然而，麦克尼尔精练的写作手法和丰富的历史知识，既是本书成功的柱石，也是一种限制。作者用缜密的叙述逻辑和精心排比的史实，引导读者「发现」作者想要呈现的主题。问题是，当时历史学界对疾病史的研究尚未完备，作者如何能概述并总结历史上的疾病经验？其实作者的论述常夹杂着假设和旁证，有时还包括某些想象的成分。此外，因为欧洲与近代美洲史方面曩究成绩较佳，作者似乎回避了某些与其推论相左的著作；...但在资料和研究都显然不足的亚洲史上，则又强调了一些不完全的资料和研究之代表性。事实上麦克尼尔在发表本书时，亚洲医学史，特别是中国与日本的研究其实尚称贫乏，这是作者无法摆脱的时空限制；但在二十年后读者阅读本书时，这却是必须了解的事实。许多专业历史学家之所以把本书视为经典，其理由不在于书中是否呈现出历史真相，而是麦克尼尔提出了一套值得玩味的研究角度。 　 　一本好的翻译书应当完整地把原著呈现给读者，这包括了优点和缺点。翻译并未过份地追求中文的流畅，因此译本或许并不如原著明显易读，但更忠实于原著的安排和本意，因此过去各界对于本书的褒贬，对中译本的读者来说仍有参考价值。而且，或许是因为译者与审订者都有生物学及医学的教育背景，因此在专业领域内的翻译可谓精确而恰当。相较于过去片段的翻译引用，中译本在病理征候乃至于传染模式方面，一般说来也比较符合作者的原文。译本的这个长处诚为可贵，只是在历史名词方面乃有改善的空间。 麦克尼尔的原著在近二十年后终于有了中译本，在翻译上些许的误差或许有待改善，但如何了解本书的优点、超越原著的局限，才更是读者在享受译者心血结晶之余应该深思之处。 阅读更多 ›
•   很少有历史学家如此宽深的视角阐述历史，因为，历史是人类适应环境而走过的心路，人类对疾病的认知也是这样。瘟疫的发生与动物的迁徙活动有关，并非随机现象。即大规模的迁徙给微生态环境造成冲击，为了迎合变化的新环境，以及由于不同环境区域的微生物的交流机会增多，导致微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使一些微生物为适应环境而快速变异，人类免疫系统防不胜防而发生众多人群在同一时间段的严重感染。因此，人类疾病、特别是传染病与人类活动的规模、频度密切相关。
•   历史学家不常研究瘟疫史并不是因为忽视了它，而恰恰相反，是因为不敢太重视它。毫无疑问，瘟疫能对历史有巨大的影响 ( which has already been interpreted elaborately in the book ) , 但瘟疫的发生和结束完全是随机的，它没有办法解释，只能作为一个现象进行描述，因而显然不可能在历史著作中占据太大的篇幅。更危险的是，这种随机性极有可能造成历史研究的随意性，比如，为了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衰落的时候，即使这个国家的确受到了瘟疫的侵袭，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证明究竟它对这个国家的影响有多大，因此，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就会一句话说，是瘟疫造成了国家的衰落，这种 oversimplification 的确可以使一个人的理论自圆其说，但其历史真实性有多大？瘟疫就好像一个工具一样，人们想让它在什么地方发生，它就可以在什么地方发生，想让它在什么时候发生，它就可以在什么时候发生，因而，拿瘟疫来解释历史的结果就是解释了半天跟什么也没解释一样。当然，这不是否认瘟疫研究的价值，我想说的是使用瘟疫来解释历史事件必须要相当谨慎，要有足够的的证据时方宜使用。它可以做辅证，而非一个假说的理由。
•   不能算是写的深刻的书籍。薄薄的一本。入门级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