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观念史稿（卷五）

出版时间：2009年8月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美]沃格林（Voegelin,E.） 著  页数：339  译者：霍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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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卷5):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是重要的学术著作，这不仅因为它分别论述了不同的思想家和学说，而且也因为它详细考察了构塑现代观点的那些经验。不管这种观点是否可以被适当地描述为灵知主义，支持这样一种分析的部分材料，在《政治观念史稿(卷5):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中都是第一次出现。如果现代性就是灵知主义，如果灵知主义意识，确实要求人们有意否定现实向它的超越基础保持开放这样一种经验，那么仍然有一个待解之谜——为什么人们会选择这样一种否定？为什么这样一种行动会被如此多的人接受为一种新的文明秩序的基础？当沃格林开始远离对作为秩序的历史的历史秩序的研究，而在后来努力要发展一种关于人类意识的理论时，关于这些决定背后的动机的问题，对沃格林后来的著作来说，就变成更为中心性的问题。不过，这两个任务必然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人类的意识总是特定的、具体的个人的意识。因此，要发展一种一般的意识理论，这样的个人的智识(intellectual)和精神“活动”就成为有待研究的材料。故而，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对理解现代意识来说属于必需的许多材料都包含在本卷的内容之中。

作者简介

作者：(美)沃格林(Voegelin E.) 译者：霍伟岸 编者：刘小枫

书籍目录

中文版出版说明(刘小枫)英文版编者导言第五部分 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卷四续)第二章 大混乱之二：决定与立场一、问题概述二、拉博埃蒂三、反君主主义潮流四、耶稣会思想家第三章 英国——胡克一、英国政治思想的开端二、国家的封闭三、异口同声四、胡克的基督教国家五、清教徒的肖像六、法律哲学第四章 政治体间关系——维多利亚一、国际主义二、宏伟蓝图三、国家间法的概念四、国家间关系与文明间关系的区别五、正义战争六、帝国主义的法律技术七、维多利亚其人八、文明间关系的后续发展第五章 历史与自然中的人一、现代性问题二、波焦三、鲁雷四、占星术五、宇宙论六、第谷七、数学八、布鲁诺九、无限性的观念及其应用第六章 博丹一、地中海的现代性二、著作风格三、博丹的宗教——传记资料四、《给让·巴图的信》五、弥足珍贵之死六、纲要七、上帝、天使与人八、宗教宽容——《七人宗教对话录》九、历史十、博丹：别篇英汉对照索引译后记附录：《政治观念史稿》(1-8卷)总目录

章节摘录

(三)对宗教运动的吸收在描述反君主主义潮流的时候，我们再次面临这个问题：宗教改革打断了在政治上朝启蒙的世俗主义发展的进程。在某个特定的方面，尚未受到16世纪宗教运动影响的那些著作是前现代的，与此同时又受到一种启蒙的现代思想(modernism)的轻微影响，而这种现代思想更像是17和18世纪的特征，而不是它们自己那个时代的特征。萨拉姆纽斯的著作就属于这一类。它属于一条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盛期的传统脉络。对于一种内在于世界的政治体(world-immanentpolity)的思考，在亚里士多德一阿威罗伊的影响下开始于13世纪；我们已经研究过在意大利进行的长期的人文主义的准备，这种准备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臻于顶点。通过对一个世俗政体的自治性存在的集中关注，《论统治》继续了这种演变。在萨拉姆纽斯的观点中，教会和帝国并没有比在佛罗伦萨历史学家们的思想中拥有更多的职能。尽管这本书出版于1544年，但宗教改革的各种问题却被忽略了。在历史环境的压力下，这种独特的世俗主义必须让位了。宗教改革是一个事实；群众的宗教运动已经在政治上发挥了影响力；这部使自治的政体脱离基督教意义背景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要重新来书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反君主主义的作者们——他们推动着这个潮流——有意要把一个世俗政体与一个基督教社会隔离开来；他们的意图经常是相反的。不过，对上帝的子民可以反抗异端的国王的论证，[45]与对没有上帝的人民可以反抗世俗的国王的论证，其实是同一个论证。当国王法(lexregia)被用作一则理据，证明人民有权剥夺国王的权力——只有在他行为良好的时候，这种权力才能够被授予一时，无论这则理据是被一个支持宗教改革的世俗论者还是被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提出的，都不要紧；这样的论证累积起来的结果，就是人民主权的观念。这一点需要特别加以重视。虽然宗教改革打断了政治思考的世俗化趋势，但它并未打断——相反却加强了——其中本已存在的民粹主义(populist)成分。特别在反君主方面，加尔文关于政治体的神权政治观念与狭义上的、16世纪70、80十年代的反君主主义者的反王权思想如出一辙。当神权政治的内容从加尔文的政治学说中被去除之后，仍然有一种世俗化的人民主权的观念——但是不同于前宗教改革时期马西利乌斯的那种类型的思考，因为“人民”已经吸收了那些宗教运动的实质。通常，在关于政治观念的史学中，由于过于强调“学说”的要点，这种问题的连续性反而被模糊掉了。加尔文对世俗权威的态度，在传统上被等同于他的不抵抗学说，而严格意义上的反君主主义文献则被看作是与加尔文的重大决裂，因为它们倡导对异端国王的暴力反抗。如果不抵抗学说和抵抗学说以这种方式被隔离开来，那么显而易见，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从一个向另一个的转变，必然被看作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决裂。但是，如果不把不抵抗学说隔离起来，而是把它放到这样的背景中，即加尔文对他的普世教会的著名的激进主义的想象再造中，那么它就会落到基督徒——他们遗感地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反对加尔文教会的统治者的统治之下——的行为准则的层面上来。这种局面是令人遗憾的；它不是“正常的”；“在正常的情况下”，统治者应当本人就是这个教会的一个成员，民政权威(civilauthority)应当服从于精神权力。因此，不抵抗不只是一个学说的问题；它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要强调一个宗教行动者——他想要生活在一个神权统治已经得到实现的国家里——的激情结构中原则的重要性。如果把反君主主义者对一个异端国王的抵抗与抽象的不抵抗学说联系起来，那么它看上去就像是与最初的加尔文主义的一种决裂；如果把它与加尔文神学政治的[46]想象再造联系起来，那么它看上去就像是我们可能期待一个神权统治的信仰者在环境不利的时候所采取的策略。

后记

这不是我第一次翻译沃格林的作品。此前我花了一年的时间翻译了沃格林后期的著作《秩序与历史第一卷·以色列与启示》的第二章至第十三章，篇幅约为这本书的两倍。《秩序与历史》是沃格林以令人钦佩的精神舍弃了他已经写完的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的研究计划之后，另起炉灶，从“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的角度来重新探索人类是如何对他们所认知的秩序真理进行符号化表达的历史过程的。与《政治观念史》相比，《秩序与历史》更为晦涩，理论话语更为抽象。因此，我翻译沃格林作品的过程是先难后易，由于在翻译《秩序与历史》的时候已经充分领教过了沃格林的思想深度和语言特征，因此《政治观念史》的翻译相对来说成为一个轻松惬意的过程。而且，我也由此更深地领会到，原来沃格林的《秩序与历史》是建立在如此深厚的积淀的基础之上。当然，我并不是说《政治观念史》浅显易懂，译者很容易把握，而是说相对于《秩序与历史》来说，它的结构更为简洁清晰，行文更为流畅，作为一本草拟中的政治观念史教科书，它对很多理论点到为止，不过多深究，是我们学习西方政治思想的不可多得的入门佳作，同时，它的很多精辟评论也足以启发专门研究者的智慧。回想起来，我在2005年9月最初先接到翻译本书的任务，但是在刚刚开了一个头之后，又把翻译的重点转向《秩序与历史》第一卷，直至后者完稿之后，才在2006年年底的时候重新开始此书的翻译。可以说，在我博士就读的前两年，翻译沃格林的两本书成为我完成培养计划规定内容之外的主要任务。我的导师李强教授是这项庞大的翻译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也是目前国内对沃格林的思想研究最为深入的学者。李老师深知沃格林的作品艰深难译，为了让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沃格林的思想，他专门为此开设了沃格林思想的博士生讨论课，并且邀请了诸多国外的沃格林研究专家来北大讲学，与我们共同讨论。很多关键的术语，我们都是通过这样的讨论逐渐清晰化的，尽管我们仍然不能说对此有十足的把握，但每一次对译词的修改都意味着理解上的深化。这个过程不仅是我们深入理解沃格林思想的过程，而且也为我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7年7月我飞赴伦敦，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访学生活。由于当时正值学校暑假，我就把翻译本书的主体部分作为暑期生活的主要内容。本书讲述的是16世纪欧洲的政治观念史，着重探讨的是宗教改革对政治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对现代性观念的催生。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洛克的权利理论，而本书的内容刚好构成了我的研究的智识背景。可以说，无论从视野、方法还是观点上，我的博士研究实在从沃格林那里获益匪浅。本书的出版凝结了很多人的智慧与辛劳。除了李强老师、与我一同致力于沃格林作品翻译工作的各位同门，我还要特别感谢来北大讲学的沃格林专家JurgenGebhardt教授和JamesRhodes教授，他们对沃格林著作精到而深刻的理解为我的翻译工作扫清了很多障碍。此外，我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刘丽霞女士，她认真细致的编辑工作使本书避免了很多疏漏和错误。张新刚博士和张奠同学帮助我解决了很多拉丁语翻译的问题，在此一并致谢。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婧琦，她的爱和鼓励一直是我休憩的港湾和不竭的动力。译事艰难，落笔行文总有战战兢兢之感。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本书的译文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错讹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编辑推荐

《政治观念史稿(卷5):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是对沃格林千页遗稿的完整翻译。《政治观念史稿(卷5):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的问题意识是：西方的现代性已经走到如此可怕的穷途，但现代性究竟怎么回事情、又是怎么来的？出生于自由主义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这部“史稿”全面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启蒙传统观念。 重新认识西方大传统是我国学界和大学教育的世纪性根本课题之一，且迫在眉睫……除非中国学人已经打算在西方现代性思想中安家并与某个现代或后现代“大师”联姻生育后代，否则我们就得随时准备从头开始认识西方传统——就此而言，沃格林的“史稿”将是我们可能会有的无数次从头开始的诸多契机之一。