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卷-中国文学编年史

出版时间：2006-9  出版社：湖南人民  作者：何坤翁  页数：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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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文献的广泛调查和准确使用是做好编纂工作的首要前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典籍，近人和今人整理出版的别集、总集，大量年谱（如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以及文、史、哲方面的编年史，均在参考范围之内，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在使用上述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典籍是由我们第一次标点，这一工作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前人已经整理的典籍，我们也并不直接采用，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整理一次。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确有许多好处，若干错误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纠正的，有些错误的纠正涉及基本事实的澄清。比如，张大复《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记梁辰鱼晚年情形，有云：“（梁氏）当除夕遇大雪，既寝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诸年少，载酒放歌，绕城一匝而后就睡。日：‘天为我辈雨玉，可令俗人蹴踏之耶？’时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恶，语不甚了。有老奴李用者，颇省其说，尚有注记。得岁七十有三。”一位学者将“中恶，语不甚了”标点为“中恶语，不甚了”，并就此推论说：“梁辰鱼七十岁时遭遇暖昧不明的事件。”“《皇明昆山人物传》的上述记载本意是为贤者讳，事实上倒很可能为统治者隐盖了迫害异己文人的一件罪行。”这就不免弄错了事实。“中恶”即突然患急病，正所谓“老健春寒秋后热”，老年人得急病是常见的情形。而“中恶语”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再如，陈田《明诗纪事》将正德时期的傅汝舟与明末的傅汝舟混为一人，将两人的生平搅在一起，其按语云：“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人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

书籍目录

总序凡例绪论第一章　洪武元年戊申至建文四年壬午（1368-1402）共35年引言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　戊申）公元1369年（洪武二年　己酉）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　庚戌）公元1371年（洪武四年　辛亥）　公元1372年（洪武五年　壬子）　公元1373年（洪武六年　癸丑）　公元1374年（洪武七年　甲寅）　公元1375年（洪武八年　乙卯）　公元1376年（洪武九年　丙辰）　公元1377年（洪武十年　丁巳）　公元1378年（洪武十一年　戊午）公元1379年（洪武十二年　己未）公元1380年（洪武十三年　庚申）公元1381年（洪武十四年　辛酉）公元1382年（洪武十五年　壬戌）　公元1383年（洪武十六年　癸亥）　公元1384年（洪武十七年　甲子）　公元1385年（洪武十八年　乙丑）　公元1386年（洪武十九年　丙寅）　公元1387年（洪武二十年　丁卯）　公元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　戊辰）公元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　己巳）公元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　庚午）公元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　辛未）公元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　壬申）公元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　癸酉）公元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　甲戌）公元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　乙亥）公元1396年（洪武二十九年　丙子）公元1397年（洪武三十年　丁丑）　公元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　戊寅）公元1399年‘（建文元年　己卯）　公元1400年（建文二年　庚辰）　公元1401年（建文三年　辛巳）　公元1402年（建文四年　壬午）　第二章　永乐元年癸未至天顺八年甲申（1403-1464）共62年引言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　癸未）公元1404年（永乐二年　甲申）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　乙酉）公元1406年（永乐四年　丙戌）公元1407年（永乐五年　丁亥）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　戊子）公元1409年（永乐七年　己丑）……参考文献人名索引

章节摘录

　　《全闽诗话》卷八《谢肇浙》：予观闽中诗，国初林子羽、高廷礼以声律圆稳为宗，厥后风气沿袭，遂成闽派。大抵诗必今体，今体必七言，磨砣娑荡，如出一手。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戊申）　　正月　　朱元璋登基。《明史》太祖本纪：“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日明，建元洪武。”《明太祖文集》卷一《即位诏》：“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人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部蛮夷，各处寇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勉循舆情，于吴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日‘大明’，以吴二年为洪武元年。是日恭诣太庙，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立太社、太稷于京师。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四：“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正月乙亥，上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日‘大明’，建元‘洪武’。遂诣太庙，追尊四代祖考。丁丑，大宴群臣于奉天殿。上日：‘吾观史传所载历代君臣，或君上乐闻忠谠而臣下循默不言，或臣下抗言直谏而君上饰非拒谏。比来朕每发言，百官惟讷而已。其间岂无是非得失可以直言者？自今宜尽忠谠，以匡朕不逮。’辛丑，命廷臣兼东宫官。先是中书及都督府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奏以太子为之。上曰：‘元人事不师古，设官不以任贤，惟类是与，岂可取法？且吾子年齿未长，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傅，博通今古，他日军国重务，皆令启闻，何必效彼作中书令乎？’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属，上日：‘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东宫官，非无谓也。尝虑廷臣与东宫属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江充之事，可为明鉴。朕今立法，令台省等官兼东宫官赞辅之。父子一体，君臣一心。’于是以李善长为太子少师兼詹事，冯胜兼副詹事；杨宪、傅谳兼府丞；徐达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邓愈、汤和兼太子谕德；章溢兼太子赞善；大夫刘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谕善长等日：‘朕于东宫，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听断不明，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宾客、谕德等官，以辅成太子德性。且选名儒为之宾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诘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狃于安逸，军旅之事多忽而不务，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不可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