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

出版时间：2010年9月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吴欢  页数：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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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序一冯天瑜笔者怀着双重敬意，向读者诸君推荐《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第一重敬意奉献给辛亥革命，第二重敬意则奉献给为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作出特殊贡献的赵凤昌。公元1911年10月10日（干支纪年辛亥年八月十九日），由革命党策动的湖北新军起义在武昌爆发，经一夜激战，起义者夺取省城，次日即布告天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九角十八星铁血旗取代黄龙旗，飘扬在武昌城头。此后四十多天，民军在汉口、汉阳与南下清军激战，湖南、陕西、江西、江苏等省则纷起宣布对清廷易帜独立，两百六十余年的清王朝以及沿袭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的崩溃，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值此历史关头，革命党的“共主”孙中山从美国转赴英国，为未来的共和政权争取外交及财经支特；革命党的另一领袖、多次武装暴动指挥者黄兴则从香港赶往上海，偕宋教仁等奔赴武汉前线，随即投入阳夏苦战。清政府方面，在怒斥弃武昌而逃的湖广总督瑞澂、统制张彪的同时，立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新军，以及海军大臣萨镇冰率领舰队，从水陆两线合击武汉。然而，北洋新军并不听调于满洲贵族荫昌，清廷只得曲意敦请三年前罢官在家乡河南彰德洹上的袁世凯，袁氏则一面与朝廷讨价还价，一面集结北洋部属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对湖北民军给予军事打击，在夺取汉口、汉阳之后，又与民军停战议和。袁氏的谋划是，以民军及各省独立的威势，迫清廷交权给袁氏，又以手握重兵及汉阳一胜之威为资本、以清帝退位为诱饵，迫民军让权袁氏。英、法、日、俄、德、美列强，密切关注中国政情的剧变，一面竞相往长江中下游调集军舰等战力，对民军保持军事压力，一面在清民两方加紧外交斡旋，试图火中取栗，保护并扩大其在华利益。辛亥年末的中国，确乎存亡危急之秋，既预留着创建共和的机遇，也面临着分崩离析、列强干涉瓜分的危险。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一批江浙沪士绅，聚会于上海南阳路10号的一座名叫“惜阴堂”的小洋楼，商讨中国的去向，而楼主是布衣赵凤昌。常州人赵凤昌（1856—1938），不仅是“惜阴堂”聚会的东道主，更是民国建立前后这关键的一年间一系列聚会的精神主脑。赵凤昌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首席幕僚，昔时武昌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戏语流传，足见赵氏在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中的作用不可小视。后因政敌攻讦，张之洞忍痛罢黜赵凤昌，赵氏自此脱离官府，却携带着张氏的关系，以一介布衣活跃沪上，赵宅不仅成为张之洞搜集内外信息的基地，也是湖北派往海外留学者的中转站。赵凤昌更在工商经营、政治交际中，建立广泛的中外人脉，社会影响力日渐张大，在戊戌变法、东南互保、《苏报》案中，赵氏皆起到穿针引线作用。由于赵氏明确了自己的清朝体制外身份，又在华洋杂处的上海不断汲纳新知，故其政治倾向日趋进步。至辛亥首义前后，他的反清立场已基本形成，不过他决非那种呼唤高调的孟浪之士，而是实实在在地于沉潜中推助时代大潮。他与其密友庄蕴宽（1866—1932）等江苏常州系人士，在辛亥首义前后运筹帷幄，折冲樽俎，同革命党人、立宪派、清朝汉官均有深度联系，并与英、法、日、俄的驻华使团相沟通。其在上海的寓所“惜阴堂”，成为辛亥首义后一段时间江浙沪政要、士绅与革命党聚会议事的要地。武昌起义不久，赵凤昌即拟订政见五条见《赵凤昌藏札》10卷441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此确为老成谋国之金玉良言。为实现此五条，赵凤昌等仁人志士进行了不懈努力。武昌起义消息传至上海，赵氏即邀集张謇、庄蕴宽及同盟会会员黄炎培、立宪派人物雷奋、孟森等来惜阴堂会商应对之策。上海光复，赵凤昌又与张謇居中调停，赵氏寓所惜阴堂成为南北代表幕后商议地点，并约定在上海，由江苏代表雷奋致电各省，派代表前来讨论“将来国体、政体根本计议”。当阳夏战争激烈展开之际，黄兴以红十字救伤队作掩护，乘英轮从上海赴武汉，时为中学生的赵凤昌的女儿赵志道参加救伤队，勇赴战火纷飞的武汉，赵凤昌亲登轮船甲板为女儿送行，赵志道开始还担心父亲阻拦，但赵凤昌“既未责难，亦未劝阻，且慰勉有加”，自此女儿始知“先君早已倾向革命矣”。孙中山1911年秋冬之际从美国取道欧洲、香港，于12月25日返回上海，首先与同盟会黄兴、宋教仁等商讨组建政府诸事，次日即拜会惜阴堂主人赵凤昌。孙中山还有聘赵凤昌为民国“枢密顾问”的计划。赵凤昌的女儿赵志道从阳夏战争前线“乘船返沪”，见到一个颇有历史意味的场景：先君已除辫，终日与各方人士讨论国事。座上客有章太炎、孙中山、宋教仁、戴天仇、张季直、庄思缄、汤蛰仙等。所议为电请清帝退位及劝袁世凯赞助民国等事。南北议和时，先君常去观渡庐与伍廷芳策划和议条件。闻五色旗寓五族共和意，嘉禾国徽寓以农立国意，皆出先君倡议。以惜阴堂为枢纽，江浙沪士绅与孙、章及宋教仁、张謇（季直）、庄蕴宽（思缄）、汤寿潜（蛰仙）等人议及民国创建的种种关键问题，又与湖北军政府及袁世凯、冯国璋的北洋势力交相往还，并同外国使团反复沟通，竭力预防列强干涉，促成清帝退位，从而对辛亥首义以后的中国政局走势发生影响。辛亥年底，革命中心已从武汉转移到沪宁，当然是全国大局演变、各方力量对比所致，然与赵凤昌等人前台幕后的纵横捭阖有相当关系。人称赵凤昌为“民国产婆”、“山中宰相”，实不为过。此时的赵凤昌鼎力支持孙中山、黄兴。后来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昭著，赵凤昌等又首先主张袁世凯从大总统位下台。赵凤昌等常州系人士在辛亥首义、民国创立这一历史关头，心忧天下，超越党派，运筹帷幄，大处着眼，实处着手，且始终与历史前进的大方向相切合，诚古今中外罕见之布衣谋略大师，称之为“民国诸葛”颇为恰当。从历史的纵深处考察，赵凤昌等常州系人士对民国创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归之于他们的政治智慧，更与其厚重的经济、文化含量大有干系。就经济言之，自明清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江浙即为中国首富之区，故治理天下所赖不出二者：“西北甲兵，东南财赋。”在某种意义上，惜阴堂参议者便代表了“东南财赋”，这是惜阴堂意见举足轻重，无论孙、黄还是袁世凯，乃至外国人必予重视的原因之一。就文化言之，自明清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江浙乃学术渊薮，乾嘉以降的今文经学发达于此，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开创常州学派，上承《公羊》经说，下启道（光）咸（丰）的龚自珍、魏源，以至光绪间的康有为，成为近代变法思潮的一大源流。因之，从1911年辛亥革命往前推的晚清新政，“中国近二十多年一切进化之动机，皆发起于东南而赞成于西北。”是当时所有政界人物们都一致公认的事实。清民之际的赵凤昌、张謇、吴殿英、庄蕴宽等承袭“通经致用”、改革求变的家训祖脉，在新时代召唤下，一路走来，顺应并敦促辛亥首义、民国创立这一大历史转机，此诚旷世之伟观也。赵氏等常州系人士，其功在民，其绩当垂之于史。然而，在此前大半个世纪，由于国民党修民国史有意无意排除本系统之外人士的历史作用，后来诸学者的辛亥革命史又重在表述革命党的活动，加之文献材料尚未披露，赵凤昌等常州英杰在民国创立间的卓异劳绩，基本上湮没未彰。近年正式面世的《赵凤昌藏札》及相关文献，披露了赵氏等常州英杰在民国创立间的实绩，而吴欢君所撰《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更使封尘的人物、封尘的史实得以灵动地昭显。吴欢，祖籍常州，高祖吴殿英协助张之洞组建湖北新军，祖父吴瀛乃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父吴祖光、母新凤霞为现代艺坛双璧。吴欢承袭常州文脉，怀着崇仰先哲、恢复历史本真的激情，锲而不舍地追查新鲜史料，挥舞潇洒之笔，写出这部亦史亦文的书，丰富了我们观察辛亥革命史的视域。恩格斯（1821—1895）晚年提出“历史合力”论，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一种力量推动的单向、直线式进程，他指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69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辛亥革命、民国创立，作为划时代的历史事变，正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博弈造成的“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赵凤昌及常州系人士，正是构成这“合力”的一种要素。而案头的这部书，有助于我们走出单线历史观的窠臼，加深对“历史合力”的认识。（作者简介：冯天瑜，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史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华文化史》《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等书，1998年至2001年在日本讲学，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序二马勇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意义是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赶跑了皇帝，建立了共和，是中国全面现代化的起点，也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真正重建的开始。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刻意模仿美利坚合众国，是要建立美国式的政治架构，但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却是刻意模仿一百二十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是要以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自1895年觉悟到，暴力革命可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手段之后，十多年间，他从未丧失信心放弃信念。清政府期待和平转轨，推带政治变革，使国人中的大多数都受到影响，相信和平转轨的可能性。但就是这个孙中山，硬是坚持暴力革命的正当性、唯一性，始终不愿与清政府妥协。而正是他的这种坚持与坚守，终于使“一个人的革命”变成整个民族的觉醒，于是有了辛亥革命，有了武昌起义。毫无疑义，辛亥革命的前半场除张之洞等提倡晚清新政洋务运动“种瓜得豆”的作用以外，有相当程度上确实是按照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在演出。只是当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政府阵前换将，启用先前被一度废弃的汉人高官袁世凯取代满洲贵族出身的陆军大臣荫昌，南北对峙一下子由满汉之间的冲突变成了汉人之间的对决，孙中山十多年来倡导的反满民族革命立马失去合法性和正当性，而无法避免地被排挤在一旁。更重要，也更吊诡的是，南北对决的主力，其实都是清政府在过去十几年自己亲手培养的新式军队。南方的主力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北方的主力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的北洋系。他们虽然分属两个系统，但同是汉人，同是接受东西洋现代思想的影响，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心目中的满汉之间的民族冲突，不仅转换为汉人之间的冲突，而且直接演变为具有现代思想倾向的南北两支新式军队之间的冲突。大家都是自己人，一切都好商量，于是辛亥革命的后半场，不再照着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进行，不再可以模仿法国大革命，不再追究满洲贵族的政治责任，更没有将那个可怜的小皇帝像路易十六那样送上断头台。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在经过短暂的南北和谈之后，南北握手言欢，清帝退位，小朝廷继续保留在皇宫中，由民国奉养，小皇帝依然可以在宫中称孤道寡，只要不发生反对民国之类的重大事件，这个小朝廷还真的可以万世一系，皇权永固，实现大清王朝列祖列宗梦寐以求的理想。在这场政治交易中，损失最大的，是羽翼远未丰满实力尚弱的南方革命党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在辛亥之前十多年确实贡献良多，不妥协不放弃不气馁，始终如一坚持暴力推翻清廷，重建汉族人的国家，所以当南北和谈正在进行的时候，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南京突然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国立即呈现南北分治的格局。南北分治不合乎中国人的政治期待，但南京临时政府北伐也并没有那样大的力量，北方南征虽然没有绝对的胜算，但当满洲贵族逐渐出局，南北纷争只是汉人之间的冲突时，这无疑是对中国智慧的最大考验。于是在经过几个月的艰难谈判，南北双方达成共识：假如袁世凯用和平手段逼退清帝，那么南京临时政府将推举其为中华民国继任临时大总统，而孙中山让位。于是刻意模仿法国大革命的辛亥革命的后半场，并没有走向暴力，而是走向了和平，走向和局，革命者充分展示了其伟大心胸，没有私利，而是与参与各方分享权力，相互妥协，相互让步，不仅使共和体制照样达成，而且使中国人避免了一次空前的大浩劫大灾难，避免了一场规模不会太小的血腥屠戮。对于辛亥革命的这个政治后果，研究者在过去一百年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中国大陆史学界依据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总是对于结果有点不满，有点惋惜，总是以为孙中山让权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言下之意，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党人应宁可玉碎，也不为瓦全，哪怕将中国打个稀巴烂，也要坚持到底，永不言败，永不让权，独占鳌头，垄断政权。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史学家这样的期待当然有其正当性、合理性，但是放到今天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观察，这种期待未免太残忍，太不把人民当回事。所以从今天的立场看，从人民本位的观点看，辛亥革命参与各方因相互妥协、相互退让，避免了一场内战、一场血腥。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而不是什么革命派的软弱性妥协性，辛亥革命后半场的这个结果，既合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合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试想，假如南北不妥协，不论是南方北伐，还是北方南征，不论是南胜北败，还是北胜南败，真正吃亏，真正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人民。辛亥和局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功案例。而之所以能够达成这个结果，既因为所有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也因为一些杰出政治家的贡献。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长期受到忽视或不公正待遇，对孙中山南方革命党帮助极多，对建立民国贡献巨大的惜阴堂主人赵凤昌。赵凤昌生于1856年，辛亥那一年已经五十五岁，较孙中山年长十岁，较袁世凯长四岁，较黄兴长八岁，较摄政王载沣长二十七岁，较唐绍仪长六岁。只有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较赵凤昌年长六岁。很显然，赵凤昌是当时国内政治家中的年长者，属于德高望重型。要说赵凤昌德高望重，当然也不仅仅在于年龄，这可能还与其人脉资源、政治经历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赵家属于常州望族，其家族中往上推比较有名者，大约要数曾国藩的高级幕僚赵烈文，赵烈文曾准确预见大清王朝不出五十年而亡，只是曾国藩没有接受赵烈文的判断，继续为清廷贡献愚忠。与赵烈文的政治经历相类似，赵凤昌也是科举道路上的失意者，只是后来获得张之洞的赏识，成为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关键在于赵凤昌真的是足智多谋、处事灵活，是张之洞幕府中的知己，有“一品夫人”之称。后来因替主子受过，被朝廷开缺，永不录用，遂由张之洞在电报局为其谋了一个闲差，常驻上海，遍交天下名流，拥有最广泛的人脉。武昌起义爆发后，赵凤昌第一时间获知详情，遂邀江浙名流张謇、庄蕴宽等，到他位于上海南阳路10号的惜阴堂共谋良策。当南北会谈转移至上海时，南北双方不谋而同，以惜阴堂为消息中转汇集中心。南北双方公开讨论的每一个议题，差不多都在惜阴堂提前讨论、拟定方案，或者找到寻求解决的大致方向。经过张謇、庄蕴宽等人从中联络和一系列紧密磋商，南北双方很快就国体以及此后的清廷优待条件、袁世凯出处等问题达成一致。南方同意，只要袁世凯能够逼清帝逊位，那么就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各方一切通过。”这就是张謇当时发给袁世凯的密电。赵凤昌能够一手托南北，将中国政治运作于股掌之中，除了政治智慧、胆略胆识之外，最重要的是人际交往，而这种人际交往，又绝非泛泛的酒肉朋友，不要说是肝胆相照，至少也应该是利益共同体。在湖北方面，新军是武昌起义的主体力量，黎元洪等一大批湖北军政府的领袖，其实都算得上是赵凤昌的学生，都多少受到过其关照。而北方，袁世凯等人也与赵凤昌等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多年来与赵凤昌一起谋划君主立宪的同党张謇，曾是袁世凯的老师，尽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张謇对袁世凯有所不满有所抱怨，但他们之间在最关键的时候，仍然与一般人之间的关系不一样。张謇之所以能够替大清王朝撰写最后一份重要文件——清帝退位诏，这绝非凭借文章才华那么简单。至于赵凤昌与袁世凯之间，也有一层过去不太知道，或不太被重视的关系。赵凤昌的妻弟洪述祖，在袁世凯政府中也是高级幕僚，相当于秘书长级别的人物。所谓南北和谈，有洪述祖从中穿梭，信息传递甚为迅速，对于赵凤昌把握全局，更是驾轻就熟，方便得多了。这一层层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过去都以阶级斗争等理由大而化之，不予注意，因而过去的研究就显得很粗糙，历史的关节点总是显得那么突兀，那么不可理喻。现在国家图书馆将赵凤昌藏札影印出版，大量不为人知的真实情况大白天下。常州另一望族，吴氏掌门人吴欢先生因机缘巧合对这批藏札进行深入研究和解读，讲述了我们从书本上无法获得真切体验的家族史，以及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这对于我们重建辛亥记忆，重新架构从古代中国宗法社会延续下来的近代中国的叙事模式，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者简介：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概要

　  《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作者、祖籍江苏常州的吴欢先生。吴欢先生是辛亥革命功勋吴稚英之后，从家事写起，以“民国诸葛”赵凤昌为主线，串联起一百年前那段颠覆中国两千年历史的国事与天下事。　  孙中山如何在回国后一无钱、二无枪、三无权的迅速推翻清朝统治，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由钱庄走出来的江苏常州穷小子赵凤昌，如何白手起家，横空出世，摇身变为民国时期的政商军界大鳄？被誉为“民国诸葛”的赵凤昌，如何一臂通天，只手操控清末权臣与革命大佬，导演了一场清朝覆亡、民国上位的辛亥革命大戏？　  《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披露大量尘封百年的文史资料，配以诸多珍藏半个世纪的影印件及私人相片，以大胆辛辣的文笔，为您呈现一段百年来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命史。

作者简介

吴欢先生为名门之后，吴欢高祖吴殿英，是辛亥革命生力军——湖北新军的创建人，祖父吴瀛是故宫博物院创办人之一，父亲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戏剧家、书法家吴祖光，母亲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吴老师本人也是当代著名的书画家、作家。

书籍目录

目   录序  一/001序  二/006引  言/001卷 一家乡常州历史源起/007吴、庄联姻和复杂的人名/009乡情的本源根性/013辛亥革命爆发，谁收拾塌天乱局/016常州名士赵翼、赵烈文/018张之洞大参案，赵凤昌蒙冤/020人老实，本事不老实/023洋务功臣盛宣怀/025张之洞、赵凤昌情同手足/029吴殿英受邀创建新军/034吴中行与张居正/037书香世家，清流远迈/041吴殿英赴日考察军事/043老照片与先贤著作的发现/046吴殿英制定武备教程/049卷 二章士钊请赵尊岳写历史真相/053辛亥革命爆发，赵凤昌欲挽乱局/055甲午状元张謇/057开宗立派赫庄家/059道兼文武庄蕴宽/062庄氏经学，近代中国思想改革的源头/065庄蕴宽创建十一所军校/068庚子八国联军与东南互保/071赵凤昌“瞒天子令诸侯”/074张、赵、庄三英齐聚惜阴堂/077张謇登高一呼，各省纷纷独立/079熊希龄建议成立临时政府/081发起建立临时政府的三份重要文件/083庄蕴宽缘何出任江浙沪总代表/093吴殿英之死/099吴稚英、庄蕴宽相聚上海/104庄蕴宽、黄兴相聚汉阳/109卷 三十七省代表云集惜阴堂/112袁世凯与黎、黄初言和/118群英论政惜阴堂/120“革命圣人”张静江/124国民党元老吴稚晖/129两袖清风李石曾/134孙中山欧美借款/138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141袁世凯发难，张謇救火/144孙中山倚重赵凤昌人事布局/147临时政府陷困境，谁来注入经济血液/151庄蕴宽肝胆相照助孙、黄/157赵、袁宿怨起于戊戌六君子被杀/161卷 四民国产婆，再世诸葛/164孙、袁力邀赵凤昌/167常州名士洪亮吉与人口论/173赵凤昌力荐唐绍仪/177统一党与联合阵线/180赵凤昌再推伍廷芳/182“南北议和”老人忆赵凤昌/186孙中山是神也是人/188赵凤昌请洪、张拟清室退位诏书/192陈其美叹服老状元张謇/196袁世凯水到渠成巧逼宫/198隆裕皇后哭颁退位诏/200孙中山荐袁世凯为总统/204赵凤昌参与政府组阁/206庄蕴宽出任都肃政史/210庄蕴宽四大政绩/214赵凤昌义助孙、黄/218卷 五袁世凯背叛共和/221反帝制，庄蕴宽首当其冲/224赵凤昌奇谋陷老袁/227袁世凯终圆皇帝梦/231赵凤昌策动倒袁狂潮/233袁世凯悲剧谢幕/237赵凤昌函请黄兴归国/239赵凤昌调军舰挫败张勋复辟/241赵、庄二老缄默中走入历史/243尾 论/246附 录从晚清最大文字狱“苏报案”说起（吴欢）/248推翻专制帝制的十月十日（吴德立）/272毛泽东与吴氏姻亲家族之革命渊源（谢喆平）/280后  记/291主要参考书目/298

章节摘录

引  言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迄今为止一百年。这一段历史，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只算短短一瞬而已。前朝虽然不远，记忆已经模糊。人类关心现实当下，忘性好过记性，乃全世界通病，中国人也不能免俗。2009年10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了十卷本《赵凤昌藏札》，收录了两千七百余通赵凤昌与当时名人的往来亲笔信札。其中有一批“辛亥革命”要件档案，均为海内孤本，弥足珍贵。这批史料彻底揭密了一个世纪以来不为人知的民国建立的真实情况，无可争议地向世人重现了当时历史的关键场景。十几亿中国人，包括海峡两岸的华夏子孙，自然都知道大名鼎鼎的国父孙中山。但他们可曾知道，当民国像一个婴儿般诞生之时，他（她）的产房叫“惜阴堂”， 他（她）的“产婆”叫赵凤昌。应说明的是，“民国产婆”是当时对赵凤昌的戏称，我是晚辈，若仍用此称，有失恭敬。因此，本书改为“民国诸葛”似更恰当。近百年来，世界上很多国家爆发地震，“黄金三天（72小时）”已成为通用的救亡语词。让我们把时光倒回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突然爆发革命，清朝一片混乱，内有乱军，外有强敌，帝国行将分崩离析。全国如一座突然爆炸的火药库，比地震还要猛烈千万倍……在那黄金救亡的三个月九十天中，掌控塌天乱局，将中国命运迅速转危为安的临时政治谋略枢纽并非在北京，亦非在湖北，而是在上海南阳路10号的一座小洋楼内，此楼叫“惜阴堂”，他的主人，就是我家乡常州的前辈大贤、布衣公卿——赵凤昌先生。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居然是诞生在一个叫赵凤昌的江苏常州籍布衣家里。以孙中山为首的几乎所有民国大人物，在南北议和、民国建立时期都曾是他家的常客，由他吃喝全包，帮助民国孕育，催生直到生产。而这位于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在局面如乱麻纷披中理出头绪，并利用自己数十年经营建立的军、政、商、外交诸多方面的强大关系网，折冲樽俎，协调各方，平定乱局，鼎力支持当时第一没钱，第二没权，第三没军队，却有着崇高威望的孙中山登上临时总统大位，为中国历史革命进程做出过超乎寻常的巨大贡献，堪比诸葛孔明的人物，百年来，却未与那些同时代的功臣们风光共沐、雨露同沾，更是默默无闻到无人在正式场合提起过他，实在令人扼腕唏嘘，俯仰乾坤乃发浩然之叹。世人有所不知，如果在一百年前，没有惜阴堂，没有赵凤昌、张謇、庄蕴宽等一批人物的鼎力相助，孙中山先生即便回到中国，也不大可能立即平定诸多纷繁乱象，统一各省自立为王的诸侯人马，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民国、位居总统。历史将彻底变成另一番模样。人民将陷于无边战火，更不知要死掉千千万万，国土倘若被外国列强瓜分，华夏是否再称华夏，中国是否还叫中国？数典念祖，感慨万端！事到如今，当年作史的民国学者为何如此健忘？当政的衮衮诸公为何如此冷漠？竟然忽略了一大批最早觉悟和支持革命党的清朝名士、官员、将领。没有他们的推动与暗助，甚至公开相挺，不惜罢职丢官，甚至大义捐躯，只靠同盟会革命者的零星起义是无法撼动大清江山的。百姓联姻，是我们祖先最早，最科学的行政治国设计。中国朝代更替，自古而然，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共和国，一路下来，都是百姓联姻，血亲延续，一代是另一代的母体，正不必一代又一代，后代向前代血口相喷。该说明了，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源于多方合力，并不完全是为数有限的革命党的作用，这也正是孙中山虽然当了三个月临时大总统，其政令却出不了南京，甚至出不了总统府，各部总长上任伊始便相继辞职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民国的建立，乃是经过诸多方面的合力，同时，晚清末年光绪、慈禧死后，溥仪之父载沣等人弃用汉人，重用满人的决策失误，造成全国汉族官吏人心向背。例如，清乾、嘉时期军机处等机构，满汉官员以一比一配比。至载沣内阁，有九位满人，而只有四位汉人。载沣三兄弟竟然掌握了全国海陆及禁卫军权，人称“皇族内阁”，不仅遭到张之洞等绝对效忠清朝的老臣反对，更加剧了全国军民严重的“满汉之争”情绪。终于，由清朝洋务运动领袖、湖广总督张之洞十年治鄂创建的一支正规军——湖北新军集体哗变，引发了全国各省都督纷纷起义响应，彻底推翻了大清王朝。孙中山亦曾亲口慨叹：“以南皮造成楚才，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其借重张之洞一派最早提倡新政人物的力量已溢于言表。而张去世后，这批人物的代表，即为赵凤昌先生。孙中山、黄兴等固然最早站出来，舍生忘死地呼吁革命、发动起义，成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最早的先声。但在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由于连年奋斗，他们心力交瘁，功败垂成，近乎绝望，认为革命成功还遥遥无期，早已纷纷出走国外。而辛亥革命发生的当时，国民党还尚未成立。这确实是真正的历史。至于共产党，主要专注于共产党史，并尊重顺延了国民党史，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未竟全面。如此这般，历史的真实状况，其中最为辉煌的“惜阴堂”风云往事，转眼间就被埋没了一百年。做为曾在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段介入了重大历史变革人物的后代，也曾跟着长辈在高层政治漩涡里沉浮，说我不懂政治是假的，说我真懂政治更是假的。我只是觉得我有责任，就我所知，把一些重要人物及史料厘清，以我水平所能，尽量客观地呈现出来，让后代们了解，在历史的烟尘中有这样一些可敬可叹，可歌可泣，可怨可咒的人物。此外，在本书中将着重介绍我家乡江苏常州系的赵凤昌、张謇、吴殿英、庄蕴宽、盛宣怀、赵烈文、何嗣焜、吴稚英、吴稚晖、洪述祖、陈鼎、陈范、陈韬、赵志道、吴瀛、任鸿隽、陈衡哲、余上沅等。孔子有位学生叫子贡，他向孔子求一字，望能奉行终生而获益，孔子顺口给了一个“恕”字，从此，千百年来士林学子奉为“恕道”。百姓联姻构成国民和谐的根性基础，大家都是血脉通婚的亲戚。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充满矛盾，民族摩擦流血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商界的尔虞我诈，文人的相轻，官场的妒贤嫉能，派系倾轧都十分正常，不足为怪，因之提倡“恕道”便是最精确的行事为人标准，是人类行为科学的必然选择。当然，提倡“恕道”并不等于混淆是非。恰恰需要明辨是非之后，再来提倡“恕道”才有极佳的作用。如今我写文章奉为宗旨的，想来想去无论对人对己而言，也应该是一个“恕”字。我的具体表现方法是：找出好人的缺点，使他们更远离神，深挖坏人的优点，使他们更不像鬼；彰显受过委屈，至今被埋没、不为人知的先辈们的功德，以期化解最深的甚至是血腥的世仇与矛盾。我想要证明我们先辈干的好事，确实比干的坏事还要精彩。天地间万象诸明莫大于日月，在日月的朗照之下，我们的祖先有好有坏，有善有恶。但无论如何，祖先毕竟是祖先，好祖先要认，坏祖先也不能不认。善待祖先，就是善待自己，因为有朝一日，我们自己也将成为祖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况且圣贤也有过。天地良心，我希望从此提倡“恕道”。先为我们祖先制造一个“后历史”的和谐环境，在辨明是非之后，吸取教训，理性化解是非，尤其不能是非之上再添是非。为日后评价任何一位伟人的过失留下“台阶”，则善莫大焉！“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生长叹。”这是一首咏史的元曲，作者张可久，引在这里，为的是要那末句“读书人一声长叹”。此句堪比罗贯中《三国演义》开卷诗最后一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史有两个作用，第一是被用来忘记与抛弃的，第二才是被用来回忆与纪念的。所以历史的含义在于重要与不重要之间，可有可无。这里姑且将历史做为可有，不管后来的人们是否还有兴趣，或根本没有兴趣、认为可无，我依然做点笨功夫，排列出以下文字，其实也是消遣、笑谈、长叹而已。家乡常州历史源起我家是江苏常州人，而常州在古代史和近代史上文脉之盛早有记载。最著名的“淹城”（位于常州市南，是目前西周到春秋时期，保存下来的最古老，同时也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三城三河形制的古城）三千年来阅尽了历史沧桑……晚清时，我家虽祖籍常州，却曾有三代人在湖广总督张之洞手下做官、生活、学习。辛亥革命成功后，祖辈于1913年从湖北来北京定居，直到现在。从小就知道，祖父吴瀛毕业于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方言学堂英文专业，文章、书画名重当时。二十岁出头即任民国时期的北京市政府坐办，相当于秘书长，是坐在市政府办公，处理日常具体事务的行政官员，主管着逊帝溥仪所住的清宫。后来正是由他亲自起草了最早接收点查清宫的报告呈段祺瑞，并由段批示“可，如拟办”，使他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主要创办人之一。清宫，何等了得的所在！故宫，何等显赫的所在！为什么吴瀛二十多岁就能做到虽然不高却如此重要的职位？只是在近年我才弄懂，按现在的说法，他属于革命功臣后代。他能有这个机会，是源于江苏常州系的一批人物，在中国近代革命与文化进程中的事业延续，绝非我吴氏家族一己之功。2003年，爸爸吴祖光先生逝世，我在北京为爸妈举行合葬，请来了亲朋好友和家乡常州的一批亲戚，并写了一副以贺喜二字为藏头的挽联：“贺家父永生霞光万道，喜先母长伴风月同天。”引起了几位亲戚的不满，认为“毕竟是办丧事，贺喜二字用得太离谱，吴欢做事有违孝道”。此刻，我的一位长辈姻亲，清朝著名画家汤贻汾的后代，汤祚永先生站出来为我解围。他说：“祖光表哥、凤霞表嫂本属天上神仙眷侣，生前由于历史原因聚少离多，受尽苦难。欢欢这幅对联用意良深，是他吴家的浪漫风格，十分贴切，不必责备。”也正是那次以后，我与这位汤前辈建立了联系，他是位饱学之士，尤其对明清以来的常州家乡人文历史考据研究颇深。正是他最早告诉我，祖父吴瀛的祖父，也就是我的高祖父吴殿英曾是推翻清朝的湖北新军创建人之一，还是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昔日上司。此事证据可在《张之洞全集》里查到。据史载，吴殿英早年是在浙江平湖、钱塘一带任职并以办学出名。后来为什么会从浙江调到湖广总督张之洞手下做官？这离不开一个人的关系。又是汤先生最早告诉我，此人就是家乡常州乡贤，“民国诸葛”赵凤昌先生。                         吴、庄联姻和复杂的人名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我九岁的1962年，恰好碰上庚寅虎年春节前，爸爸祖光先生照例要把我家四合院的北房客厅挂的字画换一堂新的。我当然成了爸爸的小帮手，跟他一起打开十几个大樟木箱子，将里面的古董字画挑来挑去，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爸爸选了一幅大约有两米长的书法，当中只有一个大字，此字最后一笔直垂下来，黑白相间，足有一米半长，甚有气派。我问爸爸：“这是什么字？”爸爸答道：“虎字，这一笔是虎尾巴。今年是虎年，就挂这虎字吧。”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妈妈新凤霞那时正是三十出头年纪，穿着紫绒的夹袄，站在一旁看着我们父子微笑。那时我就想，妈妈怎么这么好看。弄得我如今见到美女就想多看两眼，比较一下是否比我妈妈漂亮，但似乎很少看到。再说那张非常有气势的虎字大书法就挂在我家客厅的正中了，并且成为到我家拜年的一批又一批客人必问的话题。我爸爸更是兴致勃勃，不厌其烦地向每位客人介绍这幅书法的作者，他的舅公，也就是常州籍的清末名臣庄蕴宽。近年来，我正是在庄蕴宽的孙女庄宜、庄研两位表姑和庄家女婿汤祚永先生的指导下才弄清楚，我高祖父吴殿英在湖北新军任职时，因支持革命党被革职，曾祖父吴稚英也受株连，两人相继离世。1913年，曾祖母庄还女士带着二十二岁的祖父吴瀛来到北京，投奔做都肃政使的弟弟庄蕴宽和吴殿英的老部下，后来任大总统的黎元洪。1917年，我爸爸吴祖光（小名韶韶）就出生在庄家，舅公庄蕴宽还专门为他作过一首诗：“韶歌清澈又铃园，此是新声雏凤缘，寄取初三天上月，一弯眉似我参禅。”妙的是竟然预告了爸爸后来娶了我妈妈新凤霞。爸爸没见过曾祖父，是曾祖母庄还从小带大的，所以他跟庄家感情很深。爸爸还多次提到家乡常州有位竹君先生，跟我家关系极好，是位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对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功劳显赫，帮了孙中山、黄兴很多忙。我的高祖吴殿英、曾祖吴稚英，都是竹君先生请去湖北工作、训练新军的。可笑的是我分不清什么是高祖、曾祖，直到长大以后，还以为吴殿英、吴稚英是一个人。把祖先的辈分都弄错了。我甚至把曾祖父吴稚英夫人（我的曾祖母）庄还女士说成是我高祖父吴殿英的夫人，变成了老公公娶儿媳妇，实在是对先祖的不孝，荒唐透顶。但这也不能全怪我，因为旧时的人物名字太多，有名，有字、有号、有别名。现代人真是搞不清。又是在汤先生不厌其烦的指导下，亲自为我在常州图书馆考证光绪年间家谱，才弄清楚，我高祖父实际上叫吴佑孙，字殿英，我曾祖父叫吴琳，字稚英。再有一个大误会，我从小仰慕的竹君先生正是汤先生向我介绍的赵凤昌先生，竹君原来是他的字。他的堂号称“惜阴堂”，所以人称“惜阴主人”。而曾舅公庄蕴宽也有字，称思缄。因家中排行为三，也称缄三先生。开篇先把名字说清，否则会让读者诸公也搞不清谁是谁。           乡情的本源根性乡情对人而言，是带有本源根性的一种极其特殊的情绪，或者说是一种相当重要的人性原则。任何一个人无论多少代之后，即便在天涯海角，都会顽固地想起家乡，而我对常州忽然充满感情，是在父母过世之后。由于爸妈真的走了，每天叫惯了的爸爸、妈妈两个字永远不能当面再叫了，对我的缺点一概原谅的人没有了，内心的重创可想而知。但家乡人的出现，却明显弥补了我感情上的失落，令我倍感亲切。汤先生给我带来了几十本常州政协和其它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常州历史人物的书籍，里面载有千百年来常州人的辉煌历史，由此引发了我认真研究家史的兴趣。然而，大出我意料之外的是，本想研究我家文化历史的渊源，却没想到引出一大批被埋没了一百年的，在辛亥革命时期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过程中起过相当大作用的人物。当初有人说妈妈新凤霞虽然绝色美貌，但毕竟是民间艺人，没有政治头脑才嫁给吴祖光。现在看来显然不是。因为我猛然忆起，正是妈妈亲口告诉我：“欢欢，吴家不是右派，不是反革命，吴家是功臣，他们不应该欺负你爸爸，将来你要弄清咱家的历史，好儿子，吴家以后靠你了，给妈争口气……”若干年来，我喜欢“吊儿郎当”的风格，但不喜欢“吊儿郎当”没本事的人。我不过是追求轻松、超然、洒脱而已。由于对政治实在有恐惧感，所以我选择的是睡到自然醒、玩儿到自然困、寄情笔墨、游戏人间的生活方式。四方友人也都称我“玩家”，我对此也欣然接受。可我如今突然悟到自己责任重大，是脱去“吃喝玩乐”的包装，干一把正经事的时候了。先人往矣，我又来也，理所当然地担负起还原历史的责任，并以此证明，吴欢确非那类只靠前辈声名显赫，享福谋生的庸常之辈。不正经是假的，正经才是真的。我非常自信地认为，既然我吃的苦比别人多，我的反弹就比别人高，我的本事就不应该比别人差。不可再嘻嘻哈哈，玩世不恭，该认认真真地做好学问。只有拿业绩发言才是硬道理。其他都没用。我为自己写了一段话：“半生磨难正如大粪培育了白菜萝卜，使我有了今天的成绩。而心中常忆的，乃是一路艰难走来，恩人们的雨露阳光。”当然我的意思也并非想做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能做个庸中佼佼，给我爸妈一个交代，也就于愿足矣了。记得我曾在中国的老字典里看到过对“乱”字的解释。所谓“乱”就是戏班的意思。因为旧社会戏班跑江湖，是非最多最乱。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男女混杂，师徒反目，帮派互斗……“这次第怎一个乱子了得。”惟其如此，“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戏班里化解“是非”和“乱”的能力也是最强的。又是妈妈曾经告诉我一个在“乱”字里生存的诀窍，那便是：“谁害过你，当天就要忘记，对救过你的人，一辈子不要忘记，永远不记任何仇人，永远回报所有恩人。”辛亥革命爆发，谁收塌天乱局书归正传，1911年10月10日本是个平常的日子，却发生了一起非常不平常的重大事件：湖北武昌突然响起枪炮声，近代史上著名的辛亥革命正式爆发，举国震惊。大清帝国近三百年的基业就此开始崩塌陷落，纷乱颓败，末世景象，一片苍茫。历史学家都清楚，当时的湖北，是清朝洋务运动中心，已经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直接倡导指挥下“改革开放”，中外合资，各种大小企业纷纷成立，并受国际法保护。外国的兵舰就停在长江之上，虎视眈眈地关注事态发展，随时准备出兵捍卫自己国家的人身安全与商业利益。当初八国联军祸乱北京，到1900年庚子之乱，外国军队入侵把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如丧家之犬一般赶到西安，都是由于烧了外国教堂，杀了外国使馆要员，伤及外国利益所致。因此，外国人入侵也并非完全师出无名。可怜的大清朝，正如一个重症缠身，苟延残喘的病人，本来怕死，却要找死，自然必死无疑了。在此意义上讲，辛亥首义的突然成功，固然伟大，但同时也等于闯下塌天之祸，全国为之大乱，平定乱局比制造乱局难度更大。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足够精神准备，更没有在此状况下的治国经验与权威地位。革命党本身除了人数有限，更重要的是组织涣散，没有能力支撑局面。所以湖北义军才请出黎元洪。中国版图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众，一旦群龙无首，诸侯纷起，军阀混战，加上外国利益遭到破坏，引来外患，中国岂止内战而已，势必天下大乱。弄不好一场巨大的列强再次瓜分中国的战争顷刻之间又要爆发。那时，国将不国，整个中国一片战火，局面将不堪设想。大清帝国呼啦啦似大厦倾，皇上天子居然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儿，全世界也没有这种荒唐蠢事。江山已经倾覆，诸侯即将纷起，眼看就要亡国灭种，万劫不复，危在旦夕。“更能经几番风雨，收拾起大地山河”，在此云起四方，风来八面之时，需要有熟悉中外关系，各省诸侯都能接受的经天纬地之才站出来挽狂澜于即倒，策划全局，运筹天下。而在此乱局之中，优雅现身，隐然操盘，谋定乾坤的正是吾乡常州大贤——赵凤昌先生。               常州名士赵翼、赵烈文赵凤昌（1856—1938）祖籍江苏常州。常州历史上文风颇盛，明清以来尤以今文经学引领全国，文人雅士皆把胸怀社稷报效天下，传为代代流风。其标志建筑是在红梅公园里历史悠久的文笔塔。在常州诸多历史名人中，曾有一位在清朝写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探花大诗人赵翼，赵凤昌跟他虽非直系血亲，他却是赵氏家族同宗长辈，因此十分的敬仰，自幼内心便深藏鸿鹄之志。另外，还要着重一提的是常州赵氏家族中，只长赵凤昌一辈的清朝名幕赵烈文。此人对赵凤昌显然也有重大影响。赵烈文（1832—1894）字惠甫，江苏常州人。是清朝名臣曾国藩最器重的幕僚，被誉为当时南方政治势力的智囊，历来为史学家所重，认为“研究晚清历史，不能不研究曾国藩，研究曾国藩不能不研究赵烈文”。赵烈文最著名的一段佳话，便是预言清王朝五十年后灭亡。此事见于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年间他和曾国藩的一段对话。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晚，曾与赵聊天时忧心忡忡地问：“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答曰：“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始不出五十年矣。”意思是不出五十年清朝必将土崩瓦解，然后出现人自为政，割据分裂局面。曾国藩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赵烈文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就是说，清朝亡后，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历史惊人准确地验证了赵烈文的判断，其先见之明对家乡同宗晚辈赵凤昌而言，诚可谓触及良深，殊堪效法，使他走上仕途之后，也进入幕府，且一直坚守幕道。此外，赵烈文亦曾将其妹赵蕉雨嫁给湖南衡山好友陈钟英。陈家随之定居常州，与我家亦有姻亲之雅，缘此又出了一批名人，如陈钟英之子陈鼎、陈范（苏报案）、陈颉芬、陈衡哲等。在辛亥革命时期，民国建立前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事将另文叙述。赵凤昌正是出生于常州赵氏望族，到他一辈因家道中落，浪迹民间，然书香一脉根性未泯，尤对“幕府之道”有先天通灵悟性。他早年即当过曾国荃、姚觐元的幕僚，后入清朝巨宦张之洞幕府，替张策划晚清新政及洋务运动，包括通商、铁路、工业、教育、创立湖北新军。由于赵凤昌天赋异禀，足智多谋，敏勉强记，忠诚可信，行事周全，迅速成为张之洞须臾不可离开的得力助手。当时曾有人讥讽张之洞对赵凤昌言听计从，并作联曰：“两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竹君。”足见赵在张之洞幕府的地位。同时也说明在封疆大吏，一代名臣张之洞手下任职能如此游刃有余，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其才华当然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赵凤昌在张之洞幕府一直做到首席文案，参与一切重大机密，甚至代拟公牍。其情形与赵烈文在曾国藩身边完全相同，甚至尤有过之。至今赵氏两大名幕的故事，仍在家乡常州传为佳话。张之洞大参案，赵凤昌蒙冤赵凤昌与张之洞朝夕相处，关系过密，位压同侪，不免引用一些乡人，且在同僚之中难免有亲有疏，自然使人妒忌反感，招致不少飞短流长。自古官场是非之地，相互攻击已成家常便饭，本不足为怪。果然1893年（光绪十九年）晚清政局爆发了一场“张之洞大参案”。据刘成禺的民国笔记《世载堂杂忆》记载，此案为大理寺卿徐致详受翰林周锡恩鼓动，为周锡恩官报私怨，利用张之洞的某些所谓缺点，向皇帝告状所引发。其中一条重要罪名涉及赵凤昌，指责张之洞误用赵凤昌，赵替人钻营缺差，声名狼藉等。原来此事起因是赵凤昌与周锡恩之间的一段宿怨。1891年张之洞寿诞，各路下属臣等纷纷拜寿。周锡恩时在张之洞属下，投机取巧，抄袭前朝龚自珍的《阮元年谱序》，改头换面，凑了一篇寿文送去充数。张之洞是当时的大学问家，熟读经史，博览群书，对此竟然未曾识破，反而向人称赞周文写得甚好。赵凤昌虽非进士及第，却也精通史书典籍，首先识破此文有假，便私下告知张之洞。初时张并不全信，岂料一查《龚定庵文集》，果然发现造假是真，从此对周锡恩印象变坏，认为他“文人无行”，就此疏远。为文造假，有辱前贤，此事对翰林周锡恩一介大文士而言，乃极端劣迹，周自然对赵凤昌恨之入骨。也是时来运转，周锡恩凭借自己刁钻古怪之才奉调北京做了京官。而对张之洞、赵凤昌知其当年底细，心犹耿耿，就鼓动大理寺卿徐致详参劾张之洞，攻讦赵凤昌。光绪皇帝本对汉族重臣张之洞有所警惕，对此参奏十分重视，批交李瀚章、刘坤一两位大臣查办。李、刘二人和张之洞关系一向尚好，自然回护张之洞。为顾全参奏京官面子，只能牺牲赵凤昌，认同他有“揽权招摇”的情节，把屎盆子扣在他头上，光绪亲自批示将赵凤昌革职，永不叙用。此事件埋下了赵凤昌日后坚决反清的种子，对赵凤昌后来的行事为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尊严，有大智慧的人物不怕人骂，却怕羞辱。所谓“揽权招摇”四字。“揽权”对任何一个官宦而言都是天职，不揽权，何来用权，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份所应当，理直气壮。至于“招摇”则是浅薄轻狂，恃才傲物，被官场引为大忌，让人见了十分讨厌而羞辱嘲笑。一些人为了突出自己，搏一个出位，抢一个风头或称天皇巨星、天下第一，花样再多，尚可理解。因为这些人靠的就是招摇过市，哗众取宠。所谓 “江山如画”就是“江山不如画”，但谁都清楚画家永远大不过江山，其实也是哗众取宠；所谓 “说的不如唱得好听”更是哗众取宠，而杂技、相声、电影、戏剧，无一不需哗众取宠。艺术小道，人皆可为。这说明再大的艺术家，也是小人物，闯不出大祸。西方有句谚语：“那些巨大的错误，是属于伟人们的。”意思是指政治非同儿戏，不可开玩笑。官场政治最忌招摇。因这个圈子神经最为敏感，到处都是玄机，防不胜防，况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为官也是谋生之道，要谋生就不免有些左道小术，牵一发动全身，弄不好就闯出大祸，全世界概莫能外。因此，官场本身是一个高级智慧交织而成的既有是，也有非，既有贤人相挺，又有嫉贤妒能的超级人物云集场所。稍不谨慎，便会惹出麻烦，招人侧目，甚至被人背后加害。因此为官实属不易，虽说能入仕的都堪为俊杰，但毕竟还是凡人而已！对赵凤昌所谓的纠结乡党“招摇”的情节，后来经查证并无实据，李瀚章的结论是属于“官场陋习，在大吏左右者，皆目之为要人，趋附谣诼，皆由是起”。意指对大臣身边的秘书硬冲上去拍马屁，系官场陋习，不足为据。刘坤一的结论虽也有“迹近招摇，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的形容，但前提却是“赵凤昌籍隶江苏……张之洞颇信用之，该员虽无为人营谋差缺实据，而与通省寅僚结纳最宽，其门如市”。意指赵凤昌声誉不佳，朋友多得离谱，但关键是没查到做坏事的证据，反而证明赵凤昌有如此好的人缘，如此多的朋友，如此大的影响力，正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但喜交朋友，四海五湖的性格，搞得门庭若市也确实为赵凤昌惹来了麻烦。因为友多言多，言多必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后来也正是因为他能力超群，人脉丰沛，用北京话讲，没他不认识的，令他在辛亥革命突然爆发的塌天乱局之时，承担了为民国“接生”的重任。                       人老实，本事不老实不仅是中国，全世界的官场都有某些才华横溢的人物，因为行事不慎而导致弃官丢职沦为草民，甚至横遭迫害，死无葬身之地。总之，这类冤哉枉也的事情不胜枚举。惟其如此，“城府”二字是政界为官之人必备的素质。而城府加才华正是一个职业政治家应有的思维结构。反过来，对层层主政的人物而言，人才是第一位需要爱护的，而一般才高八斗的人物，大都有笑傲同侪、锥锐探囊的毛病。口袋里放一把锋利的锥子，不用费力，锥子就会刺破口袋冲将出来，惹人吃惊。所以有本事的人，容易惹麻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本事的人再老实也没用，原因是人老实，本事不老实，正是本事自己往前冲，惹得没本事的人生了气，牵连出大量的是非，整得这些有本事的晕头转向。倒是笨蛋最老实，可谁都不愿意手底下全是笨蛋。不过相比较而言，笨蛋也比那些整人的专家好一百倍。岂不闻“白板如玉须明辨，奸佞似贤更慎防”，这些人才是真正传说中的所谓妖怪。既然做了妖怪，又不留在神话里，这不公平。有鉴于此，甄别人才，就要有容人雅量，不可听信他人谗言，高明的政治家重视细节是英明的，忽视小节也是英明的，水至清则无鱼，不应以小节废大节，小节恰恰是辫子，可以握着小节促大节。此外人尽其才，马克思固然是研究政治经济的天才，若请他当总统或开公司当董事长，未必胜任。春秋时，大名鼎鼎的齐国公子孟尝君食客三千，贤人才子之辈，鸡鸣狗盗之徒，相交融洽，济济一堂各堪一用，古今传为美谈。茫茫尘世人海，人言“好者未必尽好，坏者未必尽坏，是者未必尽是，非者未必尽非”，要用真本事说话。况且只要确属真人才，无论怎样打压，均归无效，照样愈压愈奋，势必脱颖而出。“能受天磨真君子，不遭人嫉是庸才。”赵凤昌可以说是清朝罢免的最有才华的人物之一。在不远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有多少才华横溢的人物被罢免放逐、整残整死？简直无以计算，回首前尘，今天的情况固然已大为改善，但前车之鉴，则时时不应忘记。由幕僚或秘书而接班升任大位的情况，在历史和今天的政坛上可谓屡见不鲜，并已成为合理惯例。赵凤昌毕其一生，精通幕道却选择了在野而不在朝，心甘情愿做为影子幕僚，为他人做嫁衣裳。就心理状态而言，可以明确地肯定，他是一位人格高尚、品质优良的人物。士可杀，不可辱，“招摇”二字对当时恃才傲物的他而言，虽然并非全属冤枉，但在他内心产生了巨大作用，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羞辱重创。法国人卢梭说过，“产生自尊心的是理性，而加强自尊心的是思考”。赵凤昌警醒顿悟，后半生决定采取低调、淡定，态度谦和，身段柔软的为人方式，不计名利地位，反而更加自然，甚至可以说出神入化地把他的浑身才智，在辛亥革命走向共和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运用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洋务功臣盛宣怀再说赵凤昌被罢官。光绪皇帝亲自出马对付赵凤昌这样一个蝇头小吏，正说明了赵凤昌的大不一般。张之洞对赵凤昌遭飞来横祸几乎无以谋生，甚觉过意不去。而赵凤昌非但没有抱怨，反而为主避祸，毅然顶下罪名。并与张之洞取得默契，去找了也有姻亲关系的常州同乡，曾任李鸿章首席幕僚，同时也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倡导实行者，晚清最大的官商盛宣怀。           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历任天津海关道、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商税商约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尚书等。其夫人庄德华系出庄家，与庄蕴宽是堂姐弟。彼时的盛宣怀已经疏通了朝廷，采用官督商办等形式，陆续创办或参与兴办清朝最早的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厂、中国铁路总局公司、荆门矿务局、汉阳铁厂及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等新式企业。并亲自担任这些企业的督办、总办。绝对是晚清一位赫赫有名，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张之洞对他也是优礼有加。盛深知赵是位锦心绣口的瑜亮之才，并了解赵的委屈缘由，况且赵在职之时，与盛互有帮助。尤其是盛宣怀与张之洞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所有经济商务合作，都是由赵凤昌牵线串联而成，赵真正帮盛宣怀赚过大钱。此刻，赵落难，无论看僧面赵凤昌，还是看佛面张之洞，于情于理盛都要施以援手。赵凤昌就在盛宣怀那里找了个武昌电报局挂名差使领薪，做为生活之资，以为糊口，并掩人耳目。                          张之洞、赵凤昌情同手足然而，光绪皇上亲批将赵凤昌“革职永不叙用”，这件事实在太严重。设身处地想来，无论是任何人，在思想上、精神上都难于招架。当然，对那些有意反清，以及和皇上做对的人而言另当别论。赵凤昌在当时，绝对是一位彻底忠君的良臣。赵凤昌为此大病一场，几乎丧命。而张之洞在此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重情重义，以他这样位极人臣的高官巨宦而言，实在难能可贵。通过《赵凤昌藏札》中张之洞连续七封亲笔致赵凤昌的电文藏札即可看出，张之洞这位政治人物有充满温情人性的一面。也足以说明，能成千秋大业功名者，人性比兽性重要得多，爱人比杀人重要得多，“泽以长流而及远，山因直上乃成高”。在此照录张之洞致病中赵凤昌手札电文，请读者诸公法眼一观①。其一新居前临绿野，后枕平湖，清旷不嚣，于消暑养病极为相宜，阁下自任电局事多不顺，万万不可久悬，本月十六日最吉，似可定计速迁，一入新宅，贵体必然大健矣。兹遣梁委员望达意乎，此布侯，竹君大恙愈矣。移居可托亲友相助，不必自劳。                                             之洞拜书，初十日。其二赵竹君：电悉，尊寓又有烦心事，深为系念。已安置妥帖否？明日能入署一行否？即复。                                             壶（张之洞又字“壶公”）其三赵竹君：人回，并读来电，知清恙未愈，虚弱已极，系念之甚，闻尊体并不发烧，亦不畏风寒，且有汗，但患心跳果尔，似无外证，不如不服药，静养内安，若误表转不妥。柴胡、桂枝千万勿轻用，刻下情形如何，洪大使若在寓，可令洪复一电。                                              壶，正月十二日戌发。                                              （洪大使应指赵凤昌妻弟洪述祖）其四赵竹君：闻尊体今日稍愈，为慰，心气过虚，何不服桂圆汤，此治心慌最有效，小水不利乃心经震动所致，非邪热也，如虑性热，可少饮数口，心内觉舒畅安定，即多饮，如觉滞腻不消即止，此乃食品，当无大碍，何不姑试之。     洪大使复                                             壶，正月十三日亥发。其五赵竹君：今日当更见好，睡安否？食增否，服何药，情形若何？洪大使即复。                                             壶，正月十四日戌发。其六赵竹君：今日大风寒甚，足下病体新愈，出门恐不相宜，明日暂不必进署，俟晴暖再来，但作手札数行慰悬念可也。                                              壶其七赵竹君：闻昨夜小有不适，此时已愈否？如能来，望即进署一行，有要事面谈，夜间再回可也，即汝。                                              壶，四月廿一日酉发。①见《赵凤昌藏札》9卷296—306页。这连续七封电文藏札，可以想见，张赵二人虽为主仆，却情同手足，绝对交非泛泛。如此这般，赵凤昌对张之洞当然效死以报。赵凤昌遭此一劫，就内心而言，对过去之事亦有检点反思。然对电报局工作初时并无兴趣，岂料逐而渐之，他发现此电报局差事非同小可，不能做等闲观。当时的湖北是洋务运动的中心，有了中外合资，电报局联络海内外，全世界信息，中外各派势力人物，进步思想、新鲜事物均在这里汇集。赵凤昌敏锐地发现了电报信息可以速达各地的重要性，一旦掌控，便可号令天下。于是，他因祸得福成了中国最早进入信息产业的高级幕府专家。不久，张之洞又派他去上海长住，负责往来电讯及接待联络各方人等。按今天的话讲，赵凤昌的职务是湖广总督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从盛宣怀彼时给他的信中可看出当时他驻沪的情况。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钻石就是钻石，金子就是金子。赵凤昌以其卓越超凡的人格魅力，精明强干的处世技巧，圆融慷慨，有信有义的行事之道，迅速在上海滩打开局面，成了一位三教九流、高官显宦都愿与他来往的真正意义上的“布衣公卿”。张之洞也更加看重赵凤昌这位贴心的影子幕僚。“风神称绝世，明月是前身。”赵凤昌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更加倾其心智地为张之洞办理所有国内外通讯、教育、军务、商务、运输和其他重要机密事务。                         吴殿英受邀创建新军1894年7月25日，让清朝一蹶不振，从此开始走向没落衰亡的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日本海军开赴朝鲜西海面，向中国舰船发动突然袭击。9月17日，黄海之战，中国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舰被日舰击毁，击沉。10月下旬，中国辽东半岛陷落，随之九连城、安东、凤凰城相继失守。日军长驱直入，清兵一路溃退。1895年2月，刘公岛失陷，中国海军投降，辽阳又遭败绩，中国在军事上全面惨败，举国蒙羞。4月17日，近代史上著名的《马关条约》签订，其中丧权辱国条款，尤以将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永远割让与日本国”为甚。据说正是此次签约之时，日本外相伊藤博文以胜者自居，出了个上联，藐视清廷：“朝无相，边无将，不得已玉帛相将。”李鸿章兵戎相见虽未获胜，文才倒还说得过去，略加思索后，回道：“天难度，地难量，这才是乾坤度量。”找回点面子，但毕竟是败军之将无可言勇。“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圆岂是珠。”大清朝的颜面算是丢尽了。张之洞作为清朝重臣，更觉无颜以对列祖列宗，数次致电总理衙门，痛责李鸿章：“畏倭如是，深以为辱，议和不过图目前粗安，如此则目前亦不安矣！”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给清政府上了一道《吁请修备储才折》。他在奏折内明确提出：“此次合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捐，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及今力求补救，夜以继日，犹恐失之。若在因循游移，以后大局何堪设想……”为此，张之洞提出了九条应急措施，头一条便是“宜亟练新军”。湖北新军队创建就此拉开序幕。                             赵凤昌也正是在此时，向张之洞推荐了他的乡人，同时也是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的老部下，我的高祖父吴殿英（1842—1907）去湖北筹建武备学堂，编练新军。清朝推荐人才是非常严格的，一个是家世，一个是业绩，不得有误。张之洞非等闲人物，自然明察秋毫。我家是常州有名的书香官宦之家。在光绪年间出的家谱上，现在最远还能查到我的十八世祖吴性先生。那时我家祖居江苏宜兴北渠里（今属闸口镇）。由于北渠里与武进交界，统属常州府管辖之内，吴性年少时就被武进记入名人册，并得到推荐，不久吴性迁居武进洗马桥，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考上进士，官至尚宝司丞。做官后的吴性，仍是一介书生，不善为官之道，亦不愿混迹官场，遂辞官回家著书教子。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吴家一门四代有十人考中进士，其中还有探花一名。这在我的家乡常州是非常著名的故事。我家的传承十分清楚。吴性生有五子，其中次子吴可行，字言，进士，官至翰林院庶吉士。致仕后学其父，辞职回家训子。其子就是明朝考上探花，后来官拜大学士（即宰相）的吴宗达。史有所载，吴宗达，生于武进，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廷试一甲三名（探花），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进礼部尚书，六月兼东阁大学士（宰相），十一月晋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六年十二月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七年二月晋少师兼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崇祯八年五月辞官。吴宗达入阁期间，正是奸相温体仁野心勃勃玩弄权术、陷害忠良、篡权夺利之时，吴宗达则为人正直，一时难展才华。他处事果断，宽严适度，有言官得罪圣上，都求宗达相助。他总是与人为善，息事宁人。因此深得朝臣、言官的爱戴和尊重。逝世后，皇帝谥文端，已是最高评价，并有诗被《四库全书》收录。吴中行与张居正吴性的三子吴中行，字子道，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掌南京翰林院。是吴宗达三叔，在明史上更是位大大有名的人物。关于吴中行的事迹《明史•吴中行传》有载。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和明朝万历年间宰相，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的一段官司。张居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身兼善恶，超级复杂的大人物。通过张居正也可证明，大人物由于过大的缘故，善恶并生也是在所难免，后人大可见怪不怪。从历史上对张居正的评价来看，始终没有一致的观点。他不择手段的治国能力与贪财好色平行不悖，“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最善意的评论是“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是“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斥为禽兽。其政绩，在《明史》本传中仅有寥寥数语，在《明史稿》中更少，而且贬多于褒。然而不管圣人也罢，禽兽也罢，就人类而言，温良毕竟好过残暴。君不见，狮虎天性残暴，所以近乎绝迹灭种。牛羊天性温良，所以至今繁衍不休。我倒是非常赞成朱东润先生的说法：“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固然不是禽兽，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张居正生平最爱的是权力，而且一定要全部权力。明神宗从十岁即位到二十一岁张居正死，始终只是个名义上的皇帝而已。两宫太后，神宗的嫡母仁圣太后陈氏，慈圣太后李氏，也一直对张居正言听计从。其他姑且不论，只爱权力爱到如此地步，就难免不犯错误，其后果肯定是善恶互见。远的不说，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只有毛泽东思想，别人不思想，结果出了个“文化大革命”。古今历史，多有重复，所谓殷鉴不远，就是说要随时回顾历史，吸取教训。因此，今天最具智慧的政治家，都绝对不肯一人说了算，选择集体领导，共商大计，只是最后一人抉择而已。这样可以保证施政周全，即便出了问题，也是共担责任。有关张居正的功过非本书主题，无需详述，这里只就其与我家祖先吴中行的一段故事简单介绍如下。此事要从万历五年（1577年）说起。这一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逝。对在朝为官之人而言，依照中国老规矩，需要按祖制“丁忧”。“丁”的意思是男子，所谓“忧”，人都死了能不忧吗？具体说就是朝廷命官无论是谁，父亲死了，从知道那天算起，必须回原籍守孝二十七个月。然后回朝为官，这叫“起复”。老实说，这个“祖制”按今天的观念来看，并不科学。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丁忧”被历任皇帝推崇备至，尊为祖制孝道。因为古训早有“能尽孝于父母，未有不忠其君者”的说法，意思是“只有孝子才是忠臣，若非孝子，亦非忠臣”。前边说到张居正贪权，如今祖制规定他必须回家“丁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或者干脆说就是一国之主，不是主人的主，是主事的主。这么大的权力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张居正内心当然不肯放弃。于是他选择了——夺情。所谓“夺情”就是经由皇帝批准，特事特办，不必回家“丁忧”，照行公务。十五岁的万历小皇帝果然批示了，允许张居正留任“夺情”。岂料此事引起朝廷上下群臣的议论，翰林院内一片反对之声。更有一位以文采出众，颇受张居正器重的学生，翰林吴中行，竟然正面公开质疑，甚至写了奏折直呈皇上，题目是“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希望皇上撤回夺情。奏折最后几句言辞甚是尖锐，他说丁忧回家守孝“乃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意思是皇上和张居正若坚持夺情，将被后人耻笑，留下千载骂名。这下真惹怒了张居正和万历小皇帝，即刻下令“廷杖”。“廷杖”在明朝对士大夫而言是仅次于杀头的刑罚，受刑者被脱光了衣服打屁股，一打就是上百杖，有很多人被活活打死。吴中行素以才华超群，为人正派，行事厚道著称，颇受众翰林敬重，如今忽遭“廷杖”,令整个翰林院一片骚动，据《明史纪事本末》载，由翰林院掌院翰林王锡爵发起，率领几十位翰林院同僚，一齐来到张府求见张居正，欲说明吴中行冒死上疏纯系好意，望能撤回“廷杖”，却遭张府下人挡驾。王锡爵情急之下，竟然率领翰林冲入张府，寻到首辅张居正。由于张居正也系翰林院出身，王锡爵乃翰林之首，不便立刻轰人，二人只得言语交锋，最终张居正也没有让步。万历五年（1577年）十月二十三日，本是位谦谦君子温文尔雅的吴中行，竟惨遭廷杖六十，被打得血肉横飞，依然不屈，当场晕死过去，众翰林在旁观看，无不摇头叹息，掌院翰林王锡爵更是忍无可忍，打完之后，不顾一切冲上去抱住吴中行痛哭不已。据多种史料典籍记载，当时的情况确实惨不忍睹。吴中行被打之后，腿上要割下的腐肉太多，所以好了之后，腿上留下一个一尺多长的洞，且终生残疾。王锡爵后来在张居正死后也做了朝廷首辅，接任宰相大学士。吴中行替他接掌了翰林院，并以“将死战，臣死谏”的美名享誉士林。这便是明史上及其著名的“夺情疏”与吴中行遭廷杖大案。对于张居正，我并不因为他曾廷杖我的祖先而有所怨恨，因为据史载，在他主政期间，尽管施尽威权，用尽各种严厉手段，但全国政治局面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后人有目共睹，至少符合“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的标准。大政治家处理事情，权谋重于道德，在所难免，可以理解。张居正绝对称得上治国之能臣，而并非乱世之奸雄，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赞扬。对一个大国而言，第一是秩序，第二是秩序，第三还是秩序。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公司、企业，都应该遵守纲常伦理，不应该过分自由，无法无天。事实上吴中行誓死捍卫的，也正是纲常伦理秩序，在这一点上，他和张居正是没有矛盾，完全一致的。                           书香世家，清流远迈吴中行生吴亮、吴元等八子。吴亮，进士，官至御史、大理寺少卿。吴元官至江西布政使，在历史上都颇有政声。我的父亲吴祖光，正是吴中行这一支的直系血亲后代，所以家乡人都说吴祖光有其先人的风范，“君子长思身后誉，英雄敢吃眼前亏”。吴中行的六世孙就是清朝著名的经史大家吴士模，字晋望，别号西斋。主要著作有《诗经申义》十卷、《四书文钞》四卷、《泽古斋语录》一卷、《泽古斋诗钞》一卷等。此外，亦有史载，光绪十六年（1890年）吴士模曾孙吴佑孙（字殿英）重刊道光乙末（1835年）泽古斋刊《诗经申义》等著作。而湖广总督张之洞本人一向对经学甚为重视且颇有研究，这在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吴殿英亦曾托赵凤昌将先祖吴士模著作呈赠上司张之洞。赵凤昌对我家的这些情况自然了如指掌。按这样的顺序考证，从晚明起经过一个完整的清朝一直到我，是第十九代，按一百年四代的节律，我家大约在科举年代出过十七位文武进士。四百年的历史，其实并不遥远。张之洞以文人治军，首要的就是办学。《张之洞全集》中有这样的记载：“近年新学日出，屡奉谕旨设立学堂，开设特科，故学校为当今要务，而武备尤要中之要。”吴殿英赴日考察军事固然，我的高祖吴佑孙（字殿英）有着显赫的书香官宦家世背景，但“民国诸葛”赵凤昌之所以推荐同乡吴殿英给张之洞，还有更充分的根据。吴在年轻时曾因军功保举六品衔，赏戴蓝翎，说明他不仅是个文官，亦通军事，此外在他任浙江平湖县令时的为官业绩中，最突出的就是办学。最近我还在网上下载了一篇署名屠珍荣的文章《平湖书院杂谈》，其中有这样的记载：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知县吴佑孙及士绅朱之榛又在小湖墩建瀛洲书院。因此，光绪废科举前，平湖城内有当湖、瀛洲，乍浦有观海（九峰），新仓有芦川，新埭有新溪等书院，这些书院能久盛不衰，除了有名望的人担任山长、讲席外，最根本的一条是有经费。我爷爷行三，名吴瀛字景洲，五爷爷名吴观海。他们的名字显然是办瀛洲书院和观海书院的高祖父吴殿英取的。1895年，吴殿英调任候补知府署理钱塘。离开平湖后，恰逢张之洞筹建武备学堂。那时他已54岁，本不愿前往，无奈赵凤昌以国家用人，力劝赴鄂。加之吴殿英之子，我曾祖父吴稚英（1864—1913）与赵凤昌亦为好友，与黎元洪同岁，并已先期被赵调去湖北为官。吴殿英难辞盛情，又对老帅张之洞十分敬仰，便在半百之年来到湖北，参与创建武备学堂，编练新军。基于此，正是张之洞与赵凤昌无意中为日后湖北的正规军集体哗变，推翻清朝埋下了伏笔。1897年底，日本参谋本部派特使神尾光巨，赴武昌拜会张之洞。“语及殷切，意在两国联络。”协商由日本暗助中国联合英国以拒德国。然而刚经过甲午战争，特别是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心结尚在，怨恨未了，张之洞对神尾光巨初时躲之再三，回避不见。又是在赵凤昌的极力劝谏之下，张之洞方才与神尾光巨恳谈，收到良好效果，并作出重大决定，即刻派军事考察团赴日。据《张之洞全集》卷一百二十九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十八日，“为扎委事。照得造就人才，为一切政治之根本，培植之法全在学校。日本国近三十年来，采用西法，设立各种学校，于武备一门进境尤速……兹特派委知府用候选直隶州知州姚锡光尽先游击张彪都司衔尽先守备吴殿英五品顶戴黎元洪东文翻译生翟世英前往日本，将现设各种学校选材授课之法，以及武备学，分枪、炮、图绘、乘马各种课程，或随时笔记，或购取章程贲归，务详勿略，籍资考镜。此为清朝甲午战败后，第一批湖北军事赴日考察团，从此掀起湖北赴日考察留学的高潮。张之洞也借此拉开了他在湖北鄂省十年治军的帷幕。当时清朝赴日，必经上海乘船。吴殿英等一行人在上海落脚，正是由赵凤昌接应安顿宴请，然后送上旅程。此后每年所派湖北武备师生赴日留学，赵凤昌都按此程序，照例进行，并勉励学生用心攻读，早日学成归来，为国效命。事实上，推翻清朝，在军事上的革命萌芽，正是在此时开始发端并成长壮大的。后来湖北武备学堂和两湖书院培养出来的新军将领、革命志士，只要留过日的学生，都对赵凤昌尊崇有加，如吴禄贞、黄兴、李书城、蒋作宾、何成浚等，都成了创建民国的功臣。此事，赵凤昌之子赵尊岳在其文章《惜阴堂革命记》中亦有记载。                        老照片与先贤著作的发现赵凤昌作为影子幕僚，随时向张之洞提供各种先进信息，自然功不可没，而对我家先辈的举荐之恩，做为晚辈，我亦心存感激，哪敢轻忘。前年，我去上海。到五叔公吴观海（字曼公）之子堂叔吴祖煌家玩，他知道我在整理家史，十分支持！立即让堂弟吴中泽拿出历经百年藏到现在的十几张老照片，和一部祖先吴士模著作线装原版《泽古斋文钞》（上、中、下册），并有五叔公吴观海在封面上的一段小跋：民国二十年一月十日，辛未嘉平。初三日，海王村新年市之末一日，偶过阅书摊，得此三集，忆里中所刊行高曾祖泽古斋文钞版式与此不同，客中未携无以校读，然此旧刻本为甚罕见。先辈流风，烨然楷墨之间，书以之志庆幸。来孙观海敬记。此书如今已转到我处珍藏。更令我高兴的是，在上海，我又拜见了曾祖母庄还胞弟，民国元老庄蕴宽的孙女庄研表姑，还有庄还胞妹民国大书法家庄闲的孙子陆舒安表叔夫妇，他们对我这个晚辈十分的慷慨、关照，令我深感血亲之谊确乎不同。在他们那里，我又拿到了不少资料和老照片。在这批老照片中，最重要的一张是大约在1898年前后吴殿英在湖北练兵时所摄。吴殿英站在二排中央，旁边是其子吴稚英，两人均穿款式相同的白色长衫，都是英挺潇洒，风神俊朗的模样，颇有军人气度。后排中间一位穿黑边军服者正是庄蕴宽。据史载，那时他在广西任百色直隶厅同知，正拟筹建广西陆军学堂，对国外武备教育甚为关注，因吴殿英赴日考察亦属军中大事。庄蕴宽此来会见姐夫吴稚英与其父吴殿英，显然是“近水楼台”，专为了解日本先进练兵方法，学习取经而来。不久庄即调广州任常备军统领，后又调回广西接替郑孝胥任龙州边防督办，并负责督练广西全省新军，创建广西武备学堂，成为了新军的创办人，从此两湖两广的军界都有了我家的渊源。后来黄兴、李书城等革命党在广东，广西频繁出没，开展反清军事活动，真正的后台正是庄蕴宽。照片中其他人物有身着清朝官服、日式军服，还有穿西装的，各不相同。神情都很凝重，显然是刚刚开完一个重要会议后，由吴殿英率领，众人一起集中起来拍的工作纪念照。我判断大概是从日本考察回来之后所摄。因为若是之前，如此郑重的场合，不应是吴殿英站在中间，应是官位在他之上的姚锡光站在当中。此照赴日归来之后所摄的可能性大，是因为姚锡光二月赴日考察，五月回国之后，由于好大喜功，擅自发表属于重要机密的赴日考察报告，得罪了张之洞，立即停职，不久被调安徽。这张照片至少可以说明，吴殿英、吴稚英父子在赵凤昌的推荐下，在张之洞的领导下已开始了在武备学堂新军的教育工作。另外，同行的张彪和黎元洪二位因是职业军人，更多担任军中实职。武备学堂的教材，文案等重要繁复的细致工作，自然落在吴殿英肩上。 吴殿英制定武备教程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文章《吴殿英与湖北新军》中所记：在赴日考察过程中，时任都司衔尽先守备与武备学堂监操官的吴殿英坚决执行张之洞的指示。吴殿英或随时笔记，或购取章程，皆务详勿略。湖北新军的组建规程，训练之方，湖北军事教育的高等、中等、初等三级体制的建立，得益于吴殿英等人在日本的勤考实查。有此“籍资考统”，湖北新军才有可能成为清末的精锐之师，以武备学堂为例，以“储备将才”为目的，学制五年，课程分讲堂（功课有军械学、算学、测绘地图学、各国战史等）、操场（功课有枪队、炮队、马队、营垒工程队等）两类。“讲堂以明其理，操场以尽其用。”吴禄贞、蓝天蔚、吴兆麟、孙武等大量在清末及辛亥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军人，皆为湖北武备学堂毕业生，又皆留日学军事。一场湖北军事、商务、政务、官员、学生赴日留学高潮就此兴起。有必要说明的是，张之洞编练新军，其重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清朝，反而是“执干戈以卫社稷”。但由于清朝本身的腐败，加上张之洞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的注入，使新军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如风过水，自然成纹。”为日后正规军哗变推翻清朝，在潜移默化中打下了基础。这里非常有必要强调一下新思想的问题。什么叫新思想，当然是基于旧思想，已经将旧社会体系弄得千疮百孔，无以为继的情况下，突然发现了崭新的，能够换狂澜于既倒，能够救人民于水火的思想，这些思想就像久旱龟裂之地忽逢甘霖瓢泼而下，更像遍地干柴，突遭烈火，燎原之势根本无法扼止。以当时清朝的情况而言，长年的妄自尊大，闭关锁国，导致他们连遭外国列强痛击之后，完全乱了方寸，已经到了任其宰割的地步，所谓社稷庙堂的四梁八柱已经完全被不争气的满人贵族们蛀空，成了蜂窝般腐朽的空架子，眼看就要彻底坍塌下来成为一片瓦砾坟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最为忠于大清朝的张之洞干了一件让后人们将要永远纪念他的大事，就是派出了吴殿英这批人出国考查，建立新军，用新的思想指导创办武备学堂。而军队一旦注入了新思想，那可就麻烦大了。因为思想这玩意是谁都管不住的。只要认准了是正确的，可以凭着惯性自己往前冲。你就是把三皇五帝全请出来，照样没有用。况且军队玩的是长枪大炮，都是要人命的家伙。这便注定了湖北新军肯定日后要掀起狂涛巨浪，是一支具有极强叛逆性，并能够改变时代的正规军。吴殿英在这方面，跟他的上司张之洞一样，客观说，他出身世代受主隆恩的官宦世家，完全没有反叛清廷的意思，但他对教育这一行情有独钟，对新的思想兴趣极大。况且当时中国的大氛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兴洋务，就算说成是崇洋媚外也不过分。说白了就是让外国人打服了。要想打败外国人，就得学外国人这一套。于是吴殿英在他主持新军的教育工作时，坚决贯彻执行了张之洞全面开放和全新的军事指导思想。这便是张之洞十年治鄂，欲保清朝却推翻清朝的渊源所在。相比较而言，北洋新军的情况跟湖北新军的情况完全不同，属于皇上眼皮底下的军队。练武归练武，思想是严格封闭的。正是在1898年初，吴殿英等首批赴日考察团归来后，迅速启动了派生员赴日留学的工作，并在该年由吴殿英参与主持，优中选优，良中取良，报由张之洞亲自圈点，于当年底派出首批二十位学生赴日。据《张之洞全集》卷一百三十四，公牍四十九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咨呈总署派往日本游学学生，姓名、年岁、籍贯附单。……现经本部堂于武备学堂，两湖书院内选学生二十名前往。这其中有二位尚有记录。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少年英俊，小时候就表现甚为突出，且才兼文武，曾由吴殿英极力推荐，并得到张之洞特别赏识的军事天才，青年名将吴禄贞。吴禄贞，年十八岁，湖北德安府云梦县人，文童。刘赓云，年二十四岁，湖北汉阳府沔州学附生。了解辛亥革命史的人都清楚，辛亥革命的成功，有赖于在湖北新军中实行的“抬营主义”，就是把旧军队的思想意识改为革命党的先进思想意识，把新军的精锐主力部队从旧营垒抬到新营垒，而“抬营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就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吴禄贞。1899年，19岁的吴禄贞在日本加入兴中会，1902年毕业回国，1904年任清廷练兵处马队监督。1907年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至吉林任延边军务帮办，收编“胡匪”张作霖，日后张作霖对吴禄贞惟命是从，以吴大帅相称，甚为敬重。正是吴禄贞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了延边地区。1910年，30岁的吴禄贞任陆军第六镇统制，已经和大他15岁的第三镇统制段祺瑞平起平坐。大他16岁的黎元洪时任协统，也小他一级。1911年，他已做到署理山西巡抚的高位。辛亥革命爆发后，吴禄贞因坚决支持革命，志在推翻清朝，密谋发动栾州起义，从背后袭击袁世凯派赴湖北镇压湖北起义军的北洋军部队，但因机密泄露遭袁世凯手下暗杀身亡，时年31岁。否则，若是吴禄贞未死，切断北洋军南下的路线，辛亥革命的结局和中国近代史必将改写。巧的是，后来打响辛亥武昌首义的现场指挥官，并与当晚被推举出来的总指挥吴兆麟，也是吴殿英在湖北主持教育期间培养的高材生。这似乎是冥冥之中上天对吴姓的一种安排，如今吴兆麟之孙吴德立大哥与我同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堂议政，常给我讲一些祖先当年的故事，真是一种缘分。因湖北学生赴日，多从武备学堂、两湖书院选拨。辛亥元勋黄兴也是在吴殿英主持教务时，于1901年从两湖书院选拔出来，经张之洞圈点，赴日本留学的，因此黄兴本人与湖北新军系统早有密切关系，亦属张之洞、吴殿英旧部。他和庄蕴宽也友谊甚笃，张謇日记中亦多次记述，“黄兴到沪即住竹君（赵凤昌）处”。内中关系显然是其来有自。                   章士钊请赵尊岳写历史真相前面铺垫得差不多了，下面开始叙述的乃是辛亥革命爆发，乱局出现之后，赵凤昌正式出场收拾残局的一系列眼花缭乱

后记

后  记从2010年春节开笔到今天7月28日完稿，几年来研究以赵凤昌为首的我家乡常州祖先们的事迹，总算画出了一个轮廓。明年就是辛亥百年，没有时间再细琢磨，下面的事情，该由真正的史学家从更广阔的领域去研究。做人忠孝为本，忠是忠于国家，孝是孝敬祖先。老实说我是从孝敬祖先的角度进入，但却多少达到了一些忠于国家的效果。不接触不知道，一接触才发现，中国这一百年真了不得，发生了多少事情啊！我陷在近代民国史里，简直是眼花缭乱。得出的结论还是那两句话，我们的先辈把好事坏事干的同样精彩。而干的好事终于比坏事还要精彩。我毕竟是个搞艺术出身的人，对政治不是真内行，然而通过赵凤昌先生，我至少悟及领会到一种精神，那边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极其高尚的传统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清代常州经学派提倡“学以致用，内圣外王”，意思都是政己然后政人，治己然后治人。这才是政治。辛亥爆发，民国初建，若没有一个品格高尚、不图私利的赵凤昌，耗尽心血，费劲唇舌，斡旋各方，平衡利益，民国显然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建立。知道自己最有智慧，就离笨蛋不远了。知道自己是个笨蛋，就离圣人更近了。历代在朝为官的人都应该明白是为谁为官。不是为一己私利为官。都应该戒慎恐惧，有所顾忌，万不可得意忘形，为所欲为。号召“开发民智”首先就是“开发官智”。人因你位高尊敬你，是有所为而为之，属于假尊敬。人因你德高尊敬你，是无所为之，那才是真尊敬。为官之人尤不可目光短浅，切忌一个“贪”字。从古至今最可叹的，就是有许多要人，本有万古流芳的机会与能力，却偏要遗臭万年。还有一些要人，不肯精忠报国去学岳飞，偏要费尽心机去学秦桧。需知讲“恕道”并非不论是非。生前若不做到无懈可击，死后史学家的刀笔总会修理人的。那时刀锋过处脓血出焉，可就不好看了。我为祖先做了点事情，也为自己的家族做了点事情，我绝不掩饰自己的私心。国即是家，家即是国，百年来他们吃苦了，如今我要把这暗苦变成明苦，证明我这后代儿孙是有志气的。“点破不稽之论只有三言两语，看透十丈红尘唯此冷眼一双。”辛亥以来的民国往事固然纷繁复杂，但以赵凤昌为代表的一批文士大夫确实代表了中国文化人的一种无私无畏的彻底奉献精神。这精神继续到今天，我的父亲常州人吴祖光，也是当然的一位。今天我在这里执笔，不由得感慨万千，当仁不让地把爸爸名字点出来，为的是请读者诸公由我爸爸再联想出一大批受过委屈却功在国家的文人志士们………“一点浩然气，万里快哉风。”文章小道，贵乎痛快。百年尘梦，半世委屈，就此作罢。是为后记。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吴欢遍访大陆、台湾两地的近代史研究专家，以及辛亥革命功勋与民国巨擘的后人，并利用影印本《赵凤昌藏札》等最新的研究史料，力图从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还原辛亥革命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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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吴欢遍访大陆、台湾两地的近代史研究专家，以及辛亥革命功勋与民国巨擘的后人，遍翻史料，请教于当事人的后代或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力求精准还原100年前的众多史实。从图书的装帧设计，到封面书名的题写，吴老师可谓亲力亲为，着力将本书打造成一本有影响、有内容、有思想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献礼致敬之作。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纸张太差、内容太烂。作者自家家谱，没有购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