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纪年

出版时间：2002-1-1  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  作者：刘启益  页数：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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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西周纪年》就是刘启益先生积二十余年功力研究的结晶。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由复杂繁多的西周青铜器中，抽绎出分期标准，从而建立青铜器演进的体系；又怎样结合文献记载，研究共和以前的列王年代。范围之广阔，工作之繁重，实在令人惊叹。书中许多内容，在刘先生过去刊布的论文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尤其使我们钦服他的精神和毅力。　　科学总是不断发展的，可是我敢断言，今后对西周青铜器分期的研究，对共和以前年代的研究，均不能绕开刘启益先生这部《西周纪年》。我们应该感谢刘先生，也要感谢克服编辑出版方面各种困难印行这部书的广东教育出版社。

书籍目录

前言上编　西周纪年说明西周年表西周金文中月相词语的解释西周纪年铜器与武王至厉王的在位年数文王受命至成王五年年表晋侯稣编钟是宣王时铜器下编　西周铜器断代研究第一章　武成时期铜器[附录]　武成时期铜器墓葬第二章　康王时期铜器第三章　昭王时期铜器[附录]　昭王时期铜器墓葬第四章穆王时期铜器[附录]　穆王时期铜器墓葬第五章共王时期铜器[附录]　共王时期铜器墓葬第六章　懿王时期铜器第七章　孝王时期铜器第八章　夷王时期铜器第九章　夷王时期铜器续记第十章　厉王时期铜器第十一章　宣王时期铜器[附录一]　宣王时期墓葬[附录二]　共和时期铜器[附录三]　幽王时期铜器后记[附]　西周纪年铜器所属王世月相对照表本书引用主要书刊

章节摘录

　　(一)鹤壁庞村墓　　此墓于1961年发现，河南省博物馆进行了调查，收集青铜礼器十五件，计鼎、簋各三，尊、卣、鬲、甎、蚕、觯各一，爵三④。　　鼎(0946。《丛刊》第3期图18；本章图七：6)腹似盆，腹壁较直，深腹，柱足较长，颈饰圆涡纹及四叶纹，通高25厘米，形制与逗踅鼎一(本章图一：1)相似。　　鼎(0945。同上图]9；本章图七：5)腹似盆，腹壁较直，腹较浅，柱足较长，颈及足上端饰兽面纹，通高24．5厘米。　　鼎(0947。同上图20；本章图七：7)腹似盆，柱足，中腹，稍直，颈饰夔龙兽面纹，上有立刀，通高24厘米，形制与臣卿鼎相同。　　伯簋(0042。同上图22；本章图八：2)腹似盆，有耳，下无方座，圈足下有底折，耳上端与颈相连，下腹特别向外倾垂，颈饰蚕纹、龙纹与圆涡纹，腹饰直棱纹，圈足饰龙纹，通高13厘米，口径18厘米，铭文“白乍宝彝”。　　簋(0950。同上图23；本章图八：1)腹似盆，有耳，无方座，圈足下有底折，耳上端与颈相连，下腹向外倾垂，颈饰夔龙兽面纹，上有立刀，圈足饰斜角雷纹，高13厘米，形制与矾簋(本章图五：7)相似。　　簋(0123。同上图11；本章图七：9)腹似盆，有耳，下无方座，斜直圈足，下腹微向外张，颈及圈足饰夔纹，腹饰大兽面纹，铜质较软，花纹刻缕较深，高15．5厘米，铭文“己口”，形制与62大司空村M53陶簋(《考古》1964年8期图版二：4。殷墟四期)、罔簋(本章图五：1)、禽簋(本章图五：2)相似；原报告说此簋“可能是殷器”。　　尊(0939。同上图29；本章图八：5)体呈圆筒形，腹较粗，分三段，腹微外凸，与颈、足呈直线相交，颈饰两道弦纹，腹饰兽面纹，圈足饰龙纹，高28．5厘米，形制与罗山县蟒张M1铜尊(《考古》1981年2期u8页图九：1。殷墟四期)及陇县南坡M6：4铜尊(《陕铜》(三)图148。成王或稍早)相似。　　鱼父己卣(0043。同上图12；本章图八：4)直口，高颈，扁圆形腹，斜直圈足，肩部两侧各有一环形鼻，上系绳索式提梁，有盖，上有圆形把手，素面，通高20厘米，铭文“亚雀鱼父己”，形制少见。　　鬲(0948。同上图2l；本章图七：8)立耳，分裆，柱足，束颈，腹微外张，颈饰夔龙纹，上有立刀，通高工7．5厘米，形制与殷墟西区M1102：1铜鬲(《考古学报》1979年1期图版十：4。殷墟四期)相似，惟Mu02：l铜鬲腹不及此鬲外张，略有区别。　　顱(0940。同上图28；本章图八：3)裆较高，颈饰夔龙兽面纹，鬲腹饰兽面纹，通高38．5厘米，有一铭文。　　蚕(0941。同上图26；本章图八：7)腹似罐，三棱锥状足，腹稍长，颈饰弦纹两道，通高29厘米，形制与告益(《文物》1964年4期图版五：4)相似。　　爵(0934。同上图24、25、27；本章图八：6)三件，形制相同，有铭文。　　觯　已残破，无图，铭文“冈父己”。　　鹤壁庞村墓的时代，原报告定为西周早期。按：此墓出土铜器有与晚商铜器相似的，也有与成王铜器相似的，墓葬的时代应以较晚的铜器为准，因此，我把此墓定为成王，在成王墓葬中它是较早的，应属于成王前期。　　(二)浚县辛村M 29　　此墓是1932年至1933年发掘的，出土铜器四件，计鼎一，簋二，甌一⑩。　　鼎(M 29：2。《器群》图版九：3)腹似盆，柱足，腹壁较直，中腹，柱足稍长，素面，通耳高13．8厘米，口径12．4厘米，形制与庞村0946号鼎相似。　　簋(M 29：4。同上图版三十九：4)腹似盆，有耳，下腹内收，有底折，腹稍浅，素面，高8．55厘米，口径14．4厘米。另一簋(M 29：3)，形制与此同，惟大小有别。此二簋形制与殷墟西区M1015：9铜簋(《考古学报》1979年1期图版九：4。殷墟四期)相似，惟M1015：9簋耳下无珥，圈足下有底折，与此不同。　　顱(M 29：l。同上图版四十：1)上体较长，裆部较高，颈饰弦纹，鬲部饰兽面纹，通耳高33．5厘米，口径21．6厘米，铭文“白乍彝”。　　此墓的时代，郭宝钧定为西周前期，我从铜器形制分析定为成王。　　(三)浚县辛村M76　　此墓与辛村M 29同时发掘，出土铜鼎、簋各一。　　鼎(M76：2。同上图版四十：1)腹似盆，柱足，剖面呈桃圆形，中腹，腹壁较直，颈饰圆涡纹，通耳高24厘米，口径18．6厘米，形制与张家坡M101鼎(《考古》1962年1期图版八：5。先周二期)、竹园沟M1：1、2鼎(《考古》1978年5期图版一：l、2。先周二期)相似。　　簋(M76：l。同上图版三十九：2)腹似盆，有耳，无方座，圈足呈斜直状，腹壁较直，颈饰夔龙纹，圈足饰雷纹，高11．4厘米，口径15．7厘米，形制与庞村0123号簋相似，惟庞村0123号簋耳下有珥，此簋无珥，微有区别。　　此墓的时代，郭宝钧定为西周前期，我从铜器形制分析定为成王。　　(四)浚县辛村M55　　此墓与辛村M 29同时发掘，出土铜鼎一件①。　　鼎(M55：1。同上图版三十九：5)腹似盆，柱足，下腹向外倾垂，中腹，素面，通耳高17厘米，口径14厘米，形制与肋瞰鼎相同。　　此墓的时代，郭宝钧定为西周前期，我定为成王。　　以上墓葬四座，出自浚县辛村和鹤壁庞村。浚县、鹤壁西周时属卫，故以上墓葬为西周卫国墓葬。　　(五)长安张家坡M178　　此墓是1955年至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出土铜鼎、簋各一①。　　鼎(M178：3。《沣西》图版七十一：1；本章图九：3)腹似盆，柱足，腹微向外张，中腹，腹及足上端饰兽面纹，通高26．5厘米，口径20厘米，形制及花纹均与庞村0945号鼎相同，惟庞村094．5号鼎腹壁稍直，微有区别。　　簋(M178：4。同上图版七十一：2；本章图九：4)腹似盆，有耳，无方座，圈足下有底折，腹微外张，耳上端与颈相连，颈及圈足饰夔龙兽面纹，上有立刀，高13厘米，口径18．7厘米，形制、大小及颈部纹饰均与庞村0950号簋相同。　　此墓的时代，原报告定为成康，我从鼎、簋形制及花纹分析，定为成王。　　以上墓葬一座，出自长安县沣河西岸。沣西是文王时都城丰京所在，沣东是武王时都城镐京所在，镐京在西周金文中又称宗周，为了简便起见，我把沣河两岸的西周墓葬一律称为宗周墓葬，以与成周墓葬、岐周墓葬区别。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l922年冬，王国维先生应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要求，为研究生提出研究题目，其中一条是“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他说：　　《史记》年表起于共和，厉王以前年祀无考。《鲁世家》别据鲁历，上讫考公，而伯禽一代未著年数，则未能上关周初也。其诸公年数，亦与刘歆《三统历》所纪互有异同。《汲冢纪年》虽有夏商年纪，此太史公所谓不同乖异，不足取信者，今兹所传又非原本。自皇甫谧以下向壁虚造者，更无论已。然《周书》中《武成》、《召诰》、《顾命》诸篇颇具年月，如能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各上推四五百年，各著其分至朔望之甲子，以与《尚书》及古器物之月日相参证，虽宗周诸王在位之年数无从臆说，然武王克殷之年、周公营洛之岁与成王在位年数或可得定欤?　　据容庚先生《商周彝器通考》所述，北宋吕大临《考古图》已以太初历推算青铜器年代，清代罗士琳、张穆以类似方法推断无专鼎、虢季子白盘历日，到刘师培作《周代吉金年月考》，所收达三十余器。不过他们的工作，主要目的是探求器物的年代。谈到以青铜器历日与《尚书》等文献参证，研究西周共和以前的年代，实以王国维先生上文的提议为嚆矢。后来，王氏弟子吴其昌先生著《金文历朔疏证》，应该就是继承着王氏的遗愿。　　在《金文历朔疏证》以后，海内外有许多学者致力于西周共和以前年代的研究，分别取得了种种有价值的成果。各家都以青铜器铭文历日为重要依据，然而所得结果有很　大出入，能折衷一是，详细情况在此无法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1998年出版的朱凤瀚、张荣明先生编的《西周诸王年代研究》一书。　　事实已经证明，以青铜器铭文历日与文献记载相结合，来构筑西周历谱的途径，是有效的。其所以长期没有达到理想结果的原因，我的体会有这样几点：　　第一，对西周时期的历法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春秋》经传体现的春秋时期历法，王朝与诸侯国亦有歧异，早期尤有不甚明确之处。学者心目中的西周历法之发展程度，或失于过高，或失于过低。　　第二，西周二百几十年间，历法必有若干改革变迁，未必前后一致。一定要以统一的法则通贯，难免有扦格不入的地方。　　第三，青铜器铭文历日，年、月、分(月相)、日俱全的并不很多，几条历日同见一器，或能确切系联的为数更少，各器间的关系常常不易断定。　　第四，青铜器的研究，必须以考古学类型学的分析为基础，否则就会出现把西周早、中、晚段的器物混淆误分的现象，造成历谱的硬伤。　　前三点有待发现更多的材料和深入的探索，最后一点则是现在我们便应当努力做到的。有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才能使研究正确前进。　　中国文物研究所刘启益先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已五十年。在近二十几年中，他陆续发表多篇论文，倾全力于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成绩卓著。从他这方面第一篇大作开始，我都曾反复绎读，获益实非浅鲜。正如刘先生在本书前言中所说，他是力求“用考古学上划分类型的方法”，“对西周铜器的形态作一全面清理”，在此基础之上研究西周年代，自然会得出超越前人的成果。　　这部《西周纪年》就是刘启益先生积二十余年功力研究的结晶。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由复杂繁多的西周青铜器中，抽绎出分期标准，从而建立青铜器演进的体系；又怎样结合文献记载，研究共和以前的列王年代。范围之广阔，工作之繁重，实在令人惊叹。书中许多内容，在刘先生过去刊布的论文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尤其使我们钦服他的精神和毅力。　　科学总是不断发展的，可是我敢断言，今后对西周青铜器分期的研究，对共和以前年代的研究，均不能绕开刘启益先生这部《西周纪年》。我们应该感谢刘先生，也要感谢克服编辑出版方面各种困难印行这部书的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1O月6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