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藏书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页数：140  译者：盛力,崔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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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博尔赫斯自述　　博尔赫斯曾经“冒着犯下时代错误的危险”，虚拟了一个百年之后关于自己的百科词条，极有博尔赫斯风，节选如下：　　博尔赫斯，豪尔赫?弗朗西斯科?伊西多罗?路易斯　作家和自修学者，1899年生于当时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去世日期不详，因为作为当时的文学品类的报纸在当地的历史学家们如今正在评述的那场大战乱期间全部遗失了。他的父亲是心理学教师。他是诺拉?博尔赫斯的哥哥。他爱好文学、哲学和伦理学。在文学方面，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些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的致命的局限。……他喜欢写短篇小说，这一点使我们想起了爱伦?坡在赞赏某些东方国家的诗风时说的那句名言：“没有别的什么更像一首长诗。”……他虽然只是在日内瓦受过正式的中学教育，却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和哈佛大学授过课。他是卡约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有传闻说他在考试中从不提问，只是请学生随意就命题的某个方面发表见解。他不限定日期，总是说他自己就没有日期的概念。他讨厌开列参考书目，认为参考书籍会使学生舍本逐末。　　他庆幸自己属于其姓氏所代表着的资产阶级。他觉得平民和贵族全都耽于金钱、赌博、体育运动、民主狂热、追逐功名和争出风头，几乎没有差别。他于1960年前后加入了保守党，因为（他说）“它无疑是唯一不会煽起狂热的政党”。　　有一大堆专题和辩论文章断言博尔赫斯一生中享尽荣华，这种名声至今仍然让我们疑惑。我们发现对此最不理解的竟是他本人。他生平就怕人家说他虚张声势和言不由衷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时至今日，这种说法已经秘不可测，我们将继续探究其中的奥妙。　　尤其不应忘记博尔赫斯生活的年代适逢国家处于没落时期。他出自军人家庭，非常怀念先辈们那可歌可泣的人生。他深信勇敢是男人难得能有的品德之一，但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信仰却使他崇敬起了下流社会的人们。所以，他的作品中流传最广的是通过一个杀人凶手之口讲出来的故事《玫瑰角的汉子》。他为谣曲填词，讴歌同一类的杀人犯。他为某个小诗人写了一篇感人的传记，那人唯一的功绩就是发掘出了妓院里的常用词语。独幕戏剧的作者们早已营造出了一个本质上属于博尔赫斯的世界了，但是有教养的人们却不可能胸怀坦荡地欣赏那些节目。他们为那个给了他们这一乐趣的人欢呼叫好是可以理解的。他秘而不宣的而且说不定竟是下意识的苦心则是编造出一个压根儿就未曾存在过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神话。因此，年复一年，他于不知不觉中而且完全没有料到竟然助长了对残忍暴行的推崇，这种推崇最后演变成了对高乔人、对阿蒂加斯和对罗萨斯的崇拜。　　博尔赫斯是否曾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过不满呢？我们猜想他会的。他已经不再相信自由意志，而是喜欢重复卡莱尔的这句名言：“世界历史是我们被迫阅读和不断撰写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们自己也在被人描写着。”

内容概要

　　《私人藏书》是散文随笔集，是博尔赫斯去世后结集的集子，是他对一套喜爱的丛书所做的解读。

作者简介

　　豪·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小说家、诗人兼学者。年青时随家旅居欧洲，在日内瓦等地求学。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事文学创作，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　　1935年，小说集《恶棍列传》问世，引起阿根廷文学界重视。1941年出版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他最具开拓意义的作品，此后《阿莱夫》、《布罗迪报告》诸集愈臻其妙，以丰富的叙事手法构筑了作者独有的迷宫式小说世界。　　博尔赫斯的创作成就还体现于篇目众多的谈艺妙文，那是20世纪经典作家的智慧之门。从早年的《埃瓦里斯托?卡列戈》到逝世后结集的《私人藏书：序言集》，他的随笔集几乎组成了一部艺术圣经。　　博尔赫斯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授20年之久，还做过18年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晚年失明，仍以口述创作。　　1961年获国际出版家协会福门托奖，1962年获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1979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1981年获墨西哥奥林?约利兹奖，1983年获西班牙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博尔赫斯未能获得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诺贝尔奖。耐人寻味的是，包括他在内的20世纪几位顶级大师——普鲁斯特、鲁迅、乔伊斯、卡夫卡等，均与诺奖无缘。　　做过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博淹群籍，精通多种语言，以致被视为一个图书馆，或者“作家们的作家”。 晚年的博尔赫斯虽然双眼失明，但藉着想象和智力，似乎更真实和充分地生活在书籍和文字构筑的世界中，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正如梦境和天使所展示的，飞翔是人类基本的渴望之一”。因此，有人将他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梦游者”。　　“博尔赫斯作品系列”译者全部经过博尔赫斯助手、遗孀玛丽亚?儿玉女士亲自过目认可；　　盛力 崔鸿儒，资深西班牙语言文学专家，博尔赫斯诗歌一流翻译家。　　译文兼具信、达、雅，极好地传达出博尔赫斯“像数学一样简洁的文风”。

书籍目录

序言胡利奥·科塔萨尔《故事集》《伪福音》弗兰茨·卡夫卡《美国》《短篇小说集》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蓝十字和其他故事》莫里斯·梅特林克《花的智慧》迪诺·布扎蒂《鞑靼人的荒漠》易卜生《彼尔·英特》《海达·加布勒》若泽·玛丽亚·埃萨·德·克罗兹《满洲官员》莱奥波尔多·卢戈内斯《耶稣会帝国》安德烈·纪德《伪币制造者》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时间机器》《隐身人》罗伯特·格雷夫斯《希腊神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爱德华·卡斯纳、詹姆斯·纽曼合著《数学与想象》尤金·奥尼尔《伟大之神布朗》《奇妙的插曲》《哀悼》在原业平《伊势物语》赫尔曼·梅尔维尔《班尼托·西兰诺》《毕利·伯德》《代笔者巴特贝》乔万尼·帕皮尼《日常悲剧》《盲驾驶员》《话与血》阿瑟·梅琴《三个骗子》路易斯·德·莱昂修士《雅歌》《（约伯记）释义》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套在脖子上的绳索》奥斯卡·王尔德《散文、对话集》亨利·米绍《一个野蛮人在亚洲》赫尔曼·黑塞《玻璃球游戏》伊诺克·阿诺德·本涅特《活埋》克劳迪奥·埃利安诺《动物志》索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古斯塔夫·福楼拜《圣安东的诱惑》马可·波罗《行纪》马塞尔·施沃布《假想人生》萧伯纳《恺撒与克莉奥佩特拉》《巴巴拉少校》《康蒂坦》弗朗西斯科·德·克韦多《众人的时刻》《马尔科·布鲁托》艾登·菲尔波茨《雷德梅恩一家》克尔恺郭尔《恐惧与战栗》古斯塔夫·梅林克《假人》亨利·詹姆斯《教师的课程》《私生活》《地毯上的图像》希罗多德《历史九卷》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帕拉莫》拉迪亚德·吉卜林《短篇小说集》威廉·贝克福德《瓦提克》丹尼尔·笛福《摩尔·弗兰德斯》让·科克托《“职业奥秘”及其他》托马斯·德·昆西《康德晚年及其他散文》拉蒙·戈梅斯·德拉塞尔纳《西尔维里奥·兰萨作品序》安东尼·加朗选编《一千零一夜》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新天方夜谭》《马克海姆》莱昂·布洛瓦《因犹太人而得救》《穷人的血》《在黑暗中》《薄伽梵歌》《吉尔伽美什史诗》胡安·何塞·阿雷奥拉《幻想故事集》大卫·加尼特《太太变狐狸》《动物园里的一个人》《水手归来》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保罗·格罗萨克《文学批评》曼努埃尔·穆希卡·莱内斯《偶像》胡安·鲁伊斯《真爱诗篇》威廉·布莱克《诗全集》休·沃波尔《在黑暗的广场》埃塞基耶尔·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诗集》埃德加·爱伦·坡《短篇小说集》普布留斯·维吉尔·马罗《埃涅阿斯纪》伏尔泰《小说集》 J.W.邓恩《时间试验》阿蒂利奥·莫米利亚诺《评》威廉·詹姆斯《各种宗教试验》《人性研究》斯诺里·斯图鲁松《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萨迦”》

章节摘录

　　胡利奥·科塔萨尔　　《故事集》　　40年代的某段时间，我在一家犹如秘密刊物的文学杂志当编辑。一个平平常常的下午，有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我已不记得他当时的模样）交给我一份手写的短篇小说稿。我对他说过十天再来，届时我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一周后，他来了。我对他说，他的那篇小说我很喜欢，已经送去刊印了。没过多久，胡利奥·科塔萨尔便读到了印成铅字的《被侵占的房子》，故事中还插有诺拉·博尔赫斯所绘的两幅铅笔画。许多年后的某个晚上，科塔萨尔在巴黎坦白地告诉我，那是他第一次发表作品。我因充当了他的工具而感到荣幸。　　那篇小说写一所房子被不知何人渐渐侵占的故事，在以后的创作中，科塔萨尔再次使用这个题材，不过采用了不那么直接的形式，效果也因而显得更好。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读了《呼啸山庄》后曾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事情发生在地狱，但不知为什么全都是英国地名。”科塔萨尔的作品给人以同样的印象。故事专写平庸的人物。这些人受制于由偶然的爱和偶然的不和所组成的常规，四周都是平庸的事物：香烟的牌子、玻璃橱窗、柜台、威士忌、药房、机场和站台。他们无奈地用报纸和收音机打发时间。故事发生的地方总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巴黎。开始读这些故事时，我们会以为不过是一般的叙述，读到后来才发现不对，讲故事的人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带进他那个与幸福无缘的可怕的世界。那是一个各种物质错杂的多孔的世界；人的意识可以进入动物的意识中，动物的意识也可进入人的意识之中。科塔萨尔也玩弄制成我们身体的材料——时间。在一些故事中，两条时间线在流动、交织。　　这些小说的风格算不上精致，但每个词都经过挑选，谁都无法叙述科塔萨尔哪篇故事的情节。每篇故事都由一定的词语，按一定的次序组成，若想对其中的哪一篇作个简述，那我们就会明白总有一些宝贵的东西被丢弃。　　《伪福音》　　读这本书就是以一种近乎神奇的方式回到本世纪初，那时，宗教是一种激情，很久以后才出现教会的教义和神学家的论证。最初，唯一有意义的是，在三十三年的时间里，上帝之子是一个人，一个以自己的死为世世代代的亚当子孙赎罪的被鞭笞、被祭献的人。揭示这一真相的许多书中就有这部《伪福音》。这个“伪”字现在一般用作“伪造”或“虚假”，其原义却是“隐秘”。隐秘的文字便是不向大众公开，只让少数人阅读的文字。　　先不管我们是否缺乏信仰，基督可是人类记忆中最鲜活的形象。他有幸在一个偏远的地方宣传他的教义（如今他的这些教义已传遍全球）。他的十二个弟子既贫穷又无文化。基督除了用手指在地上随写随抹的那些字句之外，没留下任何文字（毕达哥拉斯和佛陀也都是口头传授的大师）。他不作任何论证，其思维的自然形式是比喻。为谴责葬礼的铺张、浮华，他断言那是死人在埋藏他们的死者；为指斥法利赛人的虚假，他说他们是白色的坟墓。他年纪轻轻便被钉在十字架上钉死——十字架在当时等同于一个断头台，现在则成了一个象征。塔西佗曾不经意地提起他，称他为基督，但并未料到他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没有人像基督那样左右过并仍在左右着历史的进程。　　本书与福音正典并不矛盾。只不过是同一部传记的奇怪的变奏罢了，它向我们展现了料想不到的奇迹。书中称耶稣五岁时用黏土捏了几只麻雀，麻雀随即飞了起来，唧唧喳喳地消失在空中，和他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惊得目瞪口呆。书中也写了一个尚未明白事理却又无所不能的孩子所做出的残忍的奇迹。《旧约》中的地狱是坟墓，《神曲》的三行诗把地狱描绘成一组地形精确的地下牢狱。在本书中，地狱则是一个与魔王撒旦对话、颂扬上帝的高傲人物。　　这部被遗忘了好几个世纪，现在被重新发现的《伪福音》和《新约》正典都曾是耶稣教义的最古老的工具。　　弗兰茨·卡夫卡　　《美国》《短篇小说集》　　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诞生，1924年逝世。众所周知，这几十年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第一次欧战、对比利时的入侵、一次次的失败与胜利、英国舰队对几个欧洲中部帝国的封锁、饥饿的岁月、俄国革命（起初曾是巨大的希望，现在已成沙皇制度）、崩溃、《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条约》以及后来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马克斯·布罗德撰写的《卡夫卡传》则录下了这位作家个人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件：与父亲的对立、孤独、攻读法律、办公室的刻板生活、大量的手稿、结核病等等。这个时期更是发生了大规模的、怪异的文学冒险：德国的表现主义，贝希尔、叶芝和乔伊斯的语言功绩等等。　　卡夫卡的命运就是把各种各样的处境和挣扎化为寓言。他用清澈的风格来写污浊的梦魇。他熟读《圣经》，崇拜福楼拜、歌德、斯威夫特等作家，这一切都表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他是犹太人，但就我所知，其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犹太人”这个词。他的作品不受时间限制，或许更是永恒的。　　卡夫卡是我们这个灾难频仍的奇怪的世纪伟大的经典作家。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　　《蓝十字和其他故事》　　说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1874—1936）完全可能成为卡夫卡是很有道理的。切斯特顿写过这样的句子：黑夜是一片比世界更大的云，是一个满身是眼的妖魔。这样一个作家是完全可以做出像《审判》、《城堡》那样一些令人称奇而又使人压抑的梦魇的。事实上，他真的做过那样的噩梦，后在天主教信仰中找到了灵魂得救的途径（他奇怪地声称天主教乃基于常人见识）。在内心深处，他患了“世纪末”的病症。在一封给爱德蒙·本特利的信中，他说，“我的朋友，当你我年轻的时候，世界已经很老了”，然后借用惠特曼和斯蒂文森的伟大声音来宣告自己的青春。　　这个集子包括一系列看上去像是侦探故事又远远不止是侦探故事的作品，每一篇都给我们出了一个看似不开的难题，然后提出一个残酷而又神奇的解决办法，最后作出力图显得合情合理的解答。每篇小说都是一个讽喻故事，同时又是一个短剧，人物就像演员那样依次登场。　　切斯特顿在专事写作之前曾学习绘画，他的所有作品都具有奇特的视觉效果。当侦探小说不再流行时，人们还会读这些文字，倒不是因为布朗神甫找到的合理的解答，而是因为书中那些曾使我们悚然的超自然的可怕的东西。若要我在此书的多篇故事中挑选一篇，我想我会挑《启示录三骑士》，此作的典雅堪与一局象棋比赛相媲美。　　切斯特顿写有大量作品，字字句句妙趣横生。我可随便举出两部：一部是写于1912年的《白马谣》，本世纪已被遗忘的史诗因它而重放光芒；另一部是写于1925年的《永远的人》，那是一部没有日期而且几乎没有人名、地名的奇怪的世界史，表现人在世上的凄美的命运。　　莫里斯·梅特林克　　《花的智慧》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产生于惊奇。那便是生的惊奇，就是生于此时，生于这个与其他人、动物以及星星共享的世界的那份惊奇。惊奇也产生了诗。就莫里斯·梅特林克而言——正像爱伦·坡那样——这份惊奇便是恐怖。梅氏的第一本诗集《温室》（1898）列举了一些使人困惑的朦胧的事情：高塔中挨饿的公主、沙漠中的水手、远方一个照料病人的打驼鹿的猎手、百合丛中的夜鸟、晴日中天空的气味、宝座上坐着的流浪汉、千年的雪和雨等等。这一切曾引来诺尔道大夫戏谑的模仿（诺尔道那部正颜厉色的著作《颓废》汇集了所有被他指责的作家，可谓“功德无量”）。艺术总要为其所表述的事实辩白并作好铺垫，梅特林克在其创作中向我们精心展示种种超乎想象、无法解释的奇怪事情：《盲人》（1890）中的主角是两个在林中迷路的瞎子；在同年出版的《不速之客》中，一个老人听到正走进他屋子的死神的脚步声；在《青鸟》（1909）中，往昔是众多一动不动的蜡人居住的空间。梅氏是第一位象征主义戏剧家。　　梅特林克起初探索神秘的种种可能性，后来试图破译神秘。他超越童年时期的天主教信仰去探询神奇之物、思想的传递、欣顿的第四维、埃尔伯费尔德的奇马、花的智慧等等。昆虫有序而恒定的世界给了他启发，他有两部作品以此为题材（普林尼早已谈到蚂蚁的预知和记忆能力）。1930年，梅特林克出版《白蚁的生活》。他的那部最负盛名的作品《蜜蜂的生活》充满想象却又极其周密地探讨了一种曾被维吉尔和莎士比亚大颂特颂的昆虫的习性。　　梅特林克1862年生于根特，1949年在尼斯去世。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迪诺·布扎蒂　　《鞑靼人的荒漠》　　我们可以了解古代作家、经典作家，也可以了解19世纪和即将逝去的这个世纪初叶的作家，但要了解当代作家却远非易事。当代作家数量太大，时间又未及筛选出他们的文集，但有些名字无论如何不会被后世所遗忘。迪诺·布扎蒂绝对是这些名字之一。　　布扎蒂1906年生于离威尼托和意、奥边境不远的古城柏卢诺，曾任记者，后致力于神秘文学的创作。处女作《群山中的巴尔纳博》写于1933年，最后一部作品《巴尔·莫雷尔的奇迹》完成于作家去世的1972年。他的那些经常带有隐喻的大量作品散发出痛苦和魔力。他公开承认受爱伦·坡及哥特小说的影响，也有人认为他是受了卡夫卡的影响，要说他同时受两位大师的影响也未尝不可（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布氏的意思）。　　《鞑靼人的荒漠》也许是布扎蒂最优秀的作品（巴莱里奥·苏尔里尼以此为素材拍摄了一部极美的电影），小说采用的是那种无止境的甚至是无限的延缓手法——伊利亚学派及卡夫卡最喜爱的手法。卡夫卡的小说刻意制造灰色、平庸的气氛，烘托出一股官僚气息和烦闷的味道，《鞑靼人的荒漠》却并非如此。小说也写了一个“前夜”，但那是一场可怕而又必定会到来的大搏斗的前夜。迪诺·布扎蒂的这部作品把小说带回到它的源头一史诗。荒漠既是真实的存在又具象征意义。它空无一人，英雄正等着人群出现。　　易卜生　　《彼尔·英特》《海达·加布勒》　　易卜生众多信徒中最杰出的一位一萧伯纳…在其《易卜生主义的精髓》中说，要求一个作者解释其作品的意义是荒谬的，因为这种解释可能正是作品所要寻找的。寓言的创造总是先于对其寓意的理解，就易卜生而言，其创作的故事就比故事的命意更重要。可当易氏的作品上演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多亏了易卜生，一个女人有权过自己的生活这样一个论点现已成为常人见识。在1879年，那可真是骇人听闻。《玩偶之家》在伦敦上演时，多了一个结尾：懊悔的娜拉返回家中，回归家庭。在巴黎，为使观众明白情节，剧中增添了一个情人。　　本书挑选的两部剧作则熔想象、幻想和现实于一炉。　　第一部剧作——《彼尔·英特》，我认为是作者最优秀的作品，也是文学经典之一。除所激发的信念之外，作品中的一切，全都属于幻想世界。彼尔·英特是个最不负责任同时又是最可爱的无赖。那是个陷入自身妄想中的角色。他穷途潦倒，受人耻笑，渴望着获得“自己的皇帝”这一崇高称号；在开罗的一家疯人院里，跪在尘埃中的主人公接受了几个疯子对他施行的加冕礼。此作既像噩梦又像童话。我们惊骇而又愉悦地接受了书中那些难以置信的奇妙事件和变化不定的地域——有人推测那动人的结尾发生在主人公死后的另一个世界里。　　《海达·加布勒》（1890）的写作技巧使人产生如下印象：整部悲剧十分机械，那是为激起这样或那样的激情而写，并非只为刻画一个形象。海达·加布勒确实是个费解的人物，有人把她当做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有人称其鄙俗，更有人视其为一只小猛禽。我则认为，这个人物之所以不好捉摸，是因为她原是个真实人物，这就像每个人在别人眼中甚至在自己的眼中都是个谜那样，或者就像易卜生无法理解易卜生那样。顺便提一句，加布勒将军留给女儿的手枪，也像剧中的人物那样，充当了情节发展的工具。　　易卜生作品的经常性的主题是现实与浪漫主义幻想的矛盾。他的辩护士萧伯纳和那个诋毁他的诺尔道都把他和塞万提斯相提并论。　　易卜生既属于今天，也属于明天，没有他的巨大影响，其后的戏剧便不可想象。　　若泽·玛丽亚·埃萨·德·克罗兹　　《满洲官员》　　19世纪末，格罗萨克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南美出名仍可能是个无名之辈。在当时，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葡萄牙。若泽·玛丽亚·埃萨·德·克罗兹（1845—1900）在其祖国（一个不大但很不寻常的国度）名声很大，但直至去世，在欧洲其他国家几乎可说默默无闻。姗姗来迟的国际评论现在把他誉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散文家和小说家之一。　　埃萨·德·克罗兹是个破落贵族（这种身份不免凄凉）。他曾在科英布拉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在一个小地方谋了份小差事。1869年，陪友人雷森德伯爵出席了苏伊士运河的落成典礼。然后从埃及转道巴勒斯坦，记述这些旅行的不朽文字，后人百读不厌。三年后，他开始其领事生涯，先后在哈瓦那、纽卡斯尔、布里斯托尔、中国、巴黎等地生活。他对法国文学的喜爱始终不渝，他信奉高蹈美学，所创作的多部小说均遵循福楼拜的信条。在《巴济里奥表兄》（1878）中能找到《包法利夫人》的影子，但埃米尔·左拉认为，埃萨·德·克罗兹的这部小说胜过其摹本，还在这一论断之后补充了这样一句话：“说这话的是福楼拜的一个弟子。” 　　埃萨发表的每行文字都经过仔细琢磨和推敲，其浩繁作品的每个场景都设计得十分逼真。作者自认为是个现实主义作家，但他的现实主义不排斥幻想、讥诮、苦涩和悲悯。埃萨·德·克罗兹也像他时而嘲讽却又深爱着的祖国葡萄牙那样，发现并揭示了东方。《满洲官员》（1880）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是个魔鬼，另一个人物身处里斯本的一个肮脏的客栈却神奇地杀死了一个正在黄色帝国中央的一个平台上放风筝的满洲官员，读者的意识却能愉悦地接受这种绝无可能的杜撰。　　19世纪的最后一年，两位天才在巴黎谢世。那就是埃萨·德·克罗兹和奥斯卡·王尔德，就我所知，两人素未谋面，倘若两人得以相识，必定情意相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